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批判”——“批判地分析”——“建设性批判”
——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态度的变化
贾泽林
苏共27大以后一年多来，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思潮（包括哲学思潮）的态度逐步发生了变化。《哲学问题》杂志1987年第1期社论《改革问题和现阶段哲学的任务》有一个新颖的提法，即要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恰如其份的、建设性的批判”；明确承认以往对西方哲学的批判犯有简单化的缺点，并确认“没能对西方哲学学说作出恰如其份的和建设性的批判”是苏联“哲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还指出这种批判有一个传统的公式：对某个作者的学说，在好的情况下能够做出较为详细的叙述，然后提出一些正确的批评性意见，指出缺点失误，而最后则断言，所有这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早已经研究过并解决了。经常发生的则是乱扣帽子，因此，“这种批判本身是论据不充分的和难以切中要害的”。
结合这一最新变化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研究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这个领域中，苏联哲学界使用过三个不同的提法，即：“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批判”、“批判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对西方哲学学说进行恰如其份的和建设性的批判”。提法不同，用语变更，体现着观点和态度的变化。
苏联哲学界长期都把整个现代西方哲学统称为“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把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统称为“批判”，基本上不用“研究”这个字眼。
从1945年到50年代初，他们把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如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现象学、生命哲学等等，无一例外地都看成是与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哲学”、“科学和进步的坏透了的敌人”。在一定时期里，控制论、遗传学、未来学、全球学……这样一些词汇变成了骂人的话。简单的否定代替了深入的研究和创造性批判性的分析。
从50年代中期起，在批判个人迷信的过程中，苏联哲学界开始承认，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不总是十分深刻的和令人信服的”；已经提出如下看法，即不能只简单化地批判其结论，还要分析他们的论据；不能简单地笼统地否定其哲学原则，还应揭露其在理论上的站不住脚和诡辩性。
60年代，苏联哲学界曾经就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研究和批判有关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进行过较长时间（1961—1963）的讨论，进一步认识到个人迷信给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带来的消极影响，从而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研究（“批判”）工作，出版了一些较有份量的专著。但不把现代西方哲学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而当作批判对象这一基本观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们曾经探讨过现代西方哲学中是否有“合理内核”的问题，最终结论是：“要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实际内容中去寻找某些‘合理内核’，这样做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
70年代，苏联哲学界中有些人开始较多地强调，在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时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1978年出版的教科书《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指出：不应把资产阶级哲学看成只是“荒谬的胡说和蠢话的汇集”，而应把它看成是对“当今社会实践和现实问题的虚妄和歪曲的反映”，从中虽没有“发现当年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的那样的‘合理内核’，却可以发现它们提出的一些十分现实和重要的问题。可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是不正确的”。
80年代以来，苏联哲学界对待现代西方哲学的态度有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突出地强调“批判地分析”、“恰如其份的阐释”。对现代西方哲学中那些同现时政治有密切联系、带有明显意识形态性质的哲学（如同战争与和平有关的全球性问题、社会人类学、新保守主义、技术统治论、杰出人物文化论等等），他们虽持尖锐的批判态度，但是对那些同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联系的哲学流派，则采取了慎重的分析的态度。譬如，认为“结构主义”是“在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各门学科的接合部上产生的”，其方法“目前具有很大科学意义”；认为“解释学提出并研究的那些问题绝不是烦琐的抽象议论性质的东西”，而是“以目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各学科的某些现实问题为基础的”，等等。
对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85年以来苏联哲学界发表的几篇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文章和专著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看法。
第一，摆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研究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他们认为，研究和“批判地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全部积极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而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研究和批判的基础。
第二，摆正苏联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关系。他们开始纠正以往对待外国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妄自尊大的态度，对世界各国哲学开始采取尊重和平等对待的态度。《哲学问题》1987年第1期社论坦率地承认：“当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提出和解决所有的哲学问题，即使是一组国家也做不到这一点。现代哲学问题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地区中提出和分析的”。
第三，建设性批判与寻找理论的生长点。“建设性的批判”意味着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批判，其目的不能只限于对这些哲学学说做纯粹客观的介绍和描述，对其结论和答案作纯粹否定的评价，对其论点作简单化的、肤浅的反驳和批判；而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展开建设性的批判。
怎样才能做到“建设性的批判”呢？《哲学问题》1987年第1期社论认为，首先，要弄清现代西方哲学提出了哪些“重要而迫切的哲学问题”；其次，要弄清现代西方哲学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通过对现代西方哲学提出的那些实际的、迫切的、真正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而西方哲学又未能做出正确解决的问题，进行细致而认真的审查，从中找出可供自己进行理论研究的生长点。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这些具有生长点意义的理论问题开展正面的探讨，做出正确的解决，这样“才能取得对该问题所作的其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解决途径进行批判的权力”，才能使自己的批判成为建设性的。相反，那种“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引文之上的纯粹词句上的‘反驳’和表面上的‘解决’，是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和哲学价值的”。
