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勇于创新改革 勇于开拓前进
——纪念王诤同志逝世十周年
江文 黎东汉 李砚田
今年8月1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通信兵主任，原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诤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每当我们回顾王诤同志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思念之情，特别缅怀他对我军、尤其是对我军通信建设和发展所作的贡献。
王诤同志参加红军后，即任中央红军第一任无线电队长。当时红军只有缴获的一部收报机，没有发报机。在通常情况下是难以发挥作用的。但是，王诤同志却创造性地利用这部收报机来保证红军的作战，首创了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的一次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电台，从此红军有了一部半电台。那部收报机专门用来进行无线电技术侦察和抄收新闻；这部完整的电台则主要用于在红军中建立无线电通信。后来在延安，条件有了改善，相应加大了文字新闻广播电台的功率，随之又建立了语言广播电台，其影响所及的范围和作用就更大了，并为尔后的广播和新闻通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诤同志对红军的通信建设和发展极为关注。面对部队缺少电台，指挥通信的困难，他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发挥他精通无线电理论和技术的特长，决心自己动手创办红军的通信器材厂，装修一部又一部电台。这些电台，不仅使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很快得到补充，而且对湘鄂赣、湘赣和闽浙赣等苏区的红军进行了装备。这样，各地的红军无线电通信网便逐步建立起来，大大提高了中央军委对红军各部队的指挥能力。
到达延安后，王诤同志抓住有利时机，迅速建立起具有能生产和装配小批量收发报机和手摇马达的通信器材厂。把电台补充和装备到各主力部队、各抗日根据地。在延安通信器材厂建厂两周年时，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器材的自制就是证明”，给通信人员以极大的勉励。抗战开始后，我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王诤同志领导的通信工作和通信联络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估价。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渔人为了收得拢，就要握住网的绳头，使用部队也要保持通讯联络，并保持相当主力在自己手中”。“为达此目的，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团，实有完全的必要”。王诤同志遵照中央的指示，为了保障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南至海南岛，北到长白山，西至天山，东达东海之滨，遍布于全国各根据地、游击区和各八路军办事处的无线电通信网。在实践中，王诤同志以他丰富的经验和科学知识，精心指导通信人员适时地、正确地选择最佳无线电频率，使远在日军占领区后方和派往日蒋军占领城市的我地下电台，在功率小、天线不能高架的困难条件下，也能够与远离数千里之外的延安建立顺畅的无线电通信。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大兵团运动战的要求，中央军委发出了加强通信工作的指示。据此，王诤同志组织加强了各级通信领导机构和通信部队，扩大了通信学校。使各野战军进一步提高了保障作战指挥的能力。
当全国刚一解放，在接管城市、恢复生产、整编军队等极端繁忙纷杂、万事待兴的时刻，王诤同志清醒地提出，要千方百计，克服各种困难，首先建立以北京为中心至各大军区之间的有线电战略通信网，并在这一网路中建立中央军委首长和作战系统专用的保密通信网。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这一通信网终于建成并逐步完善起来。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畅通的指挥保障。与此同时，王诤同志还着重抓了军队新一代通信装备的研制。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要求工厂一边生产，一边装备入朝的志愿军部队，并使无线电通信装备由团发展到连，大大提高了志愿军的作战指挥保障能力。
王诤同志十分重视干部的培养训练工作。从在中央苏区举办无线电训练班和通信学校，到延安扩大学校建设，增加培训高级通信专业，以至后来组建的通信学院和各类技术学校，无不倾注了王诤同志的心血。到解放战争胜利时，我军已有了数以万计的各类通信专业干部。从而顺利接管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所有地面和航空、航海、通信系统以及广播、铁路、气象、电力等部分的通信管理系统，并逐步成为这些高技术部门的骨干。建国以后，在王诤同志领导和关怀下，通信院校培养出了大批通信指挥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正在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王诤同志十分尊重和重用知识分子。他在担任邮电部第一任党组书记、军委通信部部长和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期间，对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倍加重用，为充分发挥其作用，迅速组建了科研机构，使之在国防电子工业、邮电通信和军事通信方面学以致用。在他负责研制弹道导弹工作期间，他在全国挑选了大批高级电子工程技术专家，对他们政治上给予高度信任，生活上给予充分照顾，同舟共济，团结奋斗，胜利地完成了弹道导弹的控制、遥感、观测和通信系统的研制建设任务。为我国地球卫星上天，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成功和我国航天事业的长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对待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较长一段时间内，唯成份论搞到十分荒唐的程度，硬要将王诤同志选用的一些高级专家调离机要部门，对此，王诤同志挺身而出，严正申明自己的观点，并且以自己的党籍担保，全力保护这些同志。这种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一意为党的事业负责的高尚品德是难能可贵的。
