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现实主义回归的新态势
——从近年来部分小说谈起
王干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实主义在中国曾经被扭曲。新时期文学在1980年前后出现过现实主义回归的契机，当时以高晓声为代表的一批“归来者”作家在突破旧的文学樊篱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但由于旧观念仍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定势，以至于一些人把《乔厂长上任记》、《人到中年》这样充满浪漫倾向的理想主义赞歌和王蒙的具有现代小说形体的《蝴蝶》，也与高晓声的小说混淆在一起，统称为现实主义创作的新收获。这似乎模糊了现实主义的内涵与外延，丧失了一次认识和发展现实主义的良机。
今天，文学创作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次重新阐释和界定现实主义的契机。这便是一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的再度出现。因此从近年来小说创作所提供的事实来勾勒和描绘今日的现实主义形象，也许比空泛的理论争执更易于切进本体。本文主要涉及这样几部中篇小说：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钟山》1985年3期）、刘震云的《塔铺》（《人民文学》1987年7期）和《新兵连》（《青年文学》1988年1期）、池莉的《烦恼人生》（《上海文学》1987年8期）、方方的《风景》（《当代作家》1987年5期）、刘恒的《伏羲伏羲》（《北京文学》1988年3期）。
现实主义有别于其他创作方法之处，就在于它不以主观激情浸淫笔下的人物和事情，也不用既有的观念和思想去解剖或组合生活现象，也不用变形夸张的方式来揭示荒诞不经；而在于正视生活形态本身，不掩饰也不故意扭曲，冷静地端出生活的原生态。现实主义的创作实际上是对生活形态的审美还原。这就是现实主义的魂魄所在。而近期所出现的上列小说便开始具备了这一还原品质。
有人曾把这些小说中出现“审丑”和“人性恶”的描写作为现实主义发展的依据，这是不足为凭的，因为“丑”和“恶”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尤其是存在主义文学的重要主题，“丑”与“恶”主题的出现是现代哲学思潮对人自身认识深化的结果。无可否认，“丑”和“恶”的出现，改变了以往那种以单纯美为准则的审美格局，开始迫近那种善恶共存美丑同生的生活本色。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把这些小说称为现实主义。
虽然把《桑树坪纪事》列为“知青文学”极为勉强，但如果从知青作家创作的趋向来看，《桑树坪纪事》更能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倾向。因为它不是在雪城北极光的幻影中自怜自慰，而是把眼光延伸到自我以外的另一类更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们的生存状态。《桑树坪纪事》所展现的关中乡村生活图景之所以有那么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就在于真实地描绘了农民那种善恶美丑胶粘一起的生活形态和灵魂形态，在这种混沌的形态中透现出强烈的现实感。生产队长李金斗再也不是以往“从电影里画报上和小说中得来的”，而是从生活里发酵出来的。他的愚钝、狡黠、蛮横、善良都浓厚地印上了我们脚下这块黄土地所特有的印记。在李金斗和他周围的人们身上，我们感受到农民们的历史际遇和心理过程。方方的《风景》捕捉的生活面只是汉口河南棚子里一个11口之家的生活景况，但一下子获得我们文学作品所缺少的平民精神。这种平民精神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正视低层人们的生活风景。这种平民意识正是现实主义小说作家所应具有的生活态度。这样才能避免对现实中的人和事以浪漫的或其他的情绪进行加工和扭曲，才能保持生活的原生形态。
隐藏在这种还原形态背后的是作家审美意识的嬗变，这便是对英雄主义的崇高观的古典悲剧美学的一次叛逆。由于悲剧美学把生活分为崇高和卑劣两类形态，实际是满足了作家的审美理想而忽略了生活的真实。因此，在朱晓平、刘恒、方方的小说中，英雄和魔鬼消失了，存在的是活生生的人。金斗们和七哥们为生存所作出的种种艰辛的努力和付出的各种代价，再也不是闪现出单一的崇高或邪恶的光彩，而是浑和地掺杂生活所本来应有的色泽，那正是生活自身所有的形态。
近年来人们日渐强化自身的主体精神和主体力量，这是对长期以来扼杀个性的“左”的思潮的反拨。作为一种哲学的和理论的建设，主体性的强化是非常必要的。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在小说中则应尽量冷处理自己的主体情绪，以保持生活的原生形态不受情感的干扰。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作家不要主体精神，说实在的，文学创作本身主要就是满足主体、解放主体、发展主体。但方式有所不同，现实主义作家应该在小说之外实现自我，完成主体形象。
