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目标：进入群众文化生活
——关于交响音乐创作问题的思考
王安国
我国的交响音乐，在具有强大冲击力的现代艺术浪潮面前，那些曾经被奉为至尊的艺术准则，大多失却了往日的权威。但是，具有更大包容力、更富科学性的艺术理论体系的构架工程尚在建设之中。面对着生动的创作对象和丰富的实践成果，作曲家、指挥家和理论家们众说纷纭，在交响音乐的题材、内容、风格、技法、语言以及对具体作品的评价等问题上，出现了明显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意见。例如，把包括交响音乐在内的器乐创作与明确表意的文学活动等同，着重强调“思想教化”的社会功能，或者与此相反，把她看成与社会生活及常人心态绝缘的纯音响流动。这是各执一说的两个极端。在艺术表现上，恪守古典交响乐的形式规范与激烈的抛弃传统，又是另一对难以契合的矛盾。这些理论及其实践，皆因未能正确反映交响音乐的艺术规律而脱离广大的听众。因为，除少数行家外，一般听众不会让自己的耳朵长时间去承受艰涩的音响试验，不可能有足够的耐心去等着领略与他的精神世界缺少沟通而又令他不知所云的东西；同样，一种腔调的不断重复、一种模式的陈陈相因，也绝不会激起人们的审美热情。遗憾的是，以个人审美标准代替普遍规律的理论与实践，在交响音乐的创作领域里，还是一种客观存在。许多问题争来论去，大都局限在少数音乐家的专业圈子内。
针对这种现状，我认为应该鲜明而响亮地提出“让中国的交响乐作品以自己的艺术魅力赢得尽可能广泛的听众”的主张，要以“进入群众文化生活”为我国交响音乐创作的主体目标。这样提出问题，绝不是媚俗，而是为了强化交响音乐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谁都知道，艺术作品离不开人民，这是一条客观规律。但是，“雅俗共赏”的追求前些年被形而上学的辩解淹没了。退一万步说，即使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雅俗共赏”，也应该提倡艺术作品拥有尽可能广泛的欣赏者。当然，这种追求的实现，对形式高雅的交响音乐来说，是很困难的，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全民族的文化水平还有待大大提高的国家就更困难！可是，这个目标是不应该以任何借口放弃的。作品的深刻，不等于难懂；提倡探索，不一定就要晦涩；鼓励创新，并非以抛弃一切传统为代价；深受听众欢迎，也绝不意味以简单、粗俗的东西去迎合听众。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大师的交响乐作品难道不精美、不深刻吗？因此，创作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的精美作品，应该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且要凭藉这个目标来校正创作视角。
为了这个目标，尤需注意解决技术手段与音乐表现的关系。因为和十年前相比，我国交响乐作品使用的技术手段空前多样化，作曲家们在有调性和无调性的广阔天地里自由驰骋，点描法、色彩音乐、数控组合、随机演奏及新音响的开掘等技法的运用，拓展了交响音乐的表现空间。于是，如何处理二十世纪现代作曲技法与音乐表现、民族风格和听众心态之间的关系，在实践中便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何寻求正确处理上述各种关系的着眼点呢？我认为，作曲家能否在主观愿望和客观努力上使自己的作品既有真情和新意、又力图能让更多的人听“懂”（被打动）和乐于接受，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论一部交响乐作品的乐思如何复杂、手法如何新奇、音乐如何尖锐，只要能“留有”让听众“切入”作品内涵的途径（即能引起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听众心灵共振的部位），就有可能让听众领会到作曲家凝聚在作品中的艺术追求和良苦用心。
为满足更多听众的审美要求，在交响音乐的大家庭里，不仅要有哲理性的宣言和史诗性的轰鸣，也要留有铺展五彩缤纷的民俗风情画卷的位置；既不必给交响乐队绘声绘色讲述故事的热情泼洒冷水，也不要避弃幽默机敏的谐谑嬉戏或压低抒情诗人的动情歌唱。在这种多元化的整体格局内，不论是一部分作曲家偏重使用传统表现技法，保持他熟悉的音乐语言，还是另一部分作曲家醉心于新形式的探索，侧重于以音乐记述个人心态，都应该看作是正常的。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真正体育精神的高扬
