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文学：生存才能发展
滕云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鲁迅先生的话，我觉得用以概括我们目下的大众社会文化心态，知识者社会文化心态，乃至作家的社会文化心态、文学文化心态，也无不合适。大家都在奔着生存、奔着温饱、奔着发展，生活上、事业上都这样。当然，那是各取其方，各行其道的。
作家的奔生存、温饱、发展，自然要靠文学。不过，据说目下有些作家只靠文学，已经无法生存，无法温饱，只好做生意去了，有做文学生意的，有做非文学生意的。
做生意的先不说了，只说做文学。做文学的，哪个不图自己的生存发展？但只图自己在做文学上的生存发展，不甚考虑文学自身的生存发展的作家，是有的。当前情况下，作家自身的发展动机与文学自身的发展动机，出现了某种冲突。
心理学告诉我们，构成动机
（即人采取某种行为的内部驱动力）的有两个因素，一是需要，一是刺激。需要包括本人生理需要、心理需要，包括社会需要。刺激包括内部刺激和外部刺激。目下促使作家做文学的，有种种社会的和自身的需要与刺激，体现在作家的文学文化心理上，突出的有：本国文学落后和本人唯恐落伍的内部刺激，西方文学新潮和别人追逐新潮的外部刺激；个人与文学摆脱危机的需要，个人要获得承认和文学要“走向世界”的需要。这些刺激和需要，几乎全体作家都是感受到的，在一部分作家（部分青中年作家）中，则酿成既逐异又趋同——对内（对本国已有和现有文学）追新逐异，对外向西方文学认同的心理，构成他们做文学的动机
（内驱力）。
文学也感受着内外刺激，也有危机感和克服危机的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但是文学生存发展的条件、方式和作家（个体与群体）生存发展的条件、方式有区别，文学整体生存发展状态与文学局部生存发展状态也有区别。一部分作家可以写先锋文学、前卫文学，可以向西方文学认同。他们的作品可以发表可以走红。评论家称这些作品为新潮文学，视为当代文学新路标。在文学观念和文学总体结构开放、多元化的时代，向西方文学认同的作家和作品，不但可以求得生存、“温饱”，而且可以求得发展。
说到中国当代文学，事情就不一样。中国当代文学应当向西方文学借鉴，却不应向之认同，否则就成为有人说的“泛西方文学”，那就意味着失去自己，失去自己的生存，若说发展，那也是发展泛西方文学，不是发展中国文学。文学的生存、发展，要有自己的土壤，长自己的根。现在有些作家想学园艺师，搞花卉无土栽培。花卉无土栽培是一种现代园艺方法，它也需要“土”，用蛭石、炉灰、陶粒之类配制成的人造土（基质），浇以配制的营养液，生长得挺漂亮。某些新潮作品事实上正是在作家配制的文学人造土里浇灌人工营养液而培植出来的，有些长得也挺不错。但是否为现代创作方式方法，文学界其说不一（如“伪现代派”之争）。不管怎么说，中国文学（不指某些作品）只能在中国现实社会的“大自然”里生根开花。中国的读者大众可以对某些新潮作品远之而敬之，却不会承认加入“泛西方文学”圈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需要走向世界，但向西方文学认同的“中国文学”是无法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国内的以及国外的社会需要，它自身生存发展规律的需要，它感受到的内部刺激与外部刺激，都只构成驱动它西向找参照系而非西向认同的动机。中国文学与它的部分作家的动机冲突就在这里。这个动机冲突的含义，不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动机必然要否定它的部分作家的发展动机，而是部分作家的发展动机不能代表、取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动机。这个动机冲突的解决办法，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要考虑和容纳作家的各自生存发展需要，而致力于自身生存发展的作家则要考虑和促进中国文学的生存发展需要。从而，这个动机冲突的解决方式，乃是文学整体动机与局部动机的分别实现。
