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傈僳少女们的歌
玛拉沁夫
南国三月夜，宛如一首朦胧的诗。昨晚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六库市，与福贡县鹿马登乡农民演唱队的姑娘、小伙们彻夜联欢，边唱边舞边喝同心酒，几十位傈僳族天真少女，给我唱了那么多的歌。而特别令我折服的是，那些歌都是她们即兴编唱的，当场由傈僳族作家何君义同志给我作口头翻译，我匆匆记录。今晨醒来，昨夜歌舞，犹在耳边，历历在目。随将译文略作整理，稍加一些对当时场景的记述性描绘，即成此文。
1988年4月1日晨于怒江
沿着滔滔怒江两岸的崎岖山路，奔波数日，略感疲倦。但州文化局长告诉我，今晚鹿马登乡傈僳族农民演唱队的姑娘小伙们约我联欢，盛情难却，按时赶到场地。一进门，仿佛闯进了花丛，傈僳族姑娘们穿着色彩艳丽的民族服装，一齐围拢过来，向客人敬酒。我接过酒碗，正要用我们蒙古人的方式一饮而尽，却被几个姑娘阻止住了。她们要按照傈僳族的风习，与客人共饮同心酒。我不知道这个同心酒怎么个喝法，赶忙向陪同人员求教。文化局长老赵同志给我作示范：客人应与敬酒人一手搂住对方的肩膀，用另一只手与对方共捧一碗酒，脸儿紧贴着脸儿，嘴唇紧贴着嘴唇，同捧酒碗一饮而尽——这就叫同心酒。我深知这种古老民俗的神圣，作为客人别无选择，只有老老实实照着去做。我先请几位男同志与我试饮几次，每次都是大半碗酒没喝进嘴里。赵局长严加指导，指出我饮酒动作的主要失误，就在于没有把自己的嘴唇跟对方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他的话，引起人们一阵开怀大笑。这时，傈僳姑娘们拥来敬酒了。她们一个个都那样大方、自然，而我不免有些心慌意乱，赵局长指导的饮酒动作，此刻愈发走了形，碗酒全洒在我的上装和姑娘的统裙上了。酒是用苞谷土法酿造的，呈乳白色，我的衣襟上白花花一片，当时真是一副狼狈相，姑娘们发出一片善意的笑声。我忽然产生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我自问：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比这种脸儿贴紧脸儿、心贴紧心的纯真感情更为神圣的东西？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不正是需要有更多一些这种纯真与神圣吗？
少女们的口弦响了。
小伙们的琴声响了。
全场的人们，不分男女老少一齐拥过去，手拉起手，跳起节奏强劲的傈僳舞来。
那群舞实在壮观，人们一齐向前拥上又一齐向后退去，像海潮一般大起大落。一阵狂舞之后，几十位傈僳姑娘排成了长队，轻轻摆动着长裙，缓缓围拢过来，向客人唱起了发自她们内心的歌：
欢乐熨平了你脸上的皱纹，
欢乐使你银发变黑，
欢乐也将使你沉寂了的心
重新萌发出激情。
我们今天相逢在一起，
像是在梦中；
揭去那梦的薄纱，
让相逢变为真实。
我们的祖先已经没有了欢乐，
他们已长眠于地下。
那么，我们
为什么让生命在忧伤中度过？
我的肺已经颤抖了，
我的心已经开花了，
你呀，
已经成为我心花的一片花瓣。
对你有讲七天七夜的知心话，
对你有唱九天九夜的知音歌，
能讲得完吗，朋友？
能唱得完吗，你说！
那些聪明的傈僳少女，知道我是蒙古人，她们便说古道今地即兴编唱道：
草原和怒江，
蒙古和傈僳，
我们的祖先，曾在这里并肩征战，
我们的子孙，将在这里同歌同舞。
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在哪里？
我们还能在这里相逢吗？
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会来的，