——评报告文学《中国体育界》、《强国梦》
李炳银
近些年来，体育是人们文化生活的热点。随着这个热点的蔓延，反映与表现体育运动及运动员精神风貌、生活情感的文学创作也有了新的发展，所谓体育报告文学的活跃即是明证。今天，当社会生活、体育事业及文学创作都面临着更新、发展、深化的时候，人们对有关体育的文学创作自然会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那种过多地着眼夺取冠军或获得金牌的记述式文字，那种抱着些微猎奇心理搜寻成功者生活轶闻的描写，那种单一地叙写体育赛事和满足于眼前成功的浅显表现，已经构成体育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思维定势和写作模式，正在拘囿着不少的作家作品，疏远着体育生活的深层领域和热爱体育及文学的观众与读者。体育文学创作如果不能突破这种思维定势和写作模式，那么，它对于体育事业的发展及体育文学自身的深化，都不会有多少补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体育文学的突破期望已久。
尹卫星的报告文学《中国体育界》（载《花城》1987年第6期、1988年第1、2期）、赵瑜的报告文学《强国梦——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载《当代》1988年第2期）的发表，使我们对体育文学突破的期望变为现实，让人感到欣喜。《中国体育界》和《强国梦》在其视角、在其思考及表现等方面，都大大地拓宽了题材的范围、深化了主题的思考，以与过去此类作品完全不同的面貌显示着自己的个性特色。在这里，两位作者已不再计较某种单一项目的成功或失利，似乎对于金牌的丢失或获得表现得十分冷静。他们所希望获取的是在宏观视角参照下对中国体育的整体把握；他们不愿因为仅有的一点成绩而忽略了对未来的思考；更不希望金牌的闪耀迷乱了人们对真正体育精神和目的的追求。
较之《中国体育界》来，《强国梦》似乎更应引起关注。这既因为它不同于前者那样全景的观照和多向的思索，而是把问题集中到更带本质性的焦点上作出透视；还因为它不是如前者更多地着眼竞技及竞技水平的提高，而是在人们对体育精神和运动目的采取的各种态度中进行的辩驳与强调。指出“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同指出中国体育的成就一样，尽管侧重不同，视角不一，但其目的却是一致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当代中国体育更符合于它的神圣精神，真正得到健康的发展。如果说，在过去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民族纠纷与政治斗争，曾对原本纯洁的体育运动有所扭曲、侵蚀和利用的话，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局势面前，所有的人们都应当自觉地为体育运动走向纯洁、走向它真正的目的而努力。即使我们这个曾被他人称为“东亚病夫”遭到许多歧视而今天已建立起自己的尊严和摆脱了“病弱”的中华民族，也不应例外地从狭隘功利目的出发对待体育。正是从这样一个正确超脱的意识、观念出发，《强国梦》的作者赵瑜在考察了当代中国体育由于“官办”体制而存在的种种弊端和因为强烈的功利目的导致的矛盾及反常现象之后，指出“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这表现了作者的敏锐触角和对进步的追求精神。在体育运动中不适当地夸大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意识，以分明功利主义的眼光看待金牌并不顾一切地去求取，这并不表现一个民族的文明和强盛。付给体育过多的政治使命以及试图用体育的强盛改变贫弱的某种努力，都是对体育过多的苛求。《强国梦》中所描绘的种种令人不快的现象，足以给人们这种启示。“畸形的体育迷”；大批的“半拉人”的出现；“退役者”的焦困；“谷雨的奇遇”；运动员情感的失重；父母亲属们的疑惑与苦恼等等，使得我们的体育运动在金牌的背后有着如此纷纭、如此不能令人接受的现实。
体育事业应是群众性的事业。当广大的群众体育运动长久被忽视，被置于一侧，而我们的体育时常忙于应付各种赛事，围绕金牌不惜一切地努力被人们认识之后，“当代中国体育的误区”显然就无法抹去了。或许有人会摆出某些具体的事件来掩饰这个误区，但是，这个从整体角度与更广泛的现实生活所透视出的精神的、客观存在的“误区”并不会立即就消退，变得无影无踪。唯有更新思维和切实的改革才能使这种“误区”得以逐渐缩小以至消失。一个有力的诘问，往往胜过十句空洞的赞美。“书生报国无它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赵瑜以其卓识和胆魄在“强国梦”正酣之时发出的这种诫语，正是其报国至诚的表现。