中国的作家和文学，都处于改革开放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时刻，都有求生存、温饱、发展的当务之急。二者的生存发展互相依持又互相独立。看不到二者的联系，会削弱作家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责任感，使有些作家只奔自己（个体与群体）的生存、温饱、发展，不想想自己所做的文学是否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应尽一份职责；看不到二者的区别，则会妨碍文学观念文学实践的进一步开放搞活，动辄把一些作家探索性、实验性的创作，一部分作家的文学取向，和整个中国文学的命运挂连起来，或举上天说是中国文学新生机，或踩入泥说是中国文学陷歧路，都不符实际，到头来不是捧杀就是打杀。还是先让它自行存在自行发展，能存在下去，说明它有生存土壤，否则，只能说是人造花，或从别处摘来的折枝花。能生存才能发展，对作家是这样，对文学也是这样。当文学在内外刺激、内外需要的历史夹道里面临存在选择的时候，抛开文学赖以生存的现实土壤别求“超前”（超生存）发展，不能不是空想。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军旅文学面临的困境
朱向前
新时期军旅文学第一个十年已成既往，当我们冷静地来回顾与检视时，是否可以说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说反映当代军旅生活创作的窘迫是不是与作家们的文学观念比较滞固，主体意识比较弱化有关？进而言之，对军旅文学的宗旨或前提作偏窄、浅表理解的文学观念还需要进一步克服。无须讳言，我军的性质、特点、任务及传统等因素规定了军旅文学的两个主旋律：“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一个基本要求：“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这或可看作是军旅文学的“三大前提”。问题是怎样认识与理解。过去我们的理解总是太急功近利而显得简单化，结果使部队创作一度变成了“好人好事”表扬和军事训练宣传，并未起到歌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为部队服务”的作用，与真正的文学艺术更是相去甚远。当然，今天我们对“三大前提”的理解显然是与过去大异其趣了，但是有没有可能由于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仍使我们的艺术构思和价值取向在功利主义的单一和表浅的轨道上作惯性滑行？或者说由于“整齐划一”的群体意识和“去异求同”的深层心理，仍使作家们不能真正地张扬个性与强化主体意识，从而延宕了军旅文学创作新的繁荣与发展？我认为这种现象是有的。在此谈点看法。
先谈当代军旅战争生活的创作。
七十年代末打响在南部边疆的自卫还击战，用最初的炮火硝烟淬炼出了刘毛妹、梁三喜、靳开来等一系列崭新的英雄典型，军旅文学的传统现实主义精神从这儿复苏，充满当代意识的军人形象亦从这儿起步。如果说梁三喜们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还只是一种传统道德力量的新形态外化的话，那么，《雷场上的相思树》里士官生们的心灵与行为历程，则表现为一种文化背景比较富于当代色彩的开放的个人品格，为今天民族精神的重建提供了参照。——还击战迄今枪声未停，规模不大却旷日持久，作家们的神经中枢对于它的刺激反应已由敏感兴奋而渐渐转入了麻木疲软，南部枪声的寥落也带来了军旅文学的寂寞。难道说文学也像打仗，捷足先登者一举攻占了主峰高地，后来者便只能是清扫战场，小打小闹（当然，我们注意到了宋学武、王中才、何继青、雷铎等人对“战争心态小说”和
“战后心态小说”的审慎探索，只是还没有成为一种“气候”；新近又有朱苏进的中篇《欲飞》，从死亡角度切入战争作形而上思考，以死来返观生的意义；还有江奇涛的中篇《杂货店》不作英雄非英雄之类的简单攀比，而力图通过战区生活的原态反映，写出一种簇新的“战场文化”。——“战争死亡”和“战场文化”两个角度无疑是有新意的，但它究竟能提供多大的哲学与审美内涵，则还需要沉淀一段时光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大量的同类题材要么是虚假肤浅的“英雄颂歌”，要么是前此作品中人物、故事、主题的雷同展开。因此，面对南线题材创作的整体水准，我不愿乐观。
战争，原本是军旅文学兴盛的催化剂。它包含着最丰富的历史和美学的内涵，蕴藏着最巨大的生活和人性的内容。雨果、托尔斯泰、萧洛霍夫、海明威等都是这座文学富矿最伟大的探险者。而我们的作家为什么只能从中撷取有限的宝藏呢？是不是功利理解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战争观掣制他们只能作出一元的简单的判断与选择呢？其实，在我看来，对任何一场战争都起码可以有三个认知角度。一是功利主义。