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电视文化漫议
洪民生
电视是现代文明的一大产物，电视文化在我国的普及速度也十分惊人，已经以崭新的形态成为现代文化中一个十分活跃的种类。
电视文化的兴起
广义的文化，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宽泛的。“十年浩劫”中，文化遭难首当其冲，文化禁锢造成社会生活严重窒息，眼界被人为地遮挡、封闭在狭小的圈子里。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使许许多多本属“非分之想”的事变成现实。早年被看作“奢侈品”的电视也飞速进入寻常百姓家。1979年，电视观众首次突破亿人大关，到去年为止，我国电视机数超过1.12亿台，跻身于“电视大国”的行列，观众达6亿多，这种规模的观众群在世界上首屈一指。
随着电视覆盖面迅疾扩延，仿佛一个窗口，电视向亿万中国人家庭猛地打开一个包罗万象、五彩缤纷的世界。高速大量的“曝光”，令人目不暇接，明显的标志是观众视野和思维空间大大拓展。电视的触角伸向文化涉足的每一个领域，伸向诸多观众难以亲临其境的角落，上至天文地理，下到吃饭穿衣。形声色并茂，远距离传送实况，对生活乃至观念的影响，时而潜移默化，时而直接介入。正由于用最新科技成就和崭新观念武装起来的电视，传播及时、形象，并综合以及兼容各种文化，形成一支充满活力的新军，对整体文化结构和全社会文化素养的提高产生了不小影响，因而电视被冠以“文化”也就水到渠成。
电视文化的兴起似乎突如其来，其实在此之前它也经历了一个从起步到发展的过程。
这里不妨试举一例。在所有传播媒介中，电视不折不扣是一位“小字辈”。电视曾效仿报纸，没有文字就让播音员念长文章；没有声音只有图像，只得与广播一起转播球赛；早期的电视新闻原封不动照搬新闻电影的场面调度和表现手法。电视正是在各种经验教训中才找到自己的位置的。电视文化学习了报纸、通讯社、广播的长处，并且与这些现代文化传播媒介一起，构成一种合力，冲击了传统的封闭、内向的板块形文化接受方式。我们宣传开放性和透明度，人民的参政意识的加强，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的宣传报道。“早上听广播，白天看报纸，晚上看电视”，形象地表现了群众获得信息的渠道。
家庭文化的扩延
把电视视为家庭文化的扩延，大概这是意识到了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与电视的关系十分密切。电视拥有者足不出户便能知天下事；文化娱乐欣赏可任意选择；还免去花钱买票、排队拥挤之苦。且不说远乡僻壤里电视几乎是获得知识、信息及娱乐的主要来源，就是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也因为文化设施严重不足而更加倚重放在自己家里的电视。这也许就是如今电视备受青睐的缘故。
电视给家庭带来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收视社会调查表明：一台除夕电视晚会，能有比三个西欧人口加起来还要多的观众同时收看；一部出色的电视剧播出，万人空巷；一场举世瞩目的球赛现场直播，居然在这一时间内使全国范围的犯罪率大大下降；一次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记者招待会实况，一下子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电视使人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社会生活，一定程度上涉及民族的思维、素质、感情、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的发展。
社会文化的浓缩
电视文化的渗透力和扩散力在于它在大量吸收中做大量传播，因此也有人把它看作是社会文化的浓缩。这一看法颇有道理。君不见：有了新闻纪录片，于是就有了纪实片《历史上的今天》；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于是就有了专题片《话说长江》、《黄河》；有了中外名著，于是就有了电视连续剧《红楼梦》、《西游记》；有了社会的各类艺术活动，于是就有了组合式的春节电视晚会。从1985年首届“桃李杯”舞蹈比赛起，电视首先把体育比赛惯用的评分制引进歌舞、戏剧、戏曲、曲艺等艺术类的比赛，得到社会的认同。眼下社会上各种艺术比赛统统采用此招，以致迫使电视台又想另辟蹊径。
歌曲演唱本是一种普遍的文艺现象。但把演唱形式划分为美声、民族和通俗三种唱法的，还是始于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尽管对此音乐界曾有一些争议，三种唱法毕竟较为实际地被社会认可和接受下来。电视文化来源于社会，又反过来影响社会，这种反作用往往比较恰如其分。
