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风华杂文征文
哥儿们义气的命运
安立志
首先声明，本文对哥儿们倘有失敬之处，纯属巧合，绝非鄙人不够哥儿们。由洋鬼子说起吧，真不知是不是欧罗巴人就真的那么诡谲狡诈，18世纪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向人类社会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是什么力量强迫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结论是：只有一种为全体人民所自由接受的契约，才能使一个人既受社会约束，又保留其自由意志。当然，论资历，地中海文明较之我们的华夏文明幼稚得多。如果说义气的表现形式是信用的话，那么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创造了世界纪录，周文王“画地为牢”的管理制度，至少对武吉之类的憨头就有显著的约束作用。
当然后世的义士们再不似武吉式的“傻帽儿”。但国人素以忠勇信义著称，崇尚侠义之风。汉末刘关张的“桃园结义”事件对中国史的直接贡献，就是提供了异姓结为兄弟，在社会生活乃至政治行为中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先例。翻翻演义和话本，比比皆是，诸如《七侠五义》、《大八义》、《小五义》以及《忠义水浒传》等等，可谓侠士蚁聚，义风叠起，遗憾的是却没有哪一位学者撰写一部《中国结拜史》和《哥儿们义气论》，从史论角度阐精发微。
其实，以义气为纽带的哥儿们组合体，大多没有什么远大理想，限于小农经济的胸襟与眼界，即便规模如“忠义堂”，也不过“大块吃肉，大秤分金，何等快活”而已。这种格调不高的组合，碰到个人利益时，就难免百人百心，以致“不同道，不相为谋”。所谓“两肋插刀”云云，不过利益一致时，拍着胸脯说说或干干，一旦划算不来，就免不了背信弃义。
在朝重人治，轻法治；在野重义气，轻契约，大抵是国人的传统。过去啸聚山林，落草为寇的自不必说（“逼”上梁山的不在本文议题之内），浩劫十年，“造反有理论”、“无法无天论”才真正发展到了“顶峰”，而这一理论的实施，则是由哥儿们义气的集合体——各种型号的“战斗队”来完成的，纵横捭阖，朝秦暮楚，刑讯逼供，打砸抢抓的“群众专政”案例，几乎司空见惯。
我从不相信“哥儿们”会是“铁”的，查其族谱，也许除刘关张外，江湖中人大多靠不住，而真正的生死交更是罕如凤毛。瓦岗寨的义军们因政治理想歧异，终于分道扬镳；恶虎村的黄天霸，为了向官府邀宠则残杀义兄。“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不是合同书，因此，燕青、李俊等人征战途中的开小差，就是请来结拜的祖宗也无奈他何。而山东河北驰名的义士宋公明临死之前鸩死李逵，其理由更令局外人咋舌，仅仅是怕这位“贤弟”坏了他的“一世清名忠义”。如此等等，恐怕是不能以仅见于稗史或系小说家言而统统认定为子虚的罢。
义气的产生大抵与自然经济有关。也许正是因了这古风悠远之故，于是才古今相袭。改革年代了，租赁承包也好，中标组阁也罢，也有人只相信“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类宗法社会长期流传的信条。承包组阁必要一帮义气相投的“铁哥儿们”才称得上“最佳组合”，殊不知他们也并不总是“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的。据《中国青年报》载，五位哥儿们，承包许昌某服装厂，以致企业濒临倒闭，其最大的失误，就是将“承租合伙人合作协定书”束之高阁，以致建立在朋友义气之上的“最佳组合”分崩离析，大家反目成仇。
在商品社会里，价值规律的作用、竞争意识的增强，使人际关系更形复杂。用“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仁义礼智信”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历史的倒退当然行不通。结拜金兰谱，远不如填一纸合同书；效法刘关张，也不如跑一趟公证处。哥儿们义气的古风遗韵，看来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之时，可以休矣！ （作者单位：济南军区政治部）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一个普通的德国友人
叶廷芳
我在跟许多德国人的接触中，知道世界上有两个东方民族最令他们钦佩：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他们认为日本人“敏感，精干”，而中国人“聪明，智慧”。
也许由于这个原因，现在联邦德国的许多城市都有“德中友好协会”一类组织，其成员不仅参加协会的活动，而且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展开德中友好活动。在我所接触的这些友好人士中，给我的印象最突出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英格博格·韦伯夫人。
