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挽黄河狂澜于沉思之中
——访苏晓康
刘梦岚文 苗 地插图
苏晓康，报告文学新秀，新中国的同龄人。眼睛近视，而目光深邃，洞穿力强，能敏锐地捕捉和洞悉重大的社会问题；身体瘦弱，却蕴藏着深沉的力量——凝于笔端，发于纸上，写出的报告文学气势恢宏……
前不久，他的《阴阳大裂变》获1985、1986年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最近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六集电视连续节目《河殇》（他是解说词主撰者之一），反响强烈。
记者：读你的报告文学，如《洪荒启示录》、《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录》等，分明感到你有一种“忧患意识”，一种对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的深广的忧思。
苏：我们这批共和国的同龄人，生长在政治比较清明的50年代，从小建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接受的教育充满了理想主义。“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看到了丑恶，于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沉积的历史重荷，种种吞噬人性、扭曲人的灵魂、窒息人的生命和创造力的丑恶现象，其背后实际上掩盖着这个民族正在自戕的可怕机制，这是不能不令人忧虑的。我们从迷狂和愚昧中清醒过来后，就再也按捺不住要探讨我们的处境，要呼喊民族精神的奋起。
记者：你的报告文学直面现实和人生，揭示了时代变革中的社会矛盾和人们的心态，正如刘再复所说的，是“抓住了时代的痛苦点，社会的焦虑点”，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
苏：主要不在于胆识和勇气，而在于认识和批判的程度。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良知的觉醒，更需要的，是理性的觉醒。我们所借助的批判武器，不仅仅是过去曾经熟读的历史唯物主义，恐怕也需要到18世纪启蒙思想的大师们那里去寻找武器。当然，西方现代各种流派的思潮也都可以拿来研究中国的问题。从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上，我们不再被哪一种既定的模式所约束，而是不断地寻找新的思考角度。
记者：你有不少篇报告文学是取材于黄河的，最近你又参与主撰了电视连续节目《河殇》的解说词。《河殇》把黄河作为一个大象征，从历史、文化、经济、水利、政治等方面，纵横捭阖地展开了对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宏观的思考和探询，给人一种深沉苍茫的历史感和鲜明强烈的时代感。看得出，你们对黄河的认识和研究是站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层次上的，因此显出了新的高度。
苏：黄河，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历史的象征。它凝聚和沉淀的民族的东西太丰富、也太沉重了。在整个文明史上，黄河始终是“中国的忧患”。黄河水患的惨烈与中国的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通过电视这样的大媒介，我和我的朋友们对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华夏文明进行思考和探询，也可以算是一种尝试吧。我们不是哲学家、历史学家，但似乎可以运用各种艺术手段，把觉醒了的中国人民的理性思考尽可能广泛地传达给人民。
记者：你们写黄河，似在着重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厚内涵和悲剧性的民族命运。
苏：是的。黄河太浑浊了。那泥汤一样的黄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与地中海孕育的西方海洋文明不同，东方文化大多是大河流域的文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将无法超越土地和大陆的局限而导致悲剧。我15岁来到河南，第一次见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乞丐向我伸手，我吓跑了。后来我在黄河流经的中原一带前后生活了15年，当记者时经常跑农村，看到农民生活竟是那么苦。我写《洪荒启示录》，似乎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对我的那些刺激。我心底积累和埋藏了许多中原一带人民的悲苦命运的故事，那是一种最典型的中国人的生活，从贫困到专制，从麻木到幽默。
