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冯定文集》序言
薛暮桥
《冯定文集》能够同国内外的广大读者见面，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冯定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从青年时代起，他就活跃在我国的文化教育和理论战线上，在黑暗落后的旧中国，传播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从三十年代起，他就用“贝叶”的笔名，在上海的《自修大学》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关于哲学和青年修养的文章，并翻译苏联的著作，使当时许多处在徘徊和苦闷中的青年，受到影响，走上进步、革命的道路。
冯定出身于浙江宁波慈谿一个手工业工人的家庭，家境贫寒，读完小学已无力再升学。但他勤奋好学的资质，为其族叔——当地学者冯君木先生所看重，愿意资助他就读师范学校。冯定在君木先生的指点熏陶下，具有较深厚的古典文学基础，所以在师范学校毕业后，能够以较强的竞争力考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并兼任上海修能学社的国文教员。这时，他才刚刚二十岁出头。本来，有了这样稳定而待遇优厚的职业，可算是小康的生活了。可是他并不满足于现状。他要去探索人间多少不平事的奥秘，就留心阅读进步书刊，当时他能够读到的书有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等。就在这样的追求下，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陈云同志也正在商务印书馆从事党的工作，那里党的力量是很强的。
从旧社会过来的革命知识分子，往往要经受着失学、失业、流亡以至杀头的风险。他们对于人生、社会以及未来的认识，是从理论上又结合着亲身经历的实践来接受的，因此，他们的思想观点的形成，也往往是有血有肉的、紧密结合中国实际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条文原理和课堂、书斋里的干巴巴的东西。冯定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正是有这样的历史渊源的。
冯定的哲学思想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它突出的实践性。早在三十年代，在他的哲学文章中就提出：从前的哲学，好像鹏程大鸟一样，只是在人迹罕至的绝顶上回旋，不知道人间究竟如何，它高深、奥秘、不可捉摸，只供少数人玩弄，一般人不敢问津。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却不是那样，它是人类发展以来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近代各种科学经过了“千锤百炼”而创造出来的“丹”，又是领导科学继续前进的“明镜”。所以，这种哲学不但在我们的生活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里广泛存在，而且特别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积极活动。他又说，新哲学的精髓，便是理论脱离不了实践，实践离不开理论。假如作一形象比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关在保险箱里的珠宝，而是货币，不但可以应用，而且应用得极为广泛。应用的哲学和哲学的应用，成为他一生从事哲学活动的主导思想，也就是文集中所说的：“人生最有意义的行动是改造世界”，用宇宙和社会发展规律来“分析活生生的现实，在活生生的现实上去活生生的应用”。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成功地研究了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在建国初期，当我党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许多人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把握不定，在理论界也产生了混乱思想。这时，冯定在上海华东局写了一篇读书札记，应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以及我党在建国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这篇文章在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后，立即引起毛主席的注意，受到党中央的肯定，指示在全国干部中做为学习材料。由于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引起了全党的注意，从1952年到1957年这五、六年间，理论界对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日益活跃和深化。
另外，他还把哲学的观点渗透在有关伦理道德、人生观、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的论著里。概括说来，冯定哲学思想的实践性，着重体现在对中国革命经验、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人生观的分析应用上。在这三个方面他的论述都有很好的成效。他的人生观的著作，在我国社会起着广泛的影响，哺育了几代人的思想成长，增强了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美好情操。
冯定哲学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富有创造性。特别表现在他对哲学体系做过有益的探索。他不满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在苏联教科书中普遍应用的模式，并且在五十年代以来传播到中国，也被广泛应用的哲学体系样板。从六十年代起，我国有了自己编写的哲学教本，但哲学体系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冯定在哲学研究中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他多次说，现在的哲学教科书不能尽如人意，比如，为什么要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分开讲，在未讲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之前，能不能讲清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又如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应放在什么位置上，等等，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在哲学教学和研究中继续探索和发展。