韦伯夫人是联邦德国有名的图平根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年逾花甲。丈夫是著名的画家，不幸过早去世了。她把三个儿女培养成人，如今已是“子孙满堂”。韦伯夫人是德中友协会员，又是欧（洲）中（国）友协会员，每年假期都要去“欧—中”总部（设在布鲁塞尔）参加活动。1980年，她曾随该协会的友好旅游团来中国访问。亲眼看到这个“生气蓬勃”的伟大国度以后，她更加热爱中国了。
我是在访问图平根时认识韦伯夫人的。分手几天后，我就收到了她给我寄来的一份资料，是有关我所考察的两个作家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的学术著作的详细篇目。不久，她听说我要去瑞士访问迪伦马特，又及时给我寄来了迪伦马特在瑞士的具体地址和电话号码，和上述资料一样，这都是从她所在的图书馆的丰富文献中查找出来的。不仅如此，她还及时通知她的在弗莱堡市工作的大女儿诺拉女士，要她尽可能向我提供帮助，设法使我与弗莱堡市的戏剧界取得联系。诺拉女士执行了母亲的嘱托。
当我回到图平根时，韦伯夫人已经买好了可观的一批跟我专业有关的书准备送给我。她的慷慨使我又感动又惭愧。在我临走前夕，她又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里作客，并按照中国风习请我吃饺子。餐后，她捧出了一大堆自己订阅的已创刊20年的《今日戏剧》杂志，要我任意挑选用得着的带走。开始我不忍心去破坏这成套杂志的连续性，但主人那恳切的态度，又使我觉得盛情难却，便少许挑了几本。
如今，我告别这位老人家已经整整6年了，但我们的友谊却与日俱增。她仍时时关心着我的工作。在纪念歌德逝世150周年前夕，当她在德文版的《北京周报》上看到我的一篇纪念短文，便特地买了厚厚的两大本装潢讲究的《歌德选集》寄来，以示鼓励。后来，她听说我在给一个大学的文艺理论进修班讲“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艺术的来龙去脉”，立即寄来一套现代派的名画，并在信中说：“谈西方现代主义只讲文学而不讲艺术，恐怕很难讲透彻。特此寄去这些有代表性的绘画作品，也许您在课堂上用得着它们。”
收到这些渗透着一个普通国际友人真挚诚意的信件和书籍时，我总是心潮翻滚。但我怎么能让一个寡居的老人经常为我奔波和破费呢？韦伯夫人来信回答说：“您的国家正进行宏伟的建设，有限的外汇要用在更急需的地方。我能为中国友人提供一点微不足道的物质帮助，这是我的荣幸，是我唯一能为贵国的繁荣、强大出点微力的地方。”后来我得知，得到韦伯夫人友好而热情的帮助的何止我一个中国人。图平根通常有一二十名中国留学生或访问学者，韦伯夫人把他们当作家里的常客，有时还招待他们到外地去游览、看戏，甚至腾出房子让中国客人居住。
韦伯夫人在这一系列的友好活动中，不仅始终热情满腔，而且似乎有着无穷的精力。这不能不使我怀着敬意去探索一下她的内心世界。我写信问她，她回信说：“这是由我的全部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决定的。我的父母属于不同的欧洲民族：母亲是德国人，而父亲是爱沙尼亚人。第二次大战中，一家人流离失所，流亡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从此我懂得，各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相互认识是多么重要，多么有益。至于我为什么单单对中国人民而不是任何别国人民发生强烈的兴趣和最深厚的友情，原因在于：我钦佩中国人的智慧、事业心、建设的意志以及他们善良、乐天的生活态度……我对这个国家的一切认识和同她的人民中某些成员的结识无不使我加强着这种友情。”
多年来，韦伯夫人——一位普通的德国人对中国的热爱，不仅使我对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以及她崛起的雄姿感到自豪，也驱动着我为加强她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不倦地工作。
第8版(副刊)
专栏：
艺术青春的魅力
——观丰县“小凤凰”豫剧团演出有感
刘辉
江苏丰县“小凤凰”豫剧团在京演出结束已返回故里了。
然而，这支年轻的艺术新军在首都剧坛搅起的波澜，却久久地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那是长安剧场一个难得的夜晚。当他们演出的《包青天》落下帷幕，剧场里长时间地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观众久久地不愿散场。无奈，已经卸了妆的演员只好一一出场清唱致谢。啊！观众们的眼光陡然为之一亮，那些活跃在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原来是一群娃娃，尤其那位声若洪钟的包拯的扮演者，竟是一位妙龄少女。于是，剧场再次为掌声所淹没。
