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我看通俗文学
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
陈平原
“通俗小说”自然是与“高雅小说”（或曰艺术小说、探索小说、严肃小说、文人小说、纯小说等）相对而言的，两者之间的矛盾与调谐构成了小说创作发展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动力。只是在中国古代，小说处在整个文学结构的边缘——至少在观念上是如此，“雅”和
“俗”的分化并未真正完成。梁启超们把小说提高到“文学的最上乘”，此后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上，雅、俗小说的对立才构成一对真正的“矛盾”。
总的来说，在20世纪的中国，“高雅小说”始终占主导地位。但“通俗小说”也有3次令人瞩目的崛起：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后到五四以前，各类适合小市民口味的程式化、娱乐性小说大量上市，我们过去称为“封建文学复辟”，或曰“鸳鸯蝴蝶派泛滥成灾”；第二次是40年代，既有“通俗作家”高雅化（如张恨水），也有“高雅作家”通俗化（如赵树理），后者过去称为“作家思想改造的胜利”，或曰“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第三次是近两年，港台的武侠、言情小说“热”过以后，国产的、引进的各类通俗小说如“雨后春笋”，大有与“高雅小说”一争高低之势。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创造者们目的很明确，抓住那时流行的通俗小说思想上、艺术上的弱点，狠命一击，为输入西方近、现代小说扫清了道路；四十年代，进步文艺界的理想则是改造旧形式，普及新思想、新技巧，提高通俗小说的“档次”；八十年代，由于文艺创作出现了多元并存、多元探索的局面，文艺理论家们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似乎既不是五四式的“打倒”，也不是四十年代的“提高”，而是一种颇为洒脱的“理解”和“宽容”。
二十世纪的中国，通俗小说何以能有此三次崛起，除了以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也不妨从艺术自身发展规律思考。“高雅小说”的艺术探索越走越远，越说越玄，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小说最基本的娱乐功能，逼得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的大部分读者，转而欢迎明知趣味不高的可毕竟读来有趣的通俗小说。梁启超们借鉴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小说”，引政论入小说，也曾风行一时，但随着高度政治化的读者群热情的衰退，“一篇在手万虑皆忘”的通俗小说马上充斥市场。鲁迅等人的艺术探索，无疑为中国小说发展开拓了一个新天地，可也以抛弃大多数中、下层读者为代价；三十年代的大众化运动，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争论，都是试图弥合作家拟想中的读者与二十世纪中国的实际读者之间的巨大裂缝。而新时期小说家艺术探索的步伐迈得更大、更快，必然甩下更多的一般读者，这就难怪通俗小说要大走红运。
放长远点看，“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场永远难解难分的拔河比赛。双方互有占便宜的时候，但谁也别想把对方完全扳倒。与拔河比赛不同的是，小说艺术并没在这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中原地踏步，而是悄悄地“移步变形”。
现在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智，而不是义愤和热情。稍一不慎，很可能重蹈五四或四十年代的覆辙，或则“打倒”，或则“拔高”。而这两种对策，似乎都不是最佳选择。
五四新文化先驱者批评“鸳蝴小说”情节重复，程式化倾向严重，批评它只重叙述，不懂描写，批评它迎合读者，趣味低下，这些都没错。可这一切，恰好是通俗小说的特点，或曰“通病”；扫掉这一切，也就等于否定了整个通俗小说的存在价值。好长一段时间内，五四小说理论家们对通俗小说蔑视有余而理解不足，批判过严而改造不力。等到发现通俗小说的读者不但没被批跑，反而正日益增加，并对
“高雅小说”家构成一种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压力时，再回过头来与通俗小说争夺阵地，已经不太容易了。写通俗小说也是一种本领，并非每个有文学才能的人想写就能写好。三十年代大众化运动中，所谓严肃作家创作的通俗小说，有能跟《啼笑姻缘》比肩的吗？如今的读者，缺乏大动荡年代迫切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正义感，多的是休息、娱乐的需求，再加上市场规律的自动调节，通俗小说怕是压不下去也批不倒的了。除非冒着再次动用政治权力直接干预的危险，但那么一来，很可能又将是“玉石俱焚”了。
