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风从哪里来？
——评歌坛“西北风”
金兆钧
我国通俗歌坛之“西北风”极盛一时，对此现象，众口纷纭，各持己见。我认为：“西北风”的盛行首先是一个文化问题，其次是一个音乐问题，同时又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甚至也包括着一定的经济问题。而以上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又都同置于当前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之下。不从这些方面去深入观察，仅从唱法、题材上是难以断定“风从哪里来”的。
“西北风”的开山之作为《一无所有》与《信天游》。两首作品一北（京）一南（穗），几乎同时产生（1986年）。它的出现，无论在音乐学意义上还是社会学意义上均是“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假如我们不仅仅着眼于“西北风”自身，而将它置于当代通俗歌曲创作乃至现代歌曲创作的历史的动态进程中去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西北风”是一种新音乐思维的表现，是一种新的时代审美需求的必然结果，也是新一代歌曲创作群体崛起的标志。
我国现代歌曲创作始于本世纪初，从根本上说是西方音乐文化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至三十年代，群众性歌曲的三大主要形态已经奠定，即聂耳、星海等人创立的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贺绿汀、任光等人创立的民歌风格的抒情歌曲及黎锦晖等人创立的现代舞曲风格的抒情歌曲。这三种风格时盛时衰，一直是通俗歌坛的代表性风格。
新时期之初，民歌风格的抒情歌曲创作成为主要的潮流，王酩、施光南等人的创作尤为突出。同时港台歌曲以迅猛之势倒灌大陆。而以张丕基的《乡恋》为标志，现代舞曲风格的抒情歌曲创作也在大陆再度复兴。谷建芬、付林则是中年作曲家中于此着鞭最力者。
然而，作为对“文革”和“文革”前歌曲创作中的“阴虚阳亢”——高强硬响有余、委婉柔缓不足——的对抗，新时期通俗歌曲创作的主流在1978年——1985年间，在取得很大成就的状况下，表现出了“阴盛阳衰”的趋向。从歌词内容上看，多柔婉低回、情致细腻，情爱、乡恋等感伤情调的成分占了很大的比重；从音乐形态看，伴随港台歌曲的输入，大陆作者虽亦吸收了一些港台歌曲形式上的因素，如运用其曲式、伴奏形式及唱法，但总体上依然是继承着民歌风格抒情歌曲的音乐思维形态。即便有所发展者，也未能完全跳出港台模式的窠臼。因此，歌曲创作的发展正逐步处于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强烈驱使通俗歌曲在音乐思维和音乐形态上必须进行自我否定，否则就无继续发展的可能。而这种可能只有在一代新人的追求和探索中，在当代社会心理的呼唤中才转化成了现实。
新时期早期的歌曲创作虽总体上继承了民歌风格抒情歌曲的创作传统，但由于思想和情感内容对旧的僵化主题产生了强烈的逆反，旋律风格更多地恢复了真挚柔婉的情调而形成了当时的“新”，再加上运用并吸收了一定的
“新”的表演形式——电声乐队和早期通俗唱法的舞台形象——因而获得了当时的统治地位是必然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它的“新”在两方面都是不稳定的。很容易为人们发现其中的
“旧”。尽管依据传统音乐思维依然能够写出好作品，但这毕竟不是当代新型思维的产物。人们已经发觉，以外国古典民歌音乐思维与中国民间音乐思维相结合的方式已经不复为创新，以早期爵士、探戈、狐步等现代舞曲的音乐思维与中国民间音乐文化特别是中原音乐文化相结合的路也非新路。那么，歌曲创作的下一步步向何方？正是改革开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使当代世界文化的信息开始进入当代中国。这时，一种新的音乐思维诞生了，这就是以现代西方摇滚——典型工业化条件下的通俗音乐——与中国民间音乐文化，尤其是西北民间音乐文化——典型封闭条件下保留着的音乐文化——相结合而产生出的“西北风”的音乐形态：中国民族化摇滚。
这种新型的音乐思维与传统的音乐思维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它以现代舞曲的节奏，尤其是摇滚节奏为基础而展开乐思，而非按传统民歌创作以旋律进展为基础而展开乐思，从而在旋律的进行上明显地打断了传统旋律的
“流畅”而多切分、休止，显示出了独特的律动。其次，它的旋律发展明显地建立于西洋古典和声的基本功能圈的进行之上，而这点又来源于“布鲁斯”这种现代摇滚前身所规定的固定程式。这两点，明显地来自当代西方摇滚，从而呈现了创作乐思发展形式上的新。