如果不是把竞技及其胜负视为一种目的，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方法用以刺激体育运动更为活跃的展开，那么，所有的竞技活动连同为提高竞技水平进行的一切努力不但是需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我想，两位作者对于这种积极的竞技活动并未作任何的忽视与否定。或许尹卫星对这一点的强调更加突出一些。当然，作为一篇报告文学来讲，在涉及体育竞技活动的时候，它不应等同于一篇学术论文，也不能是一份教练大纲或技术指南。当有的报告文学把一盘棋赛或排球大战写成棋局和战术解说的时候，那么，作家失去的不光是报告文学，同时也失去了许多体育爱好者的热情。不能说尹卫星、赵瑜在这一点上毫无失重之处，但把自己的着眼点始终放在对中国体育运动作整体把握这个目的上却是一致的。他们在对体育观念的分析思考中表示不少见解：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汲取；对新知识、新技术在体育运动中所起作用的判断；甚至对运动员的饮食习惯，对球迷们的行为，对竞技中的裁判，对教练员教育训练的方式方法等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辨识与界定。在具体的表述时，两位作家运用的似乎是涉精入微的手段，但在界定、判断时，采取的却是全局的统观比较和论证。因之，这两篇报告文学作品，在精神判断上是对现象超越之后的升华；在本体的形态上却表现着具体生动、厚实机智的特点。
这两篇作品在其思想内容和文学表现上都与当前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保持着同一的趋向和步调。作家们不愿再把文学创作视为闲适的玩物，而把它看成一种实现和达到自己参与并促动社会变革和精神更新的有效途径，在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的驱动下，潜心地思考、勇敢地介入，使自己的精神和创作走向与时代及人民群众愿望的同一。尽管当报告文学以它特殊的功能在面对复杂纷纭的现实生活时，不免因其焦急而把某些问题看得过于突出，摄取现象太多而构成臃肿文弱的弊病，然而，它在思想内容及表现艺术上的进取精神却丝毫不应看轻。《中国体育界》和《强国梦》在目前这样的文学创作态势中，站在潮头位置，更加让人珍爱。
当我们的体育正确理解奥林匹克精神实质，真的不单是为了获胜，而是参与，我们的体育运动就会更加神圣；当我们的文学真正负起自己的责任，对我们的体育运动不单是为了一种欢呼时，我们反映与表现体育的文学就会更加纯洁。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过程的美丽
——读刘再复散文诗《寻找的悲歌》
谢冕
“寻找的悲歌”，这五个字不单属于他，而属于为寻找而悲哀的中国知识者。几代人都曾向往、而且如今仍在寻找：寻找烛照封建长夜的光明，寻找摆脱民族灾难的药石。他们是盗火者。因为盗火而承受宙斯的惩罚：被锁山巅，肝脏遭受猛禽啄食，日间被啄，夜晚复长，年复一年。
他们因失落而流血，为寻找而蒙难。但寻找依然，追求依然，这证明东方古大陆这批普罗米修斯们韧性的坚持。这民族噩梦已太长也太多，这民族的承受力世所罕有。近百年来呐喊过后总是无尽的悲歌。
因而这悲歌不单属于这部长篇散文诗的作者，它属于中国几代挣脱了麻木的醒觉的灵魂。我们之受到震撼是因为我们正在寻找或期待寻找，而且因为我们总是失落。从梁启超到鲁迅，以及当代中国人充满困惑的寻找，无数人倒在途中，那些幸存者又无不伤痕累累，血污斑斑。如今这一部心灵自白的长卷，唤起的是我们无尽的悲凉感。也许目标遥远，也许目标压根儿就不确定；也许我们到达，也许我们不能。但过程无疑是美丽的。犹如鹰的盘旋，甚至是殒落，美丽的是那一道一道弧线，美丽的是过程。
刘再复在这个题目中提供的不单有家国兴衰的慨叹，他把寻找的人生予以哲理的发挥：“文学之神与美学之神丰盈的羽翼”，伴随着他的寻找。正因为那主题融进了哲学的思考，在它的抽象之中思维空间得以扩展。人生忧患的传达以及某种彻悟：认识到死神的召唤以及另一世界的并不遥远。诗人的回答是：把握住现在的不停留的寻找。
这曲悲歌无疑融进了作者的人生阅历与体验，也许还有因特殊际遇而生发的激愤与悲慨。最动人的是那对生命不加掩饰的袒露——这袒露也许失之迂执，但真诚的力量依然十分动人。诗人的自剖显示人格的力度：“不能严正审判自己，哪有资格审判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散文诗触及了自我忏悔与愧疚，有时触及丑陋，自审深刻且无情。
