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副刊)
专栏：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袁鹰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龙，就是中国。中国，就是龙。多少年来，似乎已为举世公认。
世间千千万万飞禽走兽中，中国人最熟悉、最喜爱的，是龙；最崇拜、最敬畏的，也是龙。尽管谁也不曾亲眼见到过真正的龙，同那些雕刻、绘画和工艺中一模一样的龙，但是任何人的心目中，都有一条翱翔九霄、遨游云海、泽被万方、威力无穷的龙。
人人都相信龙的存在。它永世长存，无处不在。
中国人爱说自己是龙的子孙，龙的传人。但是，中国人民更是龙的创造者，龙的主人。
龙，既有古代图腾的特征，又分明蕴藏着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人们在脱离了图腾年代很久很久以后，仍然保留着龙在万物中不可企及的极高地位，赋予它种种象征的涵义：神圣、庄严、肃穆、威武、尊贵、勇猛，而且经过多少世纪的无数无名艺术家的创造、加工、充实、交流，终于构成一个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壮美的艺术形象。
千百年来，连篇累牍的历史记载、文人著作、帝王诏书、民间传说、口头文学中，无数次详尽而带有夸大色彩地叙述龙，描写龙，讴歌龙，使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世界上恐怕还没有第二种生物能达到如此广泛深入、在意识心态上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程度。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毕竟早已离开封建时代。以龙为象征的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绝对权威、莫敢仰视的专制意识，越来越遭到鄙视、摒斥、厌恶乃至唾弃，因为它同现代人的民主、自由、文明、平等、开拓、融合的意识相比，是太保守、太落后、太脱离人民的愿望了，简直如同水火不相容。
于是，龙的观念在改变，龙的地位也在改变。它不再是神权、皇权的代表。它本来就来自人间，是人民凭智慧和愿望创造了它，也是人自身的懦弱、愚昧和缺陷献给它无穷的威力。如今，它脱却一身神秘莫测、仰不可攀的鳞甲，从虚无缥缈的苍穹回到人间大地，回到你、我、他身边，同我们生活在一起了。
龙宫禁城，开辟为任人游览的休憩地。人们在千姿百态的龙的身旁留连光景，纵情观赏，走近它，抚摩它，欣赏那数不清的雕刻的龙，刺绣的龙，绘画的龙，髹漆的龙，同它亲昵，同它嬉戏，把它当作你的好朋友。
龙的文化，进入学者书斋、专家论著，也到了民间艺人的口头和手上，那游动在古籍、文学、艺术、文物、民俗、建筑、器物、织绵、饰物以至玩具上的龙，是研究我们悠远而丰富的民族文化的珍贵资料和美妙形象。真可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个从来就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动物，又被创造它的人民，重新赋予崭新的生命力。
龙，以它矫健壮美的身姿，以它腾飞万里的气势，以它上天入海的威力，将同我们伟大的民族一起进入新的世纪，将为我们悠久的历史增添新的光彩。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叫中国……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心情，我们将这本画册呈献于读者面前。愿它能有助于你了解龙，观察龙，熟悉龙，有助于你加深对龙的理解，探索龙的精魂。
戊辰年春分时节
（本文是作者为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苍石摄影并主编的彩色大型画册《龙》所写的序言）（附图片）
第7版(副刊)
专栏：
珠峰下，那一片寂静的墓地
夏林
一切都沉进远古洪荒的宁静里，连来路上的淙淙水声，也在这儿悄然凝冻。绒布冰川伸出幽蓝的冰舌，透出喜马拉雅雪山的阵阵寒意。冰川风逞威的前方，伟岸的珠峰肃然矗立，遮没了半壁南天。
