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水与人
中国：水危机
〔报告文学〕
乔迈
水神疲惫憔悴，而且病了。“龙的传人”们或许已经得知这个不愉快的消息？！
哦，“中国龙”正在成为困龙。
不错，水神曾经对我们很慷慨，我们所在的这个星球并不缺少水：在5.1亿平方公里地球总表面积中，有3.61亿平方公里烟波浩渺，即71％为水覆盖，因此惹得一位很实事求是的地质学家郑重建议改称地球为水球。
他的建议终于没有实行，因为地球水虽然不少，但其中97.3％是海水，航行是可以的，捕鱼是可以的，只是不好饮用，灌溉也不行。除了在一定条件下做工业冷却用水外，一般工业用也不行。水神因而又表现了他的悭吝，他给我们的淡水只占地球总水量的2.7％，而其中能够开采利用的又只有0.2％。我们的地球不过是一个咸水球。
中国的情况还要糟糕！我们“地大物博”，论总水量虽然可以占到世界第六位，但不幸我们又“人口众多”，论起人均水占有量，就只好退居世界第八十八位了。像贫穷的经济一样，我们在水资源方面，实在也是一个穷国。谁知道为什么我们那样喜欢把自己比喻为龙呢？
夸父与日逐走，渴欲得饮，饮之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邓林就是桃林。夸父给我们留下了一片绿荫，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神话。神话是民族文化心理在幻想中的沉淀。你看，他的样子像不像那条在艰难竭蹶中苦斗、善于豪饮而又始终不得足饮的中国龙呢？
北京某胡同。
喧闹市井中幽静的小小四合院。
为水奋斗了40年的前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在花影摇曳的窗前沉思，老花镜片上闪耀着晶莹。没有谁比她更知道我们的国家有多么缺水。
又缺水又要抗洪。“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她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水神对我们一点儿都不偏爱。有限的一点雨水，大部分集中在夏秋之间的三四个月下，那时，天如漏斗，地像澡盆，江河怒涨，直泻入海，我们只好眼睁睁看着宝贵的淡水资源付诸东流，然后再来抗旱。她领导的水利部门够辛苦了，中国人民够勤劳了，我们修建了8万多座水库，但能截留的雨水不过百分之十几，弃水依然多于蓄水。中国，尤其是北中国总是在喊缺水，缺水！
喊得最起劲儿的是大城市。大城市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例如意大利的威尼斯；或者是大工业的象征，例如英国的曼彻斯特；或者是政治斗争的产儿，例如中国的北京。北京作为帝都亦足矣，还有必要让它也成为工业之都吗？“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我们就是这样做的。这也几乎是我们所有城市建设的指导方针。大工业梦笼罩着我们的头脑，这固然很好，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大工业需要大量水这个前提。
炼一吨钢需水200吨。
造一吨纸需水200至500吨。
生产一吨人造纤维要用去1200到1800吨水。
发1000度电要耗水200至500吨。
北京先天不足，它不是像别的许多国家首都那样建在大江大河的岸边，因此它并不具备发展现代大工业的水资源基础。
但是北京急剧发展起来了，简直是膨胀，不仅各种门类工业齐全，而且有不少引为自豪的重工业和化工工业。首都钢铁公司对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事实，但是首钢所在的西郊却是贫水的北京的最贫水地区之一。还有那个首建于十五年前、当时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东方红炼油厂（即现在的效益甚好的燕山石化公司），政治考虑压倒了科学依据。像这样夸父般的嗜水巨人企业偏偏选中了干旱的北京西南郊作厂址。没有水，只好远距离输送，粗大的输水管斜穿全城，从位于北京东北角的密云水库提水，中间还要经过昆明湖。与大工业联翩兴建的同时，城市人口也暴涨起来。很短时间内，北京人口就从解放初期的200万猛增到1000万，光是市区人口就由100多万变成500多万。
当我们为人民的新北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规模，从“寄生者的天堂”变为“劳动者的乐园”而骄傲的时候，干旱的阴影已经遮蔽了金碧辉煌的紫禁城。
