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倡导科学精神 普及科技知识
科协积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群众化社会化多样化科普活动遍布各地
新华社北京八月五日电 （记者卓培荣）中国科协和所属组织几年来坚持把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努力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积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这个拥有四百多万专业学会会员和四百多万科普协会会员的群众团体，已经成为一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社会力量。
科协的广大工作人员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要积极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思想的。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既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推动人们思想进步的巨大力量。科技工作者的各项工作，如倡导科学精神，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科技进步，既与物质文明相关，也与精神文明相联。因此，要把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摆到同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一样重要的位置上。
本着这样的认识，中国科协几年来在科技界积极倡导了“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同时在科协系统广泛树立和发扬民主精神，提倡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之间开展学术争鸣，支持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思想。这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发生了良好的影响。
群众化、社会化、多样化的科普活动和思想知识促进工作，已经成为科协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办法。数以万计的科技工作者几年来深入到工厂、学校、街道和农村，通过宣传科普知识、放映科教电影、举办科普展览等，把现代科技文明传播到广大群众中去。在上海等一些城市，以“科普之春”、“科普之夏”等命名的科普月、科普周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福建等地，名为“月谈会”的活动和各种科技讲座，沟通了科技人员同领导机关的联系，提高了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全国厂矿企业，围绕技术进步和
“双增双节”，在工程技术人员中开展了“讲理想、比贡献”竞赛活动，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农村，坚持治贫和治愚相结合，用科学技术改变落后和愚昧，促进了农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青少年中，各种课外科技活动开展得更是活跃，这几年仅科协组织的青少年夏令营活动，每年都有几十万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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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又成功发射一颗卫星
完成科学探测技术试验将按计划返回地面
卫星上搭载有联邦德国三家用户试验装置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记者许志敏）8月5日16时30分（北京夏令时），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一颗科学探测与技术试验卫星。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星上仪器工作正常。卫星将按计划在进行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后返回地面。
在这颗卫星上还装有联邦德国三家用户的试验装置。这是继去年8月向法国马特拉公司提供微重力试验后，我国卫星第二次向国外用户提供搭载服务。
联邦德国、瑞典、法国、美国的有关用户和公司的代表，在发射现场观看了卫星发射实况。（附图片）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正在点火起飞。
邹 毅摄于科工委指挥所传输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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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赵紫阳要求沿海地区加强司法工作
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法律服务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记者周长新）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最近提出：沿海地区要重视加强司法行政工作，加强律师、公证和乡镇法律服务工作，这是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加快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保证。
