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
中巴友谊之花的辛勤园丁
——忆齐亚·哈克总统
王益友
噩耗传来：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8月17日因专机爆炸不幸罹难。人们为之震惊！失去这位辛勤浇灌中巴友谊之花的园丁，令人惋惜。我本人更为失去一位尊敬的朋友而沉痛。
我首次见到哈克总统，是在他1982年10月第三次访华的时候。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我随团采访直至最后一站桂林。总统即将结束访问离开桂林时，我到他下榻的宾馆，请他谈谈此次访问的观感。在楼梯口，我看见哈克总统正同他的几个亲随人员一起徐步下楼。他中等身材，身着黑色民族礼服，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这位以“铁腕人物”著称的陆军上将，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平易、和蔼而有风度的政治家形象。向他说明来意后，他立即满足了我的要求。因为这是我第一次采访总统这样的大人物，不免心情有点紧张，把录音机的按钮按错了，他讲了一大篇，我却一句也未录上。我抱歉地说明情况后，总统爽朗一笑，对我说：“没关系，咱们再来一次。”他把这次访问的美好感受和对中国领导人及中国人民的诚挚感情又复述了一遍。然后对我说：“您检查一下，这次录上没有？没录上，咱们再来。”
1983年7月，我作为常驻巴基斯坦记者，在那里工作了4年多。这期间所见所闻的许多事情使我深深感到，哈克总统堪称浇灌、培植中巴友谊之花的辛勤园丁。
齐亚·哈克于1977年7月起执政11年有余，始终如一地重视发展中巴关系。作为国家元首他曾先后三次访华。他十分重视经常同中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地区形势和双边关系交换意见。同时，他对来自中国的各种代表团也很重视，不管是政府的还是民间的，大都要亲自接见，有时还设宴招待。他常常对中国客人说，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友好交往有悠久的历史，现在，我们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中国从来不以其大欺我之小，总是平等待人。巴中友谊，在当今世界上已经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相互关系的典范。
凡到过巴基斯坦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的友情非同一般。哈克总统对来自中国的客人更是关怀备至。我在巴工作期间，跟随很多访巴的中国代表团采访过，对此深有体会。
1986年暑假，中巴两国组织少年儿童联合远征队活动。我国10名14岁以下各族儿童从红其拉甫山口，经喀喇昆仑公路到伊斯兰堡和拉合尔市，与相同人数的巴基斯坦少年儿童会合，组成联合远征队，再按原路到我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沿途进行参观访问、野营联欢、少年科学考察等活动，以使两国儿童自幼就受到中巴友谊的熏陶。哈克总统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一定要亲自见见中国的友好小使者。在拉瓦尔品第总统府，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统会见了中国儿童。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了孩子们表演的歌舞节目，同他们亲切交谈。孩子们见总统如此和蔼可亲，紧张和拘谨顿时一扫而光，纷纷掏出自己的小笔记本，请他题词留念。哈克总统毫无厌烦，愉快地满足了全部10个中国儿童和三位领队老师的要求，为每个人题了词，签了名，还同他们一起在接见厅大门口台阶上照了像，前后历经了两个多小时。
近几年来，随着喀喇昆仑公路的开放，我国每年有一两千穆斯林从这条路经巴基斯坦到麦加朝觐。哈克总统对此十分关心。巴政府宗教事务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我：“总统指示我们，中国的朝觐者是巴基斯坦的尊贵客人，一定要好好招待。他每三天听一次汇报，检查我们的工作。”宗教部还从大饭店聘请优秀厨师烹调可口饭菜，专门安排经验丰富、医术高明的大夫为他们治病。从红其拉甫山口到伊斯兰堡大约1000公里路程，中国朝觐者往返都由巴宗教部包租大轿车接送。哈克总统本人每年亲自视察一次朝觐营。凡中国朝觐者提出的困难，他总是当场向有关部门的负责官员下达命令，立即解决。每次视察他都向中国朝觐者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他对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他的夫人也总要亲自看望中国的女朝觐者，向她们赠送礼品。
1986年，朝觐的日子迫近了，有20名中国朝觐者因路途耽搁，赶到巴基斯坦时，飞往沙特阿拉伯的机票已全部售完，一年一度的朝觐旅行眼看就要半途而废。正当他们怅然若失，在伊期兰堡机场外踯躅时，恰遇准备乘专机去朝觐的哈克总统的车队驶了过来。总统一眼就看见这几位来自中国的朝觐者满面愁容，便派副官打听。当知道原委后，立即邀请他们搭乘自己的专机去沙特。这20名中国普通的穆斯林是多么激动啊！他们坐上总统专机去朝圣，这件事，一时在中国朝觐者中传为佳话。