心花会比今天更艳丽！可你呢？
这时我正在听何君义同志用汉语翻译她们唱的歌词，并忙于细心记录，没有想到应当用某种方式，对她们的对歌作出回答。姑娘们真机伶，马上用歌声向我发动起进攻：
你的牙齿像玛瑙，
你的头发像流云，
你并不老，不老，
你为什么对我们的激动不作出表示？
你的眼睛像明月，
你的声音像瀑布，
像野牛一样的汉子哟，
难道你一点不为我们脸上的表情动心？
作为一个客人，看来我不再答谢她们美好的情谊，将是一次失礼。我站起来向她们深深鞠躬，并为她们唱了一首故乡的民歌：《南来的雁》。姑娘们为我的歌声鼓掌，又用歌声向我表示美好的祝福：
请接受我们的祝愿，
愿你夫人永像我们的舞姿一样优美；
请接受我们的祝愿，
祝你永远像我们的口弦一样痴情。
祝你像太阳一样长寿，
祝你夫人像月亮一样活泼。
分别，虽然使百花凋零，
重逢，又会燃烧起火样的花丛。
让我们在这吉祥的时刻分别，
分别孕育着重逢。
只要太阳还能发光，月亮还能升起，
我们就会重逢！
你就要返回北京去了，
但你的心的一半已经留在我们这里，
一年十二个月，
月月我们等你把另外那一半心送来！
可能明天太阳还在睡懒觉的时候，
我们都已离开了这个小城，
纵令我死亡七次，
也愿换来与你再见一面。
听到这段歌词，我的心头一震，泪花模糊了我的视线！傈僳姑娘们的心里保留着这么多的在当今世界上越来越变得稀贵的纯真、神圣的友情。姑娘们用苞谷酒润润嗓子，还在唱着：
七天，在一生中算得了什么！
九夜，在一生中算得了什么！
但愿我们明天醒来的时候，
还像现在一样地欢乐！
请你看看我们的脸，
你会从脸上看到我们对党的满意。
请你把这满意带到北京去，
切莫在漫漫路途中将她失落！
野牛，醉了。
雄鹰，醉了。
峡谷，醉了。
怒江，还有你和我——我们，都醉了。
醉得像蜜一样甜，梦一样静！
昨天走了，走吧！
今天来了，来了！
酒，还在喝。
舞，还在跳。
歌，还在唱。
黎明却悄然到来。通宵的狂欢还没有结束。
傈僳姑娘们是最好的诗人，还是她们早已用诗发出了预报：
昨天，它走了，走吧！
今天，来了，来吧！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一个囚徒〔报告文学〕
褚庆喜
1987年10月7日，筹备了半年之久的宁夏首届技术交易会在银川展览馆隆重开幕。3000多名代表中最后一个获准参加交易会的“特殊代表”是一名剃了光头的罪犯。他正在一名警察的押送下慢慢走向交易大厅。
他叫任惠民。时年20有4，身高1米76。浓密的眉毛下蜷局着一对朗星般的眼睛。当他移动戴罪之身，迎着滚动的鼓乐飞扬的彩旗，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人群中立刻爆发出一阵骚动，议论蜂起，几千双惊奇而警惕的目光一齐射向他，似乎都要喊出一个声音：犯人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任惠民是来展销他的发明的，没想到首先展览的竟是他本人！他在牢房的一隅曾千百次地向往自由，而今置身自由的天地，却又感到如此陌生，如此凄惶……
任惠民被带到展览馆二楼的宁夏发明专利服务中心的展室，他的三项发明之一的“卫星电视共用接收播放设备”就摆在这儿待价而沽。是时，宁夏电视台转播卫星电视信号的差转机尚未启用，中央电视二台的节目对于宁夏的电视观众来说，就像卫星一样遥远。突然，任惠民用手指在他那套设备的一个开启键上轻轻一按，中央电视二台的节目便蓦然出现在他眼前的电视屏幕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电子专家围着这个凝聚着天才和智慧的发明物发出南腔北调的赞叹。他们以往见到的卫星电视播放装置都是由卫星站和差转机两套庞大的设备组合而成，耗资几十万元。而眼前这个尤物将两套设备融为一体后，一只手就能提起来。造价不足万元，电视信号覆盖面积却可达十几平方公里。一城一镇、一村一寨，特别是一些电视网覆盖不到的边远山区，有此一台，既可以直接收看卫星电视节目，又可以自办电视节目或看闭路电视。北京电视技术研究所的一位专家认为，此项发明物体积小、造价低、用途广，在国内尚属首创，很有推广价值。电子界的行家们忘记了他是一名犯人，纷纷走过来和他握手表示祝贺。