这是赵紫阳在司法部一份报告上批的一段话。今天，司法部部长蔡诚在正在此间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上传达了这一批示。他要求司法部门的同志认真领会这个批示精神，充分发挥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作用，积极主动地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法律服务，努力为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蔡诚强调，沿海地区的律师和乡镇法律服务工作者要积极主动地深入到外向型企业中去，通过担任法律顾问，运用代理、咨询、公证等手段，帮助他们解决经济活动中遇到的各种法律问题，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公证机关要不断开拓新的公证领域，通过资信调查，审查合同的真实性、合法性，完善合同条款，提高履约率，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谈到健全沿海地区法律服务机构时，蔡诚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和发展速度，各律师事务所都要专设涉外经济律师，有条件的地方，要开设专门的涉外律师事务所；在设立经济开发区的地方，可成立开发区律师事务所；凡有外向型经济的乡镇，要尽快把乡镇法律服务机构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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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基本结束
四十三万名毕业生将陆续走上工作岗位
本报讯 198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分配派遣工作到7月底已基本结束，全国45.7万名毕业生，除考取研究生2.3万人以外，43万余名毕业生将陆续走上工作岗位，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今年的分配工作提高了“透明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扩大了让用人单位到学校公开招聘录用毕业生的范围；许多学校在国家计划和分配方针原则指导下，采取“三公开”的分配办法，将学校分配方案公开，将学生在校期间德智体考核的成绩公开，将特殊困难需要照顾的公开，作到了公平合理。据了解，绝大多数毕业生对今年的分配工作是满意的。各地普遍反映，今年分配到基层的毕业生比历届都多，山西、湖北等地区的高校有80％以上的毕业生分配到了基层单位，山西农大有90％的毕业生分配到了县和县以下单位，受到了基层用人单位的欢迎。
在今年毕业生分配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由于社会需求发生了一些变化，加上一些知识面窄的专业，社会需求不大，分配有一定难度；少数用人单位对已经协商落实的分配方案，在毕业生派遣时还有变动；一些用人单位不愿接收女大学生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长线”专业或学习成绩差而个人期望值比较高的毕业生，个别也有难分配或被退回的现象；有的学校也存在不按协商计划派遣毕业生的问题，等等。有关部门和学校正在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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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平反四起三十年代重大错案
新华社莫斯科8月4日电 据塔斯社今天报道，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对30年代的4起重大错案平反。这4起案件是：
——1932年至1933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案。此案牵连留京、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30人。他们因被指控为在苏联筹建反革命组织而被判处不同程度的徒刑。
——1935年1月的“莫斯科中心”案。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19人因被指控参与杀害基洛夫而被判处不同程度的有期徒刑。
——1936年8月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叶夫多基莫夫等14人以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判处极刑。
——1937年1月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案。皮亚塔科夫等15人被枪决，还有两人被判徒刑。
塔斯社说，苏联最高法院最近对这4起案件重新审理时查明，所谓的4个组织都不存在，对它们的指控毫无根据。苏联最高法院决定取消原判，为4个案件涉及到的所有人恢复名誉。
在此之前，上述案件中的一些人已获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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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鉴于约旦断绝同约旦河西岸法律行政关系
巴解组织准备在西岸发放护照
新华社科威特8月4日电 科威特报纸今天援引巴勒斯坦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鉴于约旦国王侯赛因7月31日宣布断绝同约旦河西岸的法律和行政关系，目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准备为这一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发放护照。
报道说，约旦最近对西岸采取的行动迫使巴勒斯坦官员加速发放护照的工作。
报道说，巴勒斯坦有关部门正在寻求克服现存的工作障碍，以确保发放护照工作的进行，但巴勒斯坦人的护照并不取代巴勒斯坦人的旅行证件，一些发放旅行证件的国家允许巴勒斯坦人有居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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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启立王震等在北戴河看望度假教师
