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北京瓜果多
本报记者 段存章
首都“西瓜热”还未向人们告别，大批大批的鲜桃已摆上沿街的柜台和商摊。
“今年西瓜真多，桃也多！”
“价也不贵。”
清晨6点，上千名个体商贩蹬着三轮车涌进水碓子农贸批发市场，与停在这里装满西瓜、甜瓜、鲜桃的外地车辆货主挂钩，成交生意。工商管理所负责人赵光清说，今年入夏以来，我们开了一个半月的夜市，每天从晚9点到第二天早6点，高峰时进出100多车西瓜。通县麦子店乡运来西瓜2500公斤，一时销不出去，他们帮助推销给朝阳区供销合作社，被人称赞为“瓜红娘”。
在北京大街小巷，国营、集体、个体售瓜摊点近万个。而在西瓜购销体制改革前的1984年，全市仅有1700多个国营商店销售西瓜。今年，市供销社系统在主要产区和环城四周设立几十个多功能服务的西瓜交易市场，瓜农可以到几百个农贸市场批发或摆摊出售西瓜。特别鼓励产销直接挂钩，地头成交达80％左右。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政府农林办公室农贸处，刚刚为大兴、顺义、通县瓜农服务忙碌后没来得及休息的干部，又在打电话为延庆县几千万斤晚熟西瓜找销路。他们提供的统计数字：到7月底，全市上市西瓜量为3.25亿公斤，比去年同期增长24％，城镇人均西瓜占有量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名列第一。
瓜虽多，但农民不再为卖瓜发愁。记者在市果品公司南苑西瓜交易市场看到，这里的110多名职工昼夜24小时服务，为卖瓜的农民和买瓜的商贩搭起一座流通大桥。4年前西瓜丰收，瓜农排队卖瓜数十里之长，三天三夜卖不了瓜；如今，来自京郊几个县和河北省保定、石家庄、廊坊等地的卖瓜车辆随到随交易，来自京城的大批买瓜车辆次次满载而归。交易市场负责人付正基谈起西瓜经营改革很激动，他说：“我今年62岁，干瓜果这一行已45个年头，要说变化，数这4年大；要说工作，数现在累；要说心情，数现在干得痛快！”
尝到西瓜购销体制改革甜头的市果品公司，他们存有一本改革前后的苦甜账。8月2日上午，我去访问这个公司，副经理杭金生一见面就说：“流通体制改革太重要了，今年西瓜价格彻底放开，让群众自己掌握市场，你看效果有多好？4年以前，全市一年经营西瓜不到1亿斤，全由国营统着，捆着，一到瓜季，市长、局长急得开现场会催瓜。吹大话没用，如今不催了，西瓜却多了，好了，价格也不怎么贵了。”
“北京人不骂瓜，夸瓜的多啦！”果品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光辉把他连夜赶写的《西瓜购销体制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送我看，墨迹未干的文章讲到“四年来改革西瓜购销体制所以成功，我们认为大力疏通购销渠道，建立、完善和发展多渠道、少环节的流通体制十分重要。”
新型的西瓜市场已在首都形成。瓜农说：“好瓜多卖钱，劣瓜少卖钱，种瓜要舍得下本钱！”瓜贩说：“卖瓜竞争，赔赚，看本事！”居民说：“有钱，到处能买瓜吃！”
京城瓜多，环卫部门职工身上的汗水也多。他们自己苦送给别人甜，短短几十天清运瓜皮近1.5亿公斤。
午夜，国营、集体售瓜商店早已关门，只见个体售瓜棚前灯光闪闪。过路的顾客当你品尝甜滋滋的瓜果时，可不要忘记个体瓜贩的功劳呀！（附图片）
图为北京街头的瓜摊。 本报记者 王东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改变行政化倾向“官办”色彩 依法独立自主履行社会职能
全总提出工会改革基本设想
本报讯 记者张国荣报道：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酝酿，最近一份“工会改革设想”提交到中央最高层次决策会议上。根据这个设想，工会改革的目标是：遵循党的纲领和路线，把工会建设成为独立自主、充分民主、职工信赖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政治团体。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理顺外部关系，二是增强内部活力。