记者：你唱这支“贫穷的挽歌”，最终呼唤的还是改革，是一种崭新、透明的商品经济的文明秩序。
苏：我们搞《河殇》，也是这个目的。农业文明的古老而沉重的负担耽误了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也影响着现实行进中的现代化大计。现实的中国，面临着双重的改革和重建。
记者：我想起你在《人生长恨水长流》中赞颂治黄英雄的几句话：“他们纳万里巨川于胸臆之间，挽黄河狂澜于沉思之中，高屋建瓴，纵横捭阖。”说它也有你们创作的写照，似无不可吧？你们对黄河忧患的沉思，实际上就是对中华民族忧患的沉思。这沉思能否说具有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呢？
苏：“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内涵比较复杂，不好作简单化的解释。但我们在认识、分析、批判一些社会问题时，确实有一个参照系，那就是“世界”，即工业文明。有人认为工业文明在西方也显露出危机，因而不能拿它来作批判东方文明的参照系，但我认为，工业文明比之东方的农业文明，毕竟是更高一个阶段的现象，它的病态是人类的一种新的痛苦，而我们还陷在更低层的旧式痛苦中，不能因为前面还有痛苦就拒绝朝前走。 （上）
（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
高山小屋
刘芳
这是一座与世隔绝的高山小屋。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住在这里。
小屋的女主人是个聪明好强的农村姑娘。为守住这座大山，她特意从外地招来一位如意的新郎。小俩口见了我都很高兴。女的忙打发丈夫去烧水，她也随手端来一盘红枣和甜梨。我们边吃边聊起来。
“你怎么到这没人的地方来住？”我好奇地问。
“我父亲在城里开酱油厂，每年收入几万元。他叫我进城去管厂，还说给我找个合适的对象。我可不愿走别人给安排的路。我要自己闯荡闯荡！所以，我就承包了这两千多亩荒山，想干出个样儿来。”
“你父亲同意了？”
“哪儿啊？不仅爸爸恼了，邻居们也说闲话了。有的说我是出风头，想登报；还有的说我是年轻好胜，一时心血来潮……我生来就是个犟脾气。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还是签了合同，在山上搭起了小窝棚。”
“后来有人来找金凤凰啦？”看着她那兴奋的脸，我开玩笑地问。
“我想，反正得在这高山上扎根啦，干脆学着城里人的样子，发了征婚广告：‘谁愿绿化荒山，我就嫁给他’。没想到，还真有不少小伙子们纷纷赶来了，可我只选中了他！”
我回头一望，他正悄悄地提水进来，迎着妻子娇滴滴的笑靥，不由得咧开了嘴。
他原是城里的小瓦匠，听说我一人承包了两千多亩荒山，给‘震’住了。他想偷偷地跑来看个稀罕。可他见我在大雪天还挖山不止，并且就住在那间四面透风的柴草棚里时，动心了。他悄悄地把所有的山头都看个遍，然后背来一块块青石板，一声不响地给我盖着石板屋。他说要辞掉城里的铁饭碗，愿意和我一道治理荒山。就冲这股傻劲儿，我答应了。”
说到这儿，“腾”地一下她的脸蛋全红了。两眼亮亮的，像是噙着一对晶莹的泪水。
许是兴奋得难以抑制，她要领我到山上看看。春天到了，重重的山岭早已郁郁葱葱，小夫妻俩共同栽种的山楂、苹果已经开花，红绿相间，好像座座高山都披上了花衣衫，美极了。为了以短养长，以副养林，他们在山沟里栽种了大片人参和黄芪，年收入上万元。她准备修一条盘山公路直通县城。她相信有一天城里人会慕名而来，在她绿化的荒山上建别墅、辟公园，享受与大自然同在的乐趣。她盘算自己十年后就能收入数十万，那时她再登报，还要买一台高级轿车，往来于城市与山野之间……
我望着脚下蓊郁的绿色和那座石板小屋，胸中涌起阵阵暖流。我庆幸我的同胞终于少了一点大呼隆、赶时髦，而多了一些个人的追求和思考。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杂文的花束
沙赫
《当代杂文选粹》一辑又一辑在出，如一束又一束的鲜花，看到它真是使人心喜。
似乎除了《人民文学》、《文汇月刊》、《新观察》这几家期刊外，一般文学刊物没有杂文这一栏。这使人感到：杂文在文学刊物上，还是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难登文学的殿堂，只会在报纸的副刊上摇旗呐喊。虽然也有杂文刊物如把它和散文编在一起的《随笔》，但从总体上说，杂文阵地不多，声势不大。
《当代杂文选粹》却能以每年一辑，每辑十卷之势抛出，确实使人心喜，恐怕是要超出杂文爱好，或文艺爱好之外的。多年来的事实都是这样：形势一紧，杂文必收；杂文如活跃，别的方面一定也就活跃。没有政治民主和思想上的开放，就难得有杂文的百花齐放。何况在这纸张涨价，出版物面临空前困难的时候。