李铁映代表李鹏和国家教委表示慰问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记者吴会劲）党和国家领导人胡启立、王震、李铁映、芮杏文、习仲勋、方毅、康克清今天下午来到北戴河国家教委教工活动中心，看望正在这里度假的全国优秀教师夏令营的老师们。
国家副主席、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长王震对教师们说，今天，我们来看望培养中华人民共和国年轻一代的灵魂工程师，非常高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作为培养青少年的“园丁”，教师是最光荣的职业。我向大家致以亲切慰问。
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代表李鹏总理，代表国家教委向教师表示慰问，他说，教师是最受尊敬的人。当前党和国家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教育事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当然也要看到，教育事业在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尖锐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还不适应改革的形势，教育体制还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教师的待遇还比较低。这些情况中央都知道。正在积极研究解决，也一定能够解决。教师担负着振兴中华的重大责任，我相信广大教师是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的。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第一完小语文教师张美蓉向中央领导同志表示谢意时说：目前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作为人民教师我们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要依靠教育。21世纪的人才是从我们执教的课堂上走出去的。我们决不辜负党和国家的重托，把毕生精力献给教育事业。
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柳斌等陪同中央领导同志看望教师。
这次全国优秀教师夏令营共有4个营区，北戴河主营有来自黑龙江、辽宁、吉林、陕西、内蒙古、福建、四川的近100名中小学及幼儿教师，他们中大多数人受过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级的奖励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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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本报评论员
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过渡。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是创建一种新的文明，其中当然包括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而科学技术正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新文明的一块重要基石。
近70年前，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火炬在暗夜的中国点燃的时候，就高擎过“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与近代大工业伴生的近代科学技术，代表着一种新的文明。早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大厦刚刚构筑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看到了它是建设新世界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本身是一位出色的革命者与建设者。它作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手段，能创造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它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观念形态，又将深刻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等精神世界。
当前，我国经过了10年的改革开放，全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所必需的平等竞争和创新意识，正在成为新的时代风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正在成长。但是，在新与旧的激烈冲突中，社会上一些封建迷信、愚昧落后、丑恶腐败的现象时有抬头，狭隘、守旧的心态依然是改革的障碍。出现这些与精神文明相悖的东西，固然有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但也与我国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一定关系。在今天，加强科学的普及教育，在全社会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精神，开阔人民的视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一项基本建设。
普及科学知识和传播科学思想，必须依靠广大科技人员。拥有400多万专业学会会员和400多万科普协会会员的中国科协，多年来组织会员深入工厂、农村，举办讲座、展览，开办科普学校，扶贫与治愚并重，成为一支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可多得的生力军。我国有一支近千万人的专业科技人员队伍，在其周围还有一支更庞大的热心于科技的工农大军。他们一旦行动起来，再加上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一起行动起来，传播科技，传播文明，对我们的四化事业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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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杀害王淑琴的凶手李丹伏法