任惠民被那一张张陌生而热情的脸感动了。他幸福而又痛苦，自豪却又羞愧。他低下了头，浓眉下闪烁着点点泪光。
他不幸啊！
两岁时，生父因经济问题进了监狱。六岁那年，母亲带着他和妹妹改嫁。1979年他在银川一中读高二时，刑满出狱的生父为争夺他而和母亲发生一场场激战，闹到拔刀相见的地步。18岁的任惠民厌倦了这个家，竟辍学出走，成为社会上一名父母双全的孤儿。
任惠民是不幸的。任惠民最大的不幸是爱上了无线电。他上初一时就为老师修半导体收音机，初二时把家里的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拆掉改装成信号发生器，夜晚躺在被窝里通过耳机与隔着两排房子的小朋友对话。浪迹社会后，失去了父母的依靠，生活没有了着落，这反而激起了他自立奋进的决心。他拿出全部家当：一把螺丝刀，一把尖嘴钳，一把电烙铁，在街头修理无线电糊口。国产的电视机他会修，进口的电视机也会修。录相机在银川一露面，他就会修录相机。宁夏电视台有部机器请了多少高手都没有修好，他去了，手到病除，令记者编辑们惊异不已。他渐渐在银川出了名。不久，宁夏科协器材服务部、宁夏微波站均慕名聘请他常年修理音响设备。但他不甘心当一名专为糊口的修理工，他立志拚着命也要在无线电研究方面干一番事业。
然而，一位个体青年要从事科研谈何容易！首先，搞科研需要钱，任惠民来到银川市老城的一家银行要求贷款。接待他的一个妇女得知他一无户口——户口被卡在母亲手里——二无工作单位时，板着脸将他轰出门外。他又去找生父借钱，这位口口声声疼他爱他，为争夺他而和前妻对簿公庭的为人父者，一听说儿子借钱搞科研，竟然拍桌大怒，表示不认他这个儿子了。无奈，任惠民只得带着搞科研的梦想，继续干着修理无线电的营生。后来，他通过关系在银川新城弄到一间房子。前来找他修理电视机的一个熟人听说他和宁夏科协器材服务部、电视台、微波站的人过从甚密，就给了他3510元钱，请他到这些单位代买彩色电视机。任惠民手里攥着这笔钱，搞科研的欲火又从心底燃起，令他热血沸腾，不能自已。他相信自己一定能搞出成果来。“卖了专利再还！”他一咬牙，拿了这笔钱来到商店，购买了无线电元件和实验仪器，将那间房子布置成一个实验室，自名为“3510电子工程设计实验室”，开始了给他带来一系列不幸的个体科研生涯。
他整天把自己反锁在那个阴暗的斗室里，日夜苦读国内外有关资料，自学物理学、光学、化学、电磁学和数学、集成、高低频、超声波、红外线、微波多普勒电路等电子技术学科的各种科学书籍。并在无正规设备和精密仪器的情况下，凭着手里仅有的一点破旧元件，对无线电广播发射、遥控遥测、光控声控、卫星地面接收等作了大量实验，为此借下了大量的债款。他买实验材料不惜千金一掷，自己却舍不得乱花一毛钱。他不抽烟，不喝酒，搞起实验来常常几天几夜不出房门，渴了喝口冷水，饿了和点面糊糊在煤油炉上摊个饼子果腹。人，一天天地瘦了。
斗转星移，韶华暗换，“3510电子工程设计实验室”门前的沙枣花开了五遍。任惠民成功地进行了一个又一个实验：使报废的显象管死而复活，重新装机使用；发现了能从黑白电视机上看到彩色图象的途径；研制出能使彩色电视荧光屏显示出立体画面的立体电视装置。令人惋惜的是这些意义重大的实验，因缺少资金无法扩大实验和请人鉴定，被迫半途而废。他的心血也因此迟迟变不成急需还债的钱，只得四方举债。后来，债台高筑，达一万多元。第一批债主前来叩门，他拆东墙补西墙，勉强应付；第二批债主接踵而至，他只得请求宽限。后来，讨债的人不耐烦了，在路上截他，在家门口堵他，指着鼻子骂他，逼得他几次扑通一声朝债主们跪下：“叔叔婶婶们，我能成功，我能还债，我付你们的利息，我不骗你们，我能成功……”债主们望望他那满屋的实验仪器，又望望长跪地下眼泪汪汪恳求的样子，心也就软了几分，终于一个个懊丧地走了。