同时，这种新型的音乐思维放弃了几十年来作为主要创作素材的中原音乐材料而将目光转向了北方特别是西北。这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音乐文化不同于中原音乐文化那样经历了很丰富的发展，而是更多地保留着北方原始音乐文化的强悍坚韧、慷慨悲凉的巨大能量。其最决定性的特征是它所蕴含的悲剧色彩，这不是凄凉的悲剧色彩，而是慷慨洒脱的悲剧色彩。它独特的调式、旋法与摇滚乐的结合立刻就因双方所具有的巨大能量而产生了高亢洒脱、慷慨悲壮的音乐风格。这种风格正是因为它来自于现代音乐文化与古老音乐文化的对撞才产生了新的审美力量。
但，音乐内部的变化并不完全独立地决定着音乐的走向，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社会生活及由社会生活决定的社会心理的需求状况。“西北风”始成形于1986年，而成“风”却是在1988年初，这就说明，群众的心理需求与创作者心态并不完全同步。它终于成“风”，其实是由于与时代情绪相吻合的结果。前些年人们认同于“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认同于《十五的月亮》、《血染的风采》式的情绪，甚至全国处处“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一把扇儿破”。无可否认，经历了十年浩劫，人们需要轻松，减少了狂热，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感伤气氛。然而，随着改革与开放的深入，人们日益深化着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审视。台湾校园歌曲中的出世意识和过多的田园情调，香港部分歌曲的庸俗市民气息，大陆部分抒情歌曲中无休止的“妈妈”、“母亲”、“吻”式的儿童心理状态等观念和音乐风格，一方面因契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而风行一时，另一方面却也日益为人们特别是新一代青少年所不满足甚至厌弃。他们身处动荡的改革大潮之中，他们的心理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产生着高能量的心理冲突。他们之所以需求恢宏刚劲之气，是因为今天的他们，要求强调自身的独立和批判意识，要求公开、鲜明地表达自己对现实中的快节奏变幻、新旧观念的迅速交替、伦理价值的重新选择所产生出的迷惘、困惑、追求、自省和信念，要求强烈地宣泄自己的受压抑的情绪。这就为歌坛“西北风”的劲吹构成了一种为数众多的社会基础。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西北风”是在未脱离传统的基础上，适应着社会审美需求的一种新的音乐思维形态和新的音乐风格。在音乐上，它要求强烈的节奏律动、洒脱奔放的旋律、豪放深沉的演唱；在内容上，它表现较重大的题材、深厚的情感、开阔的视野。因此，“西北风”的价值无疑是可以肯定的。
我以为，既为“风”，它就只能是一种特定的风格，既不会也不可能因此排斥了其它风格。或许，正由于这一风格目前强烈的单一化趋向，更使人们迫切地去寻求其它的风格以满足多样化的社会心理需求。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对“西北风”势头之猛而忧心忡忡，既然我们现在已不因每年服装款式的风行和变化而大惊小怪，对歌曲创作之风又何必苛求呢？应该指出的是，“西北风”的风行不意味着沾了它的边的作品都是优秀之作；也决不能把这种风当成时髦去追求。词曲作者和歌手应该根据自己对社会、时代的把握，根据自己的心理、经历、素质和艺术感觉来创作。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从众”与“脱俗”
吴方
弹指五十年，谁也想不到“俗文学”的含义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昔日，在致力于研讨“俗文学”的郑振铎、刘半农、茅盾那里，“俗文学”也就是“民间文学”的意思。如出自无名氏创作的歌谣、传说、野语村言，体现着植根于草莽市井的精神活动与审美创造，是与雅文化圈内氤氲的文学大异情趣的。现在所谓“通俗文学”，虽然也不属跻身大雅之堂，却非“土产”，成了以适应大众口味为旨归的文人有意识创作。也是开放中的约定俗成。大众从这种样式的出版物中获取精神消费，在旅次中，在工余饭后，舍间灯下，凝神屏息，消磨于字里行间，似多有消遣的兴味而无“杭育杭育”的遗风了。
