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六十春秋风和雨
——怀念张仲实同志
帅孟奇 杨献珍 王炳南 高克林 莫文骅 沈兹九
张仲实同志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对党领导的进步文化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仲实同志离开我们整整一年了，但他那正直、谦虚、朴实的品格，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作风，安详亲切的身影却总是留在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的心里。
仲实同志1903年7月15日出生在陕西省陇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春，他到陕西三原上中学，在那里他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暑期，仲实同志加入共青团，担任渭北学联主席，1925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并被选为党的渭北特支书记。这年10月，他作为全省学联负责人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参加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首都革命”游行示威。他回三原后，继续积极配合陕西早期党的领导人魏野畴、李子键等开展学运、兵运、农运工作，由于仲实同志的革命活动，他受到反动军阀的追捕，于1926年夏季被迫出走。
到达上海后，他考进了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不久又被选派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8年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仲实同志学习异常刻苦，俄文水平提高很快，他被分配在张闻天同志领导的翻译班从事马列主义教材的翻译工作，这使他在留苏4年期间，打下了扎实的俄文基础，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
1930年仲实同志回国后，由中共北方局分配在唐山任中共京东特委宣传部长，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他去上海后开始从事进步文化事业活动。1933年，他经人介绍到中山文化教育馆主办的《时事类编》旬刊为特约翻译兼编辑。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大张旗鼓地进行“文化围剿”，许多进步报刊被取缔，仲实同志就利用这个“合法”刊物，从苏联多种报刊上翻译了大量文章，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的巨大成就以及苏联国际问题的观点。他的这些译作引人注目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并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
1934年底，仲实同志经胡愈之介绍进入由著名革命民主主义战士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工作，并由胡愈之推荐代替他担任《世界知识》杂志的主编。半个世纪前创刊的《世界知识》，长期以来对广大读者进行启蒙知识教育，培养了我国几代青年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在这里面，仲实同志的一份心血和劳绩是不应忘记的。
1935年秋季，邹韬奋在民族存亡之时，勇敢地掣起一面抗日救亡旗帜，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仲实同志是周刊编委之一。1936年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禁止《大众生活》出版并迫使韬奋再度流亡。韬奋临走时让仲实同志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不久，为打破国民党当局的禁锢，坚持宣传革命思想，仲实同志毅然决定创办《永生》周刊以代替《大众生活》。他还有意识地把当时生活书店的出版方针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有计划地出版了一大批进步丛书。仲实同志在尽心竭力地主持生活书店编辑工作的同时，还进行许多著述和翻译工作，这期间他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主要有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他的这些译著曾多次再版。仲实同志在主持书店时出版的大批进步读物以及他个人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深得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教育了一代革命青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自1937年6月起，仲实同志和邹韬奋、沈钧儒、钱亦石、郑振铎等人连续创办了《中华公论》、《抗战三日刊》、《战时联合旬刊》、《全民抗战》、《国民公论》等杂志，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底，仲实同志到重庆后，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请茅盾和他去新疆工作，他征求了韬奋及当时党在白区负责人秦邦宪同志的意见后就和茅盾一道前往新疆，到达迪化后，仲实同志任新疆文化协会副会长（茅盾任会长），在开展文化协会各项工作的同时，他还担任新疆学院经济系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1939年暑期，他协助杜重远去到伊犁和沿途各县进行抗日宣传和社会调查工作，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茅盾和仲实同志的活动使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十分忌恨，并伺机向他们下毒手，矛头首先指向仲实同志。途经新疆前往苏联治病的周恩来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即让毛泽民转告仲实同志，安排他去延安。在新疆党组织的协助下，他们机智地摆脱了盛世才的魔爪，奔赴延安。仲实同志辗转新疆的一年多时期里，除了从事教学、社会工作，也进行了大量的写作、翻译。他在新疆《反帝》、《新芒》等刊物上发表了国际问题研究和抗战评论等多篇文章。最有意义的是，他把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译成中文。针对中国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这一事实，他还翻译了《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一书。
