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谈谈经济稳定、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
廖季立
经济稳定、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这三者的关系处理得好，大大有利于促进经济的良性循环。经济稳定，改革就可以顺利进行；改革顺利，经济也能较快发展；经济发展快了，稳定就更有保证。在这三者相互关系中，改革是总揽全局的。深化改革既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又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改革是要冒风险的，有利时要不贻误时机，不利时要择善而从，以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为原则。坚持稳中求改，改中求发展，就无往而不胜。因此，保持稳定、改革、发展之间的协调，不是消极、被动、保守的方针，而是积极、主动、明智的方针。
这里就稳定、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谈几点认识。
增加供给与适当抑制需求相结合
如何保持经济的稳定，这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其中关键问题就是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基本平衡。
经济理论界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短缺经济，这种看法是值得研究的。短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的现象，而是僵化的经济体制产生的。我国经过近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由温饱型开始向小康型过渡。目前，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有了显著改善，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投资规模过大，社会消费基金增加过多，引起物价上涨过快等，这主要是由于旧体制的缺陷和新体制的不够完善以及其他因素，使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未能得到较好解决造成的。
如何求得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特别是如何把增加供给和适当地抑制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呢？这里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将国民收入中生产的增长和分配的增加适当拉开距离，使分配的增长低于生产的增长，把提高经济效益提到重要地位，即所谓从效益中求速度的平衡办法。比如预测明年生产增长10％左右，计划、财政、投资、信贷、物资、工资等的分配按增长6％左右安排，这样生产超前分配留有余地，使资金和物资的供应都比较宽松，从而求得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二是采用截长补短的平衡办法。比如保持积累率不超过国民收入的30％，投资规模的增长不超过生产资料的增长，工资的增长不能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即所谓量收为支的办法。三是周总理生前提出过的主张，即将计划增长和实际增长分开平衡的办法。在计划安排时，可将下一个年度计划与上一个年度计划相比较来安排增长速度，使上年计划超额完成部分不纳入当年计划分配，进入市场调节，解决计划安排中的缺口和超分配问题，这就是所谓“计划比计划，实际比实际”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也可以有效地抑制需求，增加供给，扭转总需求与总供给不平衡的状况。概括而言，就是：
（一）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保证国民经济每年有较快的增长速度。
（二）坚持财政收支平衡，不搞赤字预算。如果发生赤字，用发行一定数量的国债解决，不强迫银行增加货币发行。
（三）信贷资金总额必须力求平衡，货币发行不能超过生产、流通发展的需要。
（四）外汇收支平衡，并且要适当增加一定的储备。
根据上述要求安排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金、职工工资、人民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和文化教育等，都能够得到保证。即使部分商品供求不平衡，某些商品价格有高有低，但是总的物价水平可以求得基本稳定。
这是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取得的宝贵经验。问题是我们过去往往是被迫和不自觉地运用这些经济办法。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只要善于总结经验，结合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正确地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渡过价格、工资改革这个难关是有希望的。
搞活企业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触动旧体制的宏观部分，改革的难度加大了。同时，还由于两种体制处于一种相持的状态，常常会发生剧烈的摩擦，更加剧了改革的难度。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只有稳定经济，深化改革，才能顺利渡过这个难关。当然，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也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逐步解决，两者是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不但有利于进一步搞活企业，有利于市场的发育，而且也有利于新旧体制的转换。具体说，有以下好处：
——有利于各种权责利关系的调整。比如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集体与个人、计划与市场、沿海与内地等矛盾，它们都是互相交错的。在经济紧缺的情况下，动一头就要牵动和冲击全身，矛盾甚多，很难理顺。但是不理顺又不利于生产力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改革创造一个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的环境，为调整和理顺各种经济关系创造条件。只要实行这种能动的改革政策，就能比较好地理顺各种经济关系。
——有利于宏观经济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所谓间接管理为主，就是要缩小行政性管理和指令性计划的范围，而更多地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通过市场间接地引导企业的经营活动。目前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能否顺利地过渡到间接管理为主，与供求是否平衡关系很大。如果资金和物资严重短缺，就不得不强化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正常活动，因而延长向间接管理“转轨”的时间。