写与读、生产与消费的既分离又互为依存，表明社会分工、市场经济机制对文化生活以及文学活动的渗透，已逼迫着眼光的调整。商品化的事实，不管你皱不皱眉头，依然使通俗文学“走俏”。虽然也产生了鱼龙混杂，浮滥一时的弊端，同时也意味着竞争和检验。长远看，读者的口味也会变化，读者即或是掏钱买醉过隐，也逐渐会在心里盘一盘：类似“烟、酒”的读物是否真能令人陶醉和过瘾？软性读物虽然往往以漫无深意读之，但假货和平庸终究也会引起“逆反”。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最终不是使通俗文学的质量降格充数，而是同艺术规律一道，决定着它的利钝兴衰。
通俗文学的主要课题在于摸索自身运动的规律。除非有违社会法规，修剪和整饬不是办法，也不必要求它承担非其所宜承担的任务。如果要求它也附庸风雅，如一本正经地解释什么重大主题，附以教化的“光圈”，反至不俗不雅，弄巧成拙。没必要让苹果树结石榴。这也如通俗歌曲总是与美声唱法相“格色”一样，各有各的行当、手艺、风格形态。通俗文学应有自己的看家本领、自己的“一招鲜”，而所谓功夫、招数又并非掺兑佐料或涂饰化妆品等伎俩，其骨子里本应酝酿一份独特的经验，透出一份创造精神的。只是这种经验和创造系结着它特有的叙事风格，善讲故事的效果和“从众”的口味。于是，这问题其实是要紧的：通俗文学怎样独家经营自己的绝活儿？
一旦要求叙事的本领，“写着玩儿”给人“看着玩儿”，也成了不容易的事。
吸引读者以至于抓住读者的心思，将其引入通幽的曲径、迷魂阵，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通俗文学的叙事魔力，也就不单纯依赖题材本身那种
“血淋淋”或“香艳艳”的刺激。单靠耸动题材，行之不远。实际上，一些佳作如扬州评话《武松》，如阿瑟·黑利的畅销书《航空港》、《大饭店》等，细想，其风光之所以摇曳，尤在于叙述加工的能力，即在体物、观人、察世的基础上善于组织矛盾，设置环环相衔的冲突波澜，有分有合的脉络线索。唯其叙述放得开又收得拢，或欲盖弥彰或欲彰弥盖，读之便欲罢不能，趣味也不待言的。显然，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叙事态度和方式是有区别的，或者说“看世界”、“讲故事”的方式所取不一。前者更着重对生活表象的戏剧性组织，在艺术假定性的契约默许下，挖掘和呈现大千世界中的种种可能性，追求刺激、惊奇、悬念的效果。所描写的也许无足深论，也不必“较真儿”地看待。但一个虚构的神奇世界，不也和实在的世界有种种关联吗？在有意思的讲述中，在你对事件、动作、情节因果的紧张期待和恍然了悟的松弛中，也不妨了解了解世界上有如许种种人和事，种种可能发生的纠葛恩怨，不妨对这个世界的某种真相有一番强烈的印象和观感，甚至在由陌生到熟悉的阅读过程中，有了新鲜的审美经验。这道理有点儿像看杂技与魔术的道理。其中未必有多少抒情和思考的余地，叙事性不断演变其“戏法”，吸引你进入它的圈套和过程，从而引起了一种不如此便无从得到的经验和感受。娱乐和快感并不都是庸俗无聊的。
通俗文学的叙事方式也许比叙述内容更值得琢磨。
琢磨怎样把故事讲得更有意思，意味着
“从众”——一番新的适应和征服。同时，在有意思的故事中又不妨引向人生经验的开拓，对生活的理解热情以及信息的传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故事又可以超越故事本身，超越既定的模式，意味着“脱俗”——克服平庸与浮滥，而叙述的“脱俗”，首先在于意识的
“脱俗”。对于通俗文学而言，商品化固然是它应运而生的因缘，而在文化心理上挣脱旧体制的束缚，发展人的通达自由的想象力和思维能力，则更是活力的源泉。
显然，当社会文化环境和心态处于封闭和凝固的时候，通俗文学便只能萎缩和畸形，因为这样的社会不鼓励人有想象力。因此，通俗文学叙事能力的发展，也并非挑两件时髦的时装来装点一番，其内蕴在于打破行为与心理的机械、僵化、齐一，呼唤着一种创造性的生活与心智能力，在叙事中开辟人的想象天地和思维潜能：侦探、惊险、科幻、言情，本属展开想象的领域，设谜和解谜的过程本应凝结智慧，“既出意料又归情理”，人们也能感到这种洽趣入神之境也并非惰性思维的产物，尽管读罢仿佛只是开心过瘾而已。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喜欢读读通俗小说，也许他需要劳作之后的轻松消遣，而在消遣中亦未始没有对其科学思维的无形补充。通俗文学的“益智”作用愈来愈被认可，这正如下棋打牌不能皆以玩物丧志去看待一样。
热燥之后的通俗文学，能否在“从众”与“脱俗”之间择路而行，我想叙事能力大概是其自我生发的关键罢。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宏观把握 微观落笔
——评麦天枢的报告文学
朱子南
麦天枢由新闻领域迈向报告文学园地，不过两年时间，创作已颇有实绩。与其他新近作家有所不同的是，他在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开始形成了自己的报告文学观念，使创作不断走向自觉。
