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经济)
专栏：
投资省 工期短 经营活 效益好
地方铁路发展迅速
四年新建八百公里
本报讯 “国家建路，地方建路，合资建路，将成为我国铁路发展的新格局。”铁道部部长李森茂最近在哈尔滨中国地方铁路协会年会上作出这样的估计。4年来，我国地方铁路发展很快，共新建地方铁路804公里。
地方铁路以其投资省、工期短、经营活、效益好的突出特点，显示出生命力。目前，全国已有26个省、市、自治区建设和正在筹建地方铁路，到1987年底，正式运营的地方铁路有3200公里，在建的 1250公里。
4年来，地方铁路完成客、货运量分别达4570万人和1.3亿吨，利润总额1.27亿元，缓解了国家运输紧张的状况。
许多省、市、自治区多渠道筹集资金。4年中基本建设投资累计完成7.1亿元，其中地方自筹资金占81％，新建地方铁路平均每公里造价90万元，大大低于国营铁路。
大力发展地方铁路，改变由国家独资修路、独家经营的旧模式，是加快我国铁路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扶持地方铁路的发展，国家对地方铁路实行优惠政策，如允许地方铁路自定运价、免收所得税等，并从1984年起恢复了对地方铁路的投资补助。当前，各地政府与群众自筹资金兴修铁路的积极性很高，到2000年预计还将新建地方铁路6000公里。
（雷风行）
第2版(经济)
专栏：
劳动制度改革并非处处一帆风顺
有些企业被迫焚烧劳动合同富余人员重返岗位吃大锅饭
人事、劳动、工资三项改革配套进行的企业情况较好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王文杰 周晓农）记者在各地采访劳动制度改革情况时发现，有些出台较早的地区，有的止步不前，有的已偃旗息鼓了。这是个值得注意的新信号。
1985年前后，河南省曾在3000多个企业、31万名职工中进行劳动制度改革。这在全国来说起步是很早的。但后来几乎流了产，直到今年初才又重新开张。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曲折呢？
工人们说，干部坐在“铁交椅”上，让我们摔“铁饭碗”，不公平。
优选出来的上岗工人，两个人干着以前3个人、甚至5个人干的活儿，而工资却没啥变化，多劳不能多得，情绪一下子低了下来。
精简下来的富余人员也提出责难：我们在厂里没人管，推到社会上没有失业保险金，生活没出路。
厂长更有一本难念的苦经：干部制度的改革，上级部门不点头，我只能干着急；我精简科室人员，而各路婆婆却仍然对口布置工作，企业武装部的年工作量不过25天，要求与保卫部合并，上面硬是不同意；本来应该给优化上岗的工人增工资，可我没有工资分配权，钱从哪里来？……
在上下左右都绊脚的情况下，洛阳棉纺织厂等一批企业不得不把工人和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当众焚烧，精简下来的富余人员重返岗位吃“大锅饭”，厂长公开宣布：“这次改革不算数！”
类似河南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并不少见，遇到的“矛盾点”也大体相同。事实说明，劳动制度的改革，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唱独角戏不成，必须配套进行。
青岛、株洲、盐城、沈阳、安阳等城市由于较早地看到了这一步，制定出相应的配套措施。这些城市对企业，在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用人与生产发展挂钩（按产值增长幅度决定企业增人多少）的“双挂”政策，以及增人不增工资总额、减人不减工资总数的办法，赋予企业改革劳动制度、节约用人、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与动力；对企业富余人员新开办的厂点，实行两三年内减免税收的办法；积极开办劳务市场，为企业富余人员的流动疏通渠道；搞好社会性的劳动保险和劳动保障，解除职工待业或失业的后顾之忧，等等。
与此同时，企业内部的人事、劳动、工资三项改革配套进行。
这些配套措施比较完善的青岛、株洲、盐城、安阳、沈阳等市的工业生产呈现出减人增产的好势头。绝大多数职工也开始得到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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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晋煤外运关卡诸多坎坷艰难
山西有关部门多次交涉无济于事
本报讯 山西省大同市、雁北地区向京津运煤沿线公路，最近关卡增多、动辄滥罚款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晋煤外运计划。
据统计，大同市、雁北地区参运京津的19个长途运输专业公司仅8月1日至4日即被沿途关卡以各种名目罚款达16万元。一部运输车，一天平均受各种罚款达100元。这些专业运输公司的领导说，“支援京、津建设，我们无大利可得，在公路上设卡的单位发了横财，坑了企业，肥了个人，害了国家。”
司机们反映，煤车一出山西境内，行经河北至北京、天津，共有十多种收费款项或罚款在等待着。诸如：过磅费、过桥费、污染费、压路费、无文明礼貌费、停车检查费、吨位运输费、查检手续费、雨天行驶费、夜间行运费……等等。有的司机交不起这些费和罚款，或则卸煤，或则被吊扣执照，或则抵押随车工具。更令人不解的是不少关卡光罚款收费而不开发票。有的则是冒充管理部门设卡的。今年上半年，被各专业运输公司戳穿的假冒管理部门设卡收费罚款的事件达20多起。