电视文化既能折射社会文化，又有极灵活形象的表达方式，通过先进电子设备，利用时空转换及特技等电视手段，常常使某种文化发出新的光彩，赋予新的生命。长期流传社会的神话故事《西游记》，跳出文字作品圈子，“过电”改编以后，特别是用特技、外景、演员真功夫一加工，令人刮目相看。就连重播时间稍靠后，立即就有不少观众不依不饶，直到电视台调整播出时间并作了自我批评才算了事。
电视文化所具备的兼容性，对社会文化起了某种调节作用。它给具体文化提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表现天地，在艺术方面尤为突出。某些传统艺术在电视中展现，观众便会成千上万倍地增长。一位著名老演员感慨地说：“我在电视里露一面，比我在剧场里演出一辈子的观众还要多。”戏曲正在为争取青年观众而努力的时候，电视变着花样让它大显身手，助了一臂之力。戏剧小品本是专业院校用以训练和考核学生的教学内容，搬上屏幕以后，一跃而成深受观众欢迎的艺术新品种。相声、评书等曲艺甚至连猜谜也都堂堂正正地登上荧屏大雅之堂。电视赋予传统艺术以现代的方式。
与此同时，电视文化充实了自己，在近六七年中，电视文化逐渐成熟，初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风格和样式。最典型的是一年一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晚会通常四五个小时，却集聚了语言、造型、表演等众多艺术手段，几乎囊括一年来社会上的好作品，并用艺术形式反映了社会热点，因此也有“文化大检阅”一说。如同一份佳肴，让几亿人在传统节日里来一顿精神会餐。1983年的晚会开办时的初衷，不过是想让人们欢欢喜喜渡过我们民族传统节日的除夕之夜。不想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历史悠久的过节习惯，演化为守岁的主要内容之一，始料不及。
电视文化的新问题
众所周知，观众眼界疾速开阔，审美意趣不断提高，春节晚会越来越不好办。但有趣的是，尽管对春节晚会这种形式有不同看法，在对待晚会究竟还办不办这个问题上，比较一致的意见还是主张办下去。晚会已处于欲办太难，欲罢不能的境地。社会舆论“逼”着电视台下决心，只能挖空心思，竭尽全力把晚会往好里办，别无选择。
春节晚会也引发了我们去思索大文化背景下电视文化所面临的新问题。我认为近年来电视文化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有许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主要有三：
其一，文化设施不足，而又一时难以解决。文化设施越不足，社会文化生活越不丰富，对电视文化的依赖性就越大。而电视文化越受重视，责任就越重大。电视是“带电作业”，有一定的危险性，就社会效果而言，节目办得好让观众开机有益，否则就有“触电”的危险。1985年春节晚会失败遭到全社会指责，几天就收到数麻袋挨骂的信件，电视台为此检讨了近半年。
其二，由于我国地大人多，教育又不发达，就使得观众水平极不平衡，而且多层次，因此中国的电视文化受着国情、民情的制约，众口难调。电视文化必须尽量寻找雅俗共赏的结合点，否则，就会得罪一大批观众，这无疑也增添了办电视文化的难度。
其三，电视文化已经发展为现代文化领域里的一路诸侯。照理说这样年轻的文化应该最少束缚和保守，不易固守在往昔的审美范畴里，但由于电视文化理论队伍尚薄弱，一味讲求实干，缺乏理论指导，所以从宏观上及时调节和追踪时代步伐的应变能力，往往显得十分被动。另外，电视文化至今还没有自己精干的创作队伍，也是电视文化面临的难题。
不论是家庭型还是社会型，我国的电视文化已经初具规模，自成体系。至于存在的问题，只要我们正视现实，寄希望于改革，提高电视工作者自身的素养，就一定能把电视文化引向更加广泛的领域和更高的境界。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我看通俗文学
通俗文学的价值标准
洪清波 汪兆骞
通俗文学的内涵具有多层次的意义，从艺术上考虑它是相对雅文学的，从社会作用上考虑它是相对于严肃文学的，从政治上考虑它又是相对于贵族文学的。这就是旧的文学价值观的文化基础和依据。而外国关于通俗文学的概念则比较客观。如英文“通俗”（popular）的含义，是受多数人喜爱、欢迎的，人民的、民间的、流行的之类。并不带有贬意。其实，若从通俗文学自身价值和接受效果来考虑，可以认为它是消遣性文学，其创作目的和阅读效果主要是娱乐或宣泄。
如果我们承认消遣是人类阅读的主要动机之一，那就不应鄙视通俗文学。消遣分层次，娱乐也自有其价值尺度，通俗文学不能混同于其他文学。