刘恒是近几年现实主义回归过程中颇值得注意的一位青年作家。他的《狗日的粮食》和《杀》以冷冷的笔触无情地描写了生活的冷酷和苦痛。而近作《伏羲伏羲》在保持那股冷态叙述的同时进一步淡化了作者主体情绪。这部中篇描写一出畸形爱情婚姻的悲剧。在杨天青与王菊豆这种非伦理的结合过程中，人性的生命冲动与传统文化的遏制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在一种无声无色的叙述之中更显得那么悲怆，那么绝望。但作者的主观好恶以及随之而来的评价、判断都不露踪迹，完全脱离了小说的人物，篇末所附的那一段关于“本本”的考证文字，也纯粹以客观的笔法叙来，更加强了小说的现实精神。池莉的《烦恼人生》是直接描写当前生活的，但彻底洗涮了以往的那种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情绪。主人公印家厚忙碌的一天，不再受制于作者某种情绪，而是置身于各种关系之中。他“一会儿是父亲，一会儿是丈夫，一会儿是情人，一会儿是儿子，一会儿是女婿，一会儿是工人，一会儿是师傅，一会儿是乘客，一会儿是邻居，一会儿是拆迁户……他心灵集居着众多的社会角色”。作者这种“生活流”的纪实写法，真切地传递出城市普通公民的生态和心态。如果我们把《烦恼人生》与《人到中年》比较，就更能看出前者的现实主义精神。
其实，真正妨碍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回归的原因是由于匮乏客观精神，即令在那些概念化、公式化的所谓“两结合”小说中，作者的主体情绪始终没有消失，始终制约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但作者的主体只不过是观念的化身而已。现实主义所要逃避的主体情绪，不在于哪一种（别人的或自己的或书本上的）类型，而在于它是一种破坏生活原生态的侵犯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客观主义更易于成为现实主义的朋友。我们不妨倡议：客观些，再客观些。
现实主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前后夹击之下，并没有像古典主义那样退出文学的舞台，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是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现实主义的根扎在读者之中，它的作家始终面对读者进行写作。
是否有阅读的可能，不在于读者读懂与否。那种自我宣泄的独白式的小说，读者固然可以逐字逐句地读明白，但读者只处于被迫视听被灌输的位置，无创造性理解的可能。真正的阅读价值就在于为读者提供创造的契机。独特的叙述方式有助于阅读的完成。上述谈到的作品为读者的阅读创造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这些小说中出现了“叙事人”。这个“叙事人”已经不同于旧日文学中那个由作者扮演的全知全能的上帝，而是脱离作者之外的新的讲述者。刘震云的《塔铺》和《新兵连》尽管都是用第一人称“我”来叙述故事，但这个“我”已经不再是作者眼光和思想的化身，也不只是一个生活在塔铺高考补习班和新兵连的一个学生和战士，“我”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在这个“叙事人”身上隐含多重阅读多重判断的可能。《风景》里“叙事人”更是奇兀。它甚至不是人，而是出生16天而死亡的鬼魂。作者选择这样的“叙事人”，显然是为了阻止自我感情的进入，而借一位局中人来转述他们家族的种种事实，更易于保持叙述的客观性和事实的真实性。读者对这位“叙事人”所叙述的一切可以进行多重的阅读选择和创造性的阐释，而不会只是顺从一种判断（即作者的意念）。《桑树坪纪事》以“我”这样一个插队知青来观照桑树坪，也无疑丰富了小说的叙述层次和阅读内涵。
当然，这些小说对阅读意义的追求往往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因而难免出现一些有损阅读的错误，甚至有悖于现实主义精神。比如，《塔铺》和《新兵连》里的“我”作为叙事人出现时本应对周围的人采取平视的方式，但“我”却成为全篇通体明亮的善和美的化身，来反衬同学和战友灵魂和行为的丑陋、邪恶，这多少是那种“英雄”美学的阴魂在作祟。对这一片现实主义青树林在今天文学大地的出现，我们应该表示更多的欢迎和礼赞。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纪实文学：繁荣掩盖着虚弱
张桦
近几年，纪实文学的发展是空前的，引起的轰动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为什么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一个又一个在出足了风头之后便受到令人尴尬的冷落，而纪实文学之声势却越加强大呢？