即从某一政党、某一阶级或某一国家的利益出发，来鉴别战争的性质，如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等等；二是历史主义，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判定战争的意义，这里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和第一层面不完全一致。如明显是侵略性的鸦片战争的大炮却轰毁了大清帝国的城堡，从某种意义上说由此掀开了中国现代文明史的扉页，这是战争发动者始料不及的；三是人道主义，即从人性的角度审视战争，不妨把战争看成既是人类进化血与火的洗礼，又是社会前进中的巨大歧途，它既展示人性善的辉煌，又呈显人性恶的晦暗，它以杀人来爱人，以毁灭来建设，它是人类社会的最大悖论。如果我们能把握三个层面来立体地、辩证地和宏观地揭示战争，就有可能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局限，不再满足于作正义与非正义、英雄与非英雄之类的简单裁判和爱国主义的简单歌颂，也不再仅仅把战场当作演奏“主旋律”的布景，把人物当作演奏
“主旋律”的道具；而有可能对战争作出政治、经济、道德、历史乃至文化和人性的综合把握，在多元的审美价值中完成对人性的沉落与升华、毁灭与重建过程的深层揭示，写出真正的人的英雄和英雄的人，力争与世界战争文学对话。偏窄浅表、单一的功利主义战争文学观念显然影响了当代战争文学的拓进。此其一。
再谈当代军旅和平生活的创作。
比较早而又比较成功地揭示出和平时期军人价值的是朱苏进。《射天狼》差不多是第一次把一个军人在没有刀光剑影的环境中的奉献与牺牲表现得如此高尚而真切，袁瀚概括了一代军人在心灵和现实两个世界中的艰难历程。此后，朱苏进更加执拗地倾诉职业军人渴望在战争中建功立业而不可得和将对战争的热爱与憎恶集于一身的矛盾与痛苦。《引而不发》把这种倾诉推向了极致，甚至以丧失部分真实性作了代价。等到了《凝眸》和《第三只眼》，原来掺杂在朱苏进笔下的功利观念才更见消隐，而朱苏进式的感悟开始凸显，经由对军人生活的具体写真达到对民族心态的哲学抽象。多少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在阔大空旷的和平军营里，我们似乎总是只见到朱苏进一人的纵横驰骋，虽然不乏群起效法者，但皆不能出其右（大概只有与《凝眸》同时的海波的长篇《铁床》有相当的深度，差可与之比肩），往往是他的一部新作问世，便标示着和平生活军旅文学的高度。问题是，朱苏进犀利的“第三只眼”已经对我们惯常罕见的军人的人性恶和心理负面有所洞察（即或已到了一种可能允许的极限？），那么，他下一步还能向我们提供些什么呢？和平时期军人的无价之价——在把高山般的功劳铺得又平又远的奉献道路上长途跋涉，既没有鲜花，也没有勋章，还要抛妻别子动如参商，还要忍受职业选择与现实矛盾的自我煎熬，默默地消耗着青春、情感和智慧……这就是全部吗？
依我看来，至少还有一个重要层面，那就是和平时期军人蓬勃生命的欲望和青春个性的激情，无时无刻不处在与部队钢铁条律的限定与钳制的搏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军人的胜利就是一种自我抑制、自我控驭的胜利，正所谓“自胜者强”。伴随着这种搏击与自胜的艰难与痛苦，浸润在每一个军人的和平生涯里。它既超越与涵盖了“职业军人”情感经历的曲折（像《引而不发》中西单石对战争的渴望与失望等等），也超越与涵盖了
“非职业军人”生活道路的崎岖（像《沉默的冰山》中老杨福驻守高原20年却无法成家等等）。它是属于全部军人的，又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它是关于人的特殊生存状态最一般然而又是最本质的矛盾，它是人性在失衡态中从扭曲努力走向矫正的过程；它表现在和平军人特点中最为普遍也就最为深刻，它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或不理解，因而又最需要作家们给予洞幽发微的观照与揭示。可惜迄今为止，这差不多还是一块隐秘的处女地，并没有多少军旅作家发现了她或准备在这儿辛勤拓垦。或许这又是因为功利主义文学观的眼镜遮蔽了他们的目光？此其二。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军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道德观念以及情感表达等等，与商品经济发生了什么样的对应关系？军旅作家们无可奉告。当然，我不想就这种现象过多责难，我倒认为产生这种疏离情有可原。那就是说，当国家走上发展经济的正常轨道之后，军队的地位与作用急剧淡化，虽然同处于一个大的经济文化背景之下，但毕竟不在中心不在旋涡里面，他们的反应势必要发生得迟缓一些，而作家们要感受要捕捉也势必要拉开一段距离。在这方面我主张不要操之过急，军旅文学与改革之间一时的疏离应当视为是正常的，甚至也许是必要的。
