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忘掉“永久性”
完颜荔
写杂文的人老是避不开一个问题：作品有没有永久性？这其实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中国杂文的历史渊源，有的人把它推得很古很古，这大概也有道理。不过我总以为那都是远亲，隔了一层。真正现代的杂文，我们正写着的这样的杂文，我以为有确凿谱系可查，那就是始于《新青年》上的“随感录”。鲁迅第一本杂文集《热风》（《坟》里面有许多长篇论文，不专是杂文集）的第一篇便是《随感录二十五》，接下去也都是“随感录”，共26篇，在全书40篇中占65％，便是明证。当时这“随感录”一栏的执笔者，不只是鲁迅，还有陈独秀，周作人等等好几位。他们都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各自有其专业性的译著常在刊物上发表，然而又都热心为“随感录”写稿，不是要多赚几文稿费（那时《新青年》整个地不付稿费），不是要多出几次风头，（明明标之曰“随感录”就没有什么风头可出），无非是要针对现实里面迫不及待的重要问题，及时地发表意见。他们如果只是着眼于永久性，完全不必碎割了时间来写这些东西，每一个人各有“名山事业”可做，这大概是无须再证明的了。他们写“随感录”的时候，根本没有打算将来编成集子出版，垂诸久远。事实上，也只有鲁迅后来才编了《热风》印出来。这就是说，现代杂文从它诞生之日，胎里便带来了最强烈的现实性的品格，永久与否根本不在考虑之内。
后来鲁迅经过慎重的选择，放弃了当教授搞学术研究的路，选择了专业作家的路，而在作家的事业之中，则放弃了小说，选择杂文作为主业，并不是因为发现杂文也有永久性了。他主张凡攻击时弊的文字，需与时弊一同消亡，他宣称自己希望“速朽”，这都是大家熟知的。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惟其如此，他的杂文才真正有了永久性。这是因为他写得深刻，常常针对一个极现实的问题，深深地刺进去，挖出它内部深层蕴含着的东西，其意义便远远超过一时一事的范围。他1921年写的《智识即罪恶》，原来并不怎么被读者注意，过了45年到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大家才痛楚地重新记起。他1934年写的《阿金》，老实说，我原来不懂说的什么，直要到“文革”后期，好朋友之中只要提一句“《阿金》写得真好呀”，立刻彼此相对会心地苦笑，鲁迅笔法胜过千言万语，这也是40年之后才更深理解的了。
近几年来，我听到一种论调为鲁迅惋惜：假使他后来不专写杂文，而是继续写小说，搞研究，成就该大得多，留给我们的遗产该丰厚得多。我完全不能同意。鲁迅明确拒绝过劝他潜心去写“伟大作品”，劝他去学托尔斯泰这些言论。他把“现在”摆在第一位，甘作前进路上的一座桥梁，一块石子，甘作培养鲜花的泥土，这种伟大精神我以为超过他可能写出来的任何伟大作品。也许中国终于会有一天把《智识即罪恶》《阿金》全都忘掉吧，鲁迅的伟大精神总是永存的。我们写杂文要学习鲁迅，我看首先要学他不斤斤于追求什么永久性。
第8版(副刊)
专栏：
寄《大地》
鲁藜我爱生我的土地为一粒金色种子倾注满腔热血道旁的平凡小草能为大地补白横行的花花太岁却是社会赘瘤轻如羽毛的乌纱帽怎能重于红色的天安门公天下者襟怀万里锦绣山河私天下者乐于平庸抱残守缺党证是一颗红心可为红旗赴汤蹈
火不是宦海的通行证，养尊处优的
保险卡伟大的良心必然有伟大的痛苦血泪凝结文采污泥绽开芙蓉命运赐于荆棘多于鲜花才催化你将自我变为花朵去同黑暗对垒不是作揖，而是锋芒如剑的诗句鸿鹄也是诞生于乱草窝里叱咤风云人物也是来自草野莽原每个时代的高峰都为未来作阶梯凯旋门不是悬崖绝壁；是序幕和
里程碑《春秋》的主笔姓时名光冤魂会复活，奸佞露出本相拓荒者不惜一步一片血迹为了向人间奉献生命的绯霞
第8版(副刊)
专栏：域外文谈
作家中的劳动英雄
刘季星
苏联作家谢尔盖·札雷金新近荣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和第二枚列宁勋章。
札雷金是俄罗斯人，1913年生于乌拉尔地区一个农村里。他毕业于农学院，长期在西伯利亚从事农田水利和土壤改良方面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1929年开始写作，最初以短篇小说集《北方故事集》（1947）闻名。曾参加全苏青年作家会议。他的才华引起了文学杂志《新世界》主编、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注意。特瓦尔多夫斯基把他请到编辑部，对他说：“你找一个拖拉机站下去住一阵，写一部好作品出来！”当时他正在鄂木斯克基洛夫农业大学任教，课程繁重，特瓦尔多夫斯基又为他向高等教育部疏通。他下去了，并写出了长篇特写《1954年春天》。作品写的是一个拖拉机站的备耕工作及站长和几个机耕队长之间的矛盾，人物性格鲜明，问题尖锐，得到了好评。此书已有中译本。