本报沈阳8月5日电 记者段心强报道：杀害沈阳市人民旅社总经理、辽宁省优秀女企业家王淑琴的凶手李丹，今天在沈阳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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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蛇口风波”答问录
曾宪斌
编者按：这是发生在半年多前的一场小小的争论，后来几家报纸作过报道。本报今天向读者介绍事情的经过及有关各方的意见，并且愿意继续为更多的同志参加议论提供一点版面，共同探索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
今年1月13日，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出席座谈的有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研究报告员李燕杰、曲啸、彭清一三位同志和蛇口近70名青年。对这个座谈会，新闻媒介曾广为介绍，至今余波犹存。尽管对这次对话褒贬不一，有一点却是共识：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风波的本身。
笔者于7月上旬和中旬，分别在北京和深圳，采访了李燕杰、曲啸、彭清一、袁庚等各方有关人士，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请他们各抒己见。为使读者得到客观、公正的事实，笔者将采访的答问实录分几个问题报道如下，其中的是非曲直，读者自会判断。
这次座谈会是“突然发难”吗？
问：不少报刊在报道这次座谈会时，说三位报告员“认为这次座谈会上有的青年‘突然发难’，把座谈会开成辩论会”，并且“把会议引向邪路”，实际情况如何？
李燕杰：说这次座谈会有点“突然袭击”，我想不过分。当时蛇口区请我们参观浮珐玻璃厂，根本没有提要开什么座谈会。据说这会是蛇口区团委主持的，可是当天陪同我们参观的市团委书记也一点不知此事。直到吃了晚饭，说是请我们去坐坐，却看见“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的海报。我想这至少是不礼貌的行为。我们几个为了不让青年人坐蜡，就进去了。
荆跃（招商局蛇口培训中心副主任）：在座谈会前两天，我曾向燕杰老师提出过，到了蛇口后与青年们见见面，他没有表示反对。
谢鸿（蛇口区团委副书记）：当时我们团委是受培训中心的委托组织这次座谈会的。至于几位老师会前知不知道，我想并不重要。既然是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和青年见见面，谈一谈，不是很正常的事么？至于说有意准备好要为难几位老师，这是绝没有的事情，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参加座谈的青年，包括发言的几位青年，都是自发而来的，二是我们连录音也没有准备，就是为了让气氛随便些。
曲啸：开始是谢鸿主持会议，请李燕杰和我谈了来到深圳和蛇口之后的感想。我和其他几位来深圳、蛇口时间都很短，感受最大、最深的是巨大的变化。深圳由几年前只有2万人的边陲小镇崛起为几十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1980年工业产值是6000万，而现在是57亿6千万。这证明了党的特区政策的正确，反映了特区劳动者的功绩。我和燕杰同志为特区建设者感到自豪，特别是为特区的青年人感到骄傲。就这样，燕杰谈了“美的风光，美的心，美的山河，美的人”，我赞美了特区青年不是断了线的风筝，而是腾飞的银鹰。我现在也不明白，这样说有什么不好，怎么就叫空洞？
彭清一：曲啸老师发言后，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开始气氛还算平稳，后来我们的发言经常被打断，我看很不正常。
谢鸿：其实类似这样争论起来的座谈会在蛇口是司空见惯的，比这更激烈的也有，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温元凯来到这里搞了一次对话，那辩论的程度比这次要厉害得多，可大家都习以为常。这里的青年思想活跃，敢想敢说，并不是要跟哪一位过不去。而三位老师的观念有些与蛇口人实在想不到一块，多提了几个问题是毫不奇怪的，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事后大家都议论说，这几位老师可能是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会上争论了哪些问题？
问：在这次座谈会，究竟在哪几个问题上发生了观念上的冲突？
曲啸：首先争论起来的是关于淘金者的问题。我在发言中确实提到，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我认为这就是极少数的淘金者。《蛇口通讯报》用了一个显赫的标题：《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而我现在也不承认，我的观念在哪里陈腐了。我认为内地有少数青年到深圳、蛇口来，目的不是为了创业，建设特区，而是图这里的生活好、工资收入多，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他们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做淘金者，并认为特区不欢迎这样坐享其成的淘金者，这有什么不对的呢？
彭清一：有位青年说：“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美国是美国，怎么能和我们特区相比呢？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搬来建设特区。
李云忠（蛇口招商进出口贸易公司青年）：曲啸他们在这里谈“淘金者”肯定没有市场，当时在会上我就讲了这样的意思：我们到蛇口深圳来为什么不能赚钱？“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就如个体户开餐馆，他们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上交税金，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我很赞赏《蛇口通讯报》一段话：蛇口的一切都是淘金者的血汗浇铸。