这首先归功于纪实文学自身的变化。诚然，凡事都在变也不能不变，但变的主旨有不同。譬如小说的变革家们着眼风雅，追求探索，故而失去相当读者。而纪实文学则始终保持雅俗共赏之变，譬如从1978年到八十年代初的作品一改30年纪实文学等于好人好事的老面孔，写伤痕而不沦于伤痕，唱赞歌又绝不用假嗓。在艺术上大多取纵线条精心编织主人公在政治波澜中起伏坎坷的故事，再吸收相当的小说结构与笔法，读来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使其明显地超越散文而紧随小说其后。当然应该看到如果长此以往，纪实文学大概只能永远屈居于小说之后，因为除了写实之外，它的特点都为小说所有而且很难比小说更为出色。也许是纪实文学认识到了这一前途，也许是它有意无意受到了当时一批译介过来的西方和日本报告文学的影响，在八十年代中它又开始了第二次变革，这即现在流行的所谓全景式或者叫“集合体”作品，其代表之作《唐山大地震》之所以会引起轰动，除了事件本身的魅力之外，恐怕作者采用的宏观境界也得功非浅。把许许多多小故事横拉成一个承载着较大主题的板块结构，而在这主题之后再拽出一幅既出人意料而又发人深思的大背景（譬如《唐山大地震》中关于所有发生在7月28日的历史事件的简介），以往那种中心凸起的人物或情节不再成为中心甚至删去不用，作品线索完全靠作者议论性和感情色彩很强的表白，这些几乎可算是小说的大忌却成为报告文学的要素。它使作品的容量明显增大。
在新时期文学起步之初，读者的热情偏重于作品大胆迅速的程度而不大介意于其它如作品的容量和是否虚构。所以当时短篇小说和政治抒情诗最得青睐，以后中篇小说的繁荣也同样得益于读者对作品容量的需求。而纪实文学受宠的原因主要是读者愈发讲究作品题材的真实与宽阔，以便通过一系列的客观座标来完成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宏观把握，这对小说来说显然相当困难，当然也不是完全做不到。所以近年来纪实小说很受注目，然而其争论始终不断，断裂也正在此，到底是小说还是纪实，而且结构本身决定了它应该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不是许多拼插在一起的片断，这种浮动的模糊观念和顽强模式本身就让读者起疑并因此失去了颇多魅力。另一方面新闻界又无法满足读者要求详细，全面了解事实真相的愿望，这里并不是指新闻类体裁在写作上的局限，而主要是指其魄力。事实上如果新闻具有如此魄力，也肯定能够突破旧有格局，找到与纪实文学相匹敌的写作手段。我认为纪实文学今日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钻了新闻界的空子。新时期以来各类社会科学都有很大发展，新闻也不例外，但是相比较而言新闻界变化最小，特别是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新闻经常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自我定义中（如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二者谁先谁后）徘徊不定，这就使大量的新闻积压成旧闻，最后流入相对宽松的文学渠道，通过纪实文学体现其价值。拙作《京华建筑沉思录》可资证明。其中毛主席纪念堂形状的决策经过，在当时无论如何都是并不难采访的新闻，而且有记者告诉我这事早就知道，甚至比我了解得更详细更确切，但它还是被沉淀了十几年。试想如果当时的新闻开放度有如今天，那么不仅这故事不会被几十家报刊转载，而且许多作品如《唐山大地震》等等也绝难如此轰动。有几个兼写纪实文学的记者朋友曾谈起他们“吃里扒外”的苦衷大都于此。越来越多的记者走进纪实文学的行列而且日益成为中坚，既说明纪实文学的这一特点，也反映了新闻界自身的尴尬。
凡存在即合理，而合理了也就意味着衰亡。决定当今纪实文学繁荣的特点也是决定它落潮的原因，事实上这种落潮已见端倪，只是热情的读者和更为热情的作者尚未在意而已。
这首先得从作者谈起。他们基本正值而立与不惑之年之间，他们勤于思考，求知欲强，但也有着这代人的共同弱点，如读书少，知识面窄，这对目前流行的纪实文学来说尤其致命，它不仅要求事实的宽博，也同样要求对事实的理论判断。在这点上，作者们本来就已功力不足，而他们却又重蹈了以往许多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在责任感、名利、激情等多重压力下，他们不停地急就成章，不仅来不及推敲一下作品的理论深度，甚至连组织事实本身都越发敷衍。结果导致了近年纪实文学的流行病：大而空。题目大（往往标有中国或“大”字）而内容空，力度不够；第二、第三手资料和似真似假者越来越多，本身分量与题目相比太轻，更谈不上什么发人深思。而且叙述方式过于热情，作者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事件本身，而在于对事件的议论、判断。这与斯诺所主张的“我只想描写我所亲自目睹的事实足矣”，相去甚远。当然有些并非全为作者主观所缺，比如现在写作纪实文学者多属业余，其精力与物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经常到处采访，另外采访对象的过分牵制也经常使他们将真人隐去，使其只存一个似是而非的轮廓，以免发表后引火烧身。这种麻烦几乎每个作者都遇到过，只不过程度不同。曾经有数篇文章指责中国当代领袖传为什么中国人不写而偏要“老外”占先，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无论从采访条件和写作自由度等方面都不难解释，更不难理解，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