大同市、雁北地区的主管局和各专业运输公司的领导，曾多次随车上路找这些主罚部门交涉过，但往往因行政区域属辖不同，无济于事。
（李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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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出港澳 北抵京沪 果农增收 客商称便
北流荔枝放开经营货畅其流
本报讯 记者郑盛丰报道：作为我国岭南名果荔枝主要产地之一的广西北流县今年全面放开荔枝经营，使这里的500万公斤荔枝货畅其流，东出港澳，北抵京沪，果农增收，客商称便。
被称为“南国一绝”的北流荔枝，肉厚核小，清甜诱人。往年为保罐头厂家所需和收取税费，层层设卡，压价收购。果农果商怨声四起，政府和群众关系恶化。
“今年我们不做那种伤害农民感情与价值规律对着干的蠢事了”。县委书记俞芳林说：今年北流荔枝市场全面放开，一时远近客商云集，每公斤荔枝由过去人为压价的2元多增到5元左右，全县果农因此增收约1000万元。往年花九牛二虎之力也收不来的税费，今年放开市场农商主动将税费送上门来，全县收税近百万元。去年设卡，纠纷迭出，“县官”们食寝不安；今年不设任何关卡，流通畅而民心顺、纠纷少。
荔枝经营放开，果农多收益，刚收完荔枝，农民便四处购买荔枝苗积极扩种。现全县已有新栽荔枝11万亩约300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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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关门“吃”铜到开放发展
铜陵调整产业结构多业并举
本报讯 素有铜都之称的安徽省铜陵市，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突破口，从发展冶金、化工、纺织、电子、建材五大行业着手，改变以单一采掘铜业为主的不合理结构，逐步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变内向型经济为内外结合型经济。
铜陵市调整产业结构，瞄准国际市场和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空出来的国内市场，发展产品深加工，重点是化工和纺织两个行业。化工行业深加工，以硫酸为龙头，开发多用途多型号复合肥、系列硫酸盐、钛白粉等化工产品；纺织工业深加工主要是攻破后整理，实现纺、织、染、整、服装加工一条龙，并以苎麻纱、涤纶丝为龙头，开发新产品和高创汇率产品。
为了加快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解决当地资金不足、技术基础薄弱等问题，这个市采取了外引内联等方法，市工业联合组织已达19家，联合40个企业，协作项目27项，还与全国16省、53个地市建立了稳定的网络关系，协作项目400多个，金额8100多万元。这些项目投产后，可新增年产值1.9亿元。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这个市走出了一条比较切合实际的工业发展路子，轻重工业发展趋于协调。1987年，全市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12％上升到34.8％，乡镇企业产值近几年平均每年递增速度为60％以上。（崔秀芝 魏宜泰 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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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临沂工商行不为“官倒”开绿灯
停止向20家官办公司贷款
本报讯据大众日报报道：山东省临沂市工商银行，强化信贷管理，不给“官倒”开绿灯，堵住了漏洞。
近年来，有些官办的行政经营公司、商店，借搞活流通之机，靠银行贷款抢购紧俏物资，搞转手倒卖大发其财。针对这种情况，临沂市工商银行从今年初开始，强化信贷管理，对现有开户的200多家企业进行了清理和分类排队，对于借发展生产、方便生活为由，跨行业经营，纯属中间盘剥牟利的，停止并收回银行贷款。现在，已拒绝对20家“官办”的公司、商店贷款。
地区一家物资服务公司，从德州机电公司购进10台212型吉普车，这家公司申请贷款36.5万元。经银行查实，纯属倒卖行为，拒绝贷款。
（郝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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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融市场已现出雏形