由于对当代战争与和平两块生活单一的价值取向和浅层的艺术思维，再加上军队与商品经济的相对隔膜等原因，就使得目前反映现实军旅生活的创作陷入平面重复停滞不前的困境。作家们有意无意地回避追踪当代军人心灵与行为历程，而出现了如下两种倾向：（1）“向后看”，回过头去写童年生活和历史题材，（如莫言、乔良、张廷竹、苗长水等）；（2）“向外看”，走出军营去写地方题材（主要是报告文学，如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走出神农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何晓鲁的《江西苏区悲喜录》等）。我当然无意指责这两种路子，何况对历史题材的重新开掘也是必要的并已取得显著成功；而“走出神农架”投入改革的广阔天地，表现了作家们一种强烈的参与意识，对今后更高层次的军旅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积累与深化。但是，当这两种倾向成了主要倾向，尤其当我们把它与其产生的背景（如前所述）联系起来思考时，就不能不给人以某些忧虑。
诚然，战争是军旅文学繁荣的催化剂，尤其当作家们固守以往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提高部队战斗力”三大前提的狭隘浅表的理解上，就更容易把一个一个虚幻的所谓军旅文学“新浪潮”的到来寄希望于某场战争的降临与刺激。但是，正如一篇报告文学标题所指示的：《本世纪无大战》，那么，军旅文学今后的出路何在？它又究竟怎样才能走出当前的困境呢？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项可喜的研究成果
——略谈《现代台湾文学史》
杜元明
辽宁大学出版社作为系列丛书《两岸文学会流书林》的重头著作推出的《现代台湾文学史》（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主编），是一本非常及时、填补空白的书，是新时期大陆学者的台湾文学研究的可喜硕果。
大陆对台湾文学的关注与研究起步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两岸文学交流的日趋活跃，大陆读书界尤其是高校校园曾数度掀起了台湾文学热。有鉴于此，先是南方后为北方，对台湾文学的研究滚雪球般地开展起来了。迄今，大陆已有四五十所大学开设了台湾文学课程。编写一部适用的相关教材，便成了当务之急。到1984、1985年，台湾著名评论家叶石涛披露了他的长达五、六万字的《台湾文学史大纲》。1986年，大陆也相继出版了《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黄重添、庄明萱、阙丰龄编著）、《当代台湾文学》（王晋民著）。它们都对台湾文学史的研究，作出了拓荒性的可贵贡献，其功不可没。然而，这些著作或是只勾画出一个大体轮廓，或是偏重于小说与“当代”，都难以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系统的现代台湾文学史。在这种情况下，新近出版的《现代台湾文学史》，不愧为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它的问世，标志着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已由个别的分散的研究进入了群策群力、跨地区协同攻关的新阶段。
本书共35章，比较精细地描述了本世纪20至80年代中期近70年台湾文学的演进脉络和发展历程，其规模与气魄，为海峡对岸的学人所倾慕，誉之为大陆出版的“首部台湾文学史”。这部书，考其特点，大体有三：
一、资料较为翔实、丰富。在编写中，为了克服缺少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的难关，该书编写组成立了临时资料小组，沟通了合作单位所掌握的全部台湾文学作品与研究资料，扩大了资料来源，注意吸取、运用台湾出版的最新研究材料，使这部教材的编写建立在比较扎实的史料之上。尤其是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运动、思潮与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评论，是大陆已出版的其他台湾文学研究专著所较少涉猎的。同样，对战后台湾出现的各个重要文学思潮，本书的评述也比较全面、详尽。
