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要扩大治史视野
写在《中国封建结构探要》出版之际
田居俭
八年前，我曾向读者推荐过胡如雷著《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拙文见《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八年后，我再向读者推荐李桂海著《中国封建结构探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我之所以要向读者推荐这两部著作，是因为它们为洞悉我国国情，扩大了治史视野，为人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地剖析封建主义，自觉抵制和消除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进行了富于启迪的探索。
这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没有株守传统的微观研究方式，局部切入封建社会，管窥蠡测，铢分毫析；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独辟蹊径，把封建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总体，从宏观上进行考察，高瞻远瞩，鸟瞰全局。前者立论于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地租、剥削形式与农民的经济地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农业经济的再生产与周期性经济危机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特殊规律”。后者则着眼于封建社会中表现为革新和进取的“活力因素”与表现为因循和守旧的“惰性因素”的矛盾斗争，对中国封建结构作了框架式的研究，从斗争形态的多样与复杂，经济组织的封闭与隔绝，政治制度的呆滞与僵化，思想意识的凝集与对抗等方面，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荣枯进退、消长兴亡的特点。尽管这两部著作并非尽善尽美，还需充实和完善，但其选择新角度，运用新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封建主义的复杂和丰富的内涵，这种“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精神，是值得称道和倡导的。
众所周知，在中华民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长河中，封建社会的流程最长。在我国经历的几个社会形态中，封建社会发育最成熟，成长最健壮，特征最典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封建社会是中华民族历史的脊梁，靠着它的支撑，中国古代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才得以血肉丰满，光彩照人。即使是近代落伍了的科学技术，当时也遥遥领先于世界。饮誉全球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专家李约瑟曾说：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15世纪之前，中国科学也“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他的同事罗伯特·坦布尔则称赞中国为“发现与发明的摇篮”，指出“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的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而3世纪至15世纪，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朝气蓬勃、昂扬奋进的黄金时代。因此又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实际上就是封建主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曾将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概括为“秦政”、“荀学”，看来是有道理的。
然而，由于封建主义文化是植根于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和宗法专制的土壤之中。尽管它曾经积极地反映并能动地作用于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伴随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它逐渐失去生机和活力，变成了社会前进的沉重负担和巨大阻力，使得中华民族自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的三百年间步履维艰，在世界求生存、求发展的竞技场上迭次名落孙山。由于中国新兴的资本主义孱弱，无力全面取代古老的封建主义，加之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相继入侵，又打乱了中国社会运行的正常秩序，遂使封建主义非但未能寿终正寝，反而蜕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发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虽然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因其自身软弱和理论贫乏，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清除这种“历史的堕力”，遂使封建主义的幽灵得以挣扎作祟。袁世凯黄袍加身，辫帅张勋复辟帝制，即是明证。
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固然消灭了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为之服务的政治制度。然而，由于这个阶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忙于推翻压在中华民族身上三座大山的武装斗争，在戎马倥偬的年代里，根本顾不上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进行全面、彻底的清理，也没有及时引导在农村包围城市过程中参加革命的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开展自我教育，消除头脑中的封建意识，致使封建主义思想，在欢庆开国大典凯歌声中，乘隙涌进了社会主义时代。建国以后，又由于执政党的决策者对形势分析和国情认识的失误，不仅没有及时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作为经常性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而且还长期忽视这一战略任务，片面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矛盾斗争，过分夸大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从而又使封建主义阴魂长期潜伏在社会主义躯体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护身符，把封建主义装扮成社会主义大肆招摇，颠倒是非，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酿成“史无前例”的十年动乱。
