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两岸工会合作 共同振兴中华
——纪念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四十周年
朱学范
今年是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四十周年，这次大会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充分体现了全国工人大团结的强烈愿望。今天在纪念这次大会的时候，历史在呼唤：海峡两岸工会要合作，全国工人要团结，共同为振兴中华而努力。
（一）
在我国工人运动中每次出现巨大的发展，无不与全国的工会团结合作密切相联。所以全国工人把“团结就是力量”作为口碑，这是历史经验的概括。1922年1月至3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是我国工人第一次同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大规模斗争，也是我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孙中山给了这次罢工很大的帮助。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后，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大会上，孙中山向各工会代表演说，鼓励工人组织大团结，要同世界各国工人联合起来，去和外国资本家对抗，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工人要担任提高国家地位的责任。他的演词，给了各工会的代表极大的鼓舞，广州各派工会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团结合作。1925年5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不久，我国工人运动出现了以上海五卅大罢工为起点的第二次高潮。上海五卅大罢工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全国参加运动的有1200万人，其中，各派工人团体动员了50多万工人。在上海，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工人部积极参加，各学校的国民党区分部在国民党上海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下，发动学生支援罢工工人。在全国反帝爱国大浪潮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这次罢工所以能够坚持16个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广东革命政府的援助，廖仲恺热情支持省港大罢工，主动帮助解决香港工人到广州的食宿和其他困难。我是在五卅运动中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的，当时我代表上海邮局栈房间职工把支援罢工的捐款送到上海总工会，交给了李立三。上海总工会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镇压，在8月决定商务印书馆、报界、邮局工人实行罢工。邮局罢工委员会主席是共产党员顾治本，成立罢工委员会的当晚，由我将罢工宣言稿送给我的小学同学、邮局职员、国民党员凌其翰修改，后交给罢工委员会委员宋并镜。第二天（8月17日）在民国日报全文发表。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把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的数十万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得到了工农群众的支援。广九、广三和粤三铁路总工会组织了工程队、电话队、运输队和铁路交通队，随军出征。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张发奎说，铁路工人的配合作战缩短了战场上的空间。当北伐军进入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区时，工人群众组织运输队、纠察队支援北伐军。上海工人举行三次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进军上海。1927年3月，我参加了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担任上海邮局工人纠察队小队长，当时东方图书馆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主要据点。有一天，在一间大屋子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两端都放着纸张笔砚。一位纠察队领导对大家宣布，志愿加入共产党的在这边签名，志愿加入国民党的在那边签名，两边都排着队依次上前签名。当时我是怀着打倒军阀，为死难工友报仇的激情参加武装起义的，既没有想到加入共产党，也没有想到加入国民党，所以没有上前签名。这种各派工人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上合作，团结战斗的情况，到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更为明显。为了民族存亡，各派工人万众一心，团结抗日。中国劳动协会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坚持合作。从我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体会到在我国解放前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各派工人为了保护切身利益，为了民族存亡，必然要联合起来，共同奋斗。这是历史潮流，谁也阻挡不住的。
（二）