党和工会的关系是理顺外部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长时期来，在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下，党、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职能不分，工会实际上成了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或行政的一个附属机构，带有比较严重的“官办”气息和行政化倾向，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群众。针对这种情况，“工会改革设想”提出，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今后党对工会实行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党支持工会组织上的独立性，不包揽和干涉工会的日常事务，支持工会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
在工会与政府的关系上，这个设想提出，工会在政府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力过程中，发挥民主参与和社会监督的作用。工会应维护国家的政令统一，动员职工实现政府提出的各项任务；政府应尊重法律规定的工会的地位和权利，支持和保障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使工会真正成为政府的亲密合作者和坚强的社会支柱。
今后，工会与政府及有关部委应建立协商对话制度，及时协商解决涉及职工具体利益的重大问题。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制定劳动、工资、社会保障、物价、住房等政策时，应有工会参与，在充分听取工会意见后再作出决定。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职工利益的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工会有权监督、批评、检举揭发和控告。
在理顺外部关系的同时，工会自身改革的关键在于增强基层工会的活力。为此，“工会改革设想”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行会员群众办工会，真正做到工会代表职工群众，上级工会是下级工会的代表者和联合体，为基层、为职工服务；在活动方式上，工会的各种活动将主要在基层开展，一般不组织全国或全省性集中活动；在干部制度上，改变事实上存在的委派制，各级工会领导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民主程序选举产生；在活动范围上，工会将不再局限于国营和集体企业，而更加积极主动地在乡镇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以及教科文卫事业单位中发挥作用。
这个改革设想，目前已经全国总工会10届13次主席团会议原则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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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圳从严治党提高党员素质
八年开除四百余党员 违法乱纪现象逐年减少
本报深圳电 记者王楚报道：“从严治党，清除党内腐败分子，才能保证党在深圳经济特区各项改革工作正常进行下去。”这是市纪委书记李海东同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句话。
据统计，深圳特区8年里，先后共有1086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其中科级以上的党员干部185人，被开除出党的436名。他们违法乱纪，官商勾结，弄权谋私；行贿受贿，失职渎职；奢侈挥霍，腐化堕落等。
在经济交往十分活跃的深圳，共产党员如何抵制金钱、女色的腐蚀，尤其对那些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党员，实属是一个新的考验。此间有关人士认为，“被开除党籍的人，在改革开放中打了败仗，是经不起考验的败类。”
