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合理提高现行利率水平
赵海宽
当前我国经济总的形势是好的，生产增长较快，社会商品零售额大幅度上升，国家外汇储备增加，突出的问题是物价上涨较多，货币有所贬值。因此，稳定物价和币值，就成为巩固和发展经济大好形势的关键性一环。
当前物价上涨的原因
我国当前物价上涨较多的直接原因，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也可以说是社会上的货币量大于客观上对它的需要量。
有些同志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的物价水平上升是由非货币因素造成的。他们之中有的认为，生产结构变化同消费结构变化不协调，导致商品涨价；有的认为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是物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这些观点虽有某些可取之处，但都不能充分说明物价总水平为什么会出现持续的较大幅度的上升。可以设想，如果不存在通货膨胀，市场货币流通状况正常，社会总需求同总供给基本平衡，则某些商品涨价，多吸收了购买力，对其它商品的购买力就会相应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由于商品购买力和可供量的弹性互有差别，不能排除物价轻微的、暂时的上涨，但物价总水平是不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持续上涨的。
那么，社会上的货币为什么会过多？我们这里说的货币是指在市场流通的现金和可供转帐购买商品的单位活期存款，即能够直接发挥购买力作用的货币。这些货币最初都来自于银行，而银行资金运用的95％以上是各种贷款，因此也可以说基本上来自银行贷款。银行贷款通常一部分形成现金；一部分形成可用于转帐结算货款的单位活期存款，即转帐货币；一部分形成不能直接购买商品的储蓄存款、单位定期存款等，即潜在货币。我们说的体现现实购买力的货币，就是指的银行贷款形成的现金和单位活期存款。因此，现实货币过多，通常是由银行贷款过多造成的。
财政部门的收支活动，在收支平衡的情况下，来自社会用之于社会，只能对社会原有货币进行重新分配，而不能直接改变社会货币数量。财政收支出现赤字，并通过向银行透支来弥补时，会引起社会货币量的增加，但这也是通过银行信贷资金的活动实现的。
社会上的货币虽然来自银行贷款，但并不等于说现在的通货膨胀是由银行造成的。相反，从当前的经济体制来说，银行还没有彻底摆脱把企业需要的资金包下来的状况，银行贷款仍处于被动地位，贷款总规模说到底还是取决于国家关于经济建设速度的决策。如果决定要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我们就需要增加较多的基建投资、生产用流动资金和消费资金，这在没有其它办法解决资金问题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扩大银行贷款规模，增加货币发行数量了。
增发债券对增加建设资金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
近几年来，我们为了筹集和有效使用建设资金，发行了不少债券。
事实证明，企业发行债券从市场筹集资金，变通过银行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使出资者同用资者建立直接联系，能够加强出资者的监督和提高用资者对出资者的责任心；还能够形成资金横向交流，摆脱企业在资金上对银行的依赖，就地筹资，自主地、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或扩大经营。这的确能有效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今后应该大力提倡。
国家发行债券，从社会筹集一部分资金，增加国家财政当年的资金来源，对减少财政向银行透支有明显的作用，也应该适当发展。
但是，发行债券对有效地增加建设资金的作用，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么大。1987年11月10日，我们曾在北京市的18个储蓄所，对居民购买工商银行发行的“累进利率”金融债券的货币来源进行过一次调查，结果表明，直接来源于储蓄存款或储蓄存款源的占89.3％，在为购买债券从银行提取的存款中，定期存款占82％。
由于企业债券和国库券的购买者比较分散，每个人的购买数额较少，用来购买的货币来源于手持现金的比较多，来源于储蓄存款的比重可能小些，但根据已有材料判断，最少也在80％以上。
用银行存款购买债券，虽然通过发行债券掌握了部分资金，但却相应地减少了银行的资金来源，从国家整体来看，资金总额并没有变化。
当然，发行债券所得资金中的一大部分还是要存进银行的。从表面上看，银行存款一方面被债券购买者提走一部分，另方面债券发行者使用由债券发行而筹得的资金后，又能给银行形成一部分新的存款，似乎对银行资金，从而对全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影响不大，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发行债券所得资金，是在债券发行者进行了一定的购买活动，购进某些商品，发挥了购买力作用，使社会总需求相应扩大之后，才由有关的商品出售者将所得到的货币重新存入银行的，而且在这里还需要估计到“乘数效应”：当甲企业向证券发行者出卖商品并把收到的货款暂时存入银行后，又会利用这些存款向乙企业进行购买。以此类推，会引出一系列新的购买活动。其总共增大的购买力或总需求，为证券发行所得的货币量乘这些货币的周转次数。因此，在发行债券吸收走一部分银行存款之后，如果银行不相应地压缩贷款数额，总需求就要扩大，其结果同不发行债券而扩大银行贷款规模基本上一样。
购买债券的货币的另一个来源是购买者的手持现金。在我们的上述调查中，这部分货币只占购买金融债券总额的6.1％，手持现金在购买企业债券和国库券的货币中可能达到10％左右。一些人认为，吸收这部分货币，既增加了国家建设资金又不会加大社会总需求。这也是不准确的。出卖债券从市场吸走一部分现金，债券发行者在用它购买原材料和向职工发放工资时，又向市场返还一部分现金，市场货币流通量变化不大。但返回市场的这部分现金，同样是在发挥过购买力作用之后才又投入市场的，这就加快了货币周转速度，从而仍会加大社会总需求。这时，如果中央银行要保持货币的稳定，就必须相应减少货币投放，否则由于同样数额的市场货币发挥的购买力增大了，从而增加了社会总需求，物价就可能上涨。
购买债券的货币的再一个来源，是原打算用于消费的货币，即购买者把准备购买电视机、电冰箱或增加日用开支的货币用来购买债券。这可以减少社会消费基金，相应增加建设资金。但它占的比重不大，在我们上面的调查中，这部分货币仅占全部债券购买额的4.6％。
总之，从全社会来看，对发行债券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作用，是不能估计过高的。
