第5版(理论)
专栏：
事实的记录和历史的见证
——写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即将出版之际
李侃
在整个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民族灾难中，没有哪一次比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更巨大、更深重了；而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说，也没有哪一次反侵略战争比这次反侵略战争付出牺牲更多、代价更大，而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时光流逝，风云变幻。现在，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已经将近六十年；距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也已经五十多年。在战后的四十多年间，中国、日本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是时代的前进，世势的变迁，时间的推移，都不能湮没历史。日本帝国主义这次历时14年、空前规模的侵华战争，曾把亿万中国人民投入苦海，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推进深渊。它给中日两国人民都造成了灾难，也给中日两国人民都提供了惨痛的经验教训。中国有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温这段历史，严肃地科学地研究这段历史，不但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也都会从中得到教益，对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在侵略战争中身受其害的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和平的可贵，才能真正理解和平与发展这一当今世界的历史主流。
深入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也同研究任何一个历史过程和任何一种历史现象一样，一个必不可缺的基础和条件，就是首先要弄清事实。然而弄清事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像历时14年之久的日本侵华战争这样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等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事实，要具体地弄清楚，更是一件艰苦细致的劳动。因为有许多事实真相，被侵略的决策者有意地隐匿起来，或者用人为烟幕掩盖起来，或者加以种种粉饰和歪曲。因此，发掘、清理、鉴别、核实历史资料，就成为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许是因为资料分散，搜求不易，或者是由于工程浩繁，望而却步，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于从1931年到1945年这一时期的日本侵华的历史，还没有一部比较全面、比较系统而又具体翔实的资料出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等三个单位决定利用各该单位所藏档案的有利条件，调集了一批专业人员，又取得了一些史学专家和有关单位的支持，通力合作，着手编辑一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这是一部大型的系列档案资料丛书。全书计划编成15册，按专题分卷，共约800万字。已经确定的专题有：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伪满洲国、汪伪政权、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制造的历次大惨案、日伪在东北的法西斯统治、日军在华北的“大扫荡”和在华东等地区的“清乡”、南京大屠杀、细菌战与毒气战等等。其中《九·一八事变》和《细菌战与毒气战》将于年内出版。今后每年可出二卷至三卷，大约用五、六年的时间，可以出齐全书。
这是一部资料价值很高的书，它所披露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从未公布过的档案。因此，也可以说是研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1931——1945）必备的第一手资料。
说到日本侵华的档案，应该说现存档案已经很不完备了。因为日本侵略者在战败投降当时，为了销匿罪证，已经烧毁了大量档案。然而，侵略时间如此之久，波及的方面如此之多，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如此之广，而侵略的手段又层出不穷，企图用一把火消弥全部侵略罪证，当然是不可能的。现在中国各地的一些档案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但仍收藏着相当数量的档案，而且还有当年日本战犯和傀儡政权重要头目的亲笔供词。因此，把现存档案中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所留下来的文告、协议、各种各样的情报材料、电报，以及中日交涉的有关文电等等加以分类排比，再用战争罪犯的供词加以印证，一幅比较具体清晰的侵华历程表和一幅用火与剑宰割中国的血腥历史图卷就展现在人们面前了。
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这部档案资料中所收录的战犯供词。现在这些当年的战争罪犯，或者早被释放，或者已不在人间，但是他们在供词中却相当真实而具体地留下了不可代替的侵华记录。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些供词中，虽然有许多侵华战犯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流露了悔罪的表示，然而却很少有抽象的“检讨”和表示“认罪”的文字，供词的主要内容是讲述他们参与侵华的具体事实，有些简直就是他们亲身经历的回忆。例如，河本大作这个人，人们都知道他是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和主持者。自从步入日本军界不久以后，他的整个一生可以说与侵华活动相终始。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先后以日本派遣军参谋、参谋本部随员、公使馆武官等身份，多次在我国的汉口、成都和北京等地搜集军事情报，并插手和帮助谋划军阀之间的争夺混战。