最初感到这种危机的是我们的水利部机关大院。那里云集一大批全国杰出的水利专家。他们总是比普通人更敏感，“金风未动蝉先觉”是也。
70年代有过一个北京水资源学术讨论会，后来形成了一个总结报告。正是那个文件发出警告说：“北京的地上、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已大部分完成”，“展望公元2000年，全市总用水量……大大超过了我市所能提供的水资源总量。”这是全国最早的一份关于水资源的权威文件。
但是，科学家们还是过于乐观了。不用等到2000年，北京刚刚大踏步跨入20世纪80年代，缺水的魔影就已经铺地而来。1983年，全市90％以上地区水压不足，“一楼哗啦啦，二楼滴滴哒，三楼干巴巴”，市民们这才感到惊慌。300多家工业企业被迫限制用水，不少工厂停工停产。不能停工停产的是医院，急危病人要做手术，可敬的白衣天使们只好不惮辛劳，从楼下往楼上提水。
这时就又打井，“向地下要水”。你也打，我也打，大家争先恐后，一下子打了4万眼井，北京地面变成了大筛子。你也抽，我也抽，到底把地下抽成了一个方圆1000多平方公里的大漏斗，造成地面塌陷，于是首都天倾西北，地陷东南。
女娲能够补天，谁能够补地呢？
兴高采烈这么干的不只是北京人。
“还是周总理在世的时候，一开会，天津的同志就带一瓶水来，说，“看看，我们喝的嘛水！”交了班但是仍然心系于水的女部长在她的小四合院里说，笑着——不笑又怎样呢？“尝一尝，又咸又涩，泡什么好茶都不是味。”
天津倒是得天独厚，有一条海河，但是由于水量有限又污染严重，海河水已基本不能用，地下水又严重超采，造成市区和塘沽地区地面沉降，海水乘机入侵，岂能不又咸又涩！
为了解决天津缺水之急，北京在自身窘迫中拨出水来输向那里，这就又加重北京的水危机。
先是在永定河上修了官厅水库，作为北京生活和工业的水源。官厅不够用了，就再修十三陵水库。周恩来也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拿锹铲土，铲着铲着，他停了下来，若有所思。跟随的人以为总理累了，劝他歇一歇。他说不累，叫人去喊女部长和市里的负责同志。
女部长过去了。
周恩来说：十三陵的水够北京用吗？
女部长抬头看天，天是蓝的，亮晶晶，云彩很淡。她忧郁地摇摇头。
周恩来说：走，咱们上密云看看去。
他到密云去看过7次。还主持国务院开会，决计修建密云水库。但是密云水库又能替北京维持多久呢？它的库容量就那么大，难得再增加了，就是增加了也无水可蓄，而北京地下水的开采早已超过常年供水量的上限。随着现代生活方式进入每一个家庭，北京人的水耗量肯定只有上升不会下降，人均占有的淡水量又只有那么一点点（只及被世界讥为“日本沙漠”东京的1／10），在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首都和主要城市中排名在百位以后。北京缺水将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现象，难怪有的专家竟提出未来的中国首都是否要迁出北京的问题了。
整个北方都缺水，又差不多整个北方都超采地下水，以掠夺的方式，就像当年日本人在东北掠夺木材、煤炭、矿石和大豆一样。那时是侵略者掠夺占领地，自然不心疼。如今我们是自己掠夺自己，不晓得为什么也不心疼。盲目超采已在北方地下造成40多个大漏斗，总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我们只图自己眼前快活，全不想因此会给后代儿孙留下龟裂的大地，有如西亚和北非。
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誉的西安市水位下降，水井枯竭，水荒正在迫近。
历来的富水区“泉城”济南已百泉枯涩，趵突泉无水可突，倘有重要外宾前往参观时，必得全城暂告停水，方可以维持突上三五分钟。
上海人喝咸水已不算稀罕事。
青岛和大连有时对高级饭店里的高级外宾也施行定量供水。
还有呢，那是哪个城市，理发馆门前郑重贴出布告，曰“理发不洗头”。
最可叹的是我们的白洋淀。昔日水域辽阔、芦苇丛生、水鸟群集、抗日游击健儿们出没杀敌的好地方，如今只留在作家孙犁优美的小说里边了。白洋淀早变成了白洋滩，或者还会变成白洋沙漠吧？我们的女部长说“不！”她心存一个美妙的设想，她要引黄河水入白洋淀，“要引黄入晋，引黄到淀，方案已定，一定争取列入计划！”她语气坚定，仿佛还身在她奋斗了几十年的那个心爱的岗位上。