每年，中国的国庆节和
“八一”建军节，哈克总统只要在首都，一定出席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记得1987年“八一”招待会定于7月31日晚举行，不巧，哈克要在首都附近的穆里山主持一个重要会议，不能出席。于是，他提前在下午4点钟专程到使馆向我国大使和武官祝贺节日，并为不能参加招待会表示歉意。
我本人在巴工作期间，也得到过哈克总统的直接关心和帮助。根据国际电台指示，我还单独对他进行过几次录音采访。每次见面的时候。他总要和我攀谈几句，问问电台的情况，问我在巴工作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忙解决。他几乎每次都说：“您若有困难，可直接同我联系。”
1986年4月29日，我就中巴两国建交35周年和国际和平年采访哈克总统。不幸的是，在采访前五天，我驾车外出执行任务发生了事故，额头碰伤未愈，贴着纱布进了总统府。哈克见我这副模样，双手拉着我，详细询问出事经过，表示了一个长辈的体贴和关怀。采访后的第三天，他又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并派他的秘书给我送来一箱有关巴经济、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
1987年12月底，我即将离任回国，总统得悉后，表示要在我离巴前见我一面。12月24日中午，哈克总统在新总统府办公室接见了中国驻巴使馆临时代办和我。谈话中，哈克总统称赞北京电台（即中国国际电台）是“友谊之声”，热情赞颂巴中友谊像巍巍喀喇昆仑山一样崇高和牢不可破。他说他已经接受了李先念主席的邀请，将于1988年第四次访问中国，并风趣地对我说：“我们将在北京再见，到时候我要找您的。”
不幸的空难夺去了他的生命，使他没有能够再来中国。我也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接见竟成了我和他的诀别。
不仅是我，凡见过哈克总统的中国人，都永远不会忘记他的音容笑貌，以及他对中国人的一片笃意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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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身居扶桑 情系敦煌
——访日本画家平山郁夫
于青 陈风
平山郁夫，东京艺术大学美术系主任。近来，日本报纸电视在报道竹下首相访华的消息时，频频提到他的名字。平山先生是竹下首相访华期间敦煌之行的提议者，首相作为礼品赠给中国领导人的日本画也出自他之手。启程前夕，先生在文化古城镰仓市内的住所接受了我们采访。
平山先生1930年生于广岛。当故乡遭受原子弹袭击时，他还是个中学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后来进入东京艺术大学专攻日本画。为了祈祷人类和平，先生早年作品以佛教为主要题材。最初画的是玄奘经丝绸之路去印度取经的故事，共30幅。丝绸之路当时在日本还鲜为人知，先生一直是凭想象创作。直到1978年，他才第一次目睹敦煌迷人的风采。从此，先生与敦煌、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已六赴敦煌。1979年国庆节期间，在北京举行了《平山郁夫日本画展》。1985年，他受聘为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外籍名誉教授。现任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先生的画技炉火纯青，其作品多次作为日本首相送给外国首脑的礼品。
今年以来，日本“敦煌热”一直在扩散和升高。电影《敦煌》上映，敦煌文物展览接连不断，研究敦煌的书籍大量出版，此次竹下首相敦煌之行，把“敦煌热”又推向一个新高潮。“日本人何以对敦煌如此神往？”我们问道。
平山先生说：“这首先要从日本文化的发源说起。公元六世纪中叶，佛教从中国经朝鲜半岛传到日本。这种佛教文化是亚洲许多国家超越国界和民族差异、共同创造的一种国际文化。日本虽然是个岛国，但与大陆一直有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日本人始终对中国、对丝绸之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毕竟是日本文化的发源地。敦煌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佛教文化遗产，对日本来说，这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从历史上看，当一个强大的民族统治别的民族后，往往要毁灭异族文化，以建立自己的文化统治。但敦煌古迹至今仍保留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因此，敦煌可以称之为整个东亚悠久灿烂文化的象征。”
敦煌的魅力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但由于进入石窟的人不断增多，石窟中的水分和二氧化碳大量增加，加上紫外线的照射，壁画出现了变色、发霉和脱落的现象。