从严治党，使党的肌体更加健壮。深圳市有6万多名党员，在改革开放的8年中，绝大多数党员经受了考验；特别是市管党员违法违纪和腐败现象逐年减少。目前，深圳市纪委正在与有关部门合作，工作重点转到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减少党员违纪违法的土壤和条件上；特别是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党风，如何从制度、管理、舆论监督上，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借以带动政风、行业风气、社会风气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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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佳木斯煤矿机械厂生产发展收入增加后
职工热门话题从物价转到效益
新华社哈尔滨8月3日电 （通讯员李毅成、武光钊）黑龙江省佳木斯煤矿机械厂生产发展，收入增加，职工们的热门话题已从物价转到工厂生产效益上来。
这个厂今年上半年生产效益与职工收入实现同步大幅度增长，工厂利润和职工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2.8％和12％。
佳木斯煤机厂的主要产品单体液压支柱今年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全年减利因素达259万元。工厂面临亏损，1月份职工工资是靠借债发放的，职工工作积极性下降，每日议论的中心是物价问题。厂长办公会议经过多次讨论，确认只有发展生产、提高效益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他们实行了厂级、中层干部现金抵押承包。厂长同副厂长、车间主任，副厂长同分管科室分别签定了以包产量、包利润、定安全、定质量、定品种以及保设备、保资金占用等指标为内容的合同。车间主任又将指标分解到了个人。厂长考核车间主任执行情况拥有否决权，有一项指标未完成，扣除相应比例的抵押资金。厂长宣布，工厂的效益多大，职工的收入就有多高。
这样，工厂的效益同各车间、个人的利益连在一起，各车间千方百计在增产、降耗上下功夫。全厂有15名工人各超额1600工时，上百人超额500工时。每个班组、个人都在原材料消耗和工具使用上精打细算，努力降低生产成本。上半年工厂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7％，利润增长12.8％，利润增长超过产值增长。生产上去了，职工收入也随之增加，全厂职工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12％，接近物价上涨指数。现在职工们议论的中心是如何把工厂生产效益进一步提高，增加个人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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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暑礁观测站建设者贡献卓著
国务院中央军委特予通令嘉奖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8月3日发出嘉奖电，全文如下：嘉奖电海军并转南沙永暑礁建站全体同志：
为了维护我国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国家的尊严，为了和平建设南沙群岛，海军在广州军区、广东省、海南省和交通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气象局的大力支援下，积极组织力量，在条件艰苦、气候恶劣和越军袭击干扰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吃大苦耐大劳的实干精神，团结协作，连续奋战，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了永暑礁海洋和气象观测站的建站任务，为祖国和人民立了新功。国务院、中央军委特予通令嘉奖。