从此，他与《新世界》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任主编期间，先后发表了他的《阿尔泰山的小路》、《在额尔齐斯河上》、《盐谷》等小说作品。现在他成了这个杂志的主编。西方一家通讯社还为此发了消息，认为委派一位非党作家掌管这样重要的杂志，表明苏联在认真推进改革云云。
中篇小说《在额尔齐斯河上》（1964）独辟蹊径，描写一家中农在30年代农业集体化时期遭受的厄运，曾被推荐为国家奖金的候选作品。有评论家赞扬它深刻反映了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恶果；两年后由于政局的变化，又有评论家指责它片面描写了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而加以否定。长篇小说《盐谷》（1968）描写国内战争时期一支游击队的斗争及其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获当年国家奖金。作家鲍·波列伏依认为它可和《铁流》、《毁灭》等名著媲美。他的小说还有《委员会》（1975）、《风暴过后》（1985）等，在读者中拥有广泛的影响。1971年10月，他第一次被授予列宁勋章。1956年10月，札雷金曾应邀访华，旅途中手不停笔，写出了20多篇访问记，1958年结集出版，取名为《在朋友之邦》。汉学家艾德林称赞它写得深刻，生动；人物具有民族特点，勤劳，热情，是苏联人民真正的朋友。最近据他的中国友人透露，他一直希望再次来华访问。（附图片）
高莽插图
第8版(副刊)
专栏：
峡谷的风〔三章〕
柏铭久
摄
船在航行。她打开了相机。
太阳在赞叹中升起。
江水流淌着。遐想之帆浮荡在透明的霞光中，号子的翅膀盘旋在记忆的云雾里。
峰峦像宽肩膀的汉子摇晃着迎来又退去。
是这充满生机的一切，才使你纯真的心灵蚌贝般翕合？
你想把自己神采飞扬的青春永留峭壁？
你轻飏色彩鲜艳的红裙。
你的眼波与滚滚江涛融流在一起了。
姑娘，夔门已为你而开。你要真心喜欢一条风风雨雨激流险滩的路。
灯火，小楼不眠的眼睛
黎明，小楼还睁着不眠的眼睛。
那张维系几十万军民生死的作战地图还摊在那张桌子上，烟雾缭绕，一切仿佛刚刚结束。
红军桥下波光中，有一顶压着齐耳短发的灰布军帽一闪一闪。
我眨了眨眼睛。
红军桥上，随着黎明潮水滚滚而来的是羊群的波涛，挥鞭的是昨天和将军握过手的老羊倌的孙子；从打过梭标铁矛的钻棚里传来社队企业机器的轰鸣。带着生活的甜蜜，电子乐从个体食店中跑出，争相挽留旅客的脚步。
而那双亲切注视的眼睛是疲惫的，欣慰的。
红海螺
为了安慰房东，北上前，他把这只红海螺留给了她，说：我们还会回来的。
多少年了，从这只红海螺的螺纹里涌出的东海那朵微笑的浪花，不断地荡涤痴情的心。
红海螺装满燃了熄、熄了燃的希望。但红海螺爬着。坚韧地爬过风雨如磐的岁月，把她乌黑的发辫爬成秋风中花白的芦萩。她也变成一只海螺了。
每到十五的夜晚，她便爬上梦的山岭，星星的沙滩，迎接远方那最初许诺的潮汐。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挽黄河狂澜于沉思之中
——访苏晓康
刘梦岚
记者：世界性的眼光使你的报告文学有了强烈的思辨色彩，让人读后有所彻悟。
苏：思想性恐怕是今天的报告文学的灵魂。我的一些作品的表面的人物命运和情感色彩往往能触动人们，但我想说明的某种看法却并未被人们所注意。比如，《神圣忧思录》使许多读者、特别是教师流了泪，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今天教育的衰微，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这个社会几千年来赖以运行的调节机制——伦理中心主义或者说道德至上的观念，正在崩溃。这将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崩溃，但它恰恰是旧文明根基坍塌的标志，不能简单地说它是一件坏事。社会运行机制的朽坏，预示着必须用新的机制来更换。而我们许多人对教育危机的焦虑，基本上还是站在呼唤古老而僵死的“神圣”观念的立场上。
记者：思辨性的增强，认识和批判程度的加深，使你的报告文学突破了过去一人一事的传统模式，而走向了宏观和综合。
苏：思辨具有抽象和概括的特点，因此必须淡化人物，突出问题，从微观走向宏观，从单一走向综合。这种报告文学，包含着对社会、对历史、对大文化、对价值观念的总体思考。它拓展了艺术思维的空间，进入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哲学性思考，并把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审视和对未来的预测，融进富于现代意识的艺术表现形式之中。同时，作为一种理性的觉醒，它又同许多其它学科发生交叉关系，如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这就增加了它的广度、深度和力度。