在开展建设性批判方面，他们已经做过一些尝试。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尝试，就是近年来对西方哲学解释学所做的研究和批判性考察。他们从哲学解释学中分析出“理解”这个范畴，把它看成是可供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进行研究的一个哲学生长点，把“理解”问题列为“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迫切问题”之一。
第四，对西方哲学进行总体分析和全局把握。他们近年来较为重视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分析和研究，以求从全局上把握其现状及其变化的主导趋势，不再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某个个别流派上。总体分析的优点在于：能够从全局着眼看清这一或那一流派的历史地位，弄清该流派与其他流派的纵横联系。
苏联哲学界指出，如果说60年代初可以把西方哲学著作按流派来划分，今天这样做就很困难了。现代西方哲学已经多元化了，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综合、相互接近的趋势。50—60年代西方哲学有公认的权威哲学家，而今天则出现了类似“思想家集团”的现象。现今西方哲学流派的存在时间大大缩短，一般不超过十年，西方哲学的研究工作失掉了战略规模和战略方向，而且充满了危机感。根据这种情况，苏联哲学界提出了现在应“按问题”来研究和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论点。
第五，开展同西方哲学代表人物的交往和对话。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不仅进行建设性批判是不可能的，甚至对哲学某些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积极开展共同组织的国际学术活动、会议、交流和访问，出版现代西方哲学原著的俄译本（强调要附有批判性的、评介性的前言）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苏联，即使在像“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这个敏感而尖锐、教条和僵化比较严重的领域中，情况也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引人注目的变化。
（原载《哲学动态》1988年第2期，本报作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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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份珍贵遗产
——评介《王亚南文集》
胡培兆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在我国现代经济学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虽然在十年浩劫中过早地含冤离去，但他的彪炳业绩和崇高品德永留在人们心间。在经济学领域内，他不仅早在30年代就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与郭大力合译了《资本论》，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剖析了旧中国经济的现状与症结，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与改造旧中国在理论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一生著作宏富，在经济学、经济学说史、经济史、教育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研究领域里，留下了30多部专著和300多篇论文。最近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负责编辑的五卷本《王亚南文集》，是从他的浩瀚著作中精选出来的佳作荟萃。这是王亚南一生理论风云的历史记录，也是他留给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份珍贵遗产。
任何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济学家，都不惮直面社会经济问题。王亚南论著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坚持为解除束缚社会经济发展的羁绊，针砭时弊，探索改革新路。旧中国由于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国计民生破败凋敝，而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又证明，非实行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王亚南作为国统区的一位进步经济学家，自觉地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在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同时，他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中国化，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来研究经济学。他说：“以中国人的地位来研究经济学，至少应知道：中国社会是在哪个经济发展阶段，在全世界经济系列中，是处在怎样的地位；哪些经济理论会给我们那种经济地位之改善以妨碍，哪些经济理论可能给予我们那种经济束缚之解放与改革以帮助。这是我们不单为了兴趣，不单为了个人文化消遣而研究经济学的人们，所应特别关心的问题。”他疾呼，“这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应逃避的责任”。1940年，他在理论界首次提出并竭力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力言研究中国经济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旧中国没有走上合理的发展道路，其主要责任应由当局经济立法者、决策者来承担，但经济学家也有一定的责任。他尖锐地指出：“经济学上的研究，如确实而又明确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的合理发展途径，由宣传，由讲授，讨论，造出一个健全的经济舆论，即不‘上信书’，即不当什么经济顾问，亦可间接成为那些大权势人物们任意决定中国经济命运的胡乱措施的阻制力量。反过来说，如其我们研究者自己，也没有明确弄清中国经济的性质，而由是发表一些不相干或有意无意迎合当道者意旨的主张，对那些加深权势者利害成见，对于有关国运民命的经济措施的傍趋斜出，就确实要分担不少‘助纣为虐’的责任。”
王亚南力言又力行，对旧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进行认真而又严肃的研究，力求把握和阐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全貌及其运动规律。收在文集中的《中国经济论丛》、《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等著作，就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研究经济学、实践经济学“中国化”的卓越成果。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是这方面的代表。在这部大著中，他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规律、范畴，全面而系统地深入考察、分析旧中国经济，雄辩地证明，无论是商品、货币、市场、资本、土地关系，又无论是城市、乡村、工业、农业、商业，都既不是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经济，也不是完全独立的民族经济，而是各种经济关系交错在一起的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即地地道道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这是解放前我国经济学界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经济性质最系统最深入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解放后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国外有多种译本，被奉为研究旧中国经济的圭臬。