1948年8月，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是全国工人大团结的盛会。为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和恢复全国总工会，实际上从1938年就开始进行准备工作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席兼组织部长刘群仙和劳保部长廖似光来到武汉，与我共同筹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周恩来对她们说过，要在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基础上准备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以便广泛号召团结全国工人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掀起全面抗战的高潮。由于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的建立受阻，战局变化，这件事没有能够进行下去。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4月，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邓发为主任。9月8日，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工人福利社举行开幕典礼，周恩来和王若飞应邀参加。周恩来向我对战后我国工人运动的团结合作，作了深入的交谈。他向我主要谈了组织中国工会统一代表团参加世界工联成立大会，解放区各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中国劳动协会扩大组织，准备在1945年底召开年会，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各解放区工会参加，共同筹备成立全国职工联合会，由于局势的变化，除了邓发参加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代表大会得以实现外，共同筹备成立全国职工联合会不得不推迟了。1948年2月，我到了哈尔滨，与李立三久别重逢。不久，他把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委会已发出召开解放区职工代表大会的通知，决定于6月成立全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情况告诉了我，并且征求我的意见。我向李立三建议，由解放区职工联合筹备委员会、中国劳动协会和各地工会共同发起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实现十年来全国工人的共同的宿愿。大会筹备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意了我的建议，通知在香港的劳协书记长易礼容增派劳协代表参加六次劳大。中国劳动协会增派了廖似光、易礼容、张光岱、顾锡章、周颖、徐弦、李寰英、叶维民、姜松龄、冉瑞武为出席六次劳大的代表。8月1日，六次劳大开幕，出席大会的除了各解放区工会代表和中国劳动协会代表以外，还有上海、武汉、天津、唐山等国民党统治区城市的工人代表和铁路、矿山、军工、电业、纺织等各产业部门的工人代表，代表全国有组织的工人283万多人。这是中国工会历史上一次人数多、代表广泛的大会。
大会由李立三致开幕词，陈云作关于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报告，我作关于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的报告，刘宁一作关于国际职工运动工作的报告，最后，我致闭幕词。大会着重讨论了陈云的报告，总结了新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经验。规定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总任务，制定了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工人运动的具体任务和方针政策。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劳动协会加入全国总工会，在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中，我和易礼容、廖似光、周颖、顾锡章（即郭焕文）、张光岱（即王光启）、徐弦当选为执行委员，李寰英、陈爵、叶维民、姜松龄、冉瑞武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在全国总工会六届执委会首次会议上，陈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刘宁一和我当选为副主席。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充分体现了国共两地区工会真诚合作，全国工人团结。对完成当时工人运动总任务，加强中国工人和世界工人的团结，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一年后，新中国宣告成立，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几十年来，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重要，祖国大陆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十亿人民得到温饱，港澳问题相继解决，获得海内外一致赞许。我们高兴地看到台湾岛内经济的崛起，最近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有关的决议案和报告中提到，“只有团结一致谋求统一，国家才有生机和出路。”要以全民族的力量“共同努力达成国家中兴的历史任务。”我们对此甚为赞赏。今天，中华民族的振兴，已为全世界所注目。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当为全民族的安宁富裕和光明的未来作出努力，我们如能尽快结束目前的分裂状态，把力量凝聚在一起，经过共同努力，定能与世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
