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张闻天在我党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
张培森
近些年来关于西安事变的历史文章、书籍以及文艺作品出版不少，当年在这个轰动世界的政治事件中的风云人物张学良、杨虎城以及我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这一事件中的许多事迹已经广为人知。然而，当时在我党内居于负总责岗位的张闻天在这一事件中有何表现和作用，却很少有人知道。最近，《张闻天选集》编写组在编写他的年谱过程中接触到一批档案材料，从中发现几篇他在中央会议上的发言和个人署名的电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办的《党的文献》今年第3期已经将这批文献发表。笔者仅就个人的认识，谈谈这批文献记录所反映出来的张闻天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
第一，事变爆发第二天，张闻天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表了“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独到见解，同时指出了“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根本方向。
事变爆发后我党在制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问题上经历了一个短期的曲折变化过程。前后变化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事变爆发之初，在12月13日党中央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多数人的意见是主张“除蒋”、“审蒋”的，大致上反映这次会议初步方针的公开文件是12月15日发表的《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电文呼吁南京当局“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这个电文发布不久，党中央根据对形势的全面考察和周恩来赴西安后争取和平努力的尝试，迅速改变了原来不成熟的方针。在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中央电中开始有所表示，及至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意见一致的基础上作出和平调解事变的最终决策。毛泽东在会议的结论中明确地表示这个方针是比以前更进步的方针。
这次发现的张闻天一份最为可贵的发言纪录稿，就是他在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这篇发言开始就对事变的性质及前途作出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张闻天在这里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就是指明这个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这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且由此推测到事变积极意义方面可能发展的前途。这个推测的正确性已经为后来的历史所证实。
这篇发言重要的价值还在于提出了对事变初步方针的意见。请看发言中的这样一段话：
“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在这次会上持“除蒋”意见的同志同时还提出，在西安成立“一个实质的政府”，并“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而张闻天的上述意见则是提出了不同的另一种主张。这里不仅没有“除蒋”、“审蒋”的含义，而且提出在两“不”（不与南京对立，不成立对立政权）、两“争取”（争取妥协派，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上进攻”，“威逼南京”，这是同事变前四个月我党即已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相一致的。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提出“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问题。这不仅表明张闻天不同意“除蒋”，而且表明他不是把蒋看成孤立的个人，而是关系到国民党政府正统的维系这一复杂问题。形势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这样一点：本来我们一些同志估计各地方实力派会支持或响应西安事变，结果他们当中却出现了一股相反的“拥蒋潮流”，使得蒋的处置问题明显成了“和”、“战”的关键。而张闻天在13日的会议上就能从原则上提出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富有远见的。
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有针对性地强调指出：“不要急躁”，不要
“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把抗日为最高旗帜”，要“依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他在发言的最后提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具有总纲性的结语，实际为我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指出了根本的方向。
在张闻天发言之后不久，会议作出了结论。结论虽然没有完全采纳张闻天的意见，但是接受了张闻天、周恩来还有博古等不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意见，确定了“除蒋”条件下争取南京政府的初步方针，这个方针虽然是不成熟的，但却为不久形成的最终决策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基础。
第二，在党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19日政治局扩大会上，张闻天围绕“不再恢复反蒋”这一关键，对决策的正确性及其策略思想作了鲜明、系统的阐述；并为中央起草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继13日会议之后党中央讨论西安事变的一次会议，也是中央确定和平解决事变方针的一次会议。和平解决方针的确定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的一次决定，尽管它经历了一个从除蒋到有条件放蒋的曲折过程，但是仅仅五、六天时间，经过民主讨论，就能对这样重大而复杂的事件作出为后来历史证明完全正确的决策，这正说明了我党的英明，也生动体现了党中央集体智慧和民主决策的精神。毛泽东在19日会议上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的讨论，毅然作了修改原来方针的结论。周恩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之前他在西安为争取和平所作的努力以及向中央陈述的意见，对于会议的决策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张闻天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是为全面阐述决策的思想和精神而作的。发言共分七点，对事变发展的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和平调解方针的策略思想，以及党对失败前途的准备等，均一一作了论证和说明。