这里是海拔5100米的珠穆朗玛登山营地。春天的登山季节过去了，昙花一现般布满石滩的尼龙帐篷，已经杳无踪影，只留下堆堆锈蚀的罐头盒。空旷的营地，巨大的漂砾，皑皑白雪，一片死气沉沉的荒凉。
我站在人间真正的边缘，一股凉透骨髓的孤独感漫过周身。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这片冷寂的墓地。
从没听谁说过这块墓地，在这世界最高的地方。它极不显眼，距登山营地仅咫尺之遥，不到近前也难看出来。粗砺的冰碛石垒堆成一排排坟茔，风雪剥落的黑色片岩权当墓碑，上面落满白色的野鸽粪。帐篷钉凿刻的简短碑文，都是各国登山遇难者的名字，时间跨度已近半个世纪。
“1975年 邬宗岳之碑”
“1982年 日本登山队宗部明之碑”
“TO TONY
DIED 3 APRIL 1984
ON MT·QOMOLANG-MA
FRIEND AND MOUN-TAINEER”
（给托尼
1984年4月3日死于珠穆朗玛山上
朋友和登山队员）……
这只是一座座象征性的空墓，在可怕的滑坠和骇人的雪崩中，遇难者已永远留在了那大山的雪谷冰渊里，连遗体也找不回来了。一座座石塚里，埋藏着一个个失败者的故事。
还有比这更悲凉的故事吗？登上顶峰的同伴队友成了举世瞩目的英雄，他们却默默僵卧在冰雪里，被人遗忘了。他们进山就再没回来，没能见到亲人捧上的鲜花，冒着泡沫的香槟。靠着电视荧屏和报刊版面才对登山运动略知一二的人们，有谁知道珠峰脚下，还有这么一片孤零零的坟茔？
我站起身来，瞥见那座高踞天际的金字塔型雪峰，我看到了一场夕阳西下时的大自然的盛典：
斜辉瀑布似的光扇正缓缓抬升，在银光闪烁的珠穆朗玛主峰上分割着夜与昼。苍莽大地沉没进暮霭的阴影中，唯有珠峰之巅，在晚祷般仰着的群山之上，幻成一个亮晶晶的梦，仿佛宇宙把它的全部光华，在这一瞬间都倾泻在地球最高的锥体上。那条令多少登山者梦魂牵绕的旗云，袅袅地从峰顶向东伸展开，云雾缭绕之中，耸峙的雪山愈发显得神秘。
回头看去，墓地却在夜色中黯淡了，连碑文都模糊不清，与峰顶的辉煌恰成映照，有如一幅高调照片那样反差强烈，令人震惊。
我懂了，这就是喜马拉雅登山运动。我为自己最初的怜悯之情深感羞惭。
攀登这座人间最高峰的人也大都失败了。自从1921年英国探险队试图征服珠峰以来，各国登山者就饱尝了失败的折磨，有近百人在这条登山路上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是，他们毕竟向珠峰、也向自己的生理和心理的极限发动挑战，背负行囊、脚踏钉齿，走进了风雪弥漫的喜马拉雅山，没有因惧怕失败而踟躇不前，宁愿历险也不甘庸闲。他们个人虽身遭不测，可人类不是终究征服了珠峰么！
攀越就要冒险，冒险就难免失败。但一代接一代不懈追求的勇气和精神，却远比一次短暂的胜利更接近永恒。
人与自然相搏的千年史，就凝聚在这片空墓的碑文之间。
噢，珠穆朗玛，你这人类居住的星球上的第一峰。你高峻、严酷。你使怯懦的灵魂惊悸，你对勇士却有永恒的诱惑。只有真正的强者，才配与你为伍！
怪不得登山者出发的营地，就紧傍着遇险者长眠的墓地。
勇敢，是勇敢者的墓志铭。
第7版(副刊)
专栏：
说“攀附”
李荫福
我家后院有块巴掌大的园子，年年种豆角。人说架豆好，架豆架豆，架起来才爱结豆。我不懂，头一年没立架，秧蔓满地爬，一下雨秧枯角烂，收成很不理想。第二年，我拣了些树枝“支巴”起来，好家伙，秧蔓扑奔架杆往上爬，头一天蔓与架尚有尺把远，隔夜起来一看，早盘上了好几圈。
其实，攀附是某些植物的一种本能属性。它们没有自己的高度，也不呈一定形状，而是随杆就架，架高则高，杆长则长。当然，这是就一般而言，也有例外。有一种叫金银花的木质藤木花卉，它的藤总是左向旋绕它物而上，所以它又叫“左缠藤”。
在借势攀高的花卉中，佼佼者，要算凌霄花了，攀附高物可至百尺。古时有人把它斥为花木中的“势客”。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它就曾极尽讥诮之辞：“托根附树身，开花寄树梢；自谓得其势，无因有动摇。一旦树摧倒，独立暂飘摇；疾风从东起，吹折不终朝。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在白居易之前的另一位唐代诗人顾况，也曾发过类似的感喟：“冬青树上挂凌霄，岁晏花凋树不凋。”这两位“诗客”都曾尝过“势客”的谗陷之苦，所以借物抒怀，曲尽世态人情，以排解胸中块垒。