麦天枢认为，作家要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高度来把握生活，由此而形成理念，并把理念注入到形象中去，传递给读者。因此，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哲理性与震击力。《土地与土皇帝》（刊《中国作家》1987年第1期）写的是晋西北横山村党支部书记李计银在一块已解放了四十年的土地上的统治史。但是，作品中的李计银，只不过是一个思想的载体，作者用于他身上的笔墨并不多，而是用这个形象凝聚出一个观念：权力是怎么产生的？是权力产生的；权力是怎么被剥夺的？是权力更大的人所剥夺的。“如果我们的法律机器只有在哪个人一言半语之后才能转动起来，这毕竟是一个当代社会不能不正视的缺憾。”写我们制度的弊端，特别是从权力效应上剖析官僚主义的危害，这部作品显示出相当的深刻性。《最末一班车》（刊《昆仑》1987年第3期）是以杨之岭、林冰的遭际为作家思想的载体的。作者笔下的他们作为比较教育学家所从事的研究分明在告诉社会：中国的腾飞，最终取决于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这一决定性的因素。于是，我们从这一载体中感知到，从整个社会角度看，一两个人失落了机会或许算不得什么，但是，中国呢？“中国，不能期望下一个机会。”当他们在失去了许多宝贵的年华和机会而终于赶上了人生和事业的末班车时，中国，是不是能赶上世界发展的末班车呢？报告文学的认知性，要求从微观落笔，从宏观着眼。作为文学，不能脱离具体的形象；作为报告文学，又要求在宏观的认识社会的基础上，承载客观的现实，以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进步，世界的发展作为参照系来审视生活。一般读者对纷繁凌乱的现象不可能有周密、详细的调查，因而无法对之作综合的理性分析，作家有责任对生活作理性综合并把自己的判断传递给读者。这是麦天枢的作品所具有的一个特色。
麦天枢的报告文学观念的另一点是透视说。他认为对生活需要作深层的透视，以认识与把握生活表象无法直接显示的内涵。他的全部作品，几乎都使人可以透视生活表象所掩盖着的异化现象。《土地与土皇帝》写到李计银的“改革”与他实行的承包。中国的前途，寄希望于改革。中国的农民首先在改革中受益。但是，“由于横山的‘权力’太强了，太结实了，‘包’字的味儿便变了不少。”作者在作品中展示了一幅改革的异化图。横山的空气、横山的土壤、横山的一切，在李计银的种种“改革”措施中都在转变成李家发财致富的原材料、开垦地。于是，人们也就可以在这幅改革的异化图中形象地感知到政治权力是如何向经济领域渗透并控制经济的。在现有的权力体制下，经济的改革便有可能成为少数人发财的一种捷径。《西部在移民》（刊
《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写到已延续了几十年的社会（农村）救济。作品告诉我们，社会救济的异化，养活了一批懒汉。作者感慨了：“社会在发挥它的优越性的时候，不知不觉把人的品质中腐朽的依赖性充分发挥出来，使大片土地物质的贫困又陪伴着精神的贫困”。如何认识现今的某些统计数字？《接班》（刊《报告文学》1987年第3期）中有发人深省的一笔：在一些干部的笔尖上，嘴巴上，产值、产量、利润、人均收入的数目字，简直成了当今天下最有成就的魔术。统计数字的异化，使经济数字成了政治数字，经济现象成了政治现象。麦天枢作品中这种深层的透视，不论事物的或大或小，都揭示出了当代历史的一个横断面，揭示出“正常”背后的非正常一面，写出了痛苦，也写出了希望，写出了觉醒。这是麦天枢作品的另一个特色。麦天枢认为，文艺创作是一种社会实践，因而作家无法进入纯心灵的创作。对于生活，对于心灵，需要从社会整体中去发现，他在他的报告文学中写下了他的什么发现？社会的反差，社会心灵的落差。作者在《爱河横流》（刊《中国作家》1987年第5期）的“题记”中说：“人们在怎样爱着，人们便怎样生活着”。他的视线投向古老而又新鲜的社会现象——定远县出现的“私奔”浪潮。在缺乏物质的世界里，并不妨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存在。二牛抬杠的生产方式，无法灭绝电视机传播的当代文明。当人性复苏、“爱”在觉醒时，社会要求于人们的却是：怎样生活着，便怎样“爱”着。青年男女只能用“私奔”来冲击旧道德的枷锁，造成了现有秩序与人性觉醒的反差。《西部在移民》的末尾，作者写下了深情的一笔：“我们生活在一个只能充满忧虑的时代。”当社会打破闭关自守，以世界的进步为发展参照系的时候，作品所显示的是西部山民如何创造着贫穷与饥饿又固守着贫穷与饥饿，揭示了发展与惰性的反差，进步与因循的反差。作者在作品中所写的这反差与落差，将帮助我们从社会的综合体上理解民族心态，理解重铸民族灵魂与民族性格的必要。从生活的一般中去发现生活的变奏，从生活的反差与心灵的落差中去探寻阻碍社会进步的症结与寻求社会进步的途径。这种努力形成了麦天枢报告文学的又一个特色。