的确，“小凤凰”豫剧团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17岁，正值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在他们身上洋溢着蓬勃的青春活力，恰似初夏的北京，主调是绿，浓浓淡淡，疏疏密密，一派葱茏，生机盎然。难怪老剧作家曹禺要用“年轻有为，功夫深厚，可喜可贺”来概括自己的观感。
从某种意义上讲，戏剧艺术是青春的艺术，剧场的主角是青年演员。青年演员可塑性强，不墨守成规，最富创造性；青年演员与青年观众的心灵，最易沟通；青年演员天生丽质，风华正茂，洋溢着一种别样的美感。因此，狠抓青年演员的培养，使他们早成材早出戏，在黄金年华一展雄风，这是戏曲艺术发展的当务之急。
“小凤凰”的演出独具艺术青春之魅力，兼有博采众家之长。以张桂龄扮演的包拯为例，就同时含有豫剧和京剧净角的味道。我们知道，豫剧唱腔，以高亢激昂著称于世，而张桂龄并不一味地紧张火炽，也不滥用炸音，以大嗓门换取观众的掌声，而是向京剧名净裘派学习，注重韵味。她的演出，处处扣住包拯为官的身份，不失开封府衙的沉毅隐重风度。特别在皇姑和国太的威压之下，痛苦地拿出俸银300两，想打发秦香莲一走了事之时，清官的天良与屈从权贵的内心矛盾相当复杂，这时她用本嗓走低腔，细微地勾画出包拯的内心痛苦。所以，她既唱得高亢浏亮，而又回旋含蓄，韵味醇厚，演得不瘟不火。秦香莲的扮演者朱惠，从身段到唱腔，功底扎实。跪步持久、美观，唱得悲切缠绵，一句“再不把冤申”，行腔激越而又富有变化，催人泪下。再有皇姑的扮演者孙连荣，本是闺门旦应工，却融会了青衣的风格，使人物形象更加饱满，观众既对她依恃皇权，欺压平民感到厌恶，又为她一旦长守深宫，寡居寂寞而深表同情，性格刻画得玲珑剔透。
我爱“小凤凰”，我为他们艺术青春的魅力所征服，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青年剧团脱颖而出，同放异彩。（附图片）
“小凤凰”豫剧团演出的《双坐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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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首悲壮的赞歌
王克庆
大型群雕“八女投江纪念碑”（见左图）在牡丹江市落成。纪念碑群像是用400余方灰白色花岗岩雕刻而成，高8米，宽6.9米，重约千吨。底座是磨光的黑色花岗石，上刻有邓颖超金色题字“八女投江”。纪念碑群像的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家于津源、张德华、曹春生、司徒兆光和孙家钵。整个雕像气势磅礴，似汹涌浪涛，是一首雄伟、悲壮的赞歌！作者以感人的艺术形象，再现八位抗联女战士与敌人浴血战斗的壮烈场面，再现她们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作品的体量起伏，造型方圆，空间深度变化丰富，节奏高低对比强烈；人物自然，构图严谨，体面线交融一体。这件作品虽有局部技巧的不足，但从总体上看，是一件成功之作。
当人们走到纪念碑面前，会受到强烈的震惊和鼓舞，这是一座丰碑。让人们世世代代歌颂怀念八位女英雄吧！她们是冷云、杨贵珍、胡秀芝、安顺福（朝鲜族）、郭桂琴、黄桂清、李凤善、王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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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彝歌
陈犀
越西，本名越嶲，在汉代，早已设郡，是一部历史。
但在我和它初次见面时，在我心中却弥漫着宗教的迷雾：
看那古老而泥泞的十字形的街道，使我不能不想起牧师胸前佩带的十字架。
而在这儿，似乎就有一具铁铸的沉重的十字架，还在镇着刚刚挣脱锁链的奴隶的背脊；
虽然胸脯已离开地面，两只手撑着，要从匍伏中站立起来，但某种神权和天命，仍像无形的十字架，羁困着刚刚挣脱锁链的奴隶的心，或是殉葬，或是安于天命；
按彝民俗，安葬死者时，头颅是向着北方的，就像耶稣圣洁的头颅，向着北方，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似乎是要以死而求生，从黑暗的屈辱中，寻求超脱和永生；
又经过一个遥远的时空的更叠，越西的十字形街道，发生了直观的变异；它错位了，十字形变成了叉字形，精神奴役的符牒上，被画上一个铁铸的×字；
该否定的，被否定了；
翻身多年的奴隶，伫立在十字街头，无羁绊的欢笑或纵饮，像真正的天菩萨，挺着宽阔的胸脯；
我看到的越西，此时，正在飞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