提高利率水平有利于缓解建设资金供需矛盾
和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
克服建设资金紧张和通货膨胀现象的根本办法，是合理收缩基建投资和适当控制消费基金。从当前来说，适当提高利率水平，是增加资金来源，合理紧缩资金运用，克服建设资金不足的可行办法之一。
资金市场开放以来，资金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商品，利率也转化为资金这种商品的价格。按照供求规律，商品供不应求，就应该涨价，供过于求，就应该降价，涨价或降价的幅度取决于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的程度。这样，商品供求不平衡的状况才能得到克服。如果违背客观规律，在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只用人力限制涨价，就不能利用价格的变动来增加供给，减少需求，结果，供需矛盾只能愈演愈烈。
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前，我国对消费品曾长期实行过这种价格政策。那时某些消费品已严重供不应求，价格明显偏低，却不肯适当提价，宁愿凭票凭证限量供应。结果既不能促进这种商品增产，又不能缓和人们对这种商品的需求，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现在我国在资金商品上面临的情况和当时在消费品上面临的情况非常相似。如果我们不适时地把利率水平合理提高，仍只依靠信贷指标限量供应，资金紧张问题是不能得到真正解决的。
我国现在的利率水平太低，不但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状况，而且还跟不上物价的上涨程度，不能激发人们的存款积极性。今年以来，我国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放慢，利率太低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利率水平低，存款潜力不能充分挖掘，银行资金来源不能更多增加，信贷资金的供给量就不能依靠正常办法增加。
银行贷款利率过低，还会人为地扩大对贷款的需求。按照我国现在的贷款利率和物价上涨率，企业用银行贷款购买某些短缺原材料储备起来，由于这些原材料的价格上涨额还可能大于向银行支付的利息额，不但不需要向银行支付真正的代价，还能坐享一定的收益。所以，这样的利率水平，只能鼓励企业尽可能多向银行借款，增加对资金的不合理需求。
在存在负利率的条件下，银行的资金来源不能更多增加，而企业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却增加得很快，迫使中央银行不得不多发货币，使通货膨胀起来。同时，由于利率水平同资金的供求状况脱离很远，对资金的需求总是很大，银行贷款只能按指标硬性控制，这又怎能避免在资金供应上出现“一刀切”！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合理提高利率水平。为此，可以先把定期储蓄存款和各种银行贷款中的负利率消除，然后再进一步适当提高利率，使存款人和贷款银行均能有合理的实际利息收入。只有这样，才能一方面鼓励人们把更多的收入转化为储蓄，使资金的供给增加；另一方面迫使企业对资金精打细算，适当减少贷款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持必要的建设速度，又减少银行的货币投放，把币值和物价稳定下来。
应该强调指出，适当提高贷款利率，建立正常的借贷关系，能够有力地促进企业认真改善经营管理。当然，在合理提高利率水平的同时，会使企业成本有所增加，但由于向银行借款必须支付一定的真正代价，又有利于督促企业尽可能多地从内部挖掘资金潜力，加速资金周转，改善经营管理，减少向银行借款。这从长远看，正有利于促进企业降低成本。
总之，不论从抑制通货膨胀、顺利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和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来看，还是从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来看，都必须下定决心，尽快有计划有步骤地适当提高现行利率水平。
第5版(理论)
专栏：
失去了的机会
戴逸
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总不免要从今天的视角去评说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虽然我们不能重铸过去，但却可以从历史中学习到未来应怎样生活。人类的行为都是以他们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在过去中积累的智慧为依据的。翻开十八世纪的历史，我们今天感受最深的历史失误就是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朱雍同志的博士论文《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详尽地描述了封建后期的中国在世界发展潮流中形成了越来越严格的“封闭”体系，探讨了在这一过程中，中外（主要是英国）双方的政策、态度，彼此的矛盾、撞击。作者搜集了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一基础上作了大量的分析论证。思维之光照射了这一迄今尚很少有人探索的朦胧领域。对于从长期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的人们来说，此书很值得一读，它将启发我们对中华民族走过的路程进行某些有意义的回顾和反思。
历史有时会出现奇特而有趣的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审视同一历史进程，可能会呈现出很不相同、甚至迥然相反的景观。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如果和过去作纵向比较，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高峰。但是，当我们把所谓“盛世”移到全世界的坐标系上，就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势和景观。当时，西方国家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十八世纪末，亦即乾隆晚期，法国发生震惊世界的大革命，在文化思想领域，有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杰出人物，群星灿烂，辉映天空。如果用资本主义青春期的崛起作比较，同时代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就变得黯然失色，中国落后了一个历史时代，犹如衰颓的老翁，失去了活力和生机。