——有利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必须利用市场机制。市场问题的关键是价格。现在价格还很不合理，目前采取的“双轨制”只是一种过渡办法。为什么价格既稳不住，又放不开，从根本上说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差额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放开价格，必然要承受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巨大压力，引起经济生活的不安定。反之，只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国家和企业都可以承受价格的风险，缓解价格改革的震动，就有利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放开价格，从长远看不会引起价格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而是更利于生产和供应的增加，这是经验所证明了的。
——有利于企业进一步搞活。搞活企业是改革的重点，企业搞不活，经济就缺乏活力。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承包经营制的深化，引进竞争机制，加强企业管理，促进技术进步，以及发展横向联合等等都要受到影响，遇到各种困难。
——有利于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是我国一项战略决策。开放政策能否顺利贯彻，一方面取决于政治环境是否稳定，另一方面取决于经济环境是否稳定。现在国外投资者担心的是后者。比如：价格是否合理，基础设施是否完备，以及人员的素质、管理效率等等，这些都是和经济稳定、深化改革密切相关的。
在深化改革中求得好的经济效益
有人担心，稳定经济和深化改革，会不会影响发展速度？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还处于粗放经营阶段，一般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但是，如果速度增长过高，势必影响产品的质量和效益，增加成本，由此而引起总的供给和需求的不平衡。因此，我们绝不能盲目追求那种不切合实际的高速度。速度和效益相比，效益仍是最重要的。好的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所需要的。经济效益无论宏观效益或者微观效益，都是在经济稳定和深化改革中才能实现的。很难设想，在大起大落的经济环境中，会有好的宏观效益。从微观效益来说，在经济稳定的情况下，企业生产顺利，流通环节畅通，消费者的选择性增强，那些质次价高、货不对路的商品就失去了销路，这就迫使企业按照社会需要组织生产，微观效益就可以得到显著提高。
建国以来的历史证明，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正是经济稳定的时期。以“六五”期间为例，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基本上是持续稳定发展的，克服了过去那种大起大落的波动状况。问题是1984年第四季度出现了“过热”现象，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给以后年份带来一定影响。在“六五”时期，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和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约11％，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以9.7％的速度增长，提前一年完成了五年计划。
总之，经济要稳定，又要有增长；要有较好的效益，又要有较好的速度，最终都要依靠深化改革来实现。因此，要以改革总揽全局，实现三者的最佳结合，这样，必然会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第5版(理论)
专栏：
略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改革的影响
吴仁洪
自从1985年以来，我国持续出现了程度不低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具有什么效应？经济学界的看法存在一些分歧。有人认为，由于经济结构变动和体制转换，通货膨胀在我国现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现阶段的首要目标是达到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的通货膨胀还有利于经济增长。我们认为，虽然我国现阶段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不对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加以控制，甚至企图以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则无论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还是对改革的顺利推进，都是有害无益的。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理论分析与一些国家的实证考察表明，通货膨胀往往对经济增长带来危害，通货膨胀与经济高速增长也没有必然关联。
早期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货币供给量，实行温和的通货膨胀，能够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因为在温和的通货膨胀下，可以使有效需求增加，同时由于货币供给量增加，可以使利率降低，而且名义工资上升往往滞后于通货膨胀率，从而实际工资下降，使资本边际收益率上升，于是投资增加，促使经济增长，就业扩大。
然而西方国家在经历了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滞胀”之后，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经济学家也几乎一致认为，通货膨胀不但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反而对经济增长和就业造成危害。因为，第一，持续的物价上涨会导致人们增加当前消费，减少储蓄，以减少物价上涨的损失。这样就使投资减少，影响经济增长。第二，通货膨胀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失当和低效益。比如，投资者担心生产投资成本增加和风险增加，从而转向购买不动产；在政府对某些产品加强价格管制的情况下，价格体系和盈利率会出现扭曲，影响资源的合理流向，最终会导致和加剧短缺。第三，如果一国的通货膨胀率经常地、长期地高于国际平均通货膨胀率，势必引起国际收支恶化和黄金外汇储备外流的危机。此外，高通货膨胀率还往往导致人们的普遍不满，容易触发社会政治动乱，对经济增长造成危害。
从一些国家的经济统计来看，也很难证明经济高速增长与通货膨胀具有必然关联。
日本、巴西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确存在程度不同的通货膨胀。但也存在相反的情况。西德1951—1960年高速增长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1.06％，而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年平均2.55％。新加坡1960—197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8.8％，而通货膨胀率年平均才1.1％。
