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留美硕士颜润身供职乡镇企业
众议纷起赞扬讥讽惋惜兼而有之
本报讯 毕业于中美两国M BA特别训练班的工商管理硕士颜润身，上月辞掉了在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安徽铜陵公司的公职，来到铜陵市郊区建筑公司，担任这家乡镇企业的经营副经理。
M 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融西方近百年管理经验于一体，因而在美国被称为“比博士还值得骄傲的学位”。今年35岁的颜润身，1984年自学成才，被中美合办的第一期M BA特别训练班破格录取。1986年，他身揣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商学院授予的MBA证书回国。
颜润身是怀着要成为企业家的理想回到原单位的。他先是从基层厂矿“对口”到铜陵公司企业管理办公室当科员，后又调到经济协作办公室搞经济研究。为了实现“企业家梦”，今年5月6日，颜润身递交辞职报告，决心应聘到乡镇企业，寻找用武之地。
市郊建公司经理李胜坤介绍说：“小颜上任一个多月来没休息一个星期天，第一步就调查、制订了合同管理制度，扭转了经济活动中因合同不严密而被人钻空子的局面。”这位决不把“千里马”圈在马厩里的“伯乐”表示：小颜目前只是熟悉情况，将来还要挑更重的担子。
“洋硕士”辞职端“泥饭碗”，在当地引起诸多议论。有人说颜润身年轻冲动，铜陵公司是家3万多职工的大企业，国家每年给吃“计划饭”，机关干部“旱涝保收”；而铜陵市郊建公司是由农民建筑队发展起来的，原材料和业务没人包，随时都会没饭吃。
有人认为颜润身“跳糟”是明智之举。乡镇企业彻头彻尾地受市场调节，能激发人强烈的风险意识，在困境中一展才华。
有人表示惋惜：“培养一个M BA，国家和企业要花7万多元。‘牛刀’为何不用来‘宰牛’？而被人拿去‘杀鸡’？”认为根治一边培养人才一边又积压人才的“常见病”刻不容缓。
（刘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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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定向招生 定向培养 定向就业
农业高校明年招生有改革
本报讯 记者周庆报道：明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将推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改革方案。这是记者从8月20日结束的全国高等农业院校分配改革工作会议获悉的。
农业部教育司有关负责人说，今年，全国高等农业院校3万名毕业生，80％充实到了县以下农业基层单位。但比起来，高等农业院校毕业生分配比其它大学更困难一些。农口县以上用人单位基本已饱和，基层和农业生产第一线由于经费和编制紧张，分去的大学生既难找到岗位又呆不住。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目前，全国一半以上的乡镇无农技站，2／3的村没有技术服务组织，70％的农业科技成果没有推广使用。
一些专家指出，我国的高等农业教育，既要为发展农业科学、农业教育和迎接农业新技术的挑战培养高层次的人才，更要面向基层和农业生产第一线，为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造、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培养有用之才。但目前的招生分配制度，统得过死，把农村数以亿计的有中等文化、有一定实践的青年拒之门外，学生毕业后只能面向国家机构这一种用人市场。这样下去，势必导致农业院校的萎缩。所以，高等农业院校要确立新的办学思想，实行多形式入学、多规格培养、多渠道就业。
据记者了解，为试行改革，这几年各高等农业院校已作了有益的尝试。山东农业大学今年定向招生比例已扩大到55％；西北农业大学试行统招预分制，学生一入学即实行定向培养；华中农业大学、贵州农学院通过加强宣传，扩大招收保送生名额；北京农业大学把过去按专业招生改为按系招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在沈阳农业大学召开的这次会议，总结了上述经验，认为高等农业院校全部和大部分毕业生立即实行不包分配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明年将主要推行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改革方案，通过采取配套优惠政策，完善“三定”合同，把大批人才充实到基层和生产第一线，输送到边疆、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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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国情出发办山区广播电视
——对湘鄂西部的调查
艾知生
为了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山区广播电视建设问题，我最近到湖南西部及湖北西部的老、少、边、穷地区进行了考察，取得了一些第一手的材料，深受启发。总的印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批转广播电视部党组〈关于广播电视工作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下达以来，湖南广播电视事业发展迅速。广播人口覆盖率由1983年的27.7％提高到58％，电视由1983年的54％上升到85％。省辖市和地、州、市委所在地一般能看到三到四套电视节目。事业建设速度快，但步子稳，宏观管理比较好。地、州、市委所在地，都只办一个电视台，县一级办电视台的只有两个试点。全省广播电视系统微观搞得活，在内部管理上进行了改革，开展多种经营，增强了活力和自身发展的能力。宣传工作的质量也不断提高。