人们长期思考着：古代曾处在世界先进行列的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为什么和西方国家拉开了愈来愈大的差距？
正如马克思所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使各个国家和民族推行资本主义文明制度，这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全世界或迟或早都发生了历史的转轨。即：传统社会的运行机制，在外国侵略势力的撞击下发生改变，打破了常规和平衡，进入了动的斗争和变革之中，激发了自立自强的努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两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转轨中的历史。中国封建社会走完了十八世纪的乾隆盛世，即与外国资本主义激烈冲突，备受欺凌，饱尝酸辛。一切斗争、探索、成功、失败都反映了转轨中的艰难。历史悠久的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维护的强大能力，在历史必须转轨时显示出巨大的惰性，它在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早期就产生了自我隔离机制，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阻遏着滔滔而来的世界文明潮流。本来历史进展中充满着可变性与多种选择的机会，而闭关政策的实施则使人们闭目塞听，毫不了解外部世界，错过了许多次选择和转变的机会，推迟了社会发展，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并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竞争的能力。
明代后期，随着传教士的东来，发生了继佛教之后的外来文化第二次大规模输入，而十八世纪的中国在日益靠近的世界潮流面前步步退却，更加严格地闭关锁国。康熙后期，礼仪问题引起清廷和天主教会之间的冲突，雍正初年则严禁传教活动，也限制中国商民出洋。当历史提供抉择的重要时刻，中外关系被人为地阻绝，阻碍了历史逐渐转轨的可能性。
乾隆朝继承前朝的政策，限制措施日益严密。乾隆初年，对中外贸易限制尚少，但后来，乾隆帝在一口通商与多口通商之间选择了更为封闭的前者。清朝进一步强化闭关政策，对外国势力的阻挡是暂时的，中国的门户迟早必须开放，不是主动开放，就是被迫打开。闭关政策更重要的作用是束缚了中国人民，中国人不得与外国人接触，不得自由出洋，不得长期居留外国，致使中国人和知识界对西方的发展一无所知，一旦外国武装入侵，就失去了防卫和应变的能力。闭关政策对中国的损害远远大于对外国造成的不便。可以影响历史进程的最重要事件就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朱雍同志以极大精力贯注于这一事件，把二百年前使团活动的历史场景再现在读者面前。使团访华是促使历史实现转轨的关键时刻，但清政府仍然顽固地拒绝主动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
环观十八世纪的国内外环境，应该说这是中国主动开放门户、加强与西方交流、提前实现历史转轨的有利时机。可惜中国内部尚未形成革新的力量和机制，致使机会白白地丧失。十八世纪的清政府处在鼎盛阶段，大批传教士东来和中外贸易的发展造成中外交往前所未有的规模。十八世纪中英关系基本上是和平商业关系，这种交往对中国利多于弊。如果中外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以加速，使中国更早、更多地接触西方文明，将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改革。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国家能远征中国，对外国势力的警惕与防范是应该的，但并无深闭固拒的必要。马戛尔尼使团对清政府提出的交涉条款，有一些对中国的主权有损，应予拒绝；而不少条款属于改善正常贸易的要求，可以接受，或经过谈判，加以修改。清政府概予摒斥，甚至拒绝谈判，迫令使团立即离京，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当时，中英矛盾尚未上升到使用暴力，彼此都还不具备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的实力。历史的经验证明：像中英这样两个遥远、隔离、互相生疏的主权大国，一下子不可能就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达成协议。只有逐步加强接触，增进了解，创造有利的交往气氛，才是最有利于中国的。如果说，十八世纪中英之间的平等交往尚有可能，那么，到十九世纪中叶，机会已逝，两国兵戎相见，只有城下之盟，再也谈不上对等和平等的谈判了。
我们重温这段历史，看到了二百年前在我们国家面前曾经出现的机会以及机会如何失去。一方面历史有其必然性，古老的中国在历史转轨时显示出其内部结构的牢固顽强，人们对外来挑战和实行变革毫无认识，缺乏准备，不愿打开中国大门。另一方面各种人物和势力也作用于历史进程，尤其是乾隆帝在关键时刻的短见与失误。乾隆的政策是封建小农社会的产物，但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具有影响历史进程的能力。英明的领导者善于判断利害得失，顺应潮流，应看到平常人所不易看到的、眼前利害之外的事情。他们像翱翔天际的雄鹰，应该能够眺望地平线以外正在迫近的对手，并且有意志和力量推动和带领他的国家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乾隆帝的国内政策和治绩有成功的一面，但他的对外政策是保守而失败的。他没有察觉到盛世中隐伏的危机，没有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广阔和先进性，而一味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拒绝和外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堵塞了交流渠道，失去了借鉴和学习外部世界的机会，延误了社会的发展，增加了中国发展前途上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研究乾隆朝对外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
（本文是作者为《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