为此，他曾经打算以实践观为主线，打破现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界限，独辟蹊径，和北大的青年教师们一起，写出一本有独特体系和风格的教科书。可惜由于各种“左”的干扰，这个愿望在文化大革命前夜就被冲击掉了。不过，在他的哲学专著《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仍然可以看出，他显然是打破了过去从概论开始，其次唯物论，再次辩证法，最后历史唯物论这个固定格式，在哲学体系的探索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冯定哲学思想的再一个特点，就是对哲学研究的严肃认真态度。不盲从附和，不随风摆动。冯定一生治学和做人都是采取了坚持真理、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严谨和正直的作风。他信守马克思主义哲学党性的原则，无论是教学或理论研究和宣传，都是力求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夸大，不缩小。像在个人崇拜盛行的年代，人们谈论领袖的作用时，总是异常小心，唯恐犯“影射”、“攻击”之嫌。然而，冯定在这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上，仍然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坚持列宁的观点，他认为：在无产阶级的领导集体中，任何领导者只要自命自封领袖，摆出领袖的架子，实行家长制的专制独断，那不论在大的范围或小的范围，实际上就将不发生领导作用。他还不止一次地说，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是“一批人”、是一个“集团”，而不是一个人。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根本不同于那种绝对集中、个人独裁的法西斯式的党，“一个领袖”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陈腐观点。
正因为冯定的哲学思想和风格有着这样一些特点，所以，他的著作、文章、讲课和报告，十分生动活泼，使人乐于接受，受到广大干部和青年的欢迎，在群众中有着广泛的影响。他经常收到广大读者和青年的来信，和他探讨各种问题。在战争年代，他也经常到连队去给战士讲政治课，在华中党校给学员讲哲学课，在抗大五分校给青年学员讲形势任务课，还给江淮大学的师生讲世界观的课程等等。这些学员在全国解放后大都是部长、将军等高级干部和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在见到他的时候都还称之为“老师”。
我和冯定同志早在三十年代上海白区工作时期就互有所闻，但真正在一起共事，是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时期，后来又到苏北抗大五分校一同工作。那时他是副校长，我是训练部主任。在当时那种艰苦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大家都怀着满腔热情的赤子之心，为把中华民族早日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而发愤工作。冯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勤于学习，忠于职守。那时书籍很少，教学条件很差，但是他总是亲自写讲稿，亲自上课，亲自找学员谈话。给学员们的印象很好。他不论是对人对事，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疾恶如仇，从善如流，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和理论工作者的特有素质。他虽然担任领导职务，又有学识，但是他丝毫没有架子，待人谦和，对同志十分关心和体贴。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人从五分校到学生夏令营去讲课，来回有几十里路程，是骑马去的。课后他有事要先赶回去，他想到我不大会骑马，就让警卫员留下陪同我一起走。果然，在走过一座小桥时，马惊了，我连人带马摔到河里，幸好有警卫员一起，帮助我上了岸，免于一场意外危险。
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学者，虽然有着一颗执著追求真理的善良的心，但是命运往往是坎坷不平的。正因为他既不愿看风转舵，又不会阿谀奉承。因此，在极左的路线下，在党的生活极不正常时，他在1964年竟遭到了不应有的批判。过去在白区和战争年代，条件不允许他对哲学理论作更多的研究，全国解放了，他怀着满腔热情希望多做些研究工作，可是在六十年代以来他所经受的处境，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也是我们党在工作中的深刻教训。
总起来看，冯定同志在哲学上的成就和特点，是和他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实践分不开的。同时，是和他对青年的热爱分不开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写给青年的，他希望青年在人生的起步中，能够有个正确的世界观来指引他们前进。还要提到的，就是冯定的成就和他主观上的勤奋学习也是分不开的。他自幼在生活的逆境中刻苦学习，打下了深厚的古典文学的基础，后来又掌握了俄文和英文，能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更多版本。他在三十年代就从俄文和英文中翻译介绍一些进步著作给中国读者。五十年代他和苏联专家交往，不需要通过翻译，可以直接对话。但是就是这样，他在上海解放后，还和孙冶方两人共同请了一位白俄老太太做教师，每天早上上班前去向她学习俄语。
冯定同志的一生，和许多老一代的共产党员及知识分子一样，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在这样的逆境中，他仍然百折不挠，刚直不阿。看到这本文集，使我看到了历史的纪念和真理的火花，而更有现实意义的，是他的著作中对于人生的目的、世界观、道德品质、工作作风等的阐述，对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精神文明仍然有着十分宝贵的启迪。
（本报略有删改）
第5版(理论)
专栏：
正确认识城镇劳动者失业问题
倪迪 杨咏中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允许不允许有失业？过去，一般不承认有失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有失业，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有失业，对于社会上存在的失业现象也不说失业，而称之为“待业”。其实，待业与失业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即要求就业的城镇劳动者暂时没有找到工作岗位。