1985年6月28日的太阳是为任惠民升起的。这一天，北京地质仪器厂下属器件厂以1.5万元的转让费买下了任惠民研制的“60英寸大屏幕彩色投影电视”技术。合同规定，完成样机后他便可以得到转让费的一半。任惠民绝处逢生，“我能还债了！我能还债了！”他高兴得扇自己的耳光。可惜，正当他在北京兴致勃勃地赶制样机的时候，银川的债权人告发了，一副冰冷的手铐锁住了他的双手。银川市新城区法院判他犯诈骗罪，9年徒刑。他曾拿出自己珍藏的一本187页洋洋两万言的小本儿，上面详细记载了一笔笔共一万多元借款从借到支出的过程。借时向每位借主留下自己的住址，说明自己不是诈骗，相信自己科研能成功，相信自己有偿还能力。但任他怎么申辩也无用。他曾盼望着呕心沥血的科研能给他带来人的尊严，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好处，谁想到正当青春年华，壮志未酬，等待他的竟是9年铁窗！
任惠民入监后便被投进宁夏惠农劳改农场二站的“从严队”。坐牢没人逼债，倒是清闲。闲则闲矣，整整搞了5年的科研却付之东流了。一想到科研，任惠民的拚劲又上来了。他立刻挥笔给二站领导写信，陈述其被捕前如何从事个体科研，如何希望在狱中继续未竟的事业。
负责管教工作的二站教导员雷玺禄看到那张破纸片后笑道：“这小子是个诈骗犯，是不是又要在我的头上搞诈骗？好大的狗胆？”说是说，他还是叫人抱了一台跑遍银川都修不好的坏电视机给任惠民试试。任惠民三拧两敲，不出半个小时，电视机就出现了清晰的声音和图象。雷玺禄这才眼珠瞪得老大，转怒为喜：“这鬼东西有两下子！”当下派了一辆车专程到银川把任惠民的实验设备全部拉来，并批准在犯人教学楼的楼梯口辟出一间小屋，给任惠民当实验室。在高墙内这个小小的三维空间里，任惠民又重操旧业了。
开始，农场的干部职工知道任惠民会修电视机，都把出了毛病的电视机拿来让他修。后来，没有电视天线的又让他制作天线，有天线的把天线卸下来让他改制。这项任务的工作量太大了。再说，这地方离银川太远，连宁夏电视台的节目都接收不清楚，天线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任惠民决心为这儿的居民研制一种能够直接收看卫星转播的“卫星电视共用接收播放设备”。
犯人搞科研谈何容易！监狱内连一圈缠线头用的黑胶布都找不到，其他器材的奇缺就不难想象了。他只好从监狱垃圾堆里捡来一大堆犯人扔的罐头瓶，用来装电子元件。高频信号源装在肥皂盒里，动敏传感器装在刮胡刀盒里，避雷装置珍贵，就放在吃饭用的钢精锅里。
任惠民尝到了监狱搞科研的艰辛，也感到了在社会上感觉不到的温暖。他身边有管教干部伸出的一双双援手。他的实验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这个森严的监狱里第一次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领导的尊重。农场为他买了100多元的电子学方面的书籍和资料。管教科的干部把为他代买电子元件作为出差任务。这些常年和犯人打交道的人学会了在氧化铜中识别真金。他们从任惠民的黑色囚服里，看到了充沛的知识和才华。