平山先生近年来一直关心保护敦煌文物的事业。去年9月，在敦煌举行了第一次
“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平山先生在会上发表了保护敦煌文物的专题讲演。从今年5月开始，包括以敦煌为题材的“平山郁夫素描新作展”在日本全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巡回展出，其收入全部捐献给保护敦煌文物的事业。
平山先生接着说：“1983年我去敦煌时，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负责人提出，保护敦煌文物遇到一些困难，希望日方在技术上给予支持。我当即表示愿意协助。几年来，先后邀请了十多名敦煌的专家和科技人员来日本研修。今年9月，还将接待几名敦煌研究人员来日学习保护古迹的尖端技术。我曾向日本前首相和中国领导人谈起过保护敦煌文物的问题。去年底，我向竹下首相提出访华时一定要去敦煌的建议。通过竹下首相访问敦煌，可以使更多的人对保护敦煌文物的呼声产生共鸣，这也是我提出建议的初衷。今年以来，我向日本财界建议成立文物保护财团，终于得到响应。8月23日，财团举行成立大会。日本政府也决定出资协助保护敦煌文物。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保护石窟内文物的有效方法，日中两国在这项研究中如果能够取得成果，无疑是对人类文化事业的一大贡献。”
平山先生不仅自己对敦煌一往情深，还影响着他的同行和学生。东京艺术大学两次组成“敦煌学术调查队”到实地考察。平山先生说：“我指导的研究生，在他们入学时，我就告诉他们，毕业时必须写出有关敦煌的研究论文。所以，他们一入学就开始积蓄旅费，在学习期间自费去敦煌观摩学习。我希望他们从学生时代起多多了解中国的文化，以便今后为促进两国友好作出贡献。”
从平山先生家里出来，汽车驶上高速公路，眺望镰仓市容，我们感到，虽然无暇一睹这里众多的名胜古迹，但能结识平山先生这样一位身居扶桑、情系敦煌的友人，的确不虚此行。（附图片）
敦煌莫高窟 ［日本］ 平山郁夫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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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刺鱼之谜
赵绍棣
去年1月17日，在印度洋约200米的深水处，西德一支考察队队员正把摄影机对着一条6英尺长的大鱼。它是科学家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寻找的对象，现在，终于在非洲大陆与马达加斯加之间的莫罗尼岛附近海底发现了。它叫腔刺鱼。
此前，科学家们在4亿年前的岩石中曾多次发现过腔刺鱼的化石标本，西德一采石场发现的较完整的标本也有6000万年。有人推断，这类腔刺鱼可能在地球上已灭绝。
最早捕捞到腔刺鱼是1938年12月。当时南非一艘拖网鱼船在近海捕捞到一条谁也不认识的鱼，几经转手，交到南非东伦敦一位博物馆馆长拉蒂默之手。她认为这是条不寻常的鱼，就画了个草图给约翰内斯堡大学一位有名望的化学和鱼类学家史密斯教授，求他辨认。史密斯一见，确认它就是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之前留下化石的那种腔刺鱼。并命名为“拉蒂默·查卢马”，因它是在查卢马河口捕捞到的。
可惜的是，当史密斯赶到东伦敦时，这个“活化石”的软体部分已腐烂被遗弃。直到1952年，他才在科摩罗群岛的渔民处又得到一条腔刺鱼，发现鱼的解剖图与在西德挖掘的化石标本几乎完全雷同。因此，他推断，这种腔刺鱼至少相传了3000万代以上，是世界上跨越巨大时空而幸存下来的最古老的动物之一。
1987年1月，西德的新闻电影制片人、海洋生物学家汉斯·弗里克率领一个考察队，乘坐一艘特制的潜艇，来到南部非洲的东海岸，在当地渔民的指点下，他们在曾捕到过腔刺鱼的莫罗尼岛附近搜寻。最后在离该岛西岸180米远的水下深处发现了目标。
首次目睹腔刺鱼那呆头呆脑的游动，考察队员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它不像游动，而是在跳“迪斯科”。全身的鳍乱七八糟地摆动。但仔细观察，才知道它的每个动作都是密切配合的，前后左右鳍的运动规律犹如骏马奔腾时四蹄的协调一样。有的鳍还可灵活转动，使它能向前、向后和仰游，还能使其笨重的身躯在流动的水中保持静止。腔刺鱼还有个奇怪的特征：常作倒立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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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酒后不宜乘车
各国交通法都规定“酒后不准驾车”，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最近对世界各地的数千例车祸作了“综合分析”后告诫人们：酒后最好也不要“乘车”。研究者发现，酒后人体肌肉特别放松，神经反应迟钝，因而乘车时如遇“非常事件”就来不及作出“应变”。
一项统计显示，在形形色色的车祸中，喝过酒的乘客往往肌体受伤最为严重，受伤的部位也常常最为致命。
此外，酒后心、肺等器官的“工作重点”是“对付”酒精，“工作节奏”变慢，乘车人如受伤出血，身体各器官自行调节应付意外的速度就较慢。如果是内出血，危险则更大。