1927年7月作为当时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随员参加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这次会议的基本内容，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及关东军首脑、驻北京公使、驻奉天总领事等，密谋策划如何解决“满蒙问题”和怎样对待张作霖及其军事力量问题。后来由于关东军对田中内阁的侵华动作“迟缓”深感不满，独断作出炸死张作霖的决定。当时身为关东军大佐参谋的河本大作就主动参与并且直接指挥了这一罪恶行动。1930年以后，他虽然脱离了日本军界，但是仍然一直活动在关东军和日本在伪满和山西的重要侵华经济机构，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之后，他仍然与阎锡山互相勾结，并担任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又实际操纵战败后在华日军的所谓“残留活动”。另外一个与河本大作情况大致相同的佐佐木到一，此人从1918年就参与了日军侵略我国山东省青岛的活动，此后十年间，先后在广东、北京、南京等地，以日本参谋本部参谋、驻北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日本与南京政府联络官的身份，以各种手法，搜集中国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可以说是一个职业军人高级间谍。以后历任伪满洲国军事部顾问、日本侵华军的旅团长、师团长和宪兵司令官。像河本大作和佐佐木到一这类人物的供词，就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其他记载的日本侵华“内幕”情况和具体事实。当然供词在某些细节上也可能不那么完全准确，但是把许多供词和各种档案材料、文字记载对照起来看，事情的真相就比较清楚了。
远的不说，从1894年到1945年这整整半个世纪的中日关系史，特别是从1931年到1945年这14年的中日关系史，铁一般的事实表明，就是一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对于这段历史，不但身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记忆犹新，创痛未愈，而且往事历历，文献俱在。不忘历史、正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现在和创造未来。和平友好，是中日两国人民不可逆转的意志和潮流。任何出于不利中日两国友好的动机，以各种借口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翻案，否认侵略、篡改历史的企图，都是妄图一手遮天的徒劳之举。既成的历史事实，绝对不会被人造的谎言所改变；昭然在目的历史是非，绝对不会被别有用心的篡改所颠倒。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是清醒而理智的，这种清醒和理智来自现实，也来自历史。难道酷爱和平、致力于发展的中日两国人民，能够容许给他们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重演吗！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对中日两国人民，都是生动的历史教材。它的编辑出版，将会受到中日两国以及世界有关历史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关注。因为它会大大充实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并且有助于加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
第5版(理论)
专栏：党史人物
归国华侨李子芳
李子芳是旅居菲律宾的华侨，回国后投身革命，历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他英勇奋斗，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李子芳出生于华侨家庭，父母早逝，家境贫寒。14岁时，他只身跟随乡亲南渡，在菲律宾马尼拉当学徒，后入中西学校半工半读。在菲律宾期间，李子芳接触到许多进步书报，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1927年初，在国内大革命高潮中，李子芳回国。
回国后，李子芳一面继续求学，一面寻找革命道路。他积极投身于反抗黑暗旧社会的斗争，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和革命互济会组织，在闽南一带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2年5月，李子芳经厦门互济会介绍，赶至漳州参加毛泽东亲自率领的中央红军东路军，先后分配在红四军组织部和红一军团组织部任干事。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激烈战斗中，李子芳经受了锻炼和考验，于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10月，李子芳随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虽出身学生，又是海外归侨，但他非常能吃苦。在长征路上，他尽力关心帮助战友克服困难，关心群众的危难疾苦。部队过湘江时，一位老乡被敌机炸伤了，李子芳立即拿出急救包为其包扎，并送给半袋大米，周围的群众深为感动。行军中，人们总可以看到李子芳或者搀扶着战友行进，或者帮战友背行装、打草鞋。他还常利用空隙给战友讲解天文、地理、历史、航海等多方面知识，丰富和活跃了紧张艰苦的行军作战生活，备受大家称赞。同志们雅称他“大学生”，把他当“大知识分子”看。在长征途中，部队大量减员和补充，干部频繁调整变动，李子芳总是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协助首长做好军中各项繁重复杂的组织、政治工作，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由于李子芳对革命忠心耿耿和在斗争中显示出突出的才干，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他先后被擢升为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延安抗大第三期学习的李子芳，奉调担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在新的岗位上，他继续保持和发扬了红军时代的光荣传统和优秀品德，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同志对人民则有着深挚的爱。李子芳有一句名言：“组织部是干部的家”。他对工作一丝不苟，严格要求干部执行党的政策，又放手让干部大胆工作；他知人善任，关心爱护同志，特别能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曾专门从战地服务团挑选许多知识青年充实各部机关。