对通俗文学的偏见总是扬“雅文学”而抑“俗文学”。排除其他原因，最根本的是由于混淆了两种文学的价值标准。二者有差异，这是不言而喻的，但认为这两种形式本身就有高低、文野之分，则是不对的。产生不同类型文学的根本原因，是不同的社会需求所决定的。如同馒头和窝头对人的不同生理需要无所谓高下一样，混淆两种价值标准，褒此贬彼则无益于文学的发展。
一九八五年以来，文坛以雅文学的价值标准为衡量一切作品的价值尺度，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文学消费的生态平衡，导致了文学同社会疏离。
对通俗文学的另一偏见，表现在一提“通俗”二字便想到凶杀暴力，色情荒诞，似乎大凡通俗文学便是诲淫诲盗。通俗文学中的确有些低俗的作品，特别是在通俗文学尚不成熟的时候，但这绝不是通俗文学的主流，更不是其固有的弊病。这正如严肃文学曾有过阴谋文学作品一样。
通俗文学拥有最大的读者群，其间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多层次的趣味，于是便决定了通俗文学的多种不同档次。但真正高档的通俗文学，如赫尔曼，阿瑟·黑利，琼瑶，金庸等人的作品，有谁能说不严肃呢？
通俗文学大潮，同任何大潮一样，总是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中的消极现象会强化某些人对通俗文学尚未克服的偏见。在人的观念、精神状态发生飞速变化的今天，广大读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文学作品而不再受旧的思维定势所左右。我们对这种大潮最好采取“下雪别忘穿棉袄”，顺其自然的态度。顺其自然是指尊重通俗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不是无条件地接受一切。歧视通俗文学，以牺牲通俗文学的发展和广大读者的利益为代价，因噎废食，是不利于人类对多种文化需求的。
对通俗文学的最大偏见则是文学圈内的一些“贵族”意识。它以文学正宗自居，认为只有纯文学才能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和审美能力。通俗文学在他们眼里，充其量不过是引车卖浆者流的消费，是不屑一顾的。事实上，引车卖浆者流的需求也绝不可忽视。在欧美那些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国家，通俗小说依然为社会各阶层大多数人所需要。至于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文化素质等任务，不可能由一些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来完成，并且文化素养高的人也有娱乐的需要，也有些情绪需要宣泄。
总之，关于通俗文学的价值观要有较大的转变，要理直气壮地承认文学的消遣作用，如同我们堂而皇之地承认文学的教化作用、审美作用一样。
从历史上看，我国的通俗文学有着悠久的传统，建国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总的水平还较低。因此，提高质量是通俗文学发展的重要任务。当然，提高决不意味着通俗文学要以社会文学、探索文学为标准，这样提高只能产生不伦不类的怪胎。提高要立足于通俗文学特性的基础上，把消遣同审美、教化统一起来，而不是抹杀通俗文学的个性。当今中国文坛三种文学的关系不是尊卑从属关系，不能相互兼并，而是要在坚持各自特长的基础上，尊重共同的文学规律，相互取长补短，使之共存共荣，各领风骚，满足社会对文学的多种要求。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加强对通俗文学的评论
周登高
近几年，我国通俗文学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迅猛崛起。它面向被探索性文学疏远了的大众读者群，以每期（或每册）数十万、上百万的发行量，涌向车间、田野、街头、巷尾；涌向喧哗的娱乐场所，林立的书亭报摊；涌到奔驰的列车上，游弋的轮船上，成为当代文学的一大奇观。
通俗文学崛起以来，出了一些受读者喜爱的作品，主题积极，内容健康，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高尚道德观念，如追求美好，鞭挞丑恶，向往自由，反对专制，赞颂忠良，表彰正义，疾恨邪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形式上，这些作品叙事简洁，通俗易懂，情节紧张曲折，引人入胜，富有娱乐性、趣味性、知识性，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