王诤同志顾全大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1964年他担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后，经过充分调查研究，认为国防电子工业普遍存在着主要依靠生产军品而任务又不饱满的情况，提出要坚决贯彻“寓军于民，以民养军”的方针。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指出电子工业要做出两大贡献，一是在和平时期，军用产品的订货总是很少的，要在确保军用产品生产的前提下，大力开发民用产品的生产，努力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二是要以民用产品的利润来扩大再生产，把军用产品的成本大大降下来，努力为国防建设做出贡献。只有如此，国防电子工业才有出路，这是一项富国强兵的长远政策。
王诤同志全力抓我军现代化建设。在电子技术发展方向上，以其渊博的电子技术知识，惊人的预见性，坚持以军事电子技术为突破口，广为移植民用；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紧追世界现代电子发展水平。五十年代初，他便狠抓半导体技术的发展，组建了半导体技术研究所，使我国半导体技术起步较早，进展迅速，到1963年，已发展到应用阶段的水平，形势十分喜人。但当时科研经费不足和缺乏应用市场需求的促进而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对此，他适时提出了军用通信装备要实现半导体化。在军事订货的推动和资助下，我国半导体技术的开发和研制进度有所加快，并为以后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技术、彩色电视机的迅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实践证明，狠抓半导体技术这一战略性决策，对带动电子技术全面发展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在我国开始研制发射地球卫星的时候，王诤同志亲自负责电子系统的研制任务，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求实的远景目标，高可靠性的指导方针，对诸如星体高效太阳能电源系统、星体火箭无线电元件高可靠性系统、运载火箭轨迹观测系统、运载火箭指令系统、外弹道测量系统、数据传输和通信等系统，呕尽心血，和广大技术人员一起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终于顺利地完成和高可靠性地运行起来，有效地保障了第一颗地球卫星的升天，并为以后的多次地球卫星的发射、洲际导弹的试验提供了有效的技术保障，是我国航天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诤同志为这一高技术领域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诤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负责抓通讯卫星的研制任务。对这一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他科学地规划，多次在会战攻关现场，亲自组织指挥，日夜奋战，终于以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设备的研制和实验站工程建设，通过与联邦德国实验卫星的联试，证明性能良好，此时本应立即进行地面工作站的工程建设，但由于科研经费困难而迟迟不能动工，存在着影响通讯卫星发射的危险。王诤同志当即提出由部队抢建一个地面中心控制站和若干个地面站。经过努力，这些地面站先于卫星发射建成，并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当我国第一颗实验通讯卫星发射成功时，地面站立即与之联通，中心站进行有效的测控，电话电视传送情况良好，从而宣告我国已进入国际通讯卫星先进行列。
王诤同志受周总理的委托，还亲自抓了彩色电视机的攻关会战，亲赴现场，参与精心设计，精心组织，苦战三年，于1977年生产出我国自己制造的彩色电视机，大大加快了国产彩色电视机的发展。
王诤同志对电子对抗战术和技术的发展十分重视。早在红军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就亲自组织了有效的电子对抗斗争。1960年首先在通信兵部设立了电子对抗部，建立了电子对抗科研机构，组建了电子对抗科研部队，开创了我军电子对抗斗争建设的新局面。几十年来，我军电子对抗部队的战术技术训练水平，逐步有所提高，电子对抗装备的科研试制，逐步有所发展，在这方面，王诤同志是我军电子对抗事业发展的创始人之一。王诤同志在电子技术和我军通信工作上的贡献和建树是多方面的，正如王震同志最近所说的：“王诤同志是红军无线电通讯的功臣，尤其他是一位重视现代电子学的、视线广阔的科学家。”
王诤同志长期在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身边工作。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言传身教的启迪下，在长期汲取马克思主义的营养中，在立场、观点、作风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等方面受益良多，从而奠定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实的思想基础；悟出了凡事予则立，不予则废，言必信，行必果的科学真理；传带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探索的优良作风；领会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极端重要性；陶冶了实事求是、勇于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虚怀若谷、胸襟坦荡的高尚情操和胸怀全局，运筹帷幄，高屋建瓴，勇于攀登，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胆略。所有这些，都是王诤同志健康成长发展、逐步成为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重要条件。
王诤同志具有不愧于他的名字的勇于诤谏的品德。在极左路线的环境里，特别是在十年内乱惨遭迫害的情况下，他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明知深山有老虎，偏向虎山行，遇有非难，从不畏惧，从不计较个人的一切，总是据理诤谏，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这种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王诤同志的毕生事业，对于当前我们进行的以改革总揽全局的伟大事业，是有所裨益的。
第5版(革命回忆录)
专栏：
怀念唐洪澄同志
马文瑞 刘景范 张方海
今年7月12日，是唐洪澄同志80诞辰。我们追思这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老战友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以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