另一种威胁来自新闻界的挑战，尽管它步伐不大却步步进逼，而且势在必成。大兴安岭火灾可以说是这二者间真正较量的一次前哨战，结果报纸上各种形式的通讯报道明显地占据上风，以至纪实文学有了些“炒冷饭”的味道。同时更令人担忧的是，将来在对问题的揭露上报告文学还能否独占鳌头？因为这部分魅力本来就应该属于新闻界。
论述至此确实有些令人悲哀，当然论述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悲哀，事实上纪实文学可能还要热闹一阵，尤其是在读者的热情注目于此而且尚没有其它文学体裁来冲击它的情况下。但是它如果不及时认识主客观潜藏的危机，扬长避短地修正自己，在落潮时便会显得手足无措甚至会有断气之感。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项有意义的“重点工程”
——谈《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夏叶
近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以“丛书”形式较为系统地译介外国学术成果的书籍形成热潮。它们好比后勤供给线上的“运输队”，为第一线的文化建设随时提供必要的原料和食粮。就规模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已列为国家“六五”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重点项目。经过由有关专家组成的编委会的多次讨论、议拟，这套丛书已制订出选题共150种，大致可分三大类，一类是文艺理论方面的；一类是关于文学思潮和流派的；第三类是关于重要作家、批评家或重要作品的，数量最大。至今，丛书中已有35种与读者见了面。
这套丛书以外国文学研究者、文艺理论和教学工作者以及外国文学爱好者为主要对象，档次较高，是为“提高”服务的。从这里出发，你可以发现这套丛书选目的几个特点。
首先是针对性强。例如理论类，其重点放在有探讨价值、历来争论较多的诸问题——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问题、人道主义和人性论问题、文学的典型性问题、文学发展的规律性与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主观表现与客观反映问题、传统与革新、内容与形式问题等等。还有一个重点是大家所关心而又比较陌生的文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从俄苏的形式主义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包括实证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新批评”派、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比较文学等都有适当的选本。在文学思潮和流派的选目中，丛书把重点放在二十世纪和西方，特别是各现代流派，这是正确的。这不仅是因为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相当复杂，我们对之又不甚了了，分歧和争论大多由此引起；而且还因为与传统文学判然有别的本世纪的西方文学毕竟是文学发展的一种新现象和新实际，它包含着较多的新信息，有助于人们开启新的思维方式。
《丛书》选目的第二个明显特点，是兼容并包。由于这套资料主要是为研究服务的，而研究者的必备素质之一是视野广阔，各方面的情况都需要掌握。于是，在选目单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不少在我国一直引起争议甚至受到忌讳的名字：尼采、弗洛伊德、波特莱尔等，而且还有布哈林（在他被苏联当局宣布平反以前就列上了）！甚至还有那位始终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而他的党籍早已被开除了的“异端”加罗蒂！他那本篇帙颇大而争议也不小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一书业已在我国问世。作为研究者，获得这类一时带问号的作者及其有争议的著作，这是他应有的权利。同样，懂得尊重研究者的这种权利的编选者不也是值得赞许的吗？
《丛书》编选的第三个特点是“古今并重”。这主要体现在对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取舍方面。按理说，“不薄古人重今人”才合乎情理。但是我国文化建设的现状是，外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仍然是相当薄弱的。至今我们还没有一本我国学者写的但丁研究、海涅研究或高尔基研究一类的著作。而在别人已经有了大量这类著作的情况下，怎样用现代观念观照过去，避免“研究的研究”，写出我们自己的有特色的著作来，仍是我国外国文学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丛书》的第四个特点是专业性较强。一般约请国内有关专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承担编选任务，同时尽可能约请有翻译经验的人承译；译文都经过责任编辑的细心校核。因此在同类丛书中，这套丛书的译文质量是比较靠得住的。