但是，目前的通俗文学创作也存在着不少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比如：内容上胡编乱造，虚假失真，以至歪曲历史与时代，宣扬封建意识和迷信观念；艺术上，构思雷同，手法落套，人物形象缺乏个性；特别严重的是有些作品毫无批判地描写情杀、奸杀及男女间的秘闻隐私，还配上淫秽的插图，这类情趣庸俗，格调低下之作，对人们尤其是对青少年生理、心理的刺激，身心的毒化，诱使其步入歧途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问题，本应该通过正确及时的文学批评加以解决。可是，令人不解的是，面对花草并茂，良莠杂陈的通俗文学园地，竟找不到几个来此“灌溉佳花，剪除恶草”的批评家，也很难见到几篇有关通俗文学的评论文字，可以说，对当代通俗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还是一片空白。究其原因，似乎是文学批评家们很偏爱“阳春白雪”，鄙视低级、庸俗的“下里巴人”，怕研究通俗文学而沾染一身俗气，降低了自己的“品位”；当然，这与通俗文学评论无处发表也有关系。据我所知，目前，虽然通俗文学“热”及全国，拥有上亿的读者，而泱泱大国之中却很少可供通俗文学批评家耕耘的理论园地，别的刊物也不怎么欢迎通俗文学批评家的光临。所以，这几年来，通俗文学便在缺乏理论指导与批评引导的情况下，信马由缰，横冲直撞。这样下去，对文学创作，对广大读者，以至对社会，都是很不利的。
创作需要批评。有人指出，通俗文学读物不会被外因扼杀，致命点在其自身的低质量。就目前情况而言，通俗文学要想从低质量的沼泽地里走出来，必须得力于批评家们的批评引导。因此，似乎很有必要组织一支通俗文学批评队伍，创办一个通俗文学批评刊物，经常地认真扎实地开展对通俗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总结创作经验，剖析创作现状或预测发展趋势。
当然，加强对通俗文学的批评还有多种途径和方法，这仅是其中的一种设想。但是，不管是哪种途径或方法，要付诸实践，关键在于革除当代“士大夫”们轻视通俗文学的旧观念，真正认识通俗文学在文学史和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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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定的听觉艺术——广播剧
胡源
广播剧是一种早于电视剧的以大众传播方式传播的特定艺术品种，它在我国已有半个多世纪经历。据研究者查证，我国广播剧诞生，仅比世界第一部广播剧问世晚不到十年。它一直拥有大量听众，现在，全国几十家电台每年生产广播剧不下六七百部，一些新的剧目播出，电台常能收到几百数千封赞扬信；有些剧目二三十年来听众不忘，不断要求再播，如《长长的流水》、《杜十娘》、《三月雪》等等。所以，广播剧早已是一种不可轻视的艺术形式。70年代末，当电视剧插翅起飞时，曾有人担心广播剧会受冷落，而事实上此后广播剧维系听众量有增无减。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它依靠着能深入个人身边的大众传播方式传播，具有欣赏方便的优越性，同时更在于它的艺术的独特性。它给人特殊的审美享受，提供一个特殊的声音的艺术世界。
除了广播剧，没有任何一种艺术能够实现这样的美学要求：滤掉大千世界中一切可视形状，纯然留下一片声音，让我们全凭听觉去感受人间的万种风情，千般心态。音乐虽是纯听觉艺术，但它不像广播剧那样再现人际关系，不是让人感知实在可触的客观世界。所以广播剧的独特性非常鲜明。声音的选择交织可以构成特殊美感境界，在诗人那里较早体察到了。毛泽东的词《忆秦娥》，上阙意境即由“声音因素”勾勒出的：凛冽的西风，高空雁阵传来鸣叫，疾驰的马蹄，呜咽悲壮催促行军的军号——“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王维的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飞鸟，时鸣春涧中。”正是美妙的音响点缀出一种迷人的静谧意境的。声音世界内容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声音的艺术组合同画面相比，别生意蕴，更能直接拨动人心。广播剧把人带进的正是这样一种美的王国。如较著名的广播剧《二泉映月》，就以多种细微生活音响，西风、犬吠、鸡啼、湖浪、泉声、琴声等等烘托出特定氛围，让人从剧中感受到独特的情物感应美学效果。音响这种物质材料，能具有美学效果，具有艺术语言性质，是在广播剧里突出地显现出来的。重视音响作用，辩证地调动和设计音响，是使广播剧耐人品味的重要途径。获1987年第十届“柏林未来奖”的我国立体声广播剧《减去十岁》，设计了夸张的主观音响，主客观音响精心安排使全剧魅力大增。广播剧的情节和人物更主要是通过语言去表现，这里的语言是“话语”，这种话语也是新鲜的有独特价值的。它就特意讲究在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情况下，让听者发生很浓的兴趣，产生很强烈的印象。“话语”就是形象，就是生命！这种既抽象又具象的形象在听者心田流过，要让人听后还感到有余波掀动着。1985年轰动一时的中央台的系列广播报道剧《普通人》，从人物话语直接感受剧中人物个性风貌，就活脱脱地，非常强烈。