以杂文来说，《选粹》的不断出现当然更是可喜的事。出版这套丛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告诉人们：这一丛书将“保存建国以来优秀的杂文创作”，“选取当代有影响的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对于杂文爱好者，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以我个人来说，“文革”后一些名家的名篇，当年错过了，因而很方便地得以补课，这就更好。
这样的杂文丛书似乎还是创举。三联书店是出了好几本大部头的名家杂文集的，那可以使有杂文癖的人大啃大嚼，但好像它不是丛书。
《选粹》这一丛书只是小册子，虽然一本本名之为《巴金之卷》以至《邓拓之卷》，听来很大，字数并不多，每卷不过五六万字到七八万字而已。这样也好，可以包罗更多的作者，也更易于出版。一年一辑，一辑十卷，几乎是每月一书。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已经各出了一辑，今年又一辑，据说初时打算出两辑试试看，现在是至少准备出到一九九○年，不少于五辑。这很好！使人感到精当而且希望它出得更多。
顺便向这套丛书的主编严秀、牧惠和弘征致谢！
第8版(副刊)
专栏：历史文化名城漫步
常熟熟田
俞小红
1898年夏天，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和离开北京返回常熟故里，途经无锡，其学生宴请他于锡山寄畅园。那时正当维新运动初起，翁同和突遭开缺回籍的处分，心情自然沉痛。席间，有人吟诵“无锡锡山山无锡”，请翁同和对联，老夫子遥望常熟虞山，慨然命笔：“常熟熟田田常熟”。
经营了3千年的常熟田，历来被统治者视为支撑东南半壁的粮仓，有“苏常熟，天下足”的美誉。依赖它血管般细密的河道，香粳、血糯、土布、茶叶和鲥、鱽、豚等长江三鲜由各地商贾输往京师。常熟建城的历史比苏州早500年，一半入城的虞山，南坡上长眠着勾吴第二代君主虞仲。虞仲又称仲雍，是商末周太王的次子。周太王欲立季历和昌（即周文王）继承王位，于是泰伯和仲雍顺应父亲意旨，同心让国，远离陕西凤翔，来到沼泽水泊之中的虞山，率领吴地居民开荒播种。常熟在秦代属会稽郡，汉初改为虞乡，西晋太康四年置南沙县，南朝东魏大同六年（公元540年）正式定名为常熟。当时虞山脚下的江潮已北归，大片冲积滩成为良田。常熟的山、水、城浑然一体，通江入海的七条琴川河又带来交通之便。这里常年丰收，资源富足，称为常熟颇贴切。
常熟不仅是鱼米之乡，也是文人辈出之地。当年孔子不远千里造访这块荆蛮之地时，收下了一位南方弟子。据说，日暮时分，孔子徘徊于琴川，忽见芦苇荡里悠然转出一只水牛，一牧童横卧牛背信口吹笛。孔子问：“此地离虞山多少里？”牧童遥指前方道：“此地离虞山一十里也。”牧童就是言偃，字子游，后来跟随孔子去鲁国学习礼乐，为孔子72弟子之一。据《常昭合志》记载，自唐至清，常熟共有状元8名，进士438名，举人秀才多达6000余名，其中有蜚声中外成果卓著的文学家、艺术家。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和明代“虞山画派”创始人王石谷曾在虞山秦波涧写生；执掌明末文坛祭酒的钱谦益，常熟流传他和才女柳如是白发红颜的轶事；到了晚清，曾孟朴写出一部惊世骇俗的长篇小说《孽海花》。与丰盛厚实的历史文化层相并存，虞山上残留的烈女贞节坊、状元进士的报恩坊就有2000余座，可以想见，封建礼教的印记，给予古城多么沉重的压抑！
“春树万家，唤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每至肥蟹上市，沙家浜的渔民把上等的青砖雕成凹形，挑选金爪齐全的大蟹装入其间，一路上洒水润湿，半个月后运到京城皇宫，蟹爪俱全依旧鲜活。常熟的富足为商贾的活动提供了条件。但常熟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主要是一幅醉心田园自耕自足的风光画，常熟人看重的是文人才子状元进士，重文轻商重官抑商之风十分浓厚。欣喜的是，在激变的历史大潮下，常熟并不满足于五谷丰登诗酒自娱的田园胜境，古城的灵魂和生命已经注入创造的活力。就在常熟沙家浜，出现了一批乡镇企业家，其中有一位没去香港跟父亲当裁缝，而投资生产高级“派拉蒙”风衣，承包了一爿濒临倒闭的乡办服装厂。两年后，他的风衣打进了西德、英国市场。一位客商提了壶滚烫的开水洒向“派拉蒙”，它依然干净整洁挺括如新。有人往风衣口袋里倒了一杯水隔了24小时，仍然滴水不漏。近年来，常熟有80万农民登上了商品经济舞台，全市34个乡镇有31个出口创汇，常熟的工业产值，在全国县和县级市中，可谓名列前茅。“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常熟已展示了乡村城市化的新图景。
第8版(副刊)
专栏：
峨嵋之忆
孔孚梦逡巡闻断裂之声这危岩会崩坍下去么？来一山灵摩我的心心难息神难宁走有清香漫溢第六感提醒我已是走在眉尖上了下临万丈深渊怕风又是想风隐隐听得水声
第8版(副刊)
专栏：
大汛〔中国画〕 沈启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