1940年，仲实同志到延安后，由衷地感到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当时是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兼马列学院院长，他安排仲实同志到马列学院任编译部主任兼陕北公学领导成员，在马列学院、抗大、陕北公学、鲁艺女子大学讲授马列主义原理课程。1941年党中央设立政研室，毛泽东兼主任，下设政治、经济、国际问题三个研究组，仲实同志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1943年，他又调到中宣部主管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整风期间，毛泽东为肃清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决定亲自主编《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他召集张仲实、艾思奇、吴亮平等同志参加了编辑工作。在延安期间，仲实同志更专注于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他在党中央机关刊物《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艾思奇主办的《中国文化》上，先后发表多篇论文及译作。
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仲实同志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深入工农、深入实际的号召，利用业余时间，到延安杨家岭中央机关运输队去做群众工作，提高了运输队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干劲，使这个单位成了全延安的模范运输队，他又把这个运输队的事迹、经验做了总结，刊登在《解放日报》上推广。因而仲实同志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以后又被选为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毛主席曾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表扬了他。
解放战争时期，仲实同志一直在中宣部工作，他根据革命转变时期的不同需要，受中央及有关部门委托，陆续编辑了土地问题调查报告、整党问题资料等多种资料。特别是1949年2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为迎接中国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中央指示仲实同志提出一个理论学习计划。他与中央有关同志商议后，拟定了一个干部学习书目并负责编印。这就是经中央批准后广泛发行的“干部必读”12本书。“干部必读”在建国初期对于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建国初期，根据毛主席的提议成立中苏友协，仲实同志参与创办中苏友协，并担任副总干事、党组副书记，他还先后担任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国际宣传处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党中央给中央编译局的主要任务是：有系统、有计划地翻译并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全部翻译并出齐马、恩、列、斯的著作，这不仅在马列主义传播史上，而且在我国出版史上也是一项极其宏伟的工程。仲实同志以他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参与了这项宏伟工程的组织领导工作，由始至终、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并且一丝不苟地亲自审定了部分译稿。经过20多年的努力，卷帙浩繁，内容广博的三大全集全部出齐。这对于党的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至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都有着巨大意义。
1966年“文化革命”发动后，仲实同志受到严重冲击和折磨，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被迫中断。十年动乱结束后，仲实同志已逾古稀之年，由于积劳成疾，他身患重病，但他仍以极大的毅力写了许多文章，还在住院养病期间写了《马克思、恩格斯传略》、《列宁传略》。仲实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政策。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他常常对青年同志讲：搞理论工作一定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
许多同志在谈到仲实同志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仲实同志朴实无华、寡言少语，他总是在踏踏实实地工作。仲实同志的另一特点是谦虚谨慎，从来不向党和人民伸手，党分配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从来不讲价钱。仲实同志严谨认真，极其负责的工作态度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在负责三大全集经典著作的部分译稿时，为了准确无误地表达经典作家的原意，他常常反复对照俄文、英文、德文版著作审阅。他审阅过的译稿圈点勾画，纵横交错，人们看了无不惊叹他工作、治学的严谨、认真。
60多年来，仲实同志就是以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扎扎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是党培养出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他那正直朴实、廉洁奉公、埋头苦干的形象深深地留在我们心里。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我从母校学到的……”
——忆郭沫若同志在日本九州大学的一次讲演
刘德有
郭老离开我们整整10年了。今天在缅怀郭老时，不由想起一件往事。虽然时间已相隔30多年，但不知为什么它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1955年12月，郭沫若同志应日本学术会议邀请，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了一别18年的日本。我有幸作为一名译员随同前往。访日期间，日本朋友为郭老安排了许多次讲演，在东京，在京都，在大阪，在冈山……。