祖国大陆与台湾在经济上本是一个整体。台湾经济长期发展，需要祖国大陆的丰富资源为后盾。台湾目前要从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以及南非进口煤，从海外进口各种原料。运费贵，商品的成本增加，不利于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威胁着有关产业部门职工的职业保障，增加了人民生活的费用。而祖国大陆的原料价格低，质量佳，运费少，直接用祖国大陆的资源，可以降低成本，增强台湾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有利于改善台湾职工的待遇和减轻台湾人民的生活费用。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构想，既符合国家民族长治永安的要求，也是维持台湾同胞现有生活方式和现实利益的保障，既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也使台湾同胞为祖国大陆的“四化”大业助一臂之力。我们广大职工群众是祖国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事业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我们广大职工群众从来是热爱自己的祖国的，理所当然地站在和平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最前列。海峡两岸工会应当为实现全国广大职工群众的共同心愿，携手合作。我们深信，通过共同努力，振兴中华，一定能够实现。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钢铁 石油 围棋 友谊
——悼念稻山嘉宽先生
唐克
惊闻噩耗
1987年秋，我在香港。10月9日清晨，我几乎同时接到日本朝阳贸易公司香港分公司和中信公司北京总部关于稻山嘉宽先生因患肺癌不幸逝世的急电。惊闻噩耗，我简直不愿相信，但是摆在我面前的两份电话记录又不容我置疑。我陷入了沉思，回顾与稻山先生交往过程中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胆量和见地有过人之处，即使年过八旬仍然才思敏捷，他对我的友好形象历历在目……。
钢铁桥梁
稻山先生是我近十年来结识的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有人誉他为日本的“钢铁帝王”。在我未见其人之时，就已听说他是战后中日友好事业的“掘井人”之一。早在1958年，中日两国尚未建交，稻山先生曾以日本八幡制铁所常务董事和日本钢铁联盟业务恳谈会会长的身份，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毅然踏上中国大地，在中日钢铁合作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1977年，我出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应稻山先生的邀请，我们派出一个高级的冶金工业代表团访日。受到他和日本钢铁界朋友的热情款待。稻山先生亲自向代表团详细介绍了日本钢铁发展过程和日本政府为鼓励钢铁工业所采取的“倾斜政策”。很可贵的是，当时他向我们的代表团表示：竞争无所惧，日本愿诚心诚意地帮助中国发展钢铁工业。
1977年11月29日，李先念副总理会见稻山先生，探讨由日本协助中国在沿海地区建造大型钢铁厂的设想。一年后，稻山先生以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身份应邀率团来访。12月20日下午，我同高扬文副部长与稻山先生举行会谈。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次日，李先念副总理在人大会堂会见稻山先生，感谢他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宝山钢铁总厂项目所做的贡献。稻山先生表示要帮助中国把宝山钢铁总厂建设得比日本君津钢铁厂更好些，同时还承诺派日本钢铁公司副总经理藤木先生免费担任中国钢铁企业技术改造的咨询顾问。稻山先生十分希望会见廖承志副委员长，廖公慨允并安排了一次工作早餐，他们在晤谈中所表示的友好情谊，我至今记忆犹新。12月22日，我陪同稻山先生赴上海参加宝山钢铁总厂的动工典礼。从此，钢铁工业的合作犹如桥梁，把我和稻山先生之间的友谊紧密地连接起来。
1979年初春，我率中国冶金工业代表团访问日本。七十高龄的稻山先生亲赴成田机场迎接，并专门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宴会，他还亲自主持了多次会谈。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每年相见，有时一年会晤数次。
1985年11月26日，赵紫阳总理出席宝钢一期工程竣工投产仪式，并作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5日发了贺电，指出：“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建成投产，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这对提高我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稻山先生专程飞赴上海参加庆典，并说出了他的肺腑之言——宝山钢铁总厂一期工程的建成投产是他“终生难忘的光荣和喜悦”。
“油谊”之路
钢铁和石油是发展国民经济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和能源。随着中日两国合作事业从钢铁到石油的合作，我和稻山先生的友谊不断加深。
1982年，我调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之后，多次会见了任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日中石油开发株式会社董事长的稻山先生，和他探讨中日石油合作的前景。由于稻山先生的组织和推动，日本石油界对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给了很好的合作，参与了中国海域的石油勘探开发。从中国的渤海湾到中国南海和北部湾，日方参与合作的区块日益增多，投入的海上风险勘探投资已近7亿美元，并在渤海湾取得了进展。在合作过程中，每当出现一点曲折，稻山先生总是亲自过问，从中斡旋，使合作顺利进行。
友好会馆
我和稻山先生的友谊与日俱增。从钢铁、石油领域发展到围棋运动。
我是一个围棋爱好者，总想为中国围棋运动的发展尽一分力。1984年春节期间，我因公去委内瑞拉，回程途经东京，我和宋之光大使一起约见稻山先生，他欣然与我们会晤。在就世界钢铁发展趋势交换意见之后，我向他提出，希望帮助中国建一个围棋会馆，发展两国的围棋友好交往。稻山先生慨然允诺。我们还为会馆名称作过议论，宋大使提议，取名为“中日友好围棋会馆”，稻山先生当即表示赞同。当年10月，斋藤英四郎先生受稻山先生委托就会馆的建设事宜正式做了安排。井上亮先生亦受稻山先生的委托，一直对会馆的工程建设给予了积极的支持。由于我国国家体委的支持，日本各界的踊跃资助，在很短时间内，一幢雅致、独具风格的白色建筑——中日友好围棋会馆在北京天坛东大街平地而起。
1986年7月19日，中日友好围棋会馆落成，八十高龄的稻山先生出任名誉馆长，并亲临剪彩。我特意专程去机场迎接稻山先生。7月20日下午，我再赴机场为他送行。岂料，那次握别，竟成永诀。