·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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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改革”监狱
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国监狱也人满为患，然而，英国社会的犯罪率，尤其是青少年犯罪率仍有增无减。此外，监狱的开支也与年俱增，这给政府增加了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于是，英国政府聘请著名的犯罪学家当“顾问”，决心对今日的英国监狱作一番“改革”。
英国政府最近提出的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强迫罪犯向受害人交付巨额赔偿金并参加诸如挖沟、修房等重体力劳动，目的是增强国家机器对犯罪分子的“威慑力”；增设由电子监视系统控制的“家庭监狱”，即在囚犯手腕上套有一枚取不下的金属牌，通过特殊仪器随时掌握他们的行踪，每个“家庭系统”由地方监狱统一指挥，以减轻“正规监狱”的压力；向美国等国的监狱制度“取经”，以使英国监狱更趋“完美”……
不过，英国还有不少犯罪学专家认为：其中一些建议也许永远不能“付诸实施”，如开设
“家庭监狱”虽在美国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但英国的刑事犯中有“相当比例”的人根本没有自己的家。再说即使有家，晚上罪犯在家中又发生暴力事件时家属无力制止。据估计，英国政府的“改革建议”要变成“白纸黑字”的有关法令，起码还要二年时间。
·唐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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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世界影坛
《诱惑》风波席卷全美
世绍
八月十二日，好莱坞生产的新影片《最后的诱惑》（下称
《诱惑》）在纽约、洛杉矶、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等美国大城市正式上演，许多影院爆满，卖座率突破纪录。据九家影院统计，上演头一天就收入四十余万美元。然而，正当成千上万的观众以先睹为快拥进影院的同时，有的影院外面的广场或街头，却出现了游行队伍。游行者举着标语牌，高呼要抵制《诱惑》上演。没过几天，一个要求禁演甚至销毁这部影片的浪潮正向全美扩展，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诱惑》是导演马丁·斯科塞西根据希腊作家尼科·卡赞扎克斯一九五五年出版的一本畅销小说《耶稣的最后诱惑》编导的。故事情节主要描写耶稣的一生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以前魔鬼对他的诱惑。全片共演二小时四十分钟，其中编导者用半小时的篇幅来刻画耶稣在十字架上产生的一段“幻觉”：他从十字架上下来，改变了作为救世主的形象，来到人间，与玛丽·马达兰相爱、结婚，过着世俗的生活。美国一些报刊指出，从影片的故事内容和艺术效果来看，《诱惑》并不是一部什么了不起的影片，也没有违背教规的地方。导演也一再表示，他不想诋毁耶稣的形象，只是想把这个主人翁写得有血有肉，既有神的一面，又富有人情味。然而，美国宗教界一些人士对此片的上演却感到极大的愤怒，认为“影片损坏了耶稣的形象，耶稣决不能成为低级幻想曲的描写对象”；“这部片子是对基督教的攻击”；“决不允许利用所谓‘虚构’或宪法为借口来诽谤、诋毁甚至嘲弄世界史上最核心的人物”等等。
早在一九八三年，当这部影片开拍时，宗教界人士就开始反对。该片拍成后，制作者环球影片公司为了得到宗教界人士的谅解，在正式上演前的七月，特邀宗教界领导人观看这部片子，却遭到了他们的坚决抵制。有的宗教界人士还在《好莱坞报道》上刊登了一封给公司老板雷·瓦塞尔曼的公开信，提出如公司同意立即销毁片子，他们可以赔偿全部损失。瓦塞尔曼先生则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他在四个城市的报纸上，用整版广告予以答复，声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是不能出卖的”。一个名叫美国家庭协会的宗教团体负责人唐纳德·维尔蒙组织一些人向影片公司寄去了二百五十万封抗议信，还扬言要在七百家电台和五十至七十五家电视台上进行反击。
面对这一形势，环球影片公司并没有等闲视之。他们让导演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表明他本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决没有要损害耶稣形象的意图。影片公司认为该片是好是坏，观众看了自会作出公正的判断，因此还是早上演为宜，并决定把本来要在九月二十三日上演的《诱惑》，提前一个多月与观众见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影片公司利用观众的逆反心理，及时将该片投放市场，大大提高了它的商业价值，《诱惑》风波反而成了该片获取厚利的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