就像为她的话作注解似的，就在她说过这番话的几天以后，她的继任者、新的水利部长杨振怀对人民日报记者宣布：“针对北方水资源紧缺的危机，在强调全面节水的同时，今后将兴建引黄河水入白洋淀和东线南水北调第一期工程……”
不只是她和她的继任者，从新中国的第一任水利部长傅作义开始，多少人都在为水操心。
又想起了那位伟人。女部长家的会客室挂着他的照片，神态安详，大忙若闲。“文革”的风云已经在天边上凝聚了，别人看不出，他看得出。好像为了和那场动乱抢时间，他加快了工作的进度，百忙中不忘水。他亲自主持北方抗旱会议，匆匆忙忙部署，匆匆忙忙点将：富春同志你任辽宁组长；先念同志任河南省组长；山西的旱情最重，谭老板（震林）去；秋里去陕西；（林）乎加是山东人，去山东吧；我自任北京和河北省两个组长（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
出师未捷国先乱，常使英雄泪满襟。工作还没有开展起来，他的卓越的战友们已经一个接一个被那场风暴席卷而去了。国务院总理捉襟见肘，环顾身边已无将可派。就是这样，他还在1968年想方设法让管水的女部长提前得到“解放”：“你快去工作，把水的事情管好了，其功不在禹下”。
“其功不在禹下”。她记得建国之初他就这么讲过。那时是针对治理洪泛讲的。那一年，自然之敌和政治之敌一道与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作对。蒋介石的军队一批又一批地退出了大陆，台风一号又一号地登上了大陆。于是暴雨终朝，山洪怒泻，长江、淮河堤防相继决口，江、浙、沪的防波堤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嗷嗷待哺，举国上下为之震动。毛泽东也紧张起来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他那个题词曾多么激动人心！
我们的女部长就是从那时开始明白自己的一生将要和水连在一起的。
她父亲是学水利的，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生。后来在武汉江汉工程局工作。她陪着父亲经历过1936年长江的洪汛。全家人皆提心吊胆。父亲说，女孩子家长大了千万不要学水利。结果她这个女孩子家偏偏投身给了水利。50年后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她笑了起来，“是命运的安排”，她说，笑过之后她的神态很庄重。
唔，真有“命运”那么个冥冥之神存在吗？肯定是有的。不过对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他们的主宰神祗大概不会是一样的。我们女部长的命运之神就是水，中国的水。
中国在大发展中，辉煌的建设成就使我们不大容易注意到水资源的破坏程度。我们曾经很不屑地嘲笑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源破坏——更大发展——更大破坏这样一条恶性的循环链。但是现在我们也在重复这条循环链。问题是人家已经认识到了它的严重性，并且开始了整治，而我们离整治还远呢。
我们需要时间，需要耐性，更需要智慧。
恩格斯曾给我们留下一个著名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我们早就尝到了报复的苦果，可惜我们的智慧还不足以使我们意识到必须与自然界达成和解，友爱相处。
严重的水土流失就是自然界的报复性惩罚。
众所周知，黄河的输沙量一直处于全球之冠，比尼罗河的输沙量高出37倍之多。沙不是沙，那里边含有宝贵的农业资源，有机肥和无机肥。因此外国学者称黄河输沙为“中国主动脉出血”。
长江又在紧追黄河，那浑黄的江水惊心动魄，其输沙量已经达到黄河的1／3，相当于尼罗河、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三条世界大河的总输沙量。
我们许多河流的状况不比长江更好。
要保土，首先要保水。保水的最有效手段是爱护和增加植被。
多年来我们热中于做的事情却是毁林开荒、毁林造屋或者不顾生态环境开矿山，建工厂，破坏植被。森林被毁坏，草场被侵占，土壤沙化，水源无法涵养，这就是严酷的现实。
我们越是缺水，我们越是想方设法破坏水。一个“以粮为纲”的大口号提出来，跟着便有“向河滩要地”、“向湖泊要地”的小口号高喊入云，河流湖泊便深受其害。