写的序言摘要）
第5版(理论)
专栏：
读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
胡华（遗作）
记得1938年我们在陕北公学学习的时候，教材中有一本延安解放社铅印出版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研究会编”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这本书从鸦片战争写到广州起义，内容生动具体，文笔流畅，深刻地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每个革命运动、政治事件的经验教训。我们初次读到这样一本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书，又写得这样的明确、深刻，大大地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认识，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成为我们最感亲切、最爱读的一本教材。当时，我们就听说这本书是洛甫同志编著的。现在莫文骅同志讲清了这本书的源流，就把事实弄清楚了。
关于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百年革命史，虽然在中央苏区的红大和党校，由徐特立、成仿吾、张如心等讲过课，三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由吴玉章讲过“近五十年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史”，但当时只有手稿和油印的讲授提纲，未能形成课本，到洛甫同志讲授和编著出版这本《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才出现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这方面的教本。此后，范文澜等许多同志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方面的书，都是参考了洛甫的这本书的。直到解放前，解放区各种干部学校都以这本书作为课本。因此可以说，洛甫同志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方面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和编写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一位开山祖。
这本书中，对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弱点和历史作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弱点及其历史地位，都有很精到的分析。洛甫同志在红大和党校还讲过“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等问题有过深刻的研究，反映在这本革命史著作中，对这些问题都结合历史作了精辟的阐明。
这本书的最精采之处，应该说是对各次历史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分析。例如，关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讲到，农民革命的伟大领袖洪秀全，当年是何等的英明果决，在领导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但在他的晚年，却是“近小人、远贤臣”，个人专断、昏庸猜忌，发动一场内乱，残酷迫害功臣忠良，造成令人痛心的自相残杀的惨局。书中对这一历史殷鉴的痛切的笔触，至今读来不能不令人感慨叹息。历史虽不会照样重演，但是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时代，会演出相近似的悲剧，结局虽不是一模一样，历史上血的教训不论对古人、对今人，读起来都令人有切肤之痛。
自然，这本书也有一些缺点。由于当时可供参考的资料有限，而我们党对自身的历史经验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总结，因此书中的有些史实不够准确，论断也未必都十分精当。这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前人开创一个学术领域，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是很不容易的。任何著作都有它历史的局限，我们后人读前人的著作，重要的是从中吸取精华。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洛甫同志的这本书，我认为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本好书，也是对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理论家洛甫同志的缅怀和纪念。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改革大思路》
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编
沈阳出版社出版
我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改革向何处去，在关键时期必须作出关键性选择。为了保证选择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国家体改委委托一批有关学者和经济主管部门专家，组成若干课题组，对今后八年（一九八八—一九九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模式、基本思路、配套关系、具体步骤及起步方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各自提交出既具完整性又各具特色的中期改革规划方案。《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收集了其中八个主要方案，并对各家方案基本思路的共同点及分歧所在进行了全面分析。 （斯路）
第5版(理论)
专栏：
《改革中的新型企业》
主编 范英 王荣武
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书主要从解剖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十五年来的发展情况入手，探讨了当前企业改革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