国外有学者利用因果测试法对56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因果测试，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往往导致较低的实际经济增长。认为通货膨胀势必引起较高经济增长的观点，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也得不到充分的证明。
必须注意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通货膨胀之所以未带来太大危害，甚至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高速增长，是以以下一些条件为前提的：（1）个人收入增长一直较大地低于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1955—1960年，日本制造业工资年平均增长7.6％，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10.7％，固定资本投资年平均增长29.5％。在这种情况下，在此期间存在的年率仅为3.3％的轻度通货膨胀，可能有利于资本形成，而且增加生产性投资需求。（2）随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日本的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尤其是规模效益显著，许多大批量生产的制造业成本大幅度地下降，如钢铁、化工等。同时，将燃料以国内高成本的煤炭为主转向进口廉价石油为主，也推动了成本的降低。以上两点联系起来，使经济中避免出现工资、成本、物价轮番上涨的螺旋上升式通货膨胀。而且由于投资增长快，投入产出效益高，使供给迅速增加，这也使通货膨胀趋向缓和。应该看到，以上这些条件在我国目前并不存在。
以上情况说明，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国际经验实证考察来看，认为我国当前为了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搞点温和通货膨胀有利的观点，是不明智的。要看到持续的通货膨胀会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动荡，甚至最后陷入滞胀困境的可能性。因为，与日本当时的通货膨胀不同，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有以下几个持续存在、甚至加剧的因素：（1）是一种高投入、低产出，从而低效益条件下的通货膨胀；（2）近年社会集团消费、个人消费呈现过快增长势头，1987年已出现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的现象（扣除物价因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9.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5％）。由于企业还不存在自我约束机制，这种趋势一时难以彻底扭转；（3）存在连年财政赤字（而且都是以中央银行透支方式弥补）和进出口逆差情况下的通货膨胀；（4）是外债、内债逐年增加情况下的通货膨胀。如不采取有力的措施，这些因素的存在，有可能使通货膨胀演化成恶性膨胀。
通货膨胀与体制改革
持续的通货膨胀不但会给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造成危害，而且可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陷入困境。
首先，通货膨胀一般会引起人民群众心理的普遍不满，即使发了一些补贴也难以完全消除。
其次，通货膨胀实际上形成一种收入的再分配，使一些社会阶层的利益受到损害，从而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形成一种不利于改革深入的社会政治环境。
第三，出于各种社会政治压力，政府往往会对一些商品价格加强管制，缩小市场浮动价的范围，并增发各种补贴，这样可能为进一步改革，为实行供求价格造成障碍。
第四，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还使进一步的价格改革增大了风险。如果进一步实施较大步伐的价格改革，物价总水平不可避免地会有大幅度的上升。因为价格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长期不合理的、偏低的能源、原材料等价格进行调整，缩小双轨价的范围。这些产品的价格上升了，最终产品的价格不可避免地会普遍有所上升，从而导致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然而，这是经济体制改革迟早必须闯过的一关，否则其它方面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都难以实现。但是，如果这一改革步骤是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基础上进行，其风险无疑更大了。
东欧一些国家的教训应引以为戒。这些国家的经历证明，持续的高通货膨胀给改革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一方面，通货膨胀往往引起社会动乱。另一方面，物价与工资轮番上涨的结果，导致投资率降低，经济增长缓慢，甚至陷于滞胀困境。这对进一步改革是很不利的。
总之，在我国当前条件下，靠通货膨胀（哪怕是温和的）来刺激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如果再回到改革前那种严重短缺下的“物价稳定”，也是不现实的，更为改革的历史潮流所不允许。明智的选择，是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采取措施，对通货膨胀加以适度抑制，至少要使通货膨胀率避免持续上升
（在没有实行重大价格改革的情况下）。为此，主要可采取以下措施：在我国尚未具备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条件下，不要勉强追求过高的增长速度；在财政支出上严格实行紧缩，在货币供给方面实行适度紧缩，以保证工业增长7％—10％为基准；不实行“一刀切”的紧缩，实行择优信贷，下决心推行资本存量调整，使同等的货币供给量增加更多的有效供给；用发行国债弥补赤字，停止财政赤字向中央银行透支弥补。与此同时，不要过多地对物价实行行政管制。因为行政管制过多会造成进一步短缺，加剧隐蔽性通货膨胀，更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改革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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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社会正义”的探讨——评介罗尔斯的《正义论》
任可