洞庭湖就是一个。800里洞庭不只是供游人怡情悦性和诗人抒发感慨用的。天造地设，当杜甫唱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范仲淹高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他们那善于形象思维的大脑大概不会想到，洞庭湖乃是大自然母亲由于疼爱我们而给我们留下的大蓄水库。但由于我们的愚蠢，这非人工的大蓄水库面积已经缩小了3／5，而且还继续以惊人的速度缩小。在劫难逃。白洋淀的今天或许就是它的明天吧！
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发出“爱我中华，保护我洞庭湖”的呐喊呢？要的。但是我们需要保护的不只一个洞庭湖，还有鄱阳湖、洪泽湖、太湖以及别的许多湖呢，它们都面临险境。素有“千湖之省”称号的湖北，1949年尚有1066个大小湖泊，到1981年，就只剩下309个了。被戕害的愤怒的大自然，它不会轻易饶恕我们，同我们和解的。
极力寻求这种和解的也不乏其人，那就是水利战线的同志们。他们描绘的现实图景令人沮丧，他们的存在又使人受到鼓舞。
河南人杨存信乐呵呵的，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容易打交道的人。我相信他和大自然相处的时候一定也是这种样子。他的老家在孟津，就是周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盟的地方。此地的红尾鲤鱼味鲜而体魄健壮，李白有诗：“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但那是从前，如今黄河鲤已经很难吃到了。贪馋而愚蠢的我们现代人呵，一面凯觎那河鲜，一面又污染那河水。那是一种贪婪的猥亵，一种现代病！
早在16年前，杨存信就参加起草过一个关于水质污染的紧急报告，上报北京市委、党中央。这个报告后来导致了我国解放后第一个水域保护文件的出现和“官厅水库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成立，第一任组长是万里。
其实在官厅水库发现污染以前，松花江和渤海水域早就多次告急，只是没大引起重视。岂只是不重视，我们还自命清高，似乎污染只是外国唯利是图的资本家的“专利”，而我们自己仿佛天生具有对环境污染的免疫力，例如我们一家大报发表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骄傲地宣称：“当资本主义国家在环境污染问题上走投无路、陷入严重危机、到处是烟雾重重、江河浊臭的时候，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却蒸蒸日上，在改造自然界的斗争中，开拓出无限美好的光辉前程。”大话尽可以说说无妨，但无情的事实却是：当国外工业发达国家早已认识到污染之害、并且花大气力治理、成效显著的时候，我国的环境污染正处在势头上。
就在上述那篇夜郎式文章发表的那个时期，我国的长江、黄河、珠江、辽河、松花江、淮河、海河、滦河等几大水系已尽遭污染，无一幸免。其中尤以被歌唱家们赞美为“用甘甜的乳汁滋润大地”的长江污染最重，据1979年统计，每日排放入长江的污水量占到了全国总污水量的41％。
云南滇池被污染，鱼产量下降了2／3。
刚刚整治过的杭州西湖又在被污染，每天从湖面上清理出游人随意乱扔的东西多达两吨。
美丽的漓江被污染，昔日清澈见底的江水部分变质、发黑，其中一段江水，清一半浑一半，被游人们戏称为“鸳鸯江”。
常州的天然水里渗入了氟，氟富集在人身体里边，会使骨骼变得松脆。
长春南湖里有重金属镉，镉被人体吸收多了，会使全身骨头发痛变脆，日本称之为“痛痛病”。
黄浦江是早就被污染得不成样子了，每年入夏，江水发出的奇臭使人闻而生畏，完全不能饮用，上海水厂不得不改淀山湖为饮用水源。现在，据说淀山湖也发现了污染。上海怎么办呢？
污染较烈的还有松花江。松花江的汞含量超标，汞经水中微生物甲基化作用，会生成毒性极大的甲基汞，鱼吃了甲基汞，人吃了鱼，甲基汞就富集在人的脑组织里边。50年代日本熊本县水俣湾发现一种怪病，患者肢体麻木，视野缩小，动作失调，言语不清，有的还神经错乱，数以百计的人死了，另有更多的人因瘫痪和脑神经受损而痛苦不堪。医学家们不明究竟，只好称之为“水俣病”。水俣病就是甲基汞中毒病。松花江流域已有这样的典型病例发现。
造成江河湖海地下水污染的元凶是工业废水，其次是城市生活污水。官厅水库污染就是由于永定河上游的工厂、尤其是一家农药厂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造成的。
处理官厅水库污染，在那时被上纲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大事，所以一抓就灵。后来不抓了，北京的污染治理就又慢了下来。