大概正是有鉴于此，尽管目前通俗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存在不少流弊，大部分批评家还是持宽容态度。不过，随着舆论界压力的增大，探讨如何提高通俗小说的创作水平，也许会成为文艺界一个热门话题。“提高”当然是好事，不会有人反对；问题是从哪个角度、凭什么手段来“提高”。大谈“提高”的人，如果是从
“高雅小说”的标准出发，来阉割、改造通俗小说，制造一批既不高雅亦不通俗的“伪通俗小说”，那可是十分危险的。非驴非马当然可以是骡，但幻想以骡来取代驴和马，就大错特错了。四十年代“提高”通俗小说的教训就在这里。我们的文学史家盛赞张恨水放下《春明外史》、《啼笑姻缘》的路数，转而写作“思想进步”的《八十一梦》、《五子登科》，殊不知这一转转丢了张恨水作为通俗小说家的特色和才华，令人不胜惋惜。赵树理提供了一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现代小说形式，为中国小说的大众化与现代化闯出了一条新路；可也因此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这种以压低知识分子鉴赏水平为代价的“雅俗共赏”，是新文艺发展的真正出路。可以这样说，赵树理的追求可敬，赵树理的小说可爱，而“赵树理方向”则未免有点可怕。矮的拔高，高的锯矮，大家携手并肩，“走共同艺术的道路”——这种“良好的愿望”，严重限制了一代作家艺术才能的发挥。五六十年代产生了一大批为老百姓所欢迎的提高了的通俗小说，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可就是缺少真正的“高雅小说”和真正的“通俗小说”。当然，这种小说创作的失误，不仅仅是因为小说理论的偏差。
理想的小说界布局，应该是由“高雅小说”、“高级通俗小说”和“通俗小说”三部分构成。不必定“两头大中间小”或“两头小中间大”，三者随时势不断流动变化，互相牵制又互相借鉴，条件允许还可能互相转化。“高雅小说”注重艺术价值的追寻，我行我素，必然抛弃绝大部分读者，发行量小，可代表了小说界的发展趋向。通俗小说只求有趣且无害，文学性有多少算多少，努力跟上读者审美趣味的转变，谈不上“正确引导”，不拖后腿就行了，船高须待水涨。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对“高雅小说”、“通俗小说”都有好处，不必汲汲于互相靠拢。至于沟通这对立的两极的任务，则由《李有才板话》那样的“高级通俗小说”来承担。此类小说，文学性、趣味性、通俗性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觉在“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之间觅一席地位。要说“雅俗共赏”，这才真的有点“雅俗共赏”。而它的价值，更重要的还是在“雅”和“俗”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平衡：使雅的不至于太雅，俗的不至于太俗。就像学术界近年蜂起“高级通俗读物”一样，小说界不妨抓住“高级通俗小说”这一环，靠它来更合理、更有效地调节目前“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各自的失重。
面对着通俗小说的再次崛起，理论界显得力不从心。单是为通俗小说正名，那容易，报刊上不乏此类呼吁，通俗小说学会已经成立，通俗小说史正在加紧撰写，还顽固坚持通俗小说不是“文学”的大概已经不多了。理论上承认通俗小说的价值，这也不难，君不见有把通俗小说解释得比“高雅小说”还玄妙深奥、而且更充满哲学意味的宏文？可我想，最关键的一点，是通俗小说在整个文学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它自身的价值。讲清楚李涵秋、张恨水乃至金庸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清楚他们的创作跟整个小说思潮的关系，他们作为通俗小说家对小说艺术发展的贡献，这才算触及问题的实质，也才能建立起基本稳定的小说界“三分天下”的局面。
而这，需要文学理论家、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共同努力，眼下谁也没有多少真正的“发言权”，更不要说“裁决权”。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需要科学的分析和论断
——关于所谓“五把刀子”的再认识
绿原
最近党中央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了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撤销了关于胡风“把党向作家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到工农兵生活中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等正确的指导思想，说成是插在作家和读者头上的五把刀子”的论断，指出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