李子芳有较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但他毫无架子，平等待人，作风正派民主；他坚持原则，不姑息错误，但也从不发脾气训人，而是耐心细致地启发帮助；对于来访的同志，他总是热情接待，细心倾听意见。如发现有谁对来访者不耐烦时，他会立即提醒：“说话为什么那么不耐烦？组织部是干部的家嘛！”在李子芳领导下，新四军组织部民主团结好，办事效率高，对于皖南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作用。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前，军部领导决定先把老弱病残的指战员撤至江北。李子芳因阑尾炎开刀不久，且患有较严重的肺病，军部领导要他与其他体弱的同志先撤，但他坚持与部队一起行动，同时，领导组织部队迅速办理其他先撤人员的组织手续，使他们顺利渡江撤至敌后。皖南事变爆发后，我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军部领导再次决定李子芳先行撤出。但他坚决表示：“我从来没离开过部队，要死，就和大家死在一块！”在七天七夜的恶战中，他虽然不时口吐鲜血，仍始终坚持与部队一起冲杀。当战斗到了最后关头，叶挺军长下令分散突围，李子芳立即指示所率人员“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夺血路而走。”并且勉励大家：“不管情况如何，对革命不要灰心丧气……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远的了。”
1月13日，李子芳与青年科长陈惠（泰国归侨）等十数人冲出石井坑，冒着枪林弹雨向外突围。但是，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下，他们没能逃出虎口，陈惠等同志壮烈殉国；李子芳因身体十分虚弱跑不动，与警卫员等数人不幸被捕。在被押解途中，李子芳告诫被俘战友要坚持党的原则和抗战到底的立场，并且坚定地指出：“事情并未了结，我们还活着，要坚持气节，坚持斗争”，要求大家团结一致，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李子芳与其他被俘战友被囚禁于江西上饶集中营。起初，李子芳与部分难友被囚禁于叶挺军长囚室近邻的一个牢房里。他们经常利用机会向叶挺传递纸条，报告牢中情况及同敌人斗争的决心。后来，李子芳与军政治部秘书处长黄诚、军医处副处长王聿先、五团团长徐锦树、敌工科长陈子谷（泰国归侨）等，被移押至石底监狱。
在石底监狱，李子芳组织了秘密党支部，他被推选为支部书记，领导了狱中斗争。他带领战友总结“皖南事变”的沉痛教训，用红军长征的英勇事迹教育与鼓舞大家去争取狱中斗争的胜利；他还经常与黄诚吟诵文天祥的《正气歌》，用“生死安足论”，“凛烈万古存”等壮烈诗句，激励难友们坚持革命气节，斗争到底。
为了党和革命事业，李子芳主张力争越狱，同时也指出要作最坏的打算，“斗争到底、准备牺牲”。至于他自己，他考虑到身体不好，越狱跑不动，而敌特们也不会放过他，便对大家说：“我从被捕开始就作了牺牲的准备的”，“只可惜我为革命做的工作太少了！”李子芳的肺腑之言和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同难战友，大家团结一心，经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和考验，粉碎了国民党特务一次又一次的诱降、逼降活动，不断取得狱中斗争的胜利。经李子芳和党支部的组织和批准，徐锦树等三位身体较好的同志，举行了有计划有准备的越狱斗争；陈子谷、王聿先等后来也相继参加了著名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
1942年春夏之交，日军大举进逼浙赣线，国民党军队再次溃退，上饶集中营决定撤往福建。刽子手们在逃跑之前，将李子芳和黄诚等同志残杀于狱中，当时李子芳年仅32岁。
（郑山玉）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北宋哲学史》评介
李改章
最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石训、姚瀛艇、刘象彬等著的《北宋哲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北宋哲学的断代专著。
本书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北宋时期哲学思想演变的轨迹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再现了北宋哲学发生、发展的全貌。本书对北宋前期的哲学思想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对北宋时期的几个重要哲学家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对北宋后期各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介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过去的哲学史著作对北宋哲学的研究，往往局限于王安石、张载、三苏、二程几个人物，其实王安石已处于北宋的后期。北宋前期哲学家甚多，如邢昺疏解《论语》、孙奭疏解《孟子》，都收入《十三经注疏》，影响不在三苏之下。又如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著有《易义》，主张“随义而发”；欧阳修撰《易童子问》，首倡《系辞》非孔子所作之说；胡瑗有《周易口义》（倪天隐述），主张“以义理说《易》”，实开有宋以来以义理说易之宗。这些著作中都蕴藏着丰富的哲学遗产，但过去却很少人问津。这些空白和不足，在《北宋哲学史》中大致得到了弥补。
重视对北宋前期哲学的研究，有利于揭示唐宋哲学的因缘演变，有助于说明理学的兴起。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部书有一种新的见解，认为北宋思想战线上的首要任务是改造旧儒学，发展新儒学，对伦理纲常进行新的论证。因此，反映在哲学领域前期主要讨论天人关系，后期主要讨论理气关系和心物关系，围绕
“理”这个问题展开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大争论。每一阶段的发展变化又都和北宋社会矛盾和政治形势的发展戚戚相关，也和学风的转变紧密相连。