12月17日下午4时，郭老来到九州大学医学部中央礼堂，近3000名日本青年学生等候在那里。九州大学的校方领导和许多教授也出席了讲演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郭老的恩师小野寺直助先生、板垣政参先生也前来听他们从前教过的学生——当年的郭开贞①，今天的郭沫若的讲演。
郭老的讲演是从他为什么选择福冈进九州帝国大学（即九州大学前身）谈起的。
郭老说：“我在大正七年②到了福冈来，选择了九州帝国大学的医学部。请允许我讲一讲我选择九州帝国大学的心理：为什么我不到东京去，不到京都去，要到福冈来？因为我喜欢福冈，我们通过历史课早就知道了有博多湾这个地方。我很年轻的时候，还在国内读中学的时候，就晓得博多③这个地方了。在从前贵国的奈良时代、平安朝时代、也就是我们中国的隋唐时代，那个时候贵国有许多留学生到中国去。从贵国出发的地点，就是博多。所以，博多从很早以来就是我们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在学生时代，特别选择了福冈，特别选择了九州的帝国大学医学部。我到福冈来之后，进了九州帝国大学。以前我们的老师，包括在座的小野寺先生，对我们从心里表示非常的亲切，我首先就感觉到我的选择没有错，我是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我也选到了很好的一个地方。”
郭老说，我在福冈过了将近六年的愉快的学生生活。接着，他风趣地说，“不过，在这里我要向我以前的老师表白，我作为一个医科大学生，事实上不是一个‘好学生’。福冈的自然太美了，千代松原真是非常的美丽。由于天天都接近这样好的自然，我在学生时代就不用功，对于医学没有认真地研究，而跑到别的路上去，即一面学医，一面去搞文学”。郭老说，“当时我在教室里听先生讲课时，就一个人偷偷地在课本上做诗了。其次，我没有学好医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耳朵很不方便。”
当郭老向过去的老师和听众“坦白”自己在学生时代没有认真学习，听课时偷偷做诗时，场内不时地发出欢快的笑声和掌声，显得异常活跃。郭老的坦率、幽默、风趣完全消除了讲演者和听众之间的隔膜，使中国的一位伟大科学家、文学家、诗人、政治家同广大日本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紧了。
郭老说，“我虽然对医学是学而未成，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感到非常惭愧，但是，我从我们的母校，从母校的老师们那里学到很多很多重要的东西。”郭老的声音，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有力，他以他那独特的富有抑扬顿挫的声调说：“首先我学到的，就是爱国主义的精神”。
声音刚落地，就是一片长时间的热烈鼓掌。郭老说：“我们当时的老师们虽然主要的是向我们进行医学的教育，可是在进行医学的教育当中，不知不觉就让我们体会到了——深切地体会到爱国主义的精神的教育。我体会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因此我也就学会了爱我的祖国。为了我的祖国能够从以前的悲惨的命运解放出来，就是贡献我自己的生命，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郭老说：“其次，我从我们的母校，从我们的母校的先生们学习了爱人类的精神，爱人民的精神”。“医学，它是把人的生命作为对象的一种学问。医学的目的，就是希望人的生活更幸福一些，就是希望人能够免受种种的痛苦和灾难。所以在我们中国古时候就有这样的话：‘医乃仁术’，就是说医道是人道主义的表现。我在母校虽然未学好医学，但通过医学，我学到了爱人民、爱人类的精神，体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必要性，为了祖国人民的幸福，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就是把我的全部的力量贡献出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郭老接着说：“再其次，我是学习到爱真理的精神、爱科学的精神。我通过医学的学习，知道了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自然，观察社会的现象，尽量地采取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识自然的真相和社会发展的真相。因此，我们的母校让我得到这样一个习惯，就是爱诚实、爱正义，反过来，凡是不合逻辑、不合道理的事情，也就知道要从心里面加以憎恨。”
郭老说：“再其次，我从我们的母校，从我们母校的老师们学会了爱和平的精神。”“我们应该说，医学这门学科是富有保卫和平的性质的一种科学。我在我们的母校虽然没有把医学学好，可是通过医学的学习，我知道和平的可贵。为了我们祖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为了人类的和平生活，我就是把我的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郭老说：“就这样，我在30多年前从我们的母校，从母校的老师们学到了这样许许多多的好的东西：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和平。我因为学习了这样一些宝贵的东西，假使说我同我的老师，同我的母校相别了30多年，多少还有一些成绩的话，那么今天要向我们母校，向我们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相信，我离开30多年的母校，在教育的精神上，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我们眼前的各位同学一定是从我们眼前的各位教授那里，除了自己所学习的专业之外，同时也一定在学习着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和平的这些精神。我很羡慕你们各位同学，假使我再年轻一点的话，假使我现在还是30多年前的20几岁的一个学生的话，我很愿意再回到母校来，向我们的老师们再来学习一次”。
郭老的每一句话，都紧紧地扣住听众的心。毫不夸张地说，郭老每讲完一段话都响起一阵阵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郭老在向日本青年提出希望时，除了声调提高外，还辅之以强有力的手势，所以到结束讲演时，听众的情绪达到了最高潮。郭老的讲演怎能不使青年们心中激起狂澜与热潮？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诗人、战士、雄辩家，看到智慧、才能、气魄、热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郭老讲了两个小时，走下讲坛。这时校方领导和教授们迎上前去，跟郭老热烈握手，感谢他那充满激情的讲演，更祝贺他讲演获得的巨大成功。
注：
①郭开贞，是郭老在日本求学时用的名字。
②大正七年为1918年。
③博多，福冈市东半部地名。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回忆我的父亲李昌源
李远榕
今年元月31日，敬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回想起父亲为我国公路事业奋斗的一生，我感到有责任把他的事迹和为人介绍出来，把他的品德留给后世。
致力强国