作为胡风同志当年的一名同案人，我长久痛感他的一些文艺观点和主张遭到“与原意有出入”的误解。正是那些由浸润而弥漫的误解构成了莫须有的罪状，把他和他们一步步推到了真可谓“日月有所不照、圣人有所不知”的覆盆之下。关于胡风同志的全部文艺思想，有他的评论著述在，相信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会通过实践基础上的研究和比较，作出持平的科学的评价。读了中央的文件，我想就胡风同志所谓的“五把刀子”的原意，谈一点未必准确的个人见解。
据我所知，胡风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以来，从没有反对过作家进行思想改造和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他只是坚持认为，作家改造思想和逐步获得正确的世界观，是同他们的写作实践密切连在一起的，正如科学家在这方面离不开他们的试验室一样。因此，他反对先验地要求作家在写作之前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或者说“改造好了”才去从事写作。胡风同志也决不反对到工农兵生活中去，不反对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他只是强调社会生活的有机性和整体性，强调现实主义作家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观战斗精神”，也就是他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困苦、希望和斗争中培育起来的，在创作过程中必然得到体现的“爱爱仇仇”的战士性格及其内含的精神力量，强调作家对于自己的题材必须进行“主客观的搏斗和拥合”，也就是他在创作过程中通过自我投入，和人物一起经历和超越生活的波涛，争取达到一眼望不透的生活真实。因此，他激烈地反对对生活、对题材抱一种冷漠的工艺式的客观主义态度，或者抱一种同样冷漠的与形象思维原则背道而驰的主观公式主义态度；更反对把参加某种生活或掌握某种题材当作某种资格或权利，借以歧视被剥夺了那种资格或权利的其他作家。至于民族形式问题，胡风同志决不是什么“民族虚无主义者”（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或传统文化，自有其作为现代作家的排斥和认同），也不是什么“全盘西化论者”（他显然并不欣赏西方某些时髦的流派）。但是，他却认为，文学的民族性首先取决于内容，中国新文学的民族性更取决于它所反映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内容；一般说来，形式是由内容产生的，一定的内容要求一定的形式；虽然在某个时期的宣传任务的要求下，可以“用简单的新内容去占领简单的旧形式”，革命现实主义的复杂得多的新内容则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复杂得多的新形式。此外，他还认为，形式的美学效应是同社会审美意识相关的，而社会审美意识又是同社会生活的发展程度相关的，因此他主张，为了增强反映和表现的美学真实性，未尝不可甚至应当向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同步或相近的先进外来形式进行借鉴。正是在这种辩证的理解下，他反对把一切适应旧内容的旧形式作为新文学形式的发源地，作为可以注入新内容的万应器皿，来取代作家自己在追求新内容的同时需要同样努力追求的新形式。
胡风同志在1954年针对这几个问题范围内的文艺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反对了当时处于权威地位的、他认为于文艺工作有害无益的一些指导思想，不客气地把它们称为放在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崇洋”之嫌，本可以更确切地改用“达摩克里斯长剑”这个典故，因为这里实在并无恶意，不过是提醒“危险临头”的紧迫而已。所谓“五把刀子”，要不牵强附会的话，实际上涉及了三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即作家的主观建设问题，从生活到作品的现实主义创作过程问题，以及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问题。胡风同志在这几个问题上的看法和主张，即使作为一家之言，在中外文学史上也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因为，就在胡风被取消了发言权的后几年，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和主张又由另一些作家、批评家以不同的方式提出来过。