物中“势客”，人间谀徒，自古就有，于今不绝。在一些“阳气”不盛的部门，靠攀附编织的网，枝交蔓错，里缠外绕，形成一种有影无形的“系统工程”。在那里，“谁是谁的人”都已“分解”到人头，一个“头儿”，一根杆，一圈藤。所不同的是，人的攀附性远比花木机灵得多。有些老谋深算的攀附者，攀一看二想三，对那些已成“杆”的要攀附，对那些可能成“杆”而尚未成“杆”的早早瞄准，等到有朝一日，潜在变成现实，别人还未反过味儿来，他已捷足先登，另觅高枝了。这就叫“攀”高一着，“附”胜一筹。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物中“势客”，总是主动攀附；人中“势客”与“杆”，则往往互为主动，所以容易溶为一体，同生同灭，少有“花凋树不凋”的现象。
第7版(副刊)
专栏：
你说，我要去草原
何首乌正是露珠滚动的芳龄揭开人生多雾多月多雷电的序幕你说，你一定要去草原是初春的情窦探头去采香吗是缠绵的柔肠荡几缕青烟的眷恋吗如果是，你就潇潇洒洒地去吧你去吧，去到旋转青春的大草原纵有丝丝惆怅揉我淡淡的寥寂我的相思依然是那没靠岸的轻舟让岁月的桨橹划向远方划向玫瑰魂我相信草原的童话又会花瓣似的开放牧民的欢欣又会在碧绿的意境里拔节此时，你会吟着诗句在朝霞中陶醉美丽的马驹将恬睡在你流韵的风铃你可听见有一双远来的足音正轻轻走进你毡包的香馨去吧，你自豪地去草原吧草原会在你的牧羊鞭上成长
第7版(副刊)
专栏：
听四川民歌
刘斌夫大巴山哪座峰峦在唱一支古歌唱了五六百年樵夫与耕者还有矫健的清晨就站在巨轮之上山林的幽暗倏地敞亮秋色的落叶开山斧的寒光虎豹狼豺恭顺地击节伴奏株株朽木斫伐倒了条条山路蛇一样向前窜着红硕罂粟花与黄金玉米牵拽摇曳天籁与万物统治于山的主宰樵夫与耕者走进了自己的画屏锦廊峰峦的嗓音有了涧泉壑瀑的清响感知了这乐音就身轻似燕歌声与阳光的触须梳理你的羽毛你喉咙里含着共鸣体含着颗樱桃样晶莹的晨露囫囵创成远久欢悦的珍珠
第7版(副刊)
专栏：域外文谈
法国诗人比埃·赛盖斯
陈白丁
1987年11月4日，法国著名诗人和诗歌出版家比埃·赛盖斯（Pierre Seghers）因病逝世，终年81岁。
他是法国诗坛辛勤不懈的耕耘者。赛盖斯从二十多岁开始，一边自己创作诗篇和歌谣，一边编辑和出版诗歌期刊，经营以自己姓名命名的专门出版诗歌作品的出版社。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没有一天停止对于法国诗歌园地的耕耘培育，即使在战争年代、社会大动荡或普遍的经济危机中，他也始终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坚持他的诗歌出版事业。他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贡献给他心爱的诗歌事业。赛盖斯在他主持的诗刊中，注意发现和推荐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们之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本世纪有代表性的重要诗人；他也经常给法国读者介绍国际闻名的诗人，例如西班牙的洛尔加、南美洲的聂鲁达、中国的艾青等等。
赛盖斯自己是有才华的诗人和歌谣作家。他的第一部诗集《好望集》发表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被编在运输车队中当司机。即使在烽火连天的环境中，他仍念念不忘诗歌。入伍不久，他就邀集了几位爱好诗歌的战士，创办了一种油印的诗刊：《戴钢盔的诗人》。1940年6月，法国战败，纳粹德国武装占领法国北半境。脱离了部队的赛盖斯，在当时尚未被敌人占领的里昂，立即创办了一种新的诗刊，名为《诗40》。第二年，这个诗刊改名为《诗41》，第三年名为《诗42》，一直出版到《诗44》，即1944年，由于里昂也被敌军占领而停刊。从《诗40》到《诗44》，赛盖斯主编的这本诗刊成了法国人民地下抗敌斗争的全国性组织“抵抗运动”的喉舌。
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止，直到赛盖斯去世前不久，他依然不停地为诗歌而奋斗。他的歌谣集曾经荣获亚波里奈歌谣奖。
1984年，年近八旬的老诗人赛盖斯，恢复了他45年前主编的诗刊《诗40》。随着岁月的飞驰，这个诗刊现在名为《诗84》了。这是一部印刷精美的双月刊。勇敢的老诗人赛盖斯好像故意在向法国诗歌的不景气挑战。《诗84》的出现引起法国诗坛的震动，人们一致认为《诗84》是当代法国引人注目的最重要的诗刊。
自从《诗84》新生以来，赛盖斯常常在他的诗刊上介绍非法国籍的诗人用法语写的诗歌。《诗84》在继续出，已经出到《诗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