余昌民（蛇口经济发展研究室主任）：我们对曲啸关于“淘金者”的议论有隔世之感。如今在经济特区，想赚钱能赚钱被认为是有才能的表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表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被商品经济替代之后价值观念的变化。
郭海燕（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外国青年研究室主任）：我随几位老师参加了这个座谈会。我认为除了“淘金者”问题外，个别青年在几个方面就是有明显的错误言论。如有个青年说：“我们这个地方比较自由，山高皇帝远嘛！我骂你们几句，也没有会来管我的人，我的香港老板更不会炒我的鱿鱼。你们说要为祖国做贡献，我自己流血流汗赚的钱就应该我自己享受，为什么要给别人？”更有位青年说什么：“报上那些宣传我们非常反感，说什么深圳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有什么中国特色？深圳的特色就是外国的特色！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城市构造、它的企业经营方式，完全和外国一样。有中国特色，就说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要编造出一个中国特色来。”
魏海田（《蛇口通讯报》记者）：除此而外，还可以列举3个方面的不同意见：一，有位青年教育专家认为应大力提倡“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而蛇口青年认为“左”的阴影徘徊下的颤慄不应赞扬。在目前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应当承认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鼓吹那种无端占用他人劳动的“左”的残余。二，曲啸认为“在我们国土上跑着那么多外国车，我看到难受”为什么会这样，曲啸说是“我们落后”，蛇口青年认为这个回答太表面，落后是体制弊端造成的。而在目前开放的主题下，没有一点外国的东西是落后的表现。三，曲啸可以用“点燃人们心灵之火”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国的感情，也应允许蛇口青年通过体力劳动的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爱。不能随便给蛇口青年加上一顶“不热爱祖国”的帽子。
名片插曲和“材料”是怎么回事？
问：据报道，在“激烈争论中，一位赫赫有名的教育家显然不习惯这种座谈方式，对质问他的青年说：‘敢不敢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引起与会青年的笑声，这位青年当场递上名片。”会后，以“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名义起草了一份材料，认为与会青年有“较为明显的错误言论”，“整个气氛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那个递名片青年的名字也被上了“材料”。事实究竟如何？
彭清一：问名字的是我，不是“赫赫有名”的李燕杰。因为第二天我要应邀到深圳演讲，我认为这位青年的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就问他能不能把名字告诉我，允许我明天讲他的观点。这就像两人谈话互相询问姓名一样，很正常的，怎么会是质问呢？
郭海燕：那份材料是有，我写的，有什么责任完全由我来负。当时我为李燕杰等几位老师不平，特别气愤。正好深圳市团委书记请我帮忙写一个会议纪要，我就起草了这份《“蛇口座谈会”始末》，并点了那位递名片的青年的名字，但根本谈不上扩散，只是上报主管业务部门，这是正常的工作汇报，没有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当然，我有责任把个别青年的错误言论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魏海田：在那种气氛里用那样威胁的口吻问人家“敢不敢把姓名告诉我”，能说是正常的吗？作为目击者，我们感觉至少是不能平等待人，平等对话，而是居高临下，以教师爷的身份对不听话的学生的呵责。更为令人费解之处，是他们在会上表示“我们很满意你们的诚恳、直率，通过你们的信息反馈，我们觉得很有必要进行研究。至少以后不会刚到一地不深入研究就随便发表意见。”看上去很理解青年，而13日开的座谈会，15日就以“北师院青年教育研究所”的名义写出那份完全否定蛇口青年的所谓“材料”。以后又在各地的演讲中屡次把蛇口青年作为反面教材拿出来批，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气愤呢？
张梦飞（《蛇口通讯报》总编辑）：老实说，当初没有打算报道这件事，因为争论在蛇口的确很寻常，不值得。但第二天曲啸在深圳市演讲，专门用一段话来贬损蛇口青年，电视也放了，以后又冒出那份不那么光彩的材料，我们才感到不能沉默，要维护蛇口青年的声誉。报社年轻记者魏海田、王克朴正好参加了座谈会，提出了报道设想，才开始报道出来。
对这次座谈会应如何评价呢？
问：从《蛇口通讯报》2月1日初次报道这次座谈会以后，海内外先后有多家报纸刊物作了报道或转载。一些文章说：“这次座谈会标志着过去那种‘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传道、授业、解惑的方式已告结束”，“青年已不再迷信权威”，“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方式和观念都要更新”。对这次座谈会及其有关的报道究竟应作何评价呢？
袁庚（蛇口招商局董事长）：有两点可以明确表态：一，既然不是到这里来传经送道，就不能只允许一家之言；既然是座谈，就大家都可以谈。曲啸、李燕杰同志可以有自己的观点存在，也应该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但有一点要讲清楚，我们不欢迎教师爷式的空洞说教，听不得不同意见，甚至要问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这种作风连我这个老头都不能容忍，青年人是不会欢迎的。二，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希望记者同志一定要把这个观点报道出去，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梁宪（蛇口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经理）：这场冲突就我看一点也不能避免。双方的观念上的差异太大，连一些习惯用语、术语都各有一套。我看曲啸等人对商品经济的东西显得很陌生。你不懂商品经济以及价值观，到蛇口这个商品经济最活跃的地方来，又怎么能和青年人真正沟通和对话呢？