今天，文艺界在喧哗与骚动中进行探索的深广度，远远超过了五十年代，但文学发展规律的轨迹依然存在，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正在新的角度上日益受到关注。回头来看，胡风同志的那些看法和用语，尽管未始不可讨论和批评，但矛头决没有指向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可否认的；在“双百”方针的观念还没有进入人们头脑的岁月里，胡风不顾个人得失，敢于把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公开出来，和自己认为错误的指导思想相对照，以便求得合理的正确的解决，这一点正反映了他主观上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信任和期待，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抹煞的。
然而，在不正常的情况下，正常的积极的思想分歧和争鸣要求竟然成为政治问题的引爆线，不仅使一个人和一群人丧失了几十年的创作时间，尤可痛心的是，由此开创了万马齐暗的到“四人帮”时期登峰造极的文化专制局面。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的一节精神文明史。历史是一些已经发生的事，是一些似乎不可能发生而居然发生的事，是一些作为结果同时又作为原因发生的事，是一些让人回顾起来变得聪明的事，因此也是一些使人类在进一步探索中在新的挫折面前增加勇气的事。林肯有过一句晨钟暮鼓式的名言：“你可能一时蒙蔽所有人，也可能永远蒙蔽少数人，但决不可能永远蒙蔽所有人。”这就是说，人生虽然短促，真理虽然缓慢，但历史给人以智慧，理性给人以力量，时间给人以希望，人类终归会通过亲身实践、独立思考和信息反馈，不断挣脱各种谬见、自己的别人的以及前人留下来的谬见的束缚，日益接近自由的王国。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适应群众的审美意识和心理需求
——关于电视“春节文艺晚会”的回顾与思考
邓在军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1988年春节联欢晚会，最近被广播电影电视部授予全国电视“星光”奖特别节目奖。作为这台晚会的总导演，我在兴奋之余，又免不了有些担忧：全国人民对春节晚会的期望和要求越来越高，作为主办单位的中央电视台，怎样才能把春节晚会的艺术创造和质量再努力提高一步，更好地满足全社会的强烈需求呢？
主题应该是什么
一台晚会的主题，直接关系着节目创作、整体设计、风格色彩、演员选择等诸多方面。主题，是晚会的灵魂。
春节晚会的主题应该是什么？近几年来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也是常使编导者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我认为，文艺创作的主题选择，从根本上说，应服从于观众的心理需求。春节晚会的主题，首先应着眼于我国人民在春节这个特定条件下的审美意识和心理需求，还要考虑到它是供六亿多电视观众欣赏的一台综合性文艺晚会这个特点。
目前这种“春节晚会”的雏形，最初是在十年动乱后的1979年我与杨洁同志一起组织播出的。在那个晚会上，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白桦朗诵的诗篇，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八十年代第一春”，我又与黄一鹤、杨洁等同志在上海、杭州、广州、黑龙江等地分别编导录制合成了一台春节联欢会。这两台晚会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并一步步地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成为全国收视率最高的一个电视节目。它表明：随着政治开放，生活改善，人民群众渴望在传统的除夕之夜表达自己欢乐的心声，也希望从电视这个日益普及的文化工具里获得与他们欢乐心情相一致的美好的艺术享受。我以为，这就是“春节联欢晚会”所以受到人们欢迎的共同社会背景和心理因素。
还有，我们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秋、春节已成为海内外炎黄子孙特有的团圆节日。在浓烈的团圆气氛中，人们自然希望在春节晚会中看到表现家庭和睦、人际关系和谐、各族人民团结、海内外同胞团结这样富有人情味的文艺节目。为什么来自港、台的歌星张明敏、费翔、包娜娜、万沙浪等受到人们格外的喜爱和欢迎呢？我以为主要并非由于他们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技巧，而是他们演唱的一曲曲充满强烈爱国怀乡之情的动人歌声，深深地拨动了亿万观众的心弦，引起人们在感情上强烈共鸣的缘故。
再者，“除夕”，“除”旧迎新之谓也。此时此际，人们满怀对新的一年的美好愿望和追求。他们在观赏春节晚会时，无疑期望从欢乐中看到成就，得到鼓舞，汲取力量。
因此，我以为春节晚会的主题应是：欢乐、团结、奋进。如果拿一部交响乐来比喻春节晚会，这就是全曲的主旋律。
解决“众口难调”问题