父亲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在那里父亲接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起了变化，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倾向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他常不顾白色恐怖和个人安危，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秘密集会。
父亲自青年时期接触进步思想之后，就立下了科学救国强国的大志。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几十年来他像春蚕吐丝一样，默默地奉献了一生。
1944年他怀着学习科学文化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而效力的宏愿，赴美国留学，实习考察公路，留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美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对于物质、生活上的享受毫不考虑，那时与他同去的几位同学，都留在了美国，重新组织了家庭，唯有父亲两年后学满回国。但在那腐败黑暗的旧中国，父亲的科学强国的理想只能是梦想。
只有解放后，父亲的这种理想，才由梦想变为现实。父亲生前担任了不少职务，他是中国科协理事、中国公路学会名誉理事、全国公路方面的一级工程师、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公路史编辑室主编等，这样多的工作，常使他的休息和吃饭的时间被占去，但他很愉快。他常说，只要能为国家富强做点实际工作，就是再忙再累也值得。父亲最敬重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并常以他为榜样来鞭策自己。
粉碎“四人帮”以后，父亲焕发了青春，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居然学起了日语和法语，那段时间，他简直着了魔，在床头、花盆上、厕所墙上、桌子上……到处都贴满了外文条条。当时我们都笑他老来少，不服老，后来在和他聊天中才得知，他学习日语、法语完全是为了我国公路事业的发展，为了学习、了解这些国家的先进技术。
安贫乐道
父亲是位总工程师（技术一级），然而他和母亲、小弟弟、小弟媳、小侄女一直住在两间三室的房子里，身边还有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大弟弟。我们过年、过节回家看望他们时，连个休息的地方也没有。这个水平，恐怕在这类干部中是少有的。然而，每次单位分房，他总是主动谦让，有时我们劝他，不为自己，也要为弟弟们想想，他总是说，这比解放前好多了，共产党员不是为了多住房才入党的。
提起“路子”、“关系”、“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父亲可谓深恶痛绝，平时父亲对我们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他曾严肃地宣布说：你们要想取得成绩，得到荣誉，只能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拚搏，不要靠我，我永远代替不了你们。据我所知，父亲的“关系”是不少的，有些还是很“过硬”的，但是他从不搞拉关系这一套，他从不去求在中央做领导工作的老友至亲为自己办任何私事，或串门打扰。
从父亲的级别和工作需要等方面来讲，是可以随时动用小轿车的。特别是他已是83岁高龄、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的老人，上医院看病用用小车，是无可非议的，但他从未用过小车。父亲发病的前一天去医院看病，仍是自己乘电车去的，回来的时候，恰逢下班高潮，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挤不上去，便步行回到家，这一劳累，促使这位83岁的老人在第二天突发了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与世长辞。
父亲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遗产，但他身上的这些美德，不正是极其宝贵的遗产吗？
魂系公路
父亲1932年于上海交大毕业后，为改变我国公路交通的落后状况四处奔波，凡有公路通达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特别是建国以后，为了西藏的开发繁荣和民族的团结合作，1953年他接受了修筑世界屋脊公路——康藏公路的艰巨任务。父亲穿上了军装，与成千上万的筑路指战员一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当时父亲任康藏公路第二施工局总工程师，由于筑路有功，被交通部授予二级劳动模范，并荣获全国测量会议二等奖；1956年他又被评为全国交通系统的先进生产者。
为了帮助也门王国修筑荷萨公路，1958年父亲接受了这项援外任务。在酷热的沙漠地带修筑公路，其难度之大，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公路权威望而生畏的，唯有中国人，才敢于创造这世界奇迹，父亲和专家组及全体援外工人，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筑成了这条公路。由于成绩卓著，敬爱的周总理亲切接见了父亲，赞扬他为中也两国人民友谊所做的贡献。
1962年，在炮火连天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年过花甲的父亲，奔赴前线与西藏军区的领导同志一起深入战区，检查军事公路的运输情况。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书生，因为心中盛着公路，而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敢；1966年援越抗美期间，父亲又代表交通部前往越南，冒着空袭的危险，慰问筑路部队，他对我国国防公路的建设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父亲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我国的公路事业，他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地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在病危抢救、神智稍稍清醒时，他对家事只字不提，却念念不忘编写公路史的工作，临终前他要求医生请单位领导到他身边来，移交他未能完成的编史工作，留下他属于公路事业的一颗心……
我想，人死了，假设能有灵魂的话，那么父亲的灵魂肯定又在跋山涉水，绘制着中国公路交通的新蓝图。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来函照登：1987年7月7日，本报发表的《一场特殊的战斗》中，提到上海持志学院院长何世桢“公开投敌”，经有关方面查证不实，应予删去。 （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