这篇发言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蒋介石的处置方针问题作了鲜明、透彻的说明。发言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理由是：“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鉴于党内在事变爆发后已经有过在这个问题上的徘徊，发言批评了“审蒋”这一类的错误口号，发言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时刻，张闻天对此关键问题作出如此鲜明的表示，对于统一党内的思想和步伐是十分必要的。发言也正是在对这个问题阐述的基础上将和平解决事变的总方针作了明确的概括：“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
这篇发言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价值，即它为证明我党独立自主制定这一方针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据，这就是在发言的结尾对苏联报纸关于事变的指责舆论所作的一段表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共产国际在12月16日曾给我党发来关于西安事变的电报，但由于译码的错误，电文完全翻译不出。因此，直到19日这次会议召开之时，共产国际关于事变有何指示我党中央根本不知道，而苏联《真理报》等报纸14日以来对事变的评论，则是把事变的发动说成是亲日的阴谋，这一舆论引起了人们的困惑。张闻天的发言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讲的，他说：“苏联的舆论，［是］应该解释的。苏联因为日本的造谣，只能这样说。同时苏联如表示同情，便可以使与南京对立。这样的舆论，自然对局部的利益是有些妨碍的。然而我们是不是能采取这一立场？当然是不能的。”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完全是我党在12月19日会议上独立自主作出的，而不是如有些流传的说法那样，是什么接受国外指令的结果。
中央这次确定方针的会议通过了两个著名的文件，即对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和对内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前者为毛泽东的手笔，后者曾被一些当事者证明为张闻天所起草。今天看到的他在中央决策会上系统阐述方针的这个发言以及13日关于方针的初步意见，不仅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份重要的党内指导文件确为张闻天的手笔，而且以确凿的史实反映出这位领导人在这一决策中的历史作用。
第三，在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后出现新的复杂形势面前，张闻天揭破蒋所玩弄手法的实质，教育党内仍从实现和平的全局上正确处理西北局势，并在紧急时刻亲赴西安同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
蒋介石在作出接受抗日等六项诺言之后获释，使得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第一步，然而由于蒋回南京不久就扣留了张学良，并派重兵进攻西安，使得人们刚看到和平希望的局势陷入了又一次危机之中。当张学良被扣消息传到西北的时刻，广大群众无不为蒋介石背信弃义的行径而感到义愤，西安方面主张武力解决的舆论顿时上升，党内也有的同志对于是否还要争取蒋介石发生了动摇。紧迫而复杂的局势要求我党表示明确的态度并能作出正确的对策。就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于1937年1月2日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又作了一次全面分析形势和提出对策的发言。
他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作了这样的分析：“南京要进行大的内战目前在舆论上是很难动员的，他（指蒋介石——引者）主要还是一方面以武力来威胁，一面来分化西北。”并且指明：“蒋的态度仍是在动摇中，我们的方针还是要争取他。”发言建议西安方面发表通电，呼吁“反对内战”，“要求放张学良回来”。同时提出“西安问题的主要关键是团结内部，站在防御的动员更为有利，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发言最后要人们看到：“要蒋脱离右派转向抗日，是要经过很多的困难的，主要要依靠斗争与活动。”
当时西北局势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复杂问题是：由于张学良的被扣使得全局上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同西北原来三位一体（即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这个局部阵地的保持呈现了尖锐的矛盾。放弃局部谋求整体固非良策，然而如果一味只争局部而不顾整体，则势必有使已经初步取得的和平毁于一旦的危险，而且局部也不可能真正得到保持。张闻天的上述发言，把谋求西北问题的解决置于实现全局和平这个前提之下，主要靠团结内部和采取政治斗争手段来争取，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坚定正确的方针。
张闻天的发言所表现的坚定性仍然是同正确估计联蒋抗日的可能性分不开的。发言的可贵在于它不是偏重于单纯从人格上来观察蒋的行为，而是着重从政治形势的全面分析中对其作出比较准确的估计，看清他所施展的手法的实质。这一认识对于人们坚定方向，不为一时现象所摇摆，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后来一个半月，曲折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上述这种估计的正确。
文献还向人们提供了一件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这就是在张学良被扣后西北局势发展到最紧张的时刻，也就是东北军著名爱国将领王以哲被害的前夕，张闻天亲赴西安，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现场商定大计。张闻天是1937年1月25日从延安动身，27日抵达西安的。出发的当天毛泽东发一电文致周恩来：“洛甫本日出发来西安”。在张闻天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少数激烈分子到周恩来住所请愿的事件。博古后来回忆时说道，“洛甫同志来了，正是很尖锐的时候，很险恶的时候。”现在找到了张闻天到达西安后的个人署名的几份电报，其中两封已由《党的文献》发表。电报之一是他到达西安第二天（1月28日）向毛泽东通报西安贯彻“坚决为和平奋斗”方针的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的；另一封电报则是同日发自云阳前敌总指挥部，向毛泽东提出红军及时撤出陕南的重大提议的。这两封电报是体现我党为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努力的一个光辉的历史见证。