当然，偌大的一项工程，若说没有可非议之处是不可思议的。即从理论类的选题看，有关新的方法论方面的著作显然抓得晚了些，许多至今仍未见问世。对于读书市场信息的这种迟钝感还反映在出书“轻重缓急”的具体安排上：不少已出和“即出”的书显然不如某些未出和“将出”的书迫切，在这里“古今並重”的原则似有失平衡。此外，丛书的体例不够统一，选题也还有可商榷之处。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编译工作中加以修正。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戏剧美学研究的深入和困惑
——第二届全国戏剧美学研讨会记述
最近，由沈阳市文化局、《文艺研究》、《戏曲研究》、《新剧本》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戏剧美学研讨会在沈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以中青年为主的戏剧理论工作者六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一九八六年珠海会议相比，此次研讨显示了戏剧美学研究的深入，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困惑。
一、关于戏剧思维 有的同志认为，对戏剧思维的研究可能是戏剧美学研究和创作实践深入发展的新的起点和突破口。就戏曲而言，对本体特征和艺术规律的把握，如果不能化为艺术家思维的血肉，成为艺术家的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积淀为他的特定思维方式的内在素质，那么，这些理论就只能是艺术家身外的一种规范，一种尺度，而不会成为一种活跃的创造力，一种艺术本能。今天，戏曲艺术家应当在由富有活力的传统艺术精神、现代审美意识和戏曲形式规律自身运动这个三维的开放的空间中，发展创造性的戏曲思维。有的同志从艺术主体的真正解放是思维模式的解放的角度，描述了戏剧史上思维模式的几次重大变化，并指出：现代戏剧思维模式应当是对个体与群体相统一的人性建构运动的整体的感性观照。有一同志论述了传统戏曲思维的直觉性、单向性、趋同性、封闭性的消极影响，有的同志则阐述了新的戏剧思维方式的整体性、开拓性、创造性、开放性和预见性等特征，还有一些同志则从话剧导演、戏曲导演、戏曲音乐等具体的艺术创作环节入手，探讨了发展现代戏剧思维的问题。
二、关于戏剧的现状与走向 这次会议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与戏剧现状与走向有关的一些问题。
（一）审美疲劳：当前观众中出现了一种“审美疲劳”现象：一方面，以往被认为美的东西现在都发生了危机，而某些粗俗的流行艺术却刺激了狂热的观众；另一方面，这种流行艺术被淘汰的速度也很快。这种现象背后是否隐藏着一个困惑、迷惘、躁动不安的时代情绪？因此，美学研究是否应关注这一情绪，并把范畴扩大到“丑”？（二）造剧与灭剧：有的同志认为“造剧运动”的提法符合戏剧实践的一个趋向。有的同志则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造”？“新”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只能是继承传统和借鉴其他艺术及其他戏剧文化的结果。还有的同志详细论述了“造剧”理论所存在的重大疏漏。此外，有的同志还提出了“灭剧”主张，认为从客观上讲，各剧种和戏剧形式应有一个“敢生、敢死”的精神。此外，与会同志还就加强戏曲创作中的导演意识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三、关于通俗戏剧 有的同志认为，通俗性、大众性是戏剧艺术的基本特性之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用通俗戏剧争取观众、占领更大的戏剧文化市场是完全必要的。有些同志探讨了通俗戏剧与观众的联结点，就在于它对人性的真挚表现，丰富的想象力，粗扩甚至有些原始野性的艺术美，有时候，观众的某些焦躁不安的情绪、本能的生命意识等，也在这当中得以宣泄、疏导。但对这后一点，一些同志表示了某种担忧。如刚刚获得们主体意识，又要被消费文化的大潮冲挤掉。
四、关于戏曲审美特征 一些同志认为，戏曲审美特征处在一个不断变化、发展和重建的过程中，当前边切需要站在时代审美理想的高度，对传统艺术精神重新认识、重新选择。另一些同志则认为，全面考察这些年来比较成功的戏曲创作证明，它们都是不同程度拓展和强化了戏曲艺术自身特点的结果。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还就成立戏剧美学学会问题交换了意见。
（李春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