新华社杭州8月26日电 （记者曹银康）近几年来，浙江省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初步形成了以人民银行为核心，以工商、农业、建设、中国、交通五家银行为骨干，以其它融资中介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多形式、相互交叉的金融体系。各地已先后设立了不少证券交易柜，有价证券上柜交易，促进了全省金融市场的迅速形成和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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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实现大面积增产增收
山西实施“六六六工程”
本报讯 记者陈健报道：一项定名为“六六六工程”的重点星火计划项目：“以粮为主大面积增产增收示范区”，今年以来紧锣密鼓地在山西省开始布置实施。
这项计划是指，在3年内，由科技人员带头搞出6万亩科技样板田，带动60万亩中心示范田，最后扩大到600万亩生产田的宏大的科技推广计划。这项计划的提出和实施，是山西省为摆脱农业困境正在进行艰苦努力的一部分。
这项计划的主要承担者为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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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实际出发调整种植结构
宁夏创“五三一一模式”
本报银川电 记者黄翊明报道：去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委在同心县李家岗子一带推行“5311种植结构模式”，为宁夏干旱地区实行科学种田探索一条新路子。去年该县推广这种模式的1000亩土地，粮食产量增长1.52倍；今年推广这种模式的已达3400多亩。
同心县李家岗子一带过去是块不毛之地。在这里推行的“5311种植结构模式”，是用50％的耕地种植夏作物，30％的耕地种植秋作物，其余两个10％的耕地则种植油料、瓜菜及其它作物，而且实行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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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彝州桑园的兴衰
本报记者 钱江
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坐落在西南古丝绸之路要冲，气候宜人，桑园倚山傍水，楚雄农民种桑养蚕之风延续至今，已不知多少个百年了。1956年，这里建起一座千人规模的丝绸厂，预计年消耗蚕茧约100吨。谁知道，30年过去了，彝州养蚕业仍在低水平上徘徊，这是为什么？
农民说，工厂不给保护价
8月间，记者来到楚雄，走向群山脚下的桑田。数百亩桑田凝碧，犹如大山穿上了绿靴子，景色煞是喜人。
州农牧局的老李同志相告，眼前这片桑园是劫后余生，复苏过来的。1984年底到1985年，这里的农民“挖山不止”，把桑树全给砍了。楚雄原有桑田2.4万亩，砍剩7000亩，直到丝绸厂喊救急才停下来。从去年开始，茧价猛涨，楚雄农民才又有了点种桑的热情。1984年，茧价每公斤不到4元，工厂还不收。茧贱伤农，要是工厂给保护价就好了。
工厂说，蚕茧无税收，地方不支持
记者来到楚雄丝绸厂，因为原料严重不足，4台缫丝机只能开一班，厂长为找原料和安排富余人员伤透脑筋。
专管蚕茧原料采购的同志介绍说，1984年茧价大跌，虽然工厂在决策上有失误，但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得不到地方财政的支持。当时厂里已经存茧50吨，再收购蚕茧就需要银行贷款。可这时候银行却把贷款的“水龙头”拧紧了。原因是国家对养蚕业的税收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不征收产品税，结果地方财政没有收入，自然没有发展养蚕业的积极性。
价格是连环套之结
据专家论证，楚雄地理条件优越，蚕儿一年可4次上架，有的达5次，而且蚕茧硕大、松软，丝不易断，其质量普遍高于我国的四大养蚕区，很有发展前途。为此，现在州政府已经决定，对养蚕业采取扶持措施，决心恢复楚雄南方丝绸之路重镇的声誉。
联想到这两年我国主要桑蚕地区之间纷纷设卡，实行“蚕茧大战”的情况，记者认为，主要在于价格没有理顺，该放开的地方没有放开。对此是不是应该采取先一步放开价格的措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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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漫笔
用“两指”代“两腿”
——浅谈“会议电话”
奚力生
“会议成灾”，这是我们叫喊多年仍未解决的一个“老大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有些非开不可的会议，可以采用“会议电话”的形式。这是一种高效、节资的办公方式，可惜当前还不为多数人所了解。
所谓“会议电话”不同于传统的会议方式，它利用长途电话、市内电话、农村电话网络，使许多地点的会议参加者，在同一时间召开会议。用户可利用它布置工作、汇报情况、传达文件、讨论问题、交流经验，可以节约开会时间，缩短空间。它既便于快速决策，也便于迅速指挥。据有关部门抽样调查表明，我国长途电话业务量有14.4％可以代替用户乘飞机出差，有69.6％可以代替用户乘火车、汽车出差，总代替率达84％。经计算，我国于1985年利用长话代替出差节省飞机、火车、轮船费用约有32亿元。据铁道部的一项调查，在被查的1100多万人中，有380多万是开会出差的，占旅客总数的34.5％。如果1年取消1／3的会议，而代之用电话，单铁路运输的年客流量就可减少近2亿人次。