农村广播网非常重要，应注意投资效益。怎样使农民听到听好，怎样更省钱，就怎样办
在以前工作和这次调查中，我都听到不少同志说，农村广播网是县、乡党委和政府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是新形势下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指导生产的强有力的手段。有的地方开会开不起来，就靠广播。发通知也靠广播。一些基层干部说，“广播是党和政府的嘴，干部的腿。”基层干部通过广播解决新形势下的“三难”，就是“开会难，宣传难，思想工作难”。除了结合当地的实际宣传政策、移风易俗之外，大量的是介绍、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农民还从广播中听天气预报，获得经济信息。什么时候买化肥，什么地方收购生猪，农民都要从广播中听消息。湖南怀化市桐木乡的农民说：
“一斤鸡蛋钱，喇叭响一年，送来三大员（信息员、技术员、宣传员）。”
农村广播网很重要，但是要真正建设好很不容易。沿途，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喇叭不响，线路断了，也无人过问。有线广播的维护很困难，特别是山区，建成难，维护也难。山区面积大，山高沟深，居住分散，有的地方拉一公里杆线，要1000多元，只能挂五六个喇叭，平均一个嘛叭200元左右。全省每年维护、更新线路仅铁丝就要几千吨。在一些线路建设和维护都很困难的地方，从县到乡传输广播信号，可以用小功率调频台，从乡到村到户，再用广播杆线。一些地广人稀的乡，甚至也可以考虑搞小调频或采用其它手段传送广播节目。买一台小功率调频发射机比翻山越岭架设线路便宜得多。建设农村广播网，要注意投资效益，力求用最少的钱，把广播送到农民家。
一路上，我们还发现农村中的收录机增长很快。龙山县有1.4万台收录机，比电视机多一倍。收录机有多种功能，也是进行宣传工作的有效手段，但很多农民只用来听歌曲和戏曲。录像机农村也有了。省委组织部和音像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党员教育的录像带，拿到农村去放。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先进的宣传工具进入农村，算大帐，并不一定多花钱，问题是如何推广。
农民非常喜爱电视。农村、特别是山区，发展电视事业的重点不是增加节目套数，而是设法让群众看好现有节目
电视机在农村比较普及。湖南全省差不多凡是有电、有电视信号的地方都有电视机，当然大多数还是黑白的。据说，农民有了钱，第一是盖房子，接着就要买电视机。农民把电视机看作是财富的象征。我们亲眼看到，不少农民把电视机锁在柜子里，看的时候再不厌其烦地搬出来。有些地方电视信号不好，甚至只能听到声音，看不清图像，农民还是把电视机买回家，哪怕听听天气预报，听听戏文，看看“洪湖水，浪打浪”（接收效果差，图形不稳定）也好。在偏僻的山区里，许多农民家里别的报刊都没有，但订了一份湖南广播电视报。
农民喜欢电视，但是要看到、看好电视还存在不少问题。益阳、常德电视机多，收看效果也好。越到山区，效果越差，差不多只有县城周围能看好。
电视从发射到接收，是一个系统工程，有一系列的环节，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中央台的电视信号从卫星下来了，或通过微波传来了，只有骨干台转播还不行。一个中等功率的转播台，在地形好的地方也只能覆盖几十公里，距离再大就要根据地形建许多小差转台进行配套。所以，就多数地区来说，目前能保证转播好中央、省台的各一套节目和一套电教节目就很不错了。多增加一套节目，必须在各个环节上都增加一套设备。此外，即使电视信号已经覆盖了的地方，群众也不一定能看到、看好。比如，天线的安装，电视机的调试，小故障的排除等，哪一个小环节出了问题，就可能看不到或看不好。我们看到有的农民自己安装的室外天线导线都锈了，根本不符合要求，当地信号不错，他们接收效果却很差。
根据调查的情况，就当前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而言，电视事业的发展重点不是增加节目套数，而是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群众看到看好现有的节目。要把功夫下在提高节目质量、扩大覆盖面积上，要加强技术指导、技术服务，让有电视机的群众都能看到看好。
广播电视事业建设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今后一个时期广播电视事业的建设方针应该是什么？湖南的同志认为，广播电视的发展是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的。当前应该在前几年大发展的基础上狠抓巩固提高。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对的。现在应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集中起来，把现有广播电视阵地建设好，管理好，充分发挥效益，不要再去盲目地铺摊子。除有特殊情况并确实具备条件的县以外，目前不宜提倡县办电视台。县级广播电视事业建设的重点是解决中央台和省台广播电视节目的转播和覆盖问题，使广大农民真正听好、看好广播电视节目。地、市如在同一个地方，只能办一个电视台。中央、省电视台应集中力量把各自的第一套节目办好，办成基本的、综合性节目，包括主要的、精采的内容。总之，广播电视的发展一定要结合国情，要从财力、物力的实际出发，从当地的情况出发，先干什么，后干什么，重点是什么，怎样干才好，分清轻重缓急，合理规划，注重效益，讲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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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科普之夏”宣传环境科学