李燕杰：座谈会以及有关报道出来后，我对此一直比较沉默。有人奇怪。我还是在那次座谈会最后所表的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什么沉默？有三条：一是宠辱不惊，风风雨雨见多了，我写了这么两句自勉：“宠辱不惊，看座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碧空云卷云舒”。二是实在太忙。你说我们的观念陈腐，可现在全国各地，包括广东、深圳发来的请柬有1000多封，排都排不开，要是观念陈旧，早就给轰下台去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哪一件不要时间和精力？三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特别相信青年有能力分辨是非。我们认为深圳和蛇口的大多数青年是好的，那几个蛇口青年代表不了他们。这半年我们收到许多青年来信，有的打抱不平，政法大学的学生还找上门来要当我们的律师，打官司。我谢绝了。尽量不采用“打官司”的办法，我从来就没有整人训人的秉性。至于说我们搞“我讲你听，我打你通”，对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扣帽子”、“打棍子”，我认为没有根据。我是最早反对压服式的教育方法的。我一贯主张对青年一代要做到深入、信任、理解、爱护。《蛇口通讯报》说蛇口青年不想听我的“传道、授业、解惑”，我想，作为这次座谈会主办者之一的该报记者应该清楚，是我们主动去那里“传道、授业、解惑”的呢，还是你们采取什么作法把我们请去的呢？
我们这些年来，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事业，对得起青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三位都不是为了图名图利干青年工作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专业，我是教授，曲啸是心理学家，彭清一是著名艺术家，要图名谈不上，图利更谈不上，我们先后作了几百次报告，有谁要过一分钱？为了钱，我随便出去讲学，一次上百元不在话下。我们年纪都大了，身体有病，我一次报告后，血压低压不到60，高压不到90；曲啸患有胃病和关节炎；彭清一更是左眼失明，左腿伤残。我家有个28岁的女儿至今在家待业，这有谁知道？彭清一现在还睡上下铺，等等。说这些不是摆功评好，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是在思想政治工作难做之时，我们站在第一线，呕心沥血，但却得不到应有的评价。这里就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的问题。我们承认自己的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即使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难道不应当以同志式的善意出发来帮助吗？
我不认为我们的思想工作是旧的、过时的模式，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可以说也是最有力量的。说到改造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认为像我们这样专家学者兼做青年工作，横跨一步，本身就是一个方向，这是体制的改造。另外，我还想从三方面提出改造：内容改造、观念改造、方法的改造。我们还遵循三条原则：第一要坚持原则，不能搞僵化；第二要坚持改革与开放，不能搞自由化；第三要坚持教育，不搞简单化。
蛇口那几个人的做法可以概括为5不对：立场不对，观点不对，事实内容不对，路子不对，手段不对。
曲啸：对于那极少数别有用心专事制造谣言挑拨是非的人，我们还想奉告一句，如果认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或不敢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那就错了。
吴厚信（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我大概是唯一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会议的，为了保留素材，我还为座谈会录了音。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虽然观念上是两条路子，但仍属正常的讨论。最近我又听了一遍录音，仍不能得出是蛇口青年有意发难之类的结论。我以为，姑且不论辩论的是非曲直，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几位专家“富有诗意”的报告、演讲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场风波的实质，是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形式到内容都受到严峻的挑战。青年人不满足专家们我打你通式的说理，是正常现象。而专家们不习惯与青年对话，则是受了中国千百年来的“传道、授业、解惑”的灌输式的束缚。今天和历史大不相同了，科技的突飞猛进，知识、观念的急速变化，社会发展节奏大大加速，代际差别日趋明显，人的学识，尤其是青年人的创造力受到空前的重视，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师道尊严”受到平等意识、民主意识的挑战。传统的“传道”“解惑”的权威大大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平等的对话和沟通。特区青年身处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有更多的观念上的变化，商品经济本身充满的平等意识、民主意识使他们要求平等对话，是很自然的，用不着大惊小怪。相反，倒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进行适应这种形式的改造，努力更新观念，才能与青年沟通。如果自身的思想就不够解放，又硬要人家服，摆出教师爷的架式，听不得不同意见，最终只能“撞板”。李燕杰等同志过去对青年工作作过卓有成效的探索，对原有的思想教育有改进。正因为如此，发生在他们和青年之间的风波就更具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