“会议电话”还具有人多面广的优点。它不仅可以在两地间进行，也可以在大至全国各省市间，小到一县、一村、一厂矿内进行。
目前，北京地区已试开通了北京至上海、北京至广州的“可视会议电话”。与会者不仅能听到讲话，还可以看到图像，颇有“宛如一室”的感觉。
“会议电话”的优点是明显的，它是解决“会海之灾”，减轻交通压力的一种好办法。
第2版(经济)
专栏：
“亚圣府宴酒”进入国际市场
孟子故里山东邹县酿酒厂生产的“亚圣府宴酒”和钢山特曲去年向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出口33吨，受到海内外消费者的欢迎，今年外商又签订了100多吨的供货合同。“亚圣府宴酒”是该酒厂根据历史资料近年研制成的，今年5月，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营养食品研评会上荣获“熊猫杯奖”。（刘兆民 李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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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成立外资企业协会和服务中心
为了更好地给外商投资排难解忧，广东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和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最近成立。广东省目前有5193家“三资”企业和7万多家“三来一补”企业。“协会”和“中心”作为沟通外商投资企业与政府之间联系的机构，可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开展各种服务。（梁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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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第三届民族用品先进企业评选揭晓
全国轻工系统第三届民族用品先进企业评选揭晓，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53家企业被评为民族用品生产先进企业。评选活动是由国家民委和轻工业部联合举办的。自 1983年举行首次评选以来，今年是第三次，共已评出先进企业143个，优质产品15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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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圳改革税收征管办法
深圳市税务局今年开始把税务专管员过去一人对纳税户全面行使征税、管理和稽查的大权一分为三，改为由不同的专管员分别行使，让征、管、查三方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据新华社）
第2版(经济)
专栏：
尽管半年前人们就担心出现“蚕茧大战”；尽管6月6日国务院发出防止抬价抢购蚕茧的通知；尽管一些主产区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但是，夏秋之间还是出现了——
一场防而未止的大战
本报记者 何加正 魏亚玲
今年6月初，一场历史上罕见的蚕茧大战差不多震撼了半个中国。
往年省与省之间的争夺，今年变成了市与市之间、县与县之间、甚至站与站之间的争抢。其程度之激烈，范围之广，局面之混乱，都是往年“羊毛大战”、“兔毛大战”所不及的。春茧大战“硝烟”未散，现在，夏秋茧“战火”又开。
大战带来了什么后果？为什么止而不住？有没有缓解和消除这种现象的良方？这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最近记者就此访问了有关部门。
1、两败俱伤、损失严重
大战造成的损失，首先是经济方面的。据有关部门介绍，收茧期间，由于互相争抢，很多地方茧站都不分等级，见茧就收，大量的毛脚茧、劣质茧都收了进来。仅此一项，全国损失2亿多元。至于因茧质下降造成工厂产量下降、效益差的损失就更大了。
更重要的是，大战给农民造成了一种恐慌感。抢购期间，产区收茧站林立，国营的、集体的、个人的，争抢，抬价。一天一个价，甚至一天几个价。农民背着蚕茧四处奔波。有的一天来回几十里，回到家门一看，价格又变了，心里窝气，要求按新价补钱或退回蚕茧重卖的事时有发生。各主产区因怕蚕茧外流，差不多都调动了公安、税务、工商等各类人员围追堵截。于是，欲卖高价的农民和阻止蚕茧外流的干部之间发生冲突，有的干部被围攻，甚至被打伤。农民和政府关系紧张。
看得出，今年春茧收购是一场令人担忧的乱战，于国于民都是不利的。
2、大战根源——供求规律、价值规律的作用
关于大战产生的原因，我们在具有不同利益和不同职能的部门中采访，发现认识竟是惊人的不同。
有人认为导致这场大战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一味地强调搞活开放，不执行有关号令；有人认为是丝绸加工能力（尤其是乡镇企业）盲目发展、宏观失控造成的；有人认为多头出口是根源；有人则认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市场有需要，出口有利润。