本报上海8月22日电 记者萧关根报道：以“人·资源·环境”为主题的上海市第二届“科普之夏”昨天开始举行。
据了解，上海水、大气、噪声、废弃物的污染比较严重，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加以解决，将影响生态环境、投资环境。
这次“科普之夏”将持续到8月31日，市、区县各级组织，以及机关、学校、工厂、街道，都将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向干部群众普及环境科学知识，提高环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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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有新成果
研究人员获省政府万元重奖
据新华社长沙8月22日电 “安农S—1水稻光敏不育系”研究人员，最近得到湖南省政府的重奖。主要研究人员安江农业学校的技术员邓华凤记大功一次，晋升为助理研究员，工资晋升4级。参加研究的主要单位安江农业学校集体记大功一次，获奖金10000元。
“安农S—1”是我国第一个在籼稻中发现并育成的光敏不育系。这一成果上月底通过了省级技术鉴定。专家们认为：这一成果为杂交水稻的生产由三系法（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转变为两系法（不要保持系）提供了新的种质资源，简化了育种手续，为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跃上新台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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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鼾不用愁有法可解除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记者施宝华）一种可以抑制打鼾的保健滴剂在北京研制成功。
睡觉打鼾者只要在睡前滴上一两滴这种滴剂，入睡后就不再打鼾。
这种被命名为“鼾立停”的止鼾滴剂是大通营养保健品研究中心委托北京中医学院翁维健主任研制的。它完全采用天然食用植物原料制成。
经北京市卫生防疫站检测无任何毒副作用。经试用验证抑制打鼾有效率在95％以上。
据悉，“鼾立停”即将在北京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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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卖一项成果不如唱一支歌”
——上海经济区科技采访录
新华社记者 张学全 张行端 丁雪萍
合肥市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不久前赫然贴着一张某化工厂的“启事”：如有哪个科研单位能帮助该厂解决温控技术关键问题，可奖励科技人员200元。
围观的人不少，摇头的居多。一些人说，到这里演出的歌星，每一场唱两支歌，一个晚上收入就是1000元、2000元呢……
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的一位干部向记者谈起这件事，愤愤然：“卖一项技术成果，不如歌星唱一支歌，这种轻视科技产品的价值观，太不适应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了！”
把唱歌和卖技术成果作比，固然不太恰当。但人们从中不难看出，技术不值钱，知识廉价出售，在现今技术商品市场上已是既普遍又严重的现象。
在上海经济区科技界采访，记者几乎天天听到类似反映。
安徽有个电热毯厂，原来生产的电热丝易断裂，产品可靠性差。中科院合肥光机所组织一个技术小组，帮助这个厂解决了特殊退火工艺，加工出来的电热丝变得光滑柔软，断裂现象大为减少。工厂因此一年新增效益100万元以上，地方报纸广为宣传。可是，这个厂却只肯给2000元技术转让费。光机所的同志苦笑着对记者说：“我们几个科研人员的工资开支都不止这点钱”。
技术成果卖价低，有不少连研制成本都收不回来，影响到科研单位的简单再生产，严重挫伤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无锡气动技术研究所研制一种纪录纸制造机，投产后用户的效益十分显著。这个所在研制中，抽出三个工程师，花了一年时间，投入成本16000元。转让时有关厂将价钱一压再压，最后只拿到转让费15000元，亏损1000元。
近两年，这个所转让7项成果，其中4项亏本，直接影响17个科研人员的收入。研究所只得抽肥补瘦，再开“大锅饭”。
一些科技人员便把精力从研究所转向别处。无锡市作了个粗略估计，去年因科技人员离开课题组从事别的工作，研究所出的成果比上年减少30％。一些所长焦虑地说：“这样下去，科技事业如何发展！”
造成技术商品价格低、收入少的因素很多。
多年来产品经济中形成的旧观念，一时难以改变。科研单位是为生产服务的，这种服务从来就是无偿的。现在要收费，用户就不那么乐意。中科院南京分院集中各路精英，成立了“东南资源环境研究中心”，准备承接一些省市的资源环境综合考察任务，对开发利用提出咨询。他们同一些省份商谈项目时，对方开始欢迎。但一谈到提供研究经费，马上态度大变：要钱，没有。而且说：“你们最好向国家争取点资金，帮我们做做研究”。科研人员无可奈何地说，好比上门给人家洗衣服，不仅不收费，还要自带洗衣板、肥皂。