从统计数字看，我国近8年城镇劳动力的“待业”率都在2％左右，实际情况可能还要多。如果我们较为仔细地观察，在当前城镇中大致存在着两种失业现象。
第一种，可称为“显性型失业”。这类人员主要是城镇自然增长的劳动力未能就业的部分，通常称为待业者。全国至1987年底累计约有300万人（包括少数企业倒闭或被辞退的人员，以及终止合同的人员）。这种“显性型失业”与几年前大量回城知识青年失业情况不同。当时回城知识青年只要有工作岗位就争先就业；而现在，特别是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却普遍存在着失业者择岗就业的情况，找不到好的、合适的工作，宁肯待业。目前，在许多大中城市中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有许多工作岗位不得不招农民工来干，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待业的失业队伍。
第二种，可称为“隐性型失业”。这类人员主要是企业中存在的大量冗员。据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对上海16个行业200家企业调查，约有78％至98％的企业劳动力过剩，过剩的劳动力占企业总人数的14％至25％。据劳动部门估算，在全国城镇公有制企业中，约有2000多万过剩劳动力，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左右。
实际情况表明，隐性型失业比显性型失业具有更多的弊端：
其一，增加单位产品成本，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提高。据上海16个行业几百家工厂的调查，由于隐性型失业的影响，1984年至1986年单位净产值耗费劳动力成本分别为0.083、0.086、0.103，成本上升近四分之一。如果将现有企业内的冗员消除，劳动生产率可提高26％。
其二，由于企业内部人浮于事，造成职工间忙闲对比强烈，产生严重的舒适性攀比。尽管企业中已有过剩的劳动力，但一些脏、累的工种却没人干，企业每年不得不大量聘用农民来当临时工。1986年，上海200家企业外聘工已占企业总人数的3％，并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
其三，阻碍了工资制度的改革。企业内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使企业现有的工资总额和奖金必须在更多的职工中分配，收入差距难以拉开。冗员还阻碍了定编考核工作，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铁饭碗”、“大锅饭”等问题。
上述失业情况的出现，有其客观的原因：
第一，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仅人口多、劳动力多，而且生产力水平较低，难以在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取决于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取决于合理的经济发展、人口增长、教育普及程度及质量提高等众多因素，有些因素不是短期内所能具备的。
第二，失业是伴随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由于价值规律和竞争的作用，随时都会出现一些部门、行业和地区的经济处于“收缩”状态，另一些部门、行业和地区的经济则会发生某种扩张。在这“张缩”的过程中，随时会有技术落后、管理不善的企业被淘汰掉，同时也会有新兴的企业应运而生。新旧企业的这种变换，使得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和组合方式相应发生变化。不仅亏损、破产企业的许多职工会被辞退，而且在技术进步、兴旺的企业中，也会有一部分职工因跟不上技术的发展或由于技术进步节省了人力而被裁减，从而形成一定量的失业队伍。
鉴于隐性型失业存在种种弊端，很有必要实行变暗失业为明失业的改革。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仅涉及观念的转变，而且有待于企业机制改革的深化、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劳务市场的开放和法制的完善，以及各个方面配套改革的实施，因而只能逐步推进。
首先，要转变观念，使干部和职工对失业具有正确的认识和精神准备，增强竞争意识。
其次，要结合企业机制的改革，重点搞活企业内部用工，进行优化组合，实行内部失业的试验。同时要研究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支持企业在内部尽可能多地消化多余劳动力。
第三，加快培育和发展劳务市场，建立社会失业保险体系，加强职工培训，帮助就业人员提高素质，为企业内部暗失业转为社会明失业创造条件。
第5版(理论)
专栏：书评
现代术语学概观——介绍《现代术语学与辞书编纂》
黄鸿森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产生大量的新概念要求命名，国际和国内日益频繁的社会交往要求术语标准化，这就是当今时代向术语学提出的任务。
在我国，现代术语学的研究刚刚起步，近年开始有这方面的出版物面世。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过加拿大学者隆多的《术语学概论》，今年又推出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辞书编纂分委员会编辑的《现代术语学与辞书编纂》一书。本书从多种国外出版物中选收了奥地利、苏联、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德国、波兰、法国、美国、丹麦、瑞典、卢森堡等国术语学家的25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介绍了世界上有代表性的国家在术语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读者可以从中了解现代术语学和辞书编纂工作发展的概貌。
当今世界术语学有四个学派：维也纳学派、苏联学派、魁北克学派和布拉格学派。本书收了四篇文章分别介绍了这些学派的发展状况、基本观点和工作成果。
术语是指称概念的规范化符号（词或词组）。它是认识事物的手段，也是传递知识、交流信息的手段。术语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术语标准化，因此术语学有很强的实践性。术语的订定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术语的搜集、存储、处理和检索需要建立术语库。术语学同辞书编纂和翻译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术语标准化为辞书编纂提供规范的词目和定义，而辞书编纂又对规范的术语起推广传播的作用；术语学研究为术语的等值翻译提供理论依据，而翻译活动又是术语信息在不同语种间的国际交流