那位起初骂娘之后又赞扬的雷教导更有惜才之心。他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任惠民大开绿灯，不让任惠民参加劳动，以保证搞科研的时间；按规定监舍晚十点必须一律熄灯，他宣布任惠民房子的灯可以彻夜长明。任惠民因是犯人，不能越雷池半步。监门咫尺天涯，一切户外实验均由雷玺禄代步。他们的关系不知不觉中倒过来了，不是雷教导指挥犯人任惠民，而是犯人任惠民指挥雷教导了。任惠民需要测量开闭路电视传送设备远距离发射效果，雷玺禄就举着任惠民自制的移动式电视信号场强仪，扭动着身躯汗流满面地跑到两里外的骆驼岭上。晚上，任惠民需要收测电视视频信号传输质量，雷玺禄就走东家串西家，从一个电视机前跑到另一个电视机前，用监视犯人的步话机向他报告传输质量的直观效果。雷玺禄为了给任惠民买一片做光学电路实验用的光学镜，曾经跑遍了石嘴山、银川两市的所有商店……以致引得犯人们嫉妒不已：“任惠民这小子家里肯定是高干，有后台。”“说不定给姓雷的送多少礼呢？”“搞什么科研，诈骗犯就会骗人，有能耐在外面早就搞成了。”
任惠民在展览馆二楼的墙角里，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眼里滚落下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啊！那是感激之泪。他感激宁夏发明专利服务中心的石昭元、罗永前两位大姐，是她们使他得以站到今天这个位置上。
在监狱里，每当夜阑更深，一种难言的孤独与苦闷也会时时向他袭来。与他同牢的犯人每月都能受到亲人的接见，而他入狱两年，家里却没有一个人来看他。在这举目无亲的牢房里，他想养育他的母亲，想羸弱的小妹，也想那个不借给他钱的父亲。世界上最怪的莫过于人。以前，他恨父亲绝情，现在，连这点残缺不全的父子情也显得分外珍贵了。亲人们不要他了，但他需要亲人啊！需要亲人帮助他度过铁窗内一个个无眠的长夜，需要母爱来熨平他那颗瘢痕累累的心……正当任惠民在感情的沙漠里吞噬孤独的泪水的时候，一位名叫罗永前的大姐出现在他的眼前。罗永前听说惠农劳改农场的一名犯人搞出了发明，立刻驱车前来，成为专程来监狱看望任惠民的第一个人。她首先肯定了任惠民的科研成果，并给这个孤独的犯人带来母亲般的温暖与鼓励，给他送来了水果、点心，给他擦干了脸上的泪水。任惠民缧绁加身，无权申请专利，罗永前冒着风险充当他的专利申请代理人。任惠民身无分文，交不起50元的专利申请费，罗永前就掏出钱包为他垫上。为了给任惠民申请一张出席技术交易会的代表证，专利中心的另一位大姐石昭元四面烧香，八方磕头，到处奔走、呼号，才算勉强获准。但保卫处提出一条严格要求：劳改队必须派人严加看押，以防脱逃和确保首长的安全……
任惠民站在那个指定的展台后边，扬手挥干了泪水，这才发现眼前站着一个一米八五的大汉。
“我是宁光电工厂厂长王荣安，你的‘卫星电视共用接收播放设备’发明专利我厂买下了！”大汉说罢，向任惠民伸出了右手。任惠民双手攥住那只手，一股强烈的电流通遍全身，数不清的梦想、期待、汗水、泪水、委屈、羞辱、兴奋，统统凝聚在这紧紧一握的瞬间！任惠民啊任惠民，你终于成功了！寒窗加铁窗，五年复三年，你的发明被人民接受了！招致你入狱的债可以用专利款齐数偿还了！你这不幸的幸运儿，还有什么话说？
在改革演进到提倡大办个体科研的今天，任惠民无疑是我国现阶段个体科研的佼佼者之一。自古天才多磨难。他在无法向国家贷款又无法向亲人告借的困境下，挪用熟人代买电视机的钱搞科研，以致获罪，令人痛兮惜兮。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宁夏科协器材服务部等单位的领导早在任惠民入狱前就知道他是个人才苗子，为什么不在他急需资金的时候给予些许资助呢？任惠民如果确为诈骗，但法律部门在量刑时，是否应考虑到他挪用别人资金的主观动机不是供个人挥霍，而是全部用于购买科研器材这一事实呢？
任惠民又回到监牢里。即使他还清了债，但刑期未满，他还得服刑。铁窗外正是秋天。他伫望着那蓝天上一朵朵飘浮的白云，穿云南飞的大雁常常把他的视线牵向天边。他总是想，当大雁再飞回来的时候，那该是春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