记者：这是否会导致报告文学的非文学化、非艺术化的倾向？
苏：大笔墨写事件、强调信息量和反思的元素，往往会盖过甚至取代传统的文学审美元素，容易造成非文学化、非艺术化倾向。有些报告文学不再是依靠艺术感染力（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而是靠生活的丰富性、多样化、信息的密集轰炸和理论的思辨去影响读者。这正表明，报告文学开始建立自己的独立文体，而这种独立文体在成熟过程中，自然要经过一个五花八门的探寻阶段。
记者：不过，这类报告文学倒是当前中国读者所乐于选择和接受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人们眼巴巴关注着的许多重大社会问题。
苏：这样一来，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就显得特别突出了。然而实际上，有些社会功能毕竟不是报告文学所能承担得了的。一些本应由新闻去触及的最新发生的最敏感的社会问题、一些本应由思想界去探索的更深刻的思考任务，现在也由报告文学来承担了，结果使报告文学不堪重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它的文学性。有些作品追求轰动的社会效益，以题材、内容取胜，堆砌材料，十分粗糙。也有题材撞车的现象。但有人想写一点耐咀嚼玩味的、深刻的、艺术性强些的东西，恐怕就不大吃香了。
记者：报告文学毕竟是文学，过份减弱它的文学性总不大好吧？
苏：我也这样看。从传统手法来说，文学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写人的问题。在写人方面，徐迟、理由、黄宗英等人在艺术上都已达到相当的高度，他们借鉴了不少小说、散文、电影的创作手法。宏观报告文学似乎没有继承这些艺术精品的长处。宏观报告文学可否“回到人物”上来？可以在实践中摸索。《神圣忧思录》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反响，我想主要是因为我写了人，写了教师的感情。
记者：看来，还是得进入人的心灵世界，写人的感情，才能产生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苏：是的。目前的报告文学，已从时代的报告、历史的报告，进入到心灵的报告。我在今年年初发表的《活狱》里，写了六个人物，写人的个性受到的压抑。我是尝试着进到人物心灵里去的。引起轰动的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联》也是尝试着回到人物上来的。它把大量的信息量溶进人物的命运中，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人物。
记者：今后你还打算写哪些东西？
苏：我想好好沉淀下来，写一点说真话的、对历史负责的、能够促进民主化进程的东西。我不想急功近利，一味追求轰动的社会效益。当然，碰到人们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我还是要写的。
记者：你还要再写黄河吗？
苏：当然。那两岸有许多人物和故事很值得写；而且，在今天中国面临的艰难选择和改革大潮之下，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肯定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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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漫笔
读报随想
蘸着“油水”写出来的东西，难免也是连油带水的。
除了墙内开花墙外香之外，还有一种是：墙内无花墙外“响”，——靠墙内外的喇叭猛吹。
有篇报道说，某人“全身都是改革的细胞”。这篇报道应送特异功能研究所。
凡上台唱了几支歌的都是歌唱家，凡当了企业厂长、经理、主任的都是企业家，凡搞了一点改革的都是改革家，等等，等等。某些人的笔似乎患有一种妄加“家”病。
那种宣传一包就灵、一改则成、一蹴即就的文章，大概都是在蓬莱仙阁，或是在西子湖畔写出来的。
痛有种种：除了分娩前的阵痛外，还有蚊子吸血的刺痛，脓疮溃烂的胀痛，腹中蛔虫的隐痛…… 王福明
第8版(副刊)
专栏：
秋壑朝曦〔中国画〕
郑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