（以及多语种国家的国内交流）必不可少的媒介。本书对于术语工作的各个侧面都作了论述。
术语库是术语学和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术语研究、术语标准化和辞书编纂的现代化手段，在我国还是空白。本书选了《魁北克术语库》、《欧洲共同体术语库的经验》等六篇文章，可以作为我们今后建库的借鉴。
关于概念的命名和术语的选择的原则，因为专家们依据的是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提法有所不同，但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普遍认为必须遵守的原则是：确切性——术语要确切反映概念的本质特征；语言的正确性——术语要符合本语种的语法要求和构词规则；单义性——至少在一个学科领域中一个术语只表述一个概念，同一概念只用一个术语表述；系统性——在一个特定领域中一个术语群必须是有序结构，成为体系；简明性——术语要简明扼要，易读易记；稳定性——一旦定名，不轻易改动。许多中国专家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在我国还应考虑术语的表意性，尽量做到“望文生义”。
在我国，术语学一词虽然是晚近出现的，但术语研究可以说是源远流长。荀子集先秦关于名实关系研究之大成，荀子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命题，肯定了名为实所规定，实异则名异，实同则名同。他认为名的作用是“别同异”。他又说
“名无固宜”，“约定俗成谓之宜”。这些思想对术语学研究颇有启示意义。在实践方面，被认为成书于秦汉间的《尔雅》十九篇中，除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解释语词以外，《释亲》、《释器》等十六篇均为解释名物词，共一千四百多条，许多词条下了定义，可以认为是一部古代术语辞典。
到了近代，1909年成立了科学名词编订馆。1932年成立国立编译馆，开始有了统一学术名词的机构。解放后，1950年成立的以郭沫若为首的“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为审定和统一自然科学术语做了出色的工作。1985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和“全国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相继成立。两个委员会的成立，可以看作是我国术语学研究进入新阶段、进入国际社会的标志。
第5版(理论)
专栏：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评介
苏文
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成斌等主编、南昌陆军学院编撰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一集），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其他分册也将陆续出版。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记述民国高级将领从军、从政及其他重大活动的史书。它主要记述了1925年至1949年期间国民党军队的上将，以及一部分与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社会影响较大的中将，在历次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的主要经历。
民国高级将领处在一个政治、军事斗争错综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他们被历史地推到了冲突的最前沿。他们当中，有的人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社会的进步历经劫难，跻身革命；有的人本来不进步，甚至是反动的，但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成为爱国的、进步的军人；有的人中途迷惘，愈走愈远；还有的人初起伟烈，中途沦落，最终铸成历史性的大错。这部书最显著的特点是始终把握住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人物少作定性评论，多以事实说话。对他们的功绩不渲染，过失不粉饰，哪一段时间有功，哪一段时间有过，都让历史事实来说话。哪怕是劣迹昭著的人，只要做了一点好事，也不回避和隐讳。
一般来说，编写同一短暂历史时期人物的传集，容易形成历史背景重复或遮断的状况，这套书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编撰者有意识地将军史战史中的发展沿革、主要战役战斗以及重大历史事件，较详尽地安排在代表人物上记述。比如，通过蒋百里、杨杰的传记，反映民国的军事理论；通过戴笠反映军统的兴衰；通过黄镇球、谷正伦、陈绍宽等反映国民党军队的防空、宪兵、海军等诸军兵种的面貌；通过罗卓英等展示中国远征军的作战进程；以及根据写作对象的特点各有侧重地反映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抗日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等丰富史料。为了避免重复交待历史背景，编撰者还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历史事件的直接制造者详写，参与者略写，涉及者点到为止，从而使一篇篇单独的人物传记有机地构成了一个整体。
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注意突出人物的个性，体现高级将领各自扮演的独特的社会角色。书中所记述的高级将领不完全是一介武夫，他们各自有着复杂的经历。本书通过对人物个性的细微陈述，进一步揭示了民国时期政治、军事的内幕。同时，在记述中，本书紧紧抓住军事这条主线，突出写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高层次的军事活动；写战斗或战役，尽量简化作战过程而着重反映战略战术思想和组织指挥艺术。这样，把历史和个性融为一体，以史实烘托个性特征；又通过刻画个性反映史实本质。
该书史料来源广泛，既有国内各级政协、社会科学院等部门历年搜集整理的史料，又有来自海外出版的刊物的史料，还有一部分是撰写对象的亲朋好友提供的原始资料。
关王育民著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册），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对中国历史地理作了比较完整、系统的论述，为填补本学科的空白，作出了可贵的尝试。
（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