西方、尤其是英美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自进入20世纪以来，长期受到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的浸润，学者们出于对确定性的寻求，多从形式方面对各门学科特定陈述的语义和逻辑进行探讨，不太关心重大而紧迫的社会和人生问题。而在政治实践和日常生活的领域中，西方人则往往受功利主义——包括从各个方面得到补充和修正的功利主义——的支配。但在近年来，西方理论学术的潮流却有转向实质性问题的征兆，美国著名哲学家罗尔斯可以说是这一转向的一个主要代表和推动者。他构建了一个旨在替代功利主义的正义论体系，探讨了许多在西方令人激动而又令人困惑的问题，诸如政治自由、公民权利、合法反抗、适度宽容、机会平等，等等，讨论的范围涉及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但都是在社会基本结构（主要政治经济制度）的正义这个总题目下进行的。这些探讨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不仅在学术界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而持久的反响，以致他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被誉为“二次大战后伦理学、政治哲学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最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正义论》中译本（何怀宏等译）出版，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制度的改造优先于对个人的改造，对制度的道德评价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价，可以说是隐涵在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他认为：人们要首先决定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合乎正义，然后才能决定个人的道德准则，决定个人须承担的义务和职责。离开制度来谈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完善，甚至对个人提出各种严格的道德要求，往往造成虚伪、苛求或盲从。罗尔斯把个人的理想与社会的理想、个人的道德与制度的道德联系起来考虑，并特别强调社会的正义和制度的道德，这恰恰和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历史上，从理想的方面看，伦理道德是一种以“内圣”为基本特征的道德，它强调个人的修身养性成圣，而不太关心社会制度的伦理，所以修养论特别发达，正义论却趋于衰微；中国的传统政治则可以说是一种强调执政者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圣贤”政治，它强调以德威治国，所以实际上国家的伦理常常不过是个人道德的顺延。
制度的伦理或者说社会的正义实际上有着自身独特的内容，是个人的德性论不可能囊括的。这从罗尔斯的《正义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罗尔斯把社会的基本结构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涉及到公民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政治制度；一是涉及到社会和经济利益分配的制度和政策。前者可以说是政治的正义，后者可以说是分配的正义。相应于这两个方面，罗尔斯提出了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强调所有人对公民的基本自由都拥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强调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在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条件下才是可允许的，并且要同时保障机会的公正平等。他认为，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也就是说，公民的平等自由优先于经济利益的分配。社会正义否认为了使一些人（甚至大多数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
当然，罗尔斯在探讨社会正义时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和主要结论，是在他所属的文化价值体系内进行的，也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但是，他的探讨将有助于推动我们对社会正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
第5版(理论)
专栏：
《中国人口普查和结果分析》
作者 李成瑞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本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扼要地回顾了我国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四年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概况。第二章阐述了一九八二年举行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实施过程和主要经验。第三章是对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可靠性的评价。第四章是对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分析。
作者在对普查所得的大量数据进行了全面研究之后，着重论述了有关我国国情的两个特点。一方面是：从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迅速转变来看，从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成倍增长来看，从妇女初婚年龄增高和妇女生育模式变化来看，我国不仅已经根本改变了旧中国
一系列人口问题的特征，而且显著超过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有些指标正在向着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靠近。另一方面，从我国人口的经济和文化特征看，我国仍保持着发展中国家的特点，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若干发展中国家更为落后。 （胡曼东）
第5版(理论)
专栏：
《劳动人事制度改革文选》
编者 韩青 岳富荣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近年来呼声日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意见，散见于全国各类书报杂志之中，亟待归纳整理。本书就是撷其精要，分门别类地编辑而成的。
全书共选一百零八篇文章，分为劳动人事制度、领导班子建设、人才的鉴别、使用、流动、考核和培训七个部分。本书不仅可以使一般读者对我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沿革、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有所了解，而且对于劳动人事工作者开阔眼界、提高理论素养，对于理论研究工作者了解学术动态、掌握必要资料，都是很有裨益的。本书大部分文章还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现状出发，着重对劳动人事管理体制和管理思想进行了研究。这有助于改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陈旧观念和偏见，引导读者从管理科学的角度关心和参加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曹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