本书对重要人物的剖析富有新意。如对二程哲学思想异同点和渊源的分析，就有一种新的见解：程颢吸收了禅宗关于“佛性”、“真如”的思想资料，把宇宙万物纳入“心”中，认为“天理”是人体贴出来的，从而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本论；程颐继承了华严宗的“理事无碍”说，把世界万物统一于精神性的“理”，从而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本论。这种观点说明作者自成一家，是有见地的。又如王安石、张载、邵雍等人的哲学思想，学术界历来都是有争议的，但作者不拘陈说，从史料出发，深入分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北宋后期荆公新学、关学、蜀学、朔学、濂学、洛学及其相互关系，本书也作了系统介绍。关于各个学派的研究，既注意了代表人物哲学体系的深入分析，也注意了各学派次要人物及其后学继承人哲学思想的挖掘和介绍，使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更加明确。关于各个学派相互之间的关系，本书认为，荆公新学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气本论”体系，比较严格地区别了“天道”和“人道”，发展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熙宁变法”和王安石“新政”提供了理论武器。关学在发展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方面与新学有共同之处，但张载在伦理观方面，抛出一篇《西铭》，把“天道”和“人道”联在一起，虽和他的“气本论”格格不入，却较荆公新学前进了一步。洛学远远胜过新学和关学，其奥妙在于二程体贴出了“天理”二字，以“理”统摄“天”、“人”，把“理”贯串于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伦理观等各个领域，构成一个精致的“理本论”体系，使哲学的中心问题由天人关系过渡到理气关系和心物关系，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变迁。
这部书在有些地方显得比较粗糙，对个别人物的哲学思想深入挖掘和分析不够，对规律的揭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这些都有待于作者继续努力。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晓亮主张：
把股份制和合作制适当区别开来
晓亮最近撰文说，在我国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中，应注意把股份制和合作制适当区别开来。他认为，股份企业是以资本或资金为枢纽而组织起来的，是资本的结合体。其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或者是兴办重要的事业。合作制则不同。它是手工业者、农民、其他劳动者或一般居民和消费者，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组织起来的生产、消费和资金的互通有无的组织。但组织起来没有生产资料不行。因此就有必要携带一定的生产资料，或把自己的生产资料作价归公使用，有时也要通过集资入股的形式筹集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实行的入股分红，则是为了鼓励大家集资入股的积极性，同时处理好不等股金和资产的矛盾。这样的企业虽然也要获取一定的盈利，否则它就难以发展，但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己成员的需要。另外，股份制企业的股票一般是不退股的，但可以买卖和转让；合作社集体企业可以有股份，但不一定发行股票，分红应当受到限制，可以退股。晓亮还说，把股份制与合作制适当区别开来，就是要把只在职工中集资入股分红，或者主要是在职工中集资入股，在企业外部只有少量股份的集体企业股份，都看成是合作制而不是股份制。要真正按照合作制的原则来办集体企业。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龚大时提出：
要用生产力标准评价企业家
今年第十三期《企业家半月刊》发表了龚大时的《用生产力标准评价企业家》一文。文章指出：这种评价企业家的生产力标准，与传统的政治标准在适用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第一，传统的政治标准是把企业家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来考察，而生产力标准则把企业家当作从事某种职业的专家来考察。第二，传统的政治标准要求企业家必须遵循“下级服从上级”的准则，不折不扣地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和意图，生产力标准却要求企业家有创造精神、开拓精神和独立自主、不随波逐流的人格，甚至还允许有超常规意识和行为。第三，传统政治标准要求企业家如同官员一样遵守“清廉”训戒，生产力标准允许企业家使用灵活变通的交际手段。第四，传统的政治标准要求企业家成为道德上的完人，生产力标准则不苛求企业家的道德水准。第五，传统的政治标准允许企业家可以没有大的作为，但不允许犯一点错误，生产力标准则偏重于企业家在经济效益上的整体贡献，而不过多计较其小的闪失或局部的失误。第六，传统的政治标准偏重于规范企业家的行为，而生产力标准不规范企业家的行为，只注重对行为结果的考察。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中英学者在京举行暑期学术交流活动
由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八月一日在北京正式开学。
这个学院每年将邀请四至五位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来华系统授课，并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以开阔哲学研究人员的眼界，提高中青年学者的哲学素养和学术水平。中英两国有名望的学术界和社会人士都十分重视这项学术交流活动。英国著名人士伯林爵士、哈尔斯伯里伯爵、昆顿勋爵、斯特劳森爵士，中国著名人士于光远、汝信等为该学院赞助人。
据学院中方负责人介绍，中英暑期学院今年课程的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任教老师是彼得·斯特罗森、亚当·莫顿教授等。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