友谊永存
据日本朋友讲，稻山先生临终前还不忘为我国山东石臼所钢铁厂的建设提供积极的合作，以作为对赵紫阳总理在宝钢一期工程竣工投产仪式时呼吁日方参与合作的郑重表示。我闻之深受感动。我总觉得他应该多活几年，还可为中日经济合作和友谊多做些事。虽然稻山先生已故，但我们间的友谊及稻山先生为中日友好合作所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希望日本的有识之士在中日友好合作的历史长河中，能像已故的稻山先生那样积极、扎实、有识、有胆，将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不断推向前进。
（按：本文是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谁知我心——稻山嘉宽自传》一书写的代序）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首战四平
刘嘉钧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下旬，翟仲禹所在东北挺进纵队一支队二十六团配合兄弟部队在山东打下胶县县城，取得在关内对日作战最后一仗的胜利之后，于9月24日随纵队从黄县栾家口上船渡海开进东北。9月26日在兴城钓鱼台登陆后，一鼓作气，连连取得了荒地沟、梅河口、通化等战斗的胜利。
12月中旬，部队开到桦甸整编，将挺进纵队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七纵队，把一支队改为十九旅，翟仲禹所在的二十六团改成了五十六团。
1946年1月翟仲禹率领部队驻四平东南一带。当大家了解到党中央派了2万名干部和10万大军到东北来时，干部战士受到很大鼓舞，看到了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重要和党中央的决心。
部队整编后不久，国民党便开始了向东北的大举进攻。驻四平地区的我党、政、军机关撤离了，随即国民党接收大员刘翰东到四平就任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并搜罗日伪残余势力“铁石部队”、伪警察、土匪等三四千人组成了辽北省地方武装，实行暴政，形势极为严峻。
急剧变化的形势，使干部们清楚地看到一场鏖战将在四平展开。因为这里是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是连接东西南北满的主要关节，蒋介石要占领东北，必先控制四平。
果然，2月中旬的一天，纵队副政委周赤萍来到东丰，对团里的领导干部说，苏军很快就要从四平撤走了，我们要在国民党正规部队抢夺胜利果实之前占领四平，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你们五十六团配属保安一旅，接受马仁兴旅长指挥，苏军一撤出，马上攻占，并命令五十六团立即开赴四平周围，进行攻城准备。
接受任务后，五十六团一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一面打击四平小股骚扰之敌，为攻占四平创造条件。
根据地方同志介绍和侦察得知，四平市内驻有以张凯为司令的伪满军“铁石部队”，还有以绰号“天下嚎”为头子的土匪部队及伪警察部队等共4千余人；城东的敌人主要分布在车站、油坊、油化工厂、康德火磨厂等几个据点。根据这些情况，团里多次开会研究进攻战术。
经过十几天的准备，3月15日部队接到保一旅马旅长命令：苏军13日已撤离四平，同日国民党军占领了沈阳，为迟滞敌人北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命令我们务于17日前攻占四平，并决定五十六团与保一团于17日凌晨同时发起进攻。
16日夜，五十六团一、三两个营运动到攻击出发位置等待命令，二营由开原乘火车赶到。
17日凌晨4时，部队准时发起进攻。五十六团的突破口选在城东南角的油化工厂处。防守这里的敌人在工厂外围架设了铁丝网和电网。担任主攻任务的一营一、二连分别从左右两侧，用灭火钩、机枪、爆破筒把铁丝网和电网捣毁，并迅速击溃油化工厂的守备之敌。
当一、二连进攻到油坊附近时，遭到敌人阻击。一座有二层楼高的建筑物上，敌人的重机枪疯狂扫射，封锁住左右两侧的路口。这时，翟团长与一营营长杨印青研究，调整作战部署，将营预备队——三连调了上来，把敌人机枪打掉。一连的战士们从隐蔽物后冲了出来，向油坊发起冲锋。敌人不支，向康德火磨厂方向逃去了。
敌人的重机枪一哑，油坊右侧的二连便由杨营长带领，直奔康德火磨厂，抢占了这里的一座楼房，随即架起重机枪。这里是通向城外的口子，出去就是开阔地，控制住这座楼房，就可以堵住企图从这里突围的敌人。
杨营长把康德火磨楼房的这个制高点交给刚上来的三连。三连素以军事技术过硬著称。三连二排的战士面对大约两个连反扑过来的敌人，用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展开了搏斗。敌人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一营赵营长见二排陷入敌阵，忙命三连长沈继林带一、三排立即赶去救援。可就在一、三排赶到时，二排已经打退了敌人，大约上午10点多钟夺回了转盘。半小时之后，敌“铁石部队”数百名骑兵突然向康德火磨厂袭来，企图从这里突围。就在他们接近康德火磨厂时，很快被我伏设在这里的战士们用轻重机枪打得人仰马翻，溃退回去。
过了一会儿，敌骑兵部队又冲了过来。可他们所得到的，仍然是与上次同样的下场。虽然有几十名骑兵侥幸冲了出去，但由于暴露在开阔地上，大都被我三连神枪手击毙。没有冲出去的敌骑兵，急忙拨转马头向回跑去。这时，黑压压一大片人群，有步兵、有骑兵、有家属，还有四五十辆大车，像赶鸭子似的，从四面涌了过来。折回的骑兵冲入人群，被我击毁的大车又堵塞了他们的退路。敌人进退不得，人、马、车辆挤在一起自相践踏，乱得像滚开的粥锅。
这时，我三营和一营的一、二连及保一团的部队从几个方向压过来。由马哲武副团长带领的团预备队——二营（因为途中火车停开跑步赶来）投入了战斗。他们把敌人团团围住，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榴弹，迅猛的火力从四面一齐向敌群倾泻过去，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剩下的敌人缴械投降。
战斗至此胜利结束，这时大约是正午12点多钟。到下午2时左右，城内枪声平息，四平宣告解放。
这次战斗，五十六团伤亡仅20余人，但毙、伤、俘敌千余人，车上的大烟、人参、钞票也全部成了五十六团的战利品。整个四平战斗共毙、伤、俘敌4000余人，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保安司令张凯以及王大化、王耀东等均被生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