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保卫南沙、建设南沙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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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酷暑季节坚守岗位为城市美容
建设部卫生部等电慰环卫职工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建设部、卫生部和中国城建建材工会今天向全国环卫职工发出慰问电，感谢他们在持续高温的酷暑季节里，不怕脏、不怕累，及时清运垃圾粪便，为广大居民创造了清洁优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慰问电说，多年来，广大环卫职工以“宁可一人脏，换来万人洁”的崇高精神，埋头苦干，不求名利，只讲奉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广大人民群众对环卫职工的辛勤劳动是感谢的，环卫职工的崇高品质受到了全社会的尊敬。
慰问电希望环卫职工继续本着“美化城市，改善环境，服务当代，造福子孙”的崇高思想，在当前高温情况下，努力把城市的垃圾粪便及时清运出去，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为保证人民的身体健康，为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慰问电还呼吁全社会都关心和支持环卫工作，维护城市环境卫生，禁止随地吐痰和乱扔瓜果皮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道德风尚，共同努力建设清洁优美的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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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发生霍乱全国警戒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 新德里消息：法新社援引印度报业托拉斯的消息报道说，印度因为霍乱和其它肠胃病流行，宣布全国范围的警戒状态。
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今年7月份以来，印度全国有纪录的霍乱等肠胃病病例已有19800多起，死亡500余人。
首都新德里是这次流行病的重灾区，迄今已有5000余人受到传染，223人死亡。
今年新德里等地雨水较多，雨水冲走贫民窟中的垃圾等污物，造成饮水污染，引起了这场流行病。
卫生部长莫蒂·拉尔·沃拉向各邦首席部长写信，要求他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疾病流行。
第1版(要闻)
专栏：
《中国企业的一天》（续篇）
——1998年7月26日六家合资企业、乡镇企业见闻
有比较才能鉴别。前天，本报发表的《中国企业的一天》反映的是大中型企业的片鳞只爪。今天这篇是7月26日记者走访几家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见闻。合资企业和乡镇企业，论其规模、技术设备、职工队伍等都远不如大中型企业雄厚。然而，其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一般地说比大中型企业要高得多。探索其原因，对于大中型企业的深化改革会有好处。
华杰，在黄土高原崛起
清晨7时30分，太原市华杰电子合营公司的职工，就匆匆来上班。公司实行考勤打卡，在自动打卡机上方，写着“严禁代别人打卡，经发现双方都受开除”。
8时整，上班铃响起时，公司职工都在岗位上操作了。表芯工段、总装工段、电脑工段……无人说话，无人串动，只有空调机发出“嗡嗡”的蜂音和悦耳动听的乐曲，只见一双双飞快的手在活动。
这是一家中外合营的电子公司，主要生产电子手表（指针、液晶），有近百个品种，他们最近推出的“十二生肖表”，成为抢手货。公司创办四年来，已生产手表1337万只，创利税1273万元。每年平均每人创造利税19100元。据国家物资局提供的资料，华杰公司的手表产量、销售量，在全国55家手表厂家中排第二位。
9时，华杰总经理崔晋宏召开业务会议。昨天，他们接受了市外贸送来的苏联要4万只电子表的订单，8月份交货。崔总经理向各分部经理安排这项生产，包括要印制俄文说明书。他说：“我们要用信誉和质量，打开苏联的销路。”9时25分散会。华杰的产品70％出口，四年来供外销935万只，创汇599万美元。它的产品曾荣获欧洲共同体、美国洛杉矶、巴西等优秀品质奖。