曾有人认为麦天枢作品的理性成分太多。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报告文学的功能首先是认识，其次才是审美。他以他的作品直接介入社会。但是，他是从微观出发以把握宏观，以形象作为载体，传递着对事物的“认识”。弘扬理性，并不必然会削弱文学的色彩。他的追求，是文学的社会化与社会化的文学。或许，这将是报告文学发展的一个趋势。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建议开辟通俗文学鉴赏园地
曹广志
通俗文学在我国的勃兴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情。目下，它与纯文学相互取长补短、争奇斗艳、各领风骚于文坛。通俗文学以通俗小说为主体，与通俗音乐、通俗舞蹈等汇为一体，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日益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通俗小说的叙事机制里，没有强加于人的说教味，没有故作高深的装腔作势，更没有高高在上的贵族气；有的是贴近读者、沟通思想、交流感情的真诚态度，有的是主题的鲜明性、趣味性和娱乐性，有的是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有的是结构的完整性和条理性，有的是矛盾冲突的起伏性和连贯性等等。因此，它拥有最大的读者群，受到各社会阶层的普遍欢迎。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我国出版长篇小说约四五百部，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通俗小说；目前全国省及地、市级文学期刊百分之八十以上以发表通俗小说为主，这类期刊一般发行数十万份乃至逾百万份；通俗文学堪可谓“热”及了全国！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如同任何大潮一样，通俗文学大潮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其现状看，有不少作品题材比较陈旧，立意比较平庸，表现手法落套，人物缺少个性；亦有思想内容格调不高者，间或胡编乱造，虚假失真；更有甚者，片面追求感官刺激，见利忘义，宣扬了不健康、乃至淫秽庸俗情趣。它确乎存在不容忽视、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为了提高全国通俗小说创作水平，指导广大读者阅读欣赏作品，我希望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和各地的通俗文学期刊，开辟“通俗文学鉴赏”专栏，发表评介文章，以此为园地，批评家可作“灌溉佳花，剪除恶草”的事情，作家和读者可借此一爿之地谈心得体会。倘如是，既繁荣了作家创作，又提高了读者鉴赏能力，实乃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举，何乐而不为！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动态
文艺动态
△蒙古族部队业余作者里赛夫（侯贵生）在《昆仑》第4期发表了小说《茫萨湾》和《达布拉斯》。日前，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在呼和浩特市召开讨论会。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对作品以浓郁的民族风格表现不同国度同一民族强韧的生力和豪爽侠义的性格，表示了极大兴趣，认为小说以现代童话反映了蒙古民族的精神气质。与会同志还就作品民族习俗与语言风格、业余作者生活与修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全国少数民族作家长白山笔会，于8月7日至16日在吉林省延吉市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蒙古、回、苗、壮、布依、朝鲜、满、景颇等17个民族的中青年作家和诗人。
△《世界现代文学艺术辞典》最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辞典是我国当前第一部介绍现代派文学艺术知识的工具书，以供从事外国文学艺术翻译工作者、外国文学艺术讲授教师、大中学生和广大文学艺术爱好者了解、鉴赏、研究世界现代文学艺术时查阅参考。
本辞典共分八大部类，包括文学艺术各个领域，全面而又概括地将各类流派、类型、理论、观点、技法以及文学艺术家、作品等等一一列出辞目，用精练的文字诠释叙述。全书收辞目近千条，共计42万余字。这本辞典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市电影局理论研究室的二十余位学者专家集体编纂。
（本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