洪澄同志早在60年前就投身了革命。1927年7月，正当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候，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历任党的支部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特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会主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副厅长、中共甘肃定西、天水地委书记、陕西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等职，并当选为党的
“七大”和“八大”代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长期为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积劳成疾，不幸于1960年3月11日病逝，时年仅51岁。
洪澄同志离开我们已有28年了。但是，每当回想起他那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居职清廉的高尚品德，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我们的心情就不能平静。在当前全党坚持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学习他的崇高精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
洪澄同志早年就在陕北进行革命斗争。他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著名的陕北绥（德）清（涧）苏区创建人之一。
1908年7月12日，洪澄同志出生在陕西清涧县大马家山村的一个贫寒农家。12岁时靠借贷在花岩寺小学读书。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苦读勤学，晚上躺在被窝里还要用手在腿上将生字默写一遍，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名。
1927年初，洪澄同志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是一所革命的学校，当时在校的很多师生是党、团员。他受到了党的教育，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常识读物，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经常和同学们一起下乡宣传革命，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正在这个时候，风云突变，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白色恐怖。陕北军阀井岳秀封闭了这所学校，他也被迫在7月暑假返回家乡。不久，由党员韩尚周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年18岁。
此后，洪澄同志在家乡一面以当小学教员为公开职业，一面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活动在绥德、清涧一带，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机智地奋战了六个春秋，直到1934年创建这块苏区。
在此期间，他两次领导清涧地区的抗粮抗税运动。一次在1928年，当时陕北大旱，农村粮食颗粒无收，贫苦人民饥寒交迫，经过洪澄同志的秘密串连，到第二年春季，在“不纳粮，包交税，反对成立民团”的口号鼓舞下，上万群众参加了抗粮斗争，吓得反动军警紧闭县城，不敢下乡催粮收款。后来敌人进行疯狂的镇压，得知他是组织发动者便到家中抓捕。他隐蔽逃脱了，将他的堂兄抓走。在组织的营救下，变卖了家产和借款，凑足了1400元大洋，才赎了回来。第二次是在1933年春，他和李景林、贺生荣、黄石山等再次发动清涧地区农民开展抗粮抗税抗租抗债的斗争，愤怒的群众曾将县城包围，迫使敌人低头谈判，每斗粮钱减免税款一元。斗争刚结束，狡猾的敌人派一连队伍来抓捕他。在群众的掩护下，他才幸免于难。
在此期间，他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建立起党支部。由于敌人的破坏，1931年清涧县党组织与陕北特委失掉了联系。他领导的党支部主动与绥德县南区区委接上了关系，党的活动从未间断，保存和积蓄了革命力量，一直到1934年春重建清涧县委。这期间他引导一批青年参加了革命，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党的高级干部。至今，陕北的一些老同志仍然赞誉他为“革命的引路人”。
他还积极领导开展革命武装斗争。1933年春，他和白如冰、王聚德同志弄到三支驳壳枪，以这为基础，搞起了绥清地区的游击战争。7月下旬，他以清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陕北特委在佳县高祁家洼召开的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对陕北革命的发展起了决定作用的重要会议。会议确定了进一步开展武装斗争等重大问题。洪澄同志坚决贯彻执行特委的决定，并在清涧县无定河畔的石砭上，召开绥清中心区委扩大会议，作了具体的组织部署。此后，革命的武装力量逐步壮大，终于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那一年的旧历十二月初七，在解家沟镇杀了反动劣绅、衙役九个半（一个未杀死，故称半个），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威振陕北。第二年，他领导打店子沟对反动民团的斗争，动员了200多名赤卫队员参加，缴获了敌人10多条枪，为根据地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1934年2月，清涧县东区成立区委，他任区委书记；4月，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清涧县在周家山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他被选为县委组织部长并实际领导全县的革命斗争（书记是一位工人同志）。会后，各区、乡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二支队不久也扩编为红二团，绥清这块根据地逐步扩大，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歌曲响遍山野，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和佳县、吴堡等根据地联成一片，成为陕北苏区建立较早、基础较好的根据地之一。彭德怀同志当年率领红军东征路过清涧时，高兴地称赞说：“清涧不亚于江西的兴国。”
（二）
洪澄同志大半生从事党的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他为人正派，居职清廉，是坚持党性原则的表率，团结干部的典范。