企业存在“不买技术照样过得去”的思想，老产品有人买，技术进步可以慢慢来。在竞争中一些企业着眼点放在推销产品上，厂长们宁愿出大钱去赞助电视台的“智力大奖赛”，为其提高“知名度”；而不愿多出钱买技术、赞助真正的技术、智力开发。
技术商品的定价缺少规范化。现在只凭双方自由议价，因此，要制订一些法规，使技术成果定价趋向合理。江苏、浙江、上海等地的专家建议，对技术商品定价，应根据科研周期长的特点，拟出一个大体的标准。既要看科研人员付出的劳动量及科研成本，更应重视技术成果引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像一般商品市场一样，各地技术市场应建立一个议价的中间机构，纳入物价部门的管理范围，以保护买卖双方的利益。有了较公平的议价体系，科研新成果才能源源投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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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城发现金代大型贵族墓
新华社哈尔滨8月22日电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最近在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发掘一座金代大型贵族墓。墓葬保存之完好，出土文物之丰富均为我国金代考古所罕见。
墓葬在松花江南岸，阿什河东侧。
墓葬为夫妻合葬竖穴土坑石椁木棺墓。木棺长2.3米，宽1.4米，高0.9米。棺内葬有男女二人，男性胡须尚存。二人服饰华贵精美，头戴冠、帽，足登靴、鞋，身着紫袍。他们的服装有袍、衫、裙、裤等，色泽鲜艳，图案华美，且完好无损。二人头后置有墨书“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木牌。
经专家考证，墓主人为完颜晏。据《金史》载：完颜晏曾仕于太宗、熙宗、海陵、世宗四朝。他受封王之国号先后有葛、宋、许、齐等。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进拜太尉，卒于当年。墓中出土遗物达百余件，其中种类繁多、保存完好的金代服饰的出土，在我国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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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马克思主义”析要》出版
本报讯 由李忠尚撰写的《“新马克思主义”析要》一书，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系统分析和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发展及其理论体系，向国内读者评介、分析“新马克思主义”的五大主要流派，结合“新马克思主义”的“新发现”，探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我们在改革和开放的新形势下增强辨别真伪的能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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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奥运会前最后热身
中国举办男篮田径国际邀请赛
本报北京8月22日讯 旨在为奥运会热身的红梅杯国际男篮赛，9月1日将在北京举行。同时开始的还有由中国田协和新华社体育部在天津主办的国际田径赛暨全国田径冠军赛。
参加男篮邀请赛的外国队有西班牙、巴西、英国、菲律宾、伊朗队和苏联国家二队。中国参赛队除国家队以外，还有中国青年队、八一队和北京队。据中国篮协秘书长杨伯镛透露，这次比赛邀请的均为国家队。其中西班牙男篮是上届奥运会亚军，巴西队是本届奥运会美洲预选赛冠军，英国队当中7名黑人选手从美国“引进”，实力不可小觑。苏联国家二队中2米以上队员有7个，平均身高达2.02米。比赛先分成两个小组进行单循环赛，中国、英国、巴西、伊朗和北京队分在第一组，西班牙、苏联、菲律宾、中国青年队和八一队分在第二组。
参加田径比赛的有出征奥运会的全部中国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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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参加伤残人奥运会
我体育代表团组成
本报北京8月22日讯 记者贾昭全报道：国家体委、中国残联今天在这里向新闻界透露：参加今年10月在南朝鲜汉城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伤残人奥运会的中国伤残人体育代表团已正式组成。
中国伤残人体育代表团有43名运动员，其中盲人7名，截肢和其它伤残33名，截瘫3名。他们将参加田径、游泳、乒乓球和射击等4个项目的比赛。代表团团长：朱德录，教练：王宝生、孙曼英。
据悉，伤残人运动员已于8月上旬开始集训。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国家体委副主任徐寅生曾前往集训地看望运动员，勉励他们刻苦训练，以优异的比赛成绩为5000多万中国残疾人争光，为10亿中国人民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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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全国大学生运动会赛场见闻