10时，崔晋宏同香港东洋电子（香港）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陈冠杰通电话，外方合营的负责人告诉他，华杰急需的58万块集成电路块已买好，明天空运太原，他正为寻找华杰在广州的办事员而着急。这位办事员叫王虎龙，身兼华杰公司进出口部经理、司机、海关报关员和材料采购员四职。公司共有职工198人，其中9名管理人员。这里已打破干部和工人界限。人事部经理兼管安全、治安、卫生……工会主席兼党支部副书记。管理人员若不称职，回工段劳动。再从工段民主选拔管理人员。
下午2时，总经理崔晋宏同分部负责人对1987年7月14日至1988年7月14日期间，累计请假超过30天的23名职工逐一分析，研究。崔总经理提出：要从爱护人出发，作深入调查，提出对策。20名累计请假超过一个月者，执行试用期三个月，累计请假超过三个月的三名，执行试用期六个月。事后，我问人事部经理：“这么办，是不是过于严了点？”他说：“制度只有一个，一有灵活，就无法执行。”
华杰实行“共患难工资制”。工资中一部分叫“钢性”工资，即在正常情况下保证职工基本生活需要，一部分是“弹性”工资，是企业利润逐步提高，在超常规情况下对职工劳动的报酬。一旦企业经济困难，可以调整和取消“弹性”工资，这就叫“共患难”。职工月平均工资190元左右，最高达400元上下，最低100元上下。表芯工段的武秀华对记者说：“企业处处为工人着想，工人也时时为企业操心，企业就越办越好。工人工作间安空调、电扇、电离子发生器……生怕工人中暑，为工人创造一个清凉世界。而经理办公室只有一台电扇。就这点，工人没有不感动的。”
下午6时10分，业务部送来当天的生产、经营情况。生产电子表22000只，总产值67750元，人均创产值356元。当日销售电子表23558只，当日收入77000元，创造利润3610元。
华杰，按照它的轨迹在运行…… （王艾生）
紧张的“福万”
整洁美观的厂房，宽敞明亮的车间。这是合资企业中国福万（福建）玩具有限公司给人的第一印象。
工人工作紧张，生产秩序井然，是我走进车间之后，产生的第二印象。只有12个工人的金型课担负着新开模具和修理旧模具的任务。在这里，车工聚精会神地加工零件，钳工全神贯注地推拉锉刀。这边几个人围着一块模具在商量着什么，那里几个人埋头修理模芯，个个专心致志。
塑料成型课与金型课一门相通，这里有19台全自动注塑机。一个工人要看四五台机，注塑机上方有红黄报警灯。机器出了故障或原料使用完时，会自动报警。尽管如此，工人仍不时地拿起注好的塑料件认真检查，一旦发现毛病便立即调整计算程序。
组装流水线的工作是快节奏的。坐在缓缓传动的传送带两边的女工，从身后的运转箱里取出塑料件，迅速地组装好自己分工的部件，立即放到传送带上送给下道工序。没有人讲话，没有空他顾，更没有一秒钟闲暇。她们的手上下翻飞，如同有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部件牵在一起。传送带边只听见窸窸窣窣插装部件的声音，电动螺丝刀旋转的“呜呜”声和传送带终端装箱打包工人扯明胶带的“嘶嘶”声。整个流水线如同运动场上的接力赛，哪个稍慢一点，就会影响整个流水线的工效。
时值盛夏酷暑，除流水线车间有空调外，金型课里热浪灼人，塑料成型课里十几台100多摄氏度高温注塑机辐射着热气更使人透不过气来。可是，没有人找地方乘凉，也没有人串岗。这里似乎没有可乘凉的地方，也没有串岗聊天的场所，置身于这样的紧张生产的氛围里，任何偷懒行为便显得与这种环境极不协调。 （张铭清）
进不了现场的采访
地处武昌县的鄂美种猪场，是湖北省牧工商公司和美国猪种改良公司（PIC）合资经办的企业。早就听说，这家公司的美方经理管理非常严格。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这是一次没有预约的采访。
顺着一条曲里拐弯的通道我往里走。
“不能进，不能进。我们进来都要洗澡。”我这时才看到“通道”上全是淋浴喷头。我狼狈地退了出来，一肚子不高兴，进中科院的实验室也没有这样难！隔着铁栅栏，我望着排列有致的猪舍，听着远处传来的猪的嘶叫，心里充满神秘的感觉，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工人们怎样工作？
“在这里干活怎么样？”我拦住几个刚从淋浴间走出的工人。
“像押宝。干好了大家都有好处；干不好，一发猪瘟，整个猪场就要毁灭。这里可不像国营猪场那么旱涝保收。”一位原来在国营猪场工作过的中年人说。