导致大战的原因似乎错综复杂，但有关人士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很简单的：一是茧丝供需不平衡；二是蚕茧长期定价不合理。
行家们指出，解放以来，我国蚕茧和其他农副产品一样，价格一直偏低，发展速度不快。1952年全国产茧124万担，到1965年仍只有132万担。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茧价提高，才刺激了茧农的生产积极性，1980年全国达到500万担。1985年达到634万担，使我国丝绸工业摆脱了长期原料不足的困难，并略有节余。
但就在此时，全国出现了“茧多了、丝多了”的喊声。伴随农民卖茧难的是一些部门收购中压级压价。蚕茧生产真的是过剩了吗？行家们认为，蚕茧在当时超储库存，只是在丝与绸价格没有理顺，缫丝织绸利润不高，甚至要亏损，丝厂不愿多吃茧，绸厂不肯多织绸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假“过剩”。然而，错误的信号已经传到农民当中，经济发达地区很快出现了砍桑弃蚕的举动。江苏无锡市1978年有桑田11.5万亩，到1987年仅剩5.7万亩，蚕茧产量1986年比1984年减少40％。广东顺德、南海两县，过去最高年产量分别达到23万担和11万担，到1987年都只剩5000担了。
在蚕茧生产徘徊的同时，丝绸工业和丝绸出口却在大幅度增长。随着丝绸价格体系的改革，三年内，全国乡镇缫丝企业生产能力增加1／4以上；厂丝连年超计划出口，1987年丝绸出口额比1986年增长18.6％。
供需矛盾显而易见，这就为大战植下了不可避免的基因。
再看价格，据杭州市统计，1985年粮价比1979年提高了59.1％，棉花提高了64.5％，而蚕茧只提高了32.3％。嘉兴地区种桃每亩收入1070元，种甘蔗每亩收入1000元，种桑养蚕每亩只能收入307元。在蚕农的脑子里，1亩桑田3亩粮，1斤鲜茧3斤肉，而现在只有1∶1。
当某种产品的价格不能反映价值，而市场又有大量需求的时候，问题往往就要出现。应当承认，导致这场大战的根本原因，是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在铁面无私地发挥作用。
3、大战的教训——谁适应谁？
这次大战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在有关部门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并采取了相当严密的防范措施的情况下发生的。
据介绍，自去年春茧发生抢购以来，有关部门及产区各级政府就着手制定了一系列强化茧丝管理的政策措施。从强调独家经营，统一收购，到收购前采取提价、实行调节基金等办法，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各种手段全用上了。但等到收购工作一开始，这些政策条令差不多都变成了一纸空文。
政策为什么失灵？价格为什么失控？阵地为什么失守？当然有下边不听话等各方面原因，但也不能不从我们管理体制、管理方法、政策条令本身作些反省。
回顾使我们看到，有关部门强化管理的各项措施固然不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从总体上来看，却没有脱离过去一套习惯的思路——堵与卡。
国家的利益是必须保护的，问题是我国商品经济的现实已经今非昔比，我们不能不承认眼前的现实；制定政策条令，实施管理手段不能不从眼前的现实出发。
以丝绸行业面临的现实状况来说，这样几点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一、外贸已经包干，各地区都有各地区的利益，这不能不作为制定政策时考虑的因素。二、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流通各个环节之间，在现阶段各自的利益日益明显，我们在利益分配时不能不加以协调。三、市场机制的形成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已成为现实，尽管我们不愿看到多头插手，但不容回避的现实却是存在的。四、最根本的是农民商品意识的觉醒，这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实。
如果我们不是从这些现实状况出发研究对策，而是沿用过去的一套办法，简单地去堵、去卡，最终必然逃避不了失灵、失控、失守的厄运。
当然，决策的失误，责任不能归于哪一个部门或哪一个人，这是由目前的体制所造成的。
那么，怎样去消除已经出现的蚕茧大战呢？行家们认为，仅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已经不行。丝绸行业面临着一个从管理体制到价格等各方面都要深化改革的问题。
改革之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改革，这就是事实给我们的结论。
第2版(经济)
专栏：
河套盛产西瓜、蜜瓜、香瓜，年总产瓜达17万吨。为了保证西瓜顺利外运，内蒙古临河市专门设立了3个火车装运点，实行西瓜优先发运。这是一辆辆开往北京、天津、四川、东北等地的瓜车。
本报记者 王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