1934年底，洪澄同志离开清涧到安定县任县委书记，后到秀延县任组织部长（书记是一位雇农，没有文化，实际领导工作仍然是他）。1935年6月离开陕北到关中特委任代理书记、组织部长。当年10月，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洪澄同志从关中特委回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又投入了新的战斗。那时，党中央要求陕北省委扩大红军战士7000人，这是陕北党组织艰巨而光荣的头等任务。陕北地广人稀，要扩大这么多的红军战士，困难是很大的。洪澄同志积极主动地参加搞了两个多月的扩红领导工作，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接着到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陕北省委党校校长，培训党的新老干部。这为他后来做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37年4月，他被派往神府特委任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当时毛主席曾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强调说：“神府苏区虽不大，但这个地方很艰苦，也是个很重要的地区，是抗日前哨，要派一批得力的干部去工作。”洪澄同志受命于此时，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不愧是毛主席说的那样一位优秀、得力的领导干部。
1934年到1937年，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洪澄同志七易其职，哪里艰苦、哪里需要，就到那里战斗，坚决服从组织分配，毫无怨言难色，为广大干部作出了好榜样。
1938年1月，洪澄同志调到延安，先后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干部科长、边区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边区政府委员、民政厅副厅长，主管干部工作近十年，直到1947年冬。他为陕甘宁边区党组织的建设和干部的培训，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中央组织部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许。1946年4月13日，在第三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洪澄同志作了《关于干部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干部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要坚持党性原则，要加强团结；是非要分明，不能随风飘；不搞团团伙伙，更不能有害人之心。
洪澄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要求干部做到的，先带头做到。在延安时期，他的住所经常是干部出入的地方。从非党干部到党员干部，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他都一律热情相待。专员、县长、书记来开会，常和他促膝谈心；不论受表扬的同志，还是犯错误、受委屈的同志，都愿意到他那里去谈心，领会教诲。他总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真诚地帮助每一个同志。他特别重视陕北干部的教育工作，鼓励他们提高文化水平，学习外地干部的长处。他还在民政厅亲自主持了四期县长短期训练班，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干部。至今，他的优秀品质还为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和陕北的老同志所称道，说他为人正派，心地纯洁，无私无畏，是一位胸怀开阔、宽宏大量、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领导者。大家亲切地称呼他“老唐”。
洪澄同志既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又能委曲求全，照顾大局。当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或处分时，仍能按照党性原则努力工作。1947年底，西北局义合会议以后，洪澄同志背着错误的处分，积极地投入土改工作。他被派往安塞、子洲去搞土改，担任工作团团长。当时，有些分团在工作上出了些左的偏差，他按照党中央的正确政策，主动予以纠正，并不逢迎某些领导同志左的思想。工作结束时，他还亲自主持会议，给一位分团团长实事求是地做了鉴定，并亲笔写成，使这个干部深受感动。至今，这份鉴定还珍藏在这位同志手中。
（三）
洪澄同志一直在领导岗位上，他那艰苦奋斗、深入细致、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是我们效法的楷模。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洪澄同志与敌人周旋，白天分散隐蔽，晚上出去活动，有时几天吃不上饭，成年累月不脱衣服和鞋袜睡觉，练就了一身艰苦奋斗的作风。延安时期，他亲身经历了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边区大生产运动，和民政厅的同志一起，在延安新市场后沟种了20垧地，还办起了一个农场，自己动手，种粮食、纺线线、打窑洞，渡过了当时的经济困难，受到了广大人民的爱戴。
1949年全国解放后，洪澄同志到新区开辟工作，先后担任山西省晋南新绛地委副书记、甘肃省定西和天水地委书记。1955年他调任陕西省委副书记，身居高位，不摆老资格，不搞特殊待遇，平易近人，仍然保持着普通一兵和“老红军”的作风，经常深入第一线作调查研究。1958年前后，他四次去陕西礼泉县烽火大队蹲点，为培养全国劳动模范王保京作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当时，他十分反对唱高调子，订高计划，搞高征购。他亲自召开老农座谈会，让保京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把小麦增产计划订在可靠的基础上。第二年，丰产试验田没有完成计划，洪澄同志又去帮助总结经验，鼓励群众不要泄气，并请西北农学院的教授、讲师指导他们。至今，保京同志对他的帮助还铭记在心。洪澄同志每次下乡，都吃住在农民家，同群众亲切交谈，以掌握第一手材料。这种深入实际、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令人叹服。
洪澄同志对子女要求很严，经常告诫他们要凭自己的真本事，不能靠父辈的资格和地位。在延安时，寒冬腊月，孩子们没有袜子穿，他不许公家特供，由自己亲自针织。他一家五口人，住一孔窑洞，除自己吃小灶外，其他人都吃大灶饭，从不搞特殊。洪澄同志临终时留给子女的唯一遗训是，要永远听党的话；他身后的丧葬一切从简，听从组织安排，不要提任何要求。
洪澄同志的一生，正如当年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安灵时，中共陕西省委送的挽联上写的：“献身人民事业鞠躬尽瘁功绩永垂不朽；对党无限忠贞终生不渝品德堪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