“跟国营猪场比，哪个好？”我进一步追问。
“要图舒服，还是国营好。国营猪场一天顶多干两小时。进场把猪食倒进槽里就不管了。高兴时扫扫粪便，不高兴时找个地方看小说聊家常，再不就回家做家务。反正每月工资也少不了一分。现在可不行。上班要全身冲洗，换上消毒的工作服。一进场，查情配种、喂食、做清洁，一环扣一环，一点不能马虎。现在七个小时可是真干。”
“场长也干活？”
“怎么不干？我们这别说场长，就是美方总经理也一样掏猪粪。一个萝卜一个坑。场长、技术员大家都有自己的事，坐办公室喝茶看报在这里可不行。”
有人还告诉我，刚建场时，有一位中方副场长以为也跟别的单位一样，可以坐办公室。美方总经理不高兴了，没有训斥，只是不理他。这位副场长终于觉得这里不好混，走了。
谈着谈着，副场长许峰从浴室走出来。他邀我到食堂去谈。他告诉我，他1982年才从农学院毕业，曾在一个国营猪场干过，去年自愿调到这里来。他想在这里长期干下去，爱人也一起来了。他说，工人的工作定额是经理、场长、技术人员一道工序一道工序测算出来的，有多少工作量才安排多少人，谁想偷懒就做不完。
场长请我共进午餐，作陪的是几个年轻小伙子。一打听都是搞技术的，瘦高个还是北京农大遗传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哩！
“这里干就像干，玩就像玩。不像国营企业干也没干好，玩也没玩好，真没劲！”我还是想着看猪场。“让我进场看看吧，按规定洗澡还不行吗？不看现场，我怎么写稿呢？”我再次试探。
“不行！”几个年轻人几乎异口同声。“没有公司的批准，我们无权让您进猪场。”他们是友好的，但脸上带着几分歉意。
（龚达发）
“一厂一制”与“秦联公司”
这的确是个奇迹：位于古城西安东郊、仅有400人的合资企业——秦联棉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拥有近万名职工的西北国棉五厂相比，它的年产值仅是五厂的1／9，而其经济效益则是五厂的一半！去年，人均上交利税和创汇竟分别是五厂的6.1倍和7.3倍！
7月26日清晨，记者驱车来到离城10公里的纺织城。驻足西北国棉五厂大门，记者看到身着五颜六色衣裙的女工们正三五成群地向厂区涌来。
“秦联公司”是五厂与香港伟威有限公司合资，利用原东织布车间的一半场地兴建的。打眼望去，“秦联公司”与五厂唯一不同的是，“秦联公司”织布场地上，安装了30多台新添置的剑杆织布机。
织布车间数百台织布机震耳欲聋。在一台进口剑杆织布机前，记者问一位年轻女工：“看来，你们的工作挺忙的。压力大吧？”
她回答道：“我们的压力并不大。”她怕记者听不清，就贴耳大声说：“我们的劲远没有掏尽哩！按规定，我们每人要看8台新车，可现在只看3台。我们并不想在车间转悠，而是厂方生产不正常，再说，我们干的再多，贡献再大，奖金撑死也不过12元……”
那，经济效益为什么这么好呢？记者来到公司办公室。公司生产部统计师魏显明对记者说，公司是全国第一家纱布直接出口的合资企业，由于信息灵，经营活，能根据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组织生产，因此，去年开业头一年就创汇613万美元，实现利润1113万人民币。今年上半年创汇和实现利税又比去年同期提高50％和2.5倍。现在问题是，虽然在所有制上是“一厂两制”，而生产管理实际上却是“一厂一制”——按照国棉五厂的管理方法进行代管。国棉五厂虽然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但在分配上却怕合资企业与国营企业拉开档次。这就形成了新的平均主义，无意中影响了合资企业职工的积极性……
国棉五厂和“秦联公司”的领导有他们的难处：“秦联公司”毕竟只有400名职工，与全厂近万名职工相比，仅仅是个少数。如果分配拉开档次，会不会引起大多数职工的不满？职工涌向“公司”怎么办？这个问题已引起“全国优秀企业家”、五厂厂长兼“秦联公司”总经理应治邦的思考。他对记者说：“合资企业对国家、对企业的贡献大，职工待遇应该高些。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合资企业中也要引进新的先进管理方法，深化改革，把高待遇与高效率、高贡献真正挂起钩来，让人既眼红，又怯火！”他感慨地说：“现在公司效益虽然好，但仅仅是个开头，大有潜力可挖！” （孟西安）
小巷深处一小厂
成都粘印包装厂原来是一家只有40多名老太婆、全部家当不足6000元的街道小厂，不几年功夫却变成了拥有电脑照排、“海德堡”等先进印刷设备和数百万元固定资产的彩印包装厂。今年元月，厂长夏朝嘉又以该厂资产作抵押，承包了全民企业——市属第三工业公司，成为不少报刊津津乐道的“小鱼吃大鱼”的新闻。