艺术欣赏中的想象是一种高级心理活动，没有想象不能进入审美。广播剧的特点之一，就是为展开这种高级心理活动提供了特定的优越条件。有的同志也说广播剧是“想象的艺术”，但基本上把它理解为由声想形，理解为以想象克服广播剧“看不见”的局限性。其实，广播剧的想象（欣赏中的），是让人由声音生发更富创造性的联想。至于再造性的对于剧中人物环境外观的想象，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在听的过程中形成，但广播剧并不主要依靠这个现象产生魅力。它让人从声音（包括话语）中感受和联想更深的内容，那就是对广播剧所展现的“剧中世界”的意境有所动情，对人物情感和深层心曲有所感受。正如戏剧家曹禺所说：“它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听众可以比播出的想得更多，把人的感情引向更深远的境界。”60年代广播剧《三月雪》，就故事说今天已不觉新鲜，但它以话语和音乐渲染的矗立在烈士墓群中洁白的芳香且又茂盛的“三月雪”，却还有引发听众在想象中创造意味深远的诗的意境的力量。
我国广播剧方兴未艾，正处在兴旺发展时代。关于它的艺术个性，最近无论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都在深入。立体声广播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又扩展了广播剧艺术的可能性。但，广播剧的一切可能性（审美功能和多方面社会学价值），同其它艺术一样，归根结底是在一部部高质量的符合此种艺术特性的作品中实现的。当务之急就在这里：广播剧的制作者、领导者为繁荣广播剧创作进一步创造条件。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批文学作品讨论会相继在京召开
最近，文学界议论的话题是文学同读者的关系如何？在商品经济大潮面前文学如何发展？对文学创作的态势怎样估价？有人认为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创作平平；有人认为文学仍保持着良好的创作势头。对此，作协有关部门、一些刊物和出版社就新近发表（或出版）的作品在京召开讨论会，结合当前文学创作的态势进行具体的分析。
解放军系统先后召开了两个报告文学新作讨论会，即由沈阳军区创作室和《昆仑》编辑部举办的《侨乡步兵师》座谈会和《西北军事文学》编辑部召开的关于《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的讨论会。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编辑部最近几期连续推出“直面现实”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在同作协山西分会联合召开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和长篇小说《衰与荣》（京都三部曲之二）的讨论会上，与会者充分肯定了作家和编辑对现实生活矛盾的勇敢揭示。
鲁迅文学院与河北省文联等单位新近召开了两位业余女作者的新作讨论会。河北作者冯敬兰和北京作者毕淑敏，在校期间创作的新作，受到评论界关注。
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发表后受到读者关注。最近，作协黑龙江分会和作家出版社联合召开了讨论会。
作协北京分会和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召开了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讨论会。
中国作协创研部与作协江西分会于日内在京召开中年作家胡平的报告文学创作讨论会。工人出版社《开拓》杂志召开座谈会，讨论今年改刊以来发表的反映当前经济改革的报告文学和小说。
（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