张闻天在总结西安事变这段曲折历史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变化多端性，要求我们有确定的方针，而不为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与动摇。”他自己正是实践了这一点，在这段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始终表现了一贯的方针上的坚定性。而他当时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看来是同他不断地注重客观基本形势的科学分析分不开的。目前见到的材料中还发现，早在西安事变爆发一个月前，他在党中央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提醒人们“不能因蒋的某些摇摆而忽视总的形势”，“不能因他压迫我们，我们便轻易估计他是专门来打我们，而会与日妥协。”要人们看到“日的进攻，英的态度强，蒋的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的较多”这些基本的因素。他的这次讲话，虽然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西安事变的发生和事变和平解决的具体过程，但是从西安事变的最终结果以及导致这种结果的各种实际因素来看，张闻天的上述这番话是没有说错的。这位领导人在西安事变中留下的这笔精神遗产，是值得人们研究并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完善承包制必须加强企业管理
周叔莲 陈佳贵
我国很多企业实行承包以后，企业管理的落后状况和完成承包任务的要求很不适应。为了解决好这个矛盾，应下决心加强和改进企业管理。
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是为了在企业中形成一种适应于发展商品经济要求的新的经营机制，包括企业的动力机制、决策机制、信息机制、积累机制等等。但是，形成这种新的企业经营机制不仅要靠改革，而且要靠管理。因为，企业经营机制不仅决定于企业的外部关系，包括企业与国家的关系，企业与市场的关系，等等；而且决定于企业内部的关系，包括企业内部的各种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以企业动力机制来说，形成新的企业动力机制需要明确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改变传统体制下企业不是利益主体的状况，使企业逐步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这些是实行企业承包需要解决的问题。但除此以外，还要在企业内部加强生产管理和分配管理等工作，把承包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建立起各种必要的责任制度。再以企业决策机制来说，形成新的企业决策机制需要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改变传统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的状况，保证企业的自主经营权。但除此以外，还要在企业内部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明确企业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进一步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等等。
企业承包以后，企业管理要围绕着建立和加强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来进行。当前，尤其要重视以下几项管理工作：
第一，劳动管理。长期以来，由于劳动制度、分配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严重弊病，使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着人员过多、人浮于事、劳动纪律松弛、出勤率和工时利用率低等问题。在完善企业承包制的过程中，必须改进和加强劳动管理，搞好定额、定员工作。搞好“劳动优化组合”、“岗位经济责任制”、计件工资制、定额工资制，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还要研究多余人员的出路问题，做好他们的安置工作。例如，有的可以培训，有的可以开辟新的生产和服务领域，有的可以在厂内待业，有的可以提前退休。
第二，物资管理。在我国工业产品成本中，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占70％左右。因此，降低成本必须十分重视物资管理，努力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这方面企业的潜力很大。据统计，全国大约三分之二的物资消耗指标没有达到历史最好水平。要制订并严格执行合理的物资消耗定额，加强生产管理和工艺管理，减少废品、次品，开展修旧利废、节约代用活动，并要加强物资的储备管理工作。
第三，质量管理。产品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我国工业产品质量有所提高，但从总的来看，产品质量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很不稳定，波动较大，特别是一些短线产品，质量低劣的现象还很严重。企业承包后，要加强质量管理，在提高工作质量、零部件质量和半成品质量基础上，使产品质量有大幅度提高，力争多创优质名牌产品。
第四，销售管理。现在销售工作的概念和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再是产品生产出来之后开张调拨单就了事，而是在生产之前就要了解用户的需要，根据用户的需要来设计、制造产品。生产数量也要根据市场需要来确定。产品售出以后还要承担技术服务工作，并要搜集用户对产品的反映，根据反馈回来的信息修改设计和调整生产计划。因此，销售工作正由过去的“龙尾”变为“龙头”，作用越来越大。不重视销售工作，企业就不会有出路。加强销售管理也是健全企业经营机制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还要十分重视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基础工作落后是我国企业管理水平低的突出表现。这几年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有所改善，但仍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管理的需要。如果听任这种企业管理基础工作落后的状况继续下去，是难以在企业内部建立起严格的经济责任制度，从而也难以形成健全的企业经营机制的。