二、论述比较系统、完备。编者从“五四”新思潮感召下台湾新文学产生的背景及其兴起落笔，系统地论述了台湾新文学从开拓期、发展期到战争期的历史演变，对在当代台湾文坛上各领风骚的现代主义与新乡土派文学潮流的相继崛起与交叠发展，以及八十年代台湾文学呈现的多元性特色，也作了精心的扫描，基本上理清了近70年来台湾文学曲折前进的轨迹。鉴于大陆对台湾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理论批评以及岛内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迄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本书特辟专章或专节对其实绩予以扼要地介绍，并有重点地评价了在这些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作家、诗人与评论家。
三、评价力求客观、公正。编者立足于台湾的文学实际，顾及台湾新文学出现与流变的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及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做到既注意两岸新文学的同源同流，又注意其各自演化的特点，努力按照台湾文学自身发展的本相去回顾、总结其历史经验，力图作出较客观、恰当的阐析。如在对待自50年代起台湾涌现的“乡愁文学”、“通俗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评价上，就遵循了上述原则。此外，该书也较好地兼顾了台湾的纯文学与俗文学、严肃作家与言情作家，给予一些在岛内尽管文学地位不很高、但在大陆拥有庞大读者群或产生过“热”的作家以应有的关照与适当的评价，如对女作家琼瑶、三毛等便列出专节评论。对在大陆文学界存有争议甚至一度遭受过尖锐批评的著名文学家如梁实秋、柏杨，论者也坚持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标尺，尽可能作出比较客观、恰切的分析与评价。
当然，作为第一部现代台湾文学史，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如体例编排上，还有一些文学成就卓著的本土作家如林海音、王拓等未列出专章予以评论，相形之下，对其评价便难以服人；此书以作家作品论为主，对文学思潮、流派的来龙去脉的论述尚欠充分；在“史”与“论”的结合上对台湾文学的发展作规律性的探求，尤显不足；日据时期的散文、诗歌、戏剧创作的发展及其成就未能论及，对当代台湾的上述几种文体的更为丰厚的创作实绩，评述也显单薄；台湾的科幻小说、武侠小说、历史小说创作量大且销行广，本书对此也几未涉及；至于对个别作家地位排列及其创作评价上的失当之处，也是不难发现的。
据了解，辽宁大学出版社拟于1991年出版该书的修订本，主编们已着手筹划改版。我们相信编者们定能继续通力合作，将此书修改得更加完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对《文学评奖与文学尊严》的反应
我是“文学圈子”以外的人。读了贵报7月12日第五版《文学评奖与文学尊严》一文以后，觉得“文人的失落”（借用贵报6月17日八版文章标题）是必然的。如果长此下去，文人还会失落。
《尊严》动用了一批又长又涩的“洋式句子”，主张作家集会不应该将“得奖”作为热门话题。我对
“文学圈子”的内幕不了解，假设这件事放在厂矿、农村，或者企事业单位，又将如何呢？如果有哪位厂长（或者经理、场长、领队、教练……）发现自己的部下把如何才能“得奖”作为热门话题的话，恐怕还要表扬，甚至奖励吧？为什么在工农中间不认为是错，甚而是功的事，到了文人中间，却成了弥天大罪呢？
“严肃的奖需要严肃得多的精神境界”，未免太抽象了点。“一心盯着，则差之甚矣”、“垂涎评奖的作家只能是令人羞愧的作家”，也未免有点偏激。难道说，一心要为祖国夺取金牌的运动员就不是好运动员？决心创名优产品夺得头奖（当然也不排除国际奖）的工人就不是好工人吗？其实，“文人的失落”的原因，倒真值得文人们自己认真地反省一下。河南 崔泽义
拜读《文学评奖与文学尊严》，如饮醇酒，无比痛快。在一股拜倒在外国奖金脚下的狂风前面，此文是一株挺拔的大树。从读此文我想到两点意思：第一，文学评奖与体育评奖不同，不仅有不同的艺术观点，而且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看社会主义一边的人中奖者，多是持不同政见者可证。第二，为了中奖，势必千方百计对人家的口径，那中国的文学界将不堪设想。中国的文学是中国人的文学，不是我们走向世界，是要世界走向我们。这虽说尚遥远，但应有此气魄，不可使文学污染上殖民地气息。
北京 刘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