大学生运动会大学办。古城南京11所承担赛场和接待任务的大学里，一座座崭新的体育馆出现在林木葱茏的校园内。南京师大去年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投资600万元抢建一座占地3800平方米的双层现代化体育馆，直到8月20日，供大学生运动会艺术体操比赛的场地才布置妥当。南师大副校长对记者说，江苏省经济发达，可过去用在文教上的经费并不多，大学生运动会的举行改善了江苏高校体育场馆的落后面貌。南京航空学院新建的5000平方米有2000多个座位的体育馆，达到了国际标准。今年5月，4国女排明星曾在此热身训练。南京大学组织专门人员冒着酷暑对学校田径场的草坪洒水、施肥、保养3个月，整个田径场一片新绿，恰似铺上一层绿地毯。
汇聚到金陵的各路体育大军已投身赛场，理想的“用武之地”使他们很快进入竞技状态。
南京高校在短期内兴建改建一批体育场馆，改善体育设施，同当地政府和学校的努力分不开。他们动员社会关心支持学校，出钱出物，聚沙成塔，克服困难，完成了基建任务。金陵市民期待着将于25日开幕的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
本报记者 李北大 黄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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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东科娃又创女子100米栏世界纪录
27岁的保加利亚老将约尔丹卡·东科娃在今年奥运会开幕前的4周，在女子100米跨栏赛中创造了12秒21的好成绩，重新成为这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东科娃是20日在保加利亚的旧扎格拉市创造这一新成绩的。（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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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赛前瞻
不该冷落的大项目
——兼谈中国摔跤选手奥运会前景
记者驱车沿着北京南城的小胡同左拐右拐，好不容易找到一座光线暗淡的区体委小训练馆，这里就是中国摔跤队（古典式）的集训地。在看台下招待所的一间普通寝室里，记者同主教练林照聊起来。
摔跤在奥运会上是仅次于田径、游泳的金牌第三大项。然而中国体育界在花大气力打田径、游泳翻身仗的时候，似乎忘掉了这个“老三”。中国跤场力士们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默默无闻不受重视的地位。我国运动员中像足球、排球、围棋等项目名手早就成了电视明星，可是不少摔跤冠军却从没有在荧屏上亮过相。建国近40年来恐怕还没有过一场电视、电台实况直播的摔跤比赛。在国家体委的业务处中，许多大小项目都有自己的处，田径处、游泳处、篮球处……却找不到摔跤处，它只能委身于举重处管辖。
苏联人摔跤的历史未必比中国人悠久，但是由于近年来这个项目深受重视，参加摔跤训练的多达数10万人，很多体育俱乐部中都有摔跤队。这就难怪苏联选手在世界摔跤锦标赛上一举夺走20枚金牌中的11枚。今年奥运会他们也充满信心，表示至少要拿7—8枚金牌。
不知不觉到了午餐时间，林照和队员们“享受”着标准不低（15元）、内容和质量却大不如国家田径、足球、乒乓球等队伙食的自助餐，边吃边同记者继续谈。我国民间自古有摔跤传统，但目前全国接受摔跤训练的体校学生和运动员最多不过1万人，主要练古典式和自由式摔跤，至于中国式摔跤因不是奥运会项目，已面临被取消境地。在这么一点点基础上，国家队选材范围实在是捉襟见肘了。由于经费少，中国的摔跤好手们参加国际比赛机会极少，国内最优秀选手每年也不过一两回。参赛少，比赛经验自然少，同时也无法了解国际上摔跤运动信息，技术水平怎么能很快提高呢？
对于现在能有这样一个训练条件和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中国跤手们已比较满意了。谈到准备奥运会的情况时，大概是由于很少有记者打扰的原故，林照显然很爽快，不像有的热门项目教练避讳谈这些，总怕外面压力大。林照介绍说，这次我国古典式有6人、自由式有5人参赛，都是轻级别和中级别。古典式48公斤级选手是杨志中，曾获世界青年锦标赛第4名；52公斤级的呼日查，是上届奥运会第4名；57公斤级的杨长岭和自由式48公斤级的梁德金、52公斤级的徐继华，都曾在世界性比赛中获得过较好名次。
谈完队伍简单情况，林教练笑着说，现在外边对我们的压力不大，可我们不能对自己没有要求。上届奥运会，中国摔跤队拿了两个第4。这次世界摔跤强国苏联和东欧选手都参赛，对手强，比赛难度大。中国队的目标是争取同上届奥运会差不多的成绩，第一步争取有人打入前8名拿分，再进一步就是力争爆个冷门，闯入前3名，拿1枚奖牌。对这个不能说高也不算低的奋斗目标，记者衷心期待中国摔跤健儿如愿实现，更希望通过他们在奥运会上的成绩唤起国人对这个项目的重视。
本报记者 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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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图片新闻
安徽地矿局区调队向前来进行社会调查的巢湖市二中学生介绍说：当前世界上已发现的150多种矿产中，安徽就有近90种，矿产地2000多处。大家被吸引住了，这位女同学看得认真极了。曹开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