这里展示的是浩瀚的心灵原野：嶙峋的山岭，惊骇的浊流，深谷和沼泽。从生命的鸿蒙开始，童稚的嬉戏，青春的憧憬，以及连接着“天下的爱憎，苍生的烦忧”的人生领悟……意识到寻找的悲哀却坚持悲哀的寻找。这一场搏斗没完没了，依然要如飞蛾扑火之舞的悲壮追求；依然祈愿如萤火虫于荒漠中举起良知的灯盏。
采撷禁果而受到天惩。明知寻找可能是一场悲剧仍要寻找。我们终于窥见了这一片骚动的“内原野”的全部瑰丽。作为一部中国醒者的心灵经历，它记载的是特殊时代不驯灵魂探险的心史，具有引起普遍共鸣的意义。这是一个不同于外在临摹的、深沉而广阔的陌生世界的诗意凝聚。中国如今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痴情和执拗，它的全部的忠诚和全部的单纯，都在这部心史中显示。
当然，它把触及的一切理想化了。而这局限和倾斜也镀上了特定时代的色泽。他执著地寻找的是一颗“卓越的”和“温柔的”心灵，他确定这种存在，确信这是一种真实——“所有的痛苦都在她那里得到柔化，所有的眼泪都在她那里化作轻烟”；“到处都有正直的桅杆，到处都有纯洁的白帆”。这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感，这情感体现了一厢情愿的确认和争取。很少看到或不愿看到恶的吞噬所创造的无希望，这似乎是它的缺憾。但也就是在这里，我们却发现了良知的执著——和朋友一起，向世界表明：我爱每一片绿叶。世界第一次回答：你爱的许多绿叶是破碎的。我向世界第二次表明：我爱每一片绿叶。世界第二次回答：每一片绿叶并不都爱你。我向世界第三次表明：我爱每一片绿叶。世界第三次回答：春天对每一片绿叶已经绝望。我向世界第四次表明：我爱每一片绿叶。
表明是一种理想，回答是一种现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这种屈原式的“苦恋”精神非常动人，却也令人深思。面对令人再三失望的回答，是第四次以至无穷次矢志不改的肯定。这种博爱表明的背后，是伟大的人道精神。尽管如今的人们对人道救世的理想产生怀疑，但面对这种锲而不舍的忠实，以及无须回报的爱心，却共同受到崇高的震撼。
这一片原野无垠浩瀚。它不因困厄而绝望。尽管内心和外界苦难重重，但却一路唱着悲歌前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旧约·彼得前书》第一章），也许这痛苦的心灵包孕着的正是这等情怀。人们可以对这种蒙上光环的挚情坚持自己的评价，但了解到特殊一代人的稳定心态的历史文化潜因的人，理解的态度无疑十分重要。
这当然是一块新大陆。不单是诗意内涵以及题材开掘的判断，而且也属于文体试验与创新的判断。散文诗被公认是一种袖珍的文体，而且似乎乐于承认这一文体可能适应的也只是片断的、零碎的和轻盈的事理人情。《寻找的悲歌》宣告了散文诗的新发展。它以较散漫的文体，以抽象诗意的表达，而终于得到宽泛的连缀，呈示的是融人生忧患、社会思考、个人体验于一炉的宏大内心独白长卷。这一体式的出现无疑改变了散文诗发展的现有格局，从而展示新的一面。
《寻找的悲歌》文体革新的价值颇堪重视。作为袖珍文体经扩展而装填宏大的内容；通过断片或“零碎”的方式而表现一个充满矛盾的奔涌着激情的内心世界；自传性很强而又是非叙事型的诗意呈现；以抒情体式而展示一个史诗般的大结构……这就是此刻出现在我们面前散文诗的创造性价值。当然，最值得肯定的是它通过“连缀”的组织所造成的恢宏风格。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新作
《中国的夏伯阳》
〔传记文学〕
作者 王忠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描写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的传记文学。赵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抗联战士。他刚毅果敢，出生入死地战斗在东北大地。当时苏联红军称赞他是“中国的夏伯阳”。他带领战士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令敌寇闻风胆寒。
赵尚志的革命道路崎岖坎坷。他因抵制王明、康生的错误路线，曾两次被开除党籍，致使他领导的抗日武装几起几落。他几次被捕，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最后献出了宝贵生命。