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以后，蒙受十年浩劫、痛定思痛的中华民族，通过理论战线的拨乱反正，开始对封建主义影响进行全面的、反复的清算，但是，由于封建思想文化是积淀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意识，它潜移默化，世代相因，不管是站在时代潮头弄潮的领袖人物还是与之风雨同舟的平民百姓，不管是满腹经纶的学界泰斗还是目不识丁的山野渔樵，都无法逃脱它的濡染。时至今日，遗毒仍在。如表现在经济方面的重义轻利的抑商思想，画地为牢、求全封闭的经营方式，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的管理方法，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求稳怕“乱”、怯于竞争的保守心理，等等。表现在政治方面的则有：个人迷信与家长制作风，人际关系中的等级思想与依附观念，重权轻法、以言代法的人治传统，以权谋私、索贿贪污的腐朽习气，鄙薄知识、压抑人才的恶劣行径，民主观念淡薄，缺乏政治参与意识，等等，已经构成改革、开放顺利发展的严重阻力，因此，在把经济体制改革日益引向深入，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今天，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肃清封建主义影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且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继续根除封建主义影响。这是加快和深化改革，保证中华民族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的重要一环。肃清封建主义影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之一，也是特点之一。这是由我国国情中的社会因素所决定的。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而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脱胎于封建社会。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封建主义影响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本来，肃清封建主义影响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应该解决的一个课题。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衔接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这一课题又无能为力，所以，历史便把这个艰巨任务留给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就必须对历史，首先是封建主义的历史进行研究。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封建主义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从理论上透辟地阐明封建主义的来龙去脉，以及它在不同时期的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才能使人是非分明，取舍得当，才能使淤积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思想冻解冰释，从而才能真正消除封建主义在当代的消极乃至反动的影响。在这方面，史学家应当义不容辞，而且也大有可为。然而史学界目前对封建主义的研究还不能尽如人意。封建主义在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至今才有七十年的历史。已经做的工作，与我们应该做的工作相比，可谓“任重而道远”。
当前，时代对史学界寄以厚望，呼唤史学家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充分施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有益于洞悉国情，有益于改革和开放，有益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著作。《中国封建结构探要》，就是著者奉献给读者的一部与时代同命运、共呼吸的史著。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史学家后来居上，向社会贡献更多的无愧于伟大时代的著作。
第5版(理论)
专栏：
“启后承先一巨儒”
——纪念国学大师孙诒让逝世八十周年
胡国枢
当代文豪郭沫若，曾于1964年兴致勃勃地专程去浙江省瑞安县，参观仰慕已久的著名藏书楼——玉海楼，并亲笔书写了“玉海楼”三字匾额，题了“玉成桃李，海涌波澜”的对联。
玉海楼是现在尚存的清代藏书楼之一，为古籍收藏家与校勘家孙衣言（1814—1894）所建，1888年春落成。
孙衣言以永嘉学派传人自居，官至翰林侍讲，参与编纂《宣宗实录》，撰述《永嘉学案》，校辑《永嘉丛书》，颇有才名。其弟孙锵鸣，也是翰林院侍讲学士，总裁过武考会试，先后执教苏州正谊书院、南京钟山书院、惜阴书院、上海龙门书院等著名学府。李鸿章、沈葆桢都是他的门生。孙氏历代书香传家，祖上旧有诒善堂藏书，孙衣言又喜购书藏书。他出任安徽、湖北、江宁等处地方官，正值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故家散出的遗书很多，他大力收购，十余年间，藏书大增，原有书室已无法存放，于是，在旧宅旁新建大楼，作为藏书读书之所。为什么把它取名玉海楼呢？相传南齐张融自名其籍曰“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宋代大学问家王应麟，生平博览群书，著述六百余卷，其中一部巨著也取名《玉海》，有二百多卷。孙氏赞赏王应麟的渊博，遂以玉海名楼，取其所藏如玉之珍贵，如海之广大无所不备之意。