管理是联结各种生产要素的纽带，起着一种全局性的组织作用。在现代经济中，管理和科学技术一样，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但是，过去对于企业管理是生产力认识不够或缺少认识，经济理论界曾经有过关于生产力因素的争论，却都没有把管理看成生产力。其实，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早就认为管理也是生产力。马克思说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生产力，在一切规模较大的社会劳动中，必须通过管理才能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过去我们只强调生产关系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作用，忽视管理在这方面的作用。没有管理就没有生产劳动，尤其不会出现现代化的生产劳动，也就形不成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是比劳动者、生产资料层次更高的生产力要素。
据一些外国企业家的测算，对一个企业经营实绩的贡献来说，如果投资占1分，科技占3分，管理则占6分。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国家，无不把管理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西方经济学家有的把管理、科学和技术看成是现代文明的“三鼎足”，是企业能否生存和发展的“三根支柱”；有的把科学管理和现代技术比作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有的把管理比作电子计算机系统中的“软件”；还有的把管理看作是一种与有形的物质资源并存的无形的物质资源，认为用于开发管理资源的投资是一种投入少产出多的高效益投资。我国不仅科学技术落后，管理更加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十分重视企业管理。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熊映梧、孟庆琳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发展的涵义和条件
熊映梧、孟庆琳在《社会科学》一九八八年第七期上撰文指出：当今，马克思主义的大发展，就经济学来讲至少应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增添新内容、开创新学科、采用新方法、推向新阶段。
第一，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内容。当代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作出科学的答案。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似应增添这样一些重要的新内容，如对时代的新概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对社会主义的新分析。简言之，要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增添一系列反映新情况、新成果的基本原理。
第二，开创马克思主义的新学科。如同任何一门学科那样，经济学开始也是以“混合形态”出现的，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包括许多分支学科的庞大体系。现在我们确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尤其在初级阶段，应当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因此，理所当然要有生产力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等等。
第三，采用新方法。唯物辩证法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项辉煌成就。但是，任何方法论上的伟大成就，也只不过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现在，许多新方法和新观点，如协同论、耗散论、实证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等，在经济学中初步使用，已经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开拓了我们的视野。这些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新成果，已可以说明吸收现代优秀的科学文化成果、发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第四，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如果给马克思主义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包括一些基本原理，开创了一系列的新学科，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充分吸取了当代科学新成果，那末，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要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并对实际生活发挥巨大的积极的指导作用。
能否实现马克思主义大发展的历史任务，至少取决于三个条件：
一是时代的需要。正如恩格斯讲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个论断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党的十三大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要大发展”的历史性任务，这有待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去完成。
二是有无学术自由。“百家争鸣”是学术自由的生动体现。现在，谈论双百方针不能光
“务虚”，更重要的是务实。比如把“百家争鸣”写进宪法，把保障学术自由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三是学者的自我解放，敢于自主思考，独立研究。 （晓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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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赵振宇认为：
对攀比心理要做具体分析
赵振宇在《长江日报》撰文指出，时下对报酬攀比心理大都视为消极现象加以抨击，这没有作具体分析。有两种攀比心理：一种是对付出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不能取得相同的报酬不满，希望取得公平待遇。这种攀比心理要求按科学的考核办法和评价标准度量劳动支出，并以此为根据进行劳动报酬的分配，提高透明度和开放度，包含着某些民主、竞争和发展意识，是有进步意义和应当保护的。另一种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攀比心理，只要求收入不比别人低、甚至比别人多，却不肯去比较劳动投入和效果的大小。这种消极的攀比心理，才是应当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