有个牛口峪村，距“北京猿人”的故乡周口店不远。村民们不好好种田过日子，偏要聚众闹事，后来又打官司，就是因为他们那个水库出了事。牛口峪水库本来存的是净水，农民和农田都得其惠，他们的日子也安生。但不幸的事出来了。他们村子上边兴建了一座化工企业，该企业是吃净水的大户又是排污水的大户。建企业之初也许压根儿没考虑过污水处理问题，没有办法，就往牛口峪水库里排放。一来二去，水库变成了他们的排污池。时间一长，大坝渗水，污水流向田地、村庄，村民们无法种田，也无法好好生活。
他们的官司打赢了，得到了赔偿，村民们“农转非”。村庄不要了，田地不要了，纯净的空气不要了。可是，他们真的赢了吗？
不！在大自然面前我们常常是失败者。
河海大学水文系毕业生、现任北京市水利局工程管理处长的杨存信给我摊开了一幅丝质的北京水图。1∶10万。桌子铺不下，干脆就铺到地上。他指点给我看这儿看那儿。
他搞了24年水了，和前水电部女部长比，资历尚浅，但对水的忧虑却一般无二，乐呵呵的后边隐藏着深忧。为采写这篇很难采写的报告文学，我接触过的这条战线上的人们无不如此。
解放后我们治理了一条龙须沟，现在我们却有了30条龙须沟。莲花河污染了，凉水河污染了，通惠河、清河、坝河……都成了排污河。全市区日排污水量200万吨，而50年代在高碑店、酒仙桥兴建的两个污水处理厂，每天只能处理污水20万吨。从那时到现在再没有建过这样的厂。
我们伟大的、半城宫墙半城树的首都，你正漂浮在污水之上呢！
杨给我倒了一杯水。我细细地品味——我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细细地品味着喝水——水是甜的。北京，你会永远有甜水喝吗？
警钟敲响了，时候到了！
我们有必要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水，也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生存的这块天地和我们自己。
我们一向把水同山间之清风、天上之朗月一样看待，认为它是无穷无尽的，可以供我们尽情挥霍享受。不，作为生态系统和构成环境的重要元素，水是不可替代的，又是有限的。有限的水资源需要开发，也就是通过人的物化劳动，才能转变为社会效益，天然水因此就也变成了商品水，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地使用它，包括不使它受到污染。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我们现在才认识，已经有点晚了，但也许还来得及。
目光越过国门看世界，我们会发现人类对付缺水和水资源污染，还有办法，足供我们借鉴。
50年代臭名昭著的泰晤士河经过英国人20余年治理，臭水沟重新变成了清水河，鱼群也出现了。
苏联在1981—1985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100亿卢布，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保护天然水体不受工业废水污染。
美国1972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所有工业必须采用闭路式循环供水系统，逐步达到零排放——停止向公共水域排放污染物。
被国际社会批评为“公害列岛”的日本，1967年制订《公害对策基本法》，十年以后即大见成效。我国人民日报两位记者1979年访日时，这样描绘他们在一家大钢铁厂的见闻：“炼钢车间排出的废水经过处理以后，犹如泉水一般清澈，几尾鲤鱼潇洒地在池中游弋”。
值得庆幸的是，今年元月，我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这是一个里程碑，它在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防治水害、充分发挥水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将具有深远意义。难怪我们的女部长那样深情地说：“我搞了几十年水，最后交班就是这部《水法》。”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指望有朝一日水会回到“山”里去了。
水神恢复青春之日，方是“中国龙”真正振起腾飞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