建造玉海楼时，孙衣言已七十四岁，垂垂老矣，他建此楼主要是为子孙后代着想，也兼有为桑梓培育人才的意思。而直接的动机正如他在《玉海楼藏书记》中所说：“今年春，为次子卜筑河上，乃于金带桥北别建大楼，南北相向，各五楹，专为藏书读书之所。”次子即指孙诒让，是玉海楼的第一个受惠者。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才之道，不仅靠实践，也靠读书，博采前人智慧的结晶。山高林密藏飞虎，水深波阔潜卧龙。蕴藏丰富的书楼是学者成长的温床。闻名遐迩的国学大师孙诒让（1848—1908）的学问，如他自己所说的：“自出家塾，未尝师事人”（《寄答日人馆森鸿君书》），全凭他在玉海楼的自学功夫。玉海楼初建时，即有藏书八九万卷，后经诒让苦心经营，又日有递增，仅收藏温州地方文献，就有四百六十部之多（《瑞安孙氏玉海楼温州乡先哲遗书目录》）。其中包括明刊本三十二种，明写本二种，钞本二百一十种，稿本十种，传抄稿一种，日本刊本一种。乡贤遗书以外，还有各地名家大量的手抄本、手校本、批校本和原稿本，可见藏书之稀贵。孙诒让几十年中，不仅夜以继日钻研古学，尽读所藏古书，自甲午战败，国家面临瓜分豆剖之祸，他转而留心新学，先后购进的中外新学书籍2643册，各种杂志刊物1400多册，报纸合订本300多册（孙延钊：《孙征君籀庼公年谱》）。勤学使他早慧，13岁撰写《广韵姓氏刊误》，18岁著《白虎通校补》，20岁校成《吕氏家塾读诗记》。他学包汉宋，道通中西，是我国晚清时期的一代宗师，在经学、诸子学、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等多方面，无所不精，深受当时学界所推崇，张謇赞誉他的学问抱负为“二百年来儒者所未有”（《孙征君墓表》），章太炎则称他是“海内奇硕，自德清、定海二师下世，灵光巍然，独有先生，虽年逾中身，未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无第二人”（《与孙仲容书》）。
孙诒让著述等身，遗世著作有成书26种，未刊7种，题跋书牍之类更难以胜计。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的《墨子间诂》是《墨子》注释的杰作。汉晋以后，墨学几绝，古文脱误，文体变繁，深奥隐曲，难以通读，经他十年苦索，广集清代各家注本之长，才成此书，“而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梁启超23岁时，孙诒让送他这本书，从此吸引了梁的治学兴趣，尊此书为“不朽之作”。孙诒让的《周礼正义》，被誉为“清代新疏之冠”。他的《契文举例》是研究甲骨文的开山之作（钱南扬《孙诒让传》）。孙诒让的学术上的可贵，不仅仅在于古籍考注上的灿烂收获，更在于他继承与发扬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他身在江海，心向治平，研古籍、做学问全为了挽颓世、救国家。他诂周礼是要发扬书中固有的原始民主思想，他注墨经是要阐扬墨子的积极的入世精神。他这种学术救国的旨趣，突出地表现在他用十天时间奋笔疾书写出的《变法平议》四十篇文章上，对当时社会问题的症结以及改革的意见，从政治、经济、法制、军事、工商、民俗等各个方面作了论述，显示了一位大学者治学的纯正动机与高尚情操。
玉海楼培育了孙诒让这位有“开新造大”贡献的近代汉学权威；孙诒让也为玉海楼增光添色。玉海楼因有孙诒让而名闻中外。郭沫若在《纪念孙诒让诞生115周年》的诗中赞道：
“启后承先一巨儒，周官咸赖有新疏。
创通甲骨推前辈，摩抚钟彝识远模。
玉海汪洋藏日月，籀庼静穆述诗书。
不因孟氏轻禽兽，间诂名经出坦途。”
（《郭沫若全集》第4卷127页）
今年适逢孙诒让140周年诞辰与逝世八十周年，又是玉海楼创建100周年，缅怀先辈，特志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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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
孙中山在一八九四年上书李鸿章并与其会谈是出于何种动机？会谈内容是什么？这些是研究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关键性问题。多数学者不仅否认孙中山曾与李鸿章会面，并且认为上书是倾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表现。黎澍在《历史研究》今年第三期发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迹考辨》认为，孙中山经郑观应、盛宣怀等人介绍，并在认真筹划后，曾与李鸿章会面，所谈并非上书内容，而是要试探李鸿章的动向，试图劝其树起反满革命的旗帜。作者认为，孙中山始终把李鸿章看作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力量，没有放弃联合他的努力。直到一九○○年八国联军陷北京，李鸿章奉旨北上议和，孙中山虽料定李无割据两广的雄心壮志，但孙中山仍惟恐失去说服李的机会，追踪李到香港、上海，即使听说有人计划暗杀李，孙中山还是坚决加以制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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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陈旭麓论近代新儒学
陈旭麓在《文汇报》上撰文说：近代新儒学的新是以西学渗入儒学之内为标识的，从洪秀全就开始了。洪秀全思想事实上是以儒学为根基糅进基督教的内容（特别是仪式）而成，是近代新儒学的发端；其后是康有为用进化论改造的新儒学最有代表性，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及其他解释儒经的著作，大都是这样的内容；再后是“五四”以后的各家新儒学，他们以各自的思维方式和各自崇信的西方学说改装古老的儒学，自成体系。以上这些新儒学，有的曾经在吸取西学中改造自己，也触动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有的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困惑中，阐发了儒家和民族的传统精神，各有其社会作用。今天的新儒学是“五四”后各家新儒学的继续，是以反思的形式带着挽救思想危机的愿望出现的，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新儒学的第四代。长期作为统治思想有过深远影响的儒学，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新形势，对它进行新的诠释，唤起人们尊重那些不该失去的传统，这是社会思想转变和发展中的补充。但是新儒学，即使“五四”以后的新儒学，也没有跳出“中体西用”的窠臼，只是由物质与精神分割的“中体西用”转化为观念形态（精神世界）内部的“中体西用”。新儒学不是现代化的改革和开放对儒学注射的现代意识；它不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超前，而是反思中浮现的思想回归，这种回归只能是扬弃中的保留，不是过时事物的复活。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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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要重视宪法实施的条件