春节晚会难度大，难就难在它面向六亿多观众，要适应各行各业、各种年龄和文化层次、各种情趣的人们的需要。但是也要看到，“众口”固然“难调”，但绝大多数观众要求于春节晚会的，无非是赏心悦目、益智畅怀、皆大欢喜而已。因此创作和选择晚会节目的标准，应是娱乐性、趣味性和知识性相结合。在节目品种上，相声、小品、歌舞为人们所普遍欢迎，又富于节日色彩，应作为晚会节目的“三大支柱”，其余的，如戏剧、曲艺、杂技、动画、武术、游戏等，形式尽量多，趣味尽量浓，时间尽量短。既有一道道精美的“主菜”，又有色彩斑斓的“杂拌儿”、“拼盘儿”。尽可能地照顾到不同口味，才能把亿万观众始终吸引在电视机前。
春节晚会的格调应该是健康、清新、怡人的。编导者对晚会的内容和布局既要精心构思，别出心裁，又切忌哗众取宠，追求廉价效果。这里的关键在于推出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高质量的节目。相声、小品的内容要鲜明地体现时代精神，寓严肃的社会内容于娱乐性之中。歌舞节目要把民族特色和现代风格统一起来。在传统的除夕之夜，要让各族人民欣赏到我国具有优秀传统的民族歌舞，而且应占相当的比重。通俗歌曲为相当一部分观众特别是青少年所喜爱，但分量要安排得适当，内容要健康，表演要落落大方。事实上，民族传统与现代风格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来源于生活的艺术也总是随着社会的前进不断地吸收、消化、丰富和发展。
为了照顾多方面的观众，春节晚会的节目必然容量要大。今年晚会五个小时，安排了五十个节目，平均每个节目不到六分钟，是历届晚会最短的，但仍有观众反映个别节目偏长。这就要求我们对春节晚会的每个节目精选提炼，编排设计要穿插得当，干净利索。这样可以加快晚会的节奏，使整台晚会显得精粹、自然和流畅。
在“出新”上下功夫
由于观众欣赏需求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也由于春节晚会受其特定内涵的制约，如何避免晚会内容的雷同化，是摆在编导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近两年春节晚会发掘、采用的群口相声、动画合成、男女谐剧、以舞伴歌等新的节目品种和艺术形式，都受到了观众欢迎。我国的戏剧、曲艺、舞蹈，源远流长，剧种丰富，流派众多，可资我们从中精心选择。作为编导者，应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让观众在春节晚会中看到其它晚会所看不到的节目，还应把目光越出舞台以外，发掘那些平时在剧场看不到的新形式的节目。即使是同一个艺术品种，在表现手法上也应该和可能不断出新。
首先是节目内容的出新。对晚会的每一个节目，从创作、表演到镜头角度的选择，编导者都要从思想的深刻性、艺术的精美性和给予观众的新鲜感这三方面来考虑。在晚会的总体布局上还应“精中选优”，着意安排、设计几个格外动人心弦的作品，以“神来之笔”，使整台晚会显得跌宕起伏，不落俗套。
春节晚会的播出形式，历年来已相对固定为“茶座”的模式，这是由于它能较好地沟通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感情交流，也有利于烘托场内的欢乐气氛。不足的是，面对天南海北的数亿观众，百十人的茶座显得过于局限，“单薄”了些。今年的晚会，在时空关系上尝试作新的处理，在主会场外设置分会场，部分节目采取双向传送、千里对话，把观众的视野扩大到祖国天南海北，增强了现场感和参与感，把竞争的机制引进电视文艺。我们希望这种尝试能够推动我国电视艺术在发挥整体优势方面向前迈进一步。
重要的是打好基础
办好春节晚会，归根到底，要靠节目过硬。如果把春节晚会形容为一串珍珠项链，晚会的每个节目就应是一粒粒晶莹夺目的珍珠。近几年的春节晚会难办，主要问题是“明珠难觅”，很少有拿来可用或稍稍加工后就能演出的现成作品，绝大部分节目要靠自己突击创作。在目前社会上文艺节目的创作水平尚不能尽如人意的情况下，为了把晚会办好，编导人员需有足够的时间调查研究，深入发掘，组织创作，尽量避免“临渴掘井”。
晚会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演员的功底。要求编导者在挑选演员上下功夫，不只是看到知名度高的“明星”，还要用慧眼发现人才，推出新秀。在每年的春节晚会上，都有一些新的演员一举成名，这是一件大好事。春节晚会是大型的综合性文艺晚会，涉及到舞美、技术、照明、制作等各个工种，在总的艺术创造中他们占有各自重要的位置。我们应该看到，一台成功的春节晚会，必然是通力合作的结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春节晚会最深厚的基础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观众给中央电视台寄来信件，对怎样办好春节晚会献计献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还要重视听取文艺界专家和各方面人士的意见。依靠群众、群策群力，相信我们的春节晚会将能够越办越好，把欢乐永远奉献给投身于改革洪流中的我国亿万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