7月26日一大早，我冒雨来到小巷深处的这个厂。
厂房陈旧，少部分还是工棚。不过，在陈旧的车间旁已矗立起一幢新修的三层楼厂房，目前正抓紧安装玻璃和装饰内墙。
印刷车间一片繁忙的景象。我来到钢线压痕机旁，与正在紧张压制香烟包装盒的许国富交谈。他今年29岁，腿有点残疾。我问：“你每天要压多少张？”答：“定额6000张。”“能完成吗？”“抓得紧点，8小时可压8500张。”“完不成怎么办？”“完不成罚，超产给奖。”“你每月能拿多少超产奖？”“150元左右。”“你的基本工资多少？”“72元，加各项补贴104元。”“那你奖金比工资还高啊！”他高兴地一笑，干脆把机器停了说：“我每月可拿到二百五六，只能算中等。老实说，在这里工作我很愉快，调我到国营大厂去我还不愿意呢！”
该厂的工人都很年轻，女工不少。夏厂长认为，彩印包装行业是新兴工业，只会糊纸箱的老太婆是掌握不了电脑设备的。于是，1983年他大胆决定，凡年满45岁的工人，统统退休，享受全民所有制工人退休的同等待遇。这样一来，工厂职工的年龄从原来的平均54岁，降至目前的32岁，虽然工厂的“包袱”重了，但职工队伍的素质提高了。1987年，220多人的小厂，产值达619万元，利税达109万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64％和91％。
我来到厂长办公室。身体壮实、戴着宽边眼镜、蓄着一把喇叭胡的夏厂长，正与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供销员谈话。夏厂长果断地说：“如果调查结果你真的没有打着我们厂名义替别厂拉生意，那我很高兴；若有，我对你决不客气！你要砸我们厂的饭碗，我首先要砸你的饭碗！”
不多时，贵州青松卷烟厂孟厂长来审查印制香烟包装盒质量问题。爽直的孟厂长对记者说：“这个厂真了不起，厂房目前虽然简陋，但管理得井井有条；设备、条件虽比不上国营大厂，但印刷质量超过不少国营大厂，同时，价格合理，服务周到，我们都乐意跑到这小厂来订货。”
夏厂长摇手说：“过奖了！质量第一，服务第一，这是我们的宗旨。”
（罗茂城）
乡镇企业浮现“国营影子”
8点差5分，我走进上海梅陇阀门厂。看到上班的工人掏出一张浅蓝色的考勤卡交给警卫室的值班人员。看来，这家乡办企业上下班制度是挺严的。
来到独立核算的锻工车间，第一个向我打招呼的是车间主任徐明昌。他40刚出头，厂里人叫他“阿昌师傅”。他这个车间今年要上缴利润18万元。上半年已完成84％，我开玩笑说：“看来，今年你要发财了？”“阿昌师傅”笑哈哈地摇摇头：“油水不大，基数定高了。”
在党支部办公室，我见到了副书记、代理厂长许甫高。他比阿昌师傅小12岁，在电视大学学过企业管理。据他介绍，这个厂是1958年办的，现有职工298人，固定资产200万元，今年计划利润108万元。经过多年的努力，厂里生产的安全阀已得到了国家颁发的许可证。现在的问题是，厂里对开发新产品考虑不够。虽然紧靠华东化工学院，却多年来没有交往。厂里工人每月收入多的300元。但工人感到刺激不大。原因一是年轻人吃穿都靠父母，没有负担，并不看重厂里给的钱；要捞钱，机会有的是。二是地处市、郊交界，征地频繁，随时有进国营企业的可能。有人认为，大厂福利待遇好，名誉好听，大锅饭、铁饭碗还是有吸引力的。几年来，金工车间已走了45名老工人，技术好的车工几乎走光了，连厂里花了4000多元钱送到大学培养的2名大学生也走掉了。
接着，小许带我到金工车间，这是生产安全阀的主要车间，站在车床边的是清一色的青年，其中近半数是姑娘。
午饭时，我谈了一个看法：这个乡办厂已具有国营厂的架子，有固定的产品，不愁销路，但缺乏乡镇企业应有的活力。阿昌师傅和许甫高都同意这个看法。
梅陇阀门厂有14个科室，管理人员44名，占职工总数的14.7％。下午在厂长办公室，我问技术副厂长俞品达和厂办主任陆永高：“这么多科室是否真有必要？”他们认为，大多是必要的，因为厂要上等级，要经得起上面检查，缺了哪个机构也通不过，有的科室是为了对上级的口才设立的。他们还说，上面只是要我们设机构，从来没有通知撤销过某个机构。
在交谈中，他们又谈起了办总厂的事。去年7月，乡领导决定成立梅陇阀门总厂，除了阀门厂外又招入了两个分厂，拖了一年，上级没有批准，总厂只是个空架子。这么一来，在乡工业公司下又增加了一层机构，对乡办企业来说，又多了一个婆婆。离开梅陇阀门厂，我脑子产生了一个印象，这家乡镇企业里处处能看到国营工厂的影子，这也许并不是好的兆头。
（萧关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