以往人们在研究宪法实施中，只是从宪法的规定出发，而对宪法规范能否实现却往往探求不够，亦即忽视了对宪法实施条件的研究。刘惊海在《当代法学》今年第一期上撰文提出要重视宪法实施的条件，他认为宪法的实施不能离开如下条件：（一）宪法的实施有赖于宪法本身的科学程度，即宪法只有正确地反映了宪政，才能成为法制的基础，变成制约社会秩序的物质力量；（二）宪法实施得如何，在于其保护的政权的稳固程度，即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并使之符合宪法，是宪法实施的重要条件；（三）宪法的实施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商品经济越发展，人们对宪法的要求就越普遍，宪法也就会一步步地成为保障社会机体的中枢神经；（四）宪法的实施与社会宪政精神的程度关系极大；（五）宪法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执政党的政治活动状况，即只有执政党的一切活动都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宪法的贯彻实施才有可能。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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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点看法
宋养琰 王海东
两权分离以后，国有企业开始从政府的附属物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转化。如何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两权分离的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正确认识两权分离以后国有企业财产关系的变化。两权分离以前，国有企业的财产来源只有一个，这就是国家投资。两权分离以后，国有企业的财产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国家投资，另一是企业留利。相应地国有企业的财产也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国有资金，另一部分为自有资金。国有企业的这种财产状况可以简称为“资金双轨制”。
这种资金双轨制，是国有企业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商品经济要求国有企业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进行经营。为了使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与商品经济的经营原则相适应，国家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的经营权赋予企业。随着经营权的转变，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利润就会做为经营收入转移到企业手里。这种利润分配关系的变化，就是资金双轨制产生的经济基础。
值得研究的是自有资金的所有制性质。自有资金的所有制性质，与国有资金的所有制性质具有一定的联系。国有资金的直接所有者是国家，最终所有者是全体公民，国有资金是全民财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这里，国家以全民财产法人代表的身份对国有资金行使所有权。自有资金，实际上也是全民财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是因为，自有资金是在企业留利的积累过程中产生的，而这种积累，则是企业必须对国家承担的一种增殖全民财产的经济法律责任。因此，企业同样是以全民财产法人代表的身份对自有资金行使所有权的。但是，自有资金和国有资金又有一定区别。这就是，自有资金的直接所有者是企业而不是国家。自有资金的所有制性质表明：资金双轨制的出现，并没有改变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只是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正在从单一国家所有制向国家和企业的联合所有制转化。
一旦资金双轨制在国有企业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得到承认，国有企业就必然会向股份制的方向发展。股份制是现代商品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它产生的条件，是企业内部存在着两个以上的财产所有者。但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主义股份制，与资本主义股份制具有本质的区别。首先，社会主义股份制的所有制基础是公有制，资本主义股份制的所有制基础则是私有制。其次，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股份形式也不同。从已经实行股份制的国有企业来看，普遍存在着四种股份形式，即国家股、企业股、个人股和法人股。其中，国家股、个人股和法人股都曾经在资本主义股份制中存在过，唯独企业股为资本主义股份制所没有。因此，企业股的存在，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的一个重要特色。
为什么说社会主义股份制一定要有企业股呢？这只能从企业股的特殊功能上寻找答案。
上述四种股份形式，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企业内部资金构成的股份，如国家股和企业股。这类股份可以称为内部股。另一类是由企业外部资金构成的股份，如个人股和法人股。这类股份可以称为外部股。内部股和外部股具有根本不同的功能。内部股的功能，是划清国有资金和自有资金的财产界限，在企业内部理顺财产关系。外部股的功能，是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在企业外部增加资金来源。前一种功能，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特有的功能；后一种功能，则是社会主义股份制和资本主义股份制共有的功能。
在构成内部股的两种股份形式中，企业股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一，企业股的存在，表明自有资金已经从国有资金中分离出来，变成了企业的财产，从而有可能解决多年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一直存在着的只负盈不负亏，而且也无力负亏的问题。第二，企业能够自负盈亏，国有资金的积累和增殖就有了保障。在企业追求自有资金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国有资金的收益必然随之增加。第三，承认企业股，就是承认企业及其职工追求自身利益的合法化。这种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正是企业自我发展的基本动力。它对于完善企业的经营机制，健全企业的经营行为，都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第四，有了企业股，可以诱发企业的积累冲动，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使企业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发展生产和增加消费妥善地结合起来。第五，企业股有利于促进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