本书满怀激情地描写了传主曲折奇特的斗争经历，着重描绘了赵尚志成立北满抗日联军前后的事迹。（边）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把握审美的“热点”
马立鞭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诗是时代的呼吸和回声。
人们所说的把握“热点”，即指诗对时代呼声的倾听与捕捉。因为既如有些同志所说，诗是一种“人生的方式”，诗就不能不关注时代的风云变幻，诗对人民的苦难和命运就不能漠然置之。
即以曾经久久回荡在读者心底，震响于人们耳际的诗作为例，如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熊召政的《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骆耕野的《不满》，以及赵恺的《第五十七个黎明》等等，这些诗，或长或短，或写于革命战争年代，或写于和平建设时期，共同的一点，也都是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人民命运的关注；亦即对时代“热点”的把握。固然并不排斥诗人写其他题材，却毕竟有轻重之分。也正因为诗所歌吟的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诗的震幅和共鸣度也愈大。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华滋华斯曾说：“诗是一切知识的升华，它是整个科学面部上的强烈的表情。”（《〈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我认为，这“科学面部上”改为“时代面部上”似更确切。即：诗是时代面部上的强烈的表情。
所以，若把诗的个性张扬与时代“热点”把握对立起来，片面提出诗应回避思想，远离时代和背向生活的主张，那无疑对诗的发展繁荣有害无益。须知，诗对现实世界的超脱，乃是对诗对歌吟对象必须作最充分、最微妙的心灵化（或曰诗意化）的强调，并非是对时代风云的远离和漠视。事实上，现实世界乃心灵感应的客观物，离开了心对时代生活的碰撞，躲进了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就只能在微不足道的琐屑圈子里找灵感，也就不可能有与千百万读者心心相印的诗情的萌发，时代感情浪花的飞溅和最鲜明的艺术个性的张扬。试想，如果抽取了忧国忧民、感时伤乱的时代内容，还有一代诗圣杜甫的面目吗？
然则，正如古人所说的，作诗立意易，措辞难。有了时代“热点”的把握，还不能保证创作的成功。困难的还在后头。因为诗表现时代又并非大喊大叫。“艺术起于至微”，这不仅对于直接诉之于视觉的绘画是如此，对诉之于心灵的美好感受，更强调灵视与颖悟的诗来说也同样如此。写诗的困难处，也不仅表现在必须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不仅表现在摹写的至细至微，同时还要求视角的独特性，要给读者以闻所未闻的新奇感。亦即是说，诗的理想境界，乃在既要宏观上（即立意上）把握“热点”，又要在微观上（即艺术表现上）爆出“冷门”。
近读少数民族诗人李三月的《镌刻在高楼上的足迹》（见1988年2月号《民族文学》），觉得这首歌吟近年农村劳动大军开进了中国城市的诗，既及时把握了时代的“热点”，又摹写入微，从脚印这一独特视角入手爆出了“冷门”。诗一开头写道：“脚踏窄窄的田埂／我的脚印那样清晰可辨／如今踏上宽阔的柏油路／脚印却无迹可寻”。是的，长期与泥土打交道的脚如今要爬在城市的高高脚手架上操作，不能说没有陌生感。这里不仅有一个生活与技术操作的适应过程，更有思想的飞跃过程。诗人正是敏锐的瞥见并把握了一代农民精神境界的拓展与飞跃，我们在诗的结尾读到了这样的诗句：“白云与我结伴而行／承受着城里人惊异的目光／我自豪，自豪得想大喊一声／在都市傲慢的上空镌刻着我们农民的足迹！”时下诗论界常在强调诗应表现当代意识，然而，一些诗却把表现当代意识误解为表现孤独感与冷漠感。其实，诗表现当代意识就是揭示当代人新的心灵境界和精神风貌。与这首诗同期发表的作者的另一首题为《梦》的诗，则是一首回忆难忘岁月的卓绝斗争的诗，也写得很有水平。诗人写道：“被赶路三天三夜的睡梦／伺机潜入了行军的队伍里／战争年代睡梦也变得这般勇敢／大摇大摆地走进枪林弹雨”。梦在这里被巧妙地人格化了。诗人所写梦境，也并非一定要去表现非理性的下意识。所谓爆出“冷门”，主要也指要在别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到诗的“爆发点”。也唯有如此才显示出诗人的高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