收在文集中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王亚南应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之请而撰写的。这是以经济学家的深邃目光研究上层建筑的一部十分出色的著作。他对滥觞于秦朝直至明清的二千多年中国官僚政治的经济基础、本质特征、演变过程以及社会根源的叙述，达到铭骨入木、淋漓尽致的地步。他阐明了官僚政治是以君主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形态，各级官吏不过是君主的层层代理人。“在这种形势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国王的语言变为他们的法律，国王的好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官运和生命）、结局，他们只要把对国王的关系搞好了，或者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对他们上级官吏的关系搞好了，他们就可为所欲为的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图自利了。”而国王的所谓“宵旰图治”，主要也不是为了下民，而是为了对付僚属。君主与谋臣策士日夜考虑的是如何使一般臣民对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君主之言行，不论正确与否，都得心悦诚服。旧中国的官僚政治，依附帝国主义，有浓厚的买办性，把牟利看得特别重要。要利就要官，有官就有利。于是“官僚控制的经济事业，作为政治资本。他们以此位置安插政治姻缘人物，以此为各种政治活动费的来源，以此为一党一派从事政治斗争的经济据点，其结果一切官僚事业衙门化，无效率化，就成了极其自然的现象”。
解放以后，王亚南在身负大学校长等繁重行政工作之余，仍致力于《资本论》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他一再强调《资本论》学习与研究应联系实际，重在应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文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理论贡献。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的理论，再次显示了这位经济学家的卓识远见。早在50年代，他就反对把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当作“猪嘴”，不准它伸进计划经济园地来的偏见。他详细论证了“价值规律作为一切社会形态的商品生产所共有的特征，并不是表现为消极的，而是表现为积极的，它的基本作用是促进生产”。因此，“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并不是和计划经济抵触的”。并指出价值规律“是差别主义者，而不是平均主义者”，与平均主义和惰性势不两立。问题在于“我们的思想认识还没有跟上，还有待于创造条件来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斗转星移三十多年，王亚南此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闪耀着真理的光芒，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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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继续解放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不久前，为了纪念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十周年，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社邀请在京的部分理论、文艺、教育、新闻、出版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与会同志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地位，是一场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真理的标准不能到主观领域和理论领域去找，真理的标准不是圣贤豪杰的名言和经典著作的字句，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决策是否正确，不但要看它在形成时是否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更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经得起实践的考验。无论是政策和理论，都要根据实践的检验来修正和发展。
有的同志强调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批判了极左路线的思想根源。从哲学上看，极左路线是以唯心主义认识论垄断对理论和政策方针的解释权，把不符合某些“条条”和独家注释的意见都视为异端邪说，从而实行思想理论方面的专制主义。
座谈会上，很多同志回顾了十年前开展这场讨论时理论界的状况，认为当时理论界朝气蓬勃，敢于面对事实，独立思考，形成了一种十分适宜于理论发展的环境。那场讨论告诉人们，要发展理论，需要有好的理论环境和理论空气，但这种环境和空气是不能坐等的，理论界自己的努力是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的。那场讨论也告诉人们，要发展理论，就要恢复理论的权威和尊严，一个理论工作者同样也应有自己的尊严，看风转向只能败坏理论和理论工作者自己的声誉。
许多同志指出，这场讨论确实在理论上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党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把生产力标准提到重要的位置。应该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认的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和十三大提出的判断我们一切工作是非的生产力标准是一致的。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和深化。在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已成为加快改革开放步伐、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必要前提条件。
十年来的历史事实使与会同志认识到，贯彻实践标准、解放思想并不容易，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许多同志提出，应该总结理论宣传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什么十年来理论战线发生了不少摇摆的现象，经历了不少坎坷的路程？“日丹诺夫式”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是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应该提倡党对思想、文化、理论的合乎科学发展规律的指导，杜绝那种指令性的行政干预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压服作风。应该提倡“学术无禁区”，鼓励知识分子勇于探索，而不是惧怕这种探索。许多同志认为，文化的发展需要长期的积累，这种积累奠基于持久的、顽强的工作，因而需要有一个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策。 （马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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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绝对自由不是资产阶级自由观
严辛、汪华岳撰文指出，过去把绝对自由说成是资产阶级观点，其实是不正确的。细查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和言论，可以说绝大部分比较严肃的思想家、政治家都不主张绝对自由；相反，他们有十分明确的反对绝对自由的言论。当然，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代，确实有讲绝对自由并忠诚信仰和宣传绝对自由的，这就是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对资产阶级自由意义的估价，过去大都肯定它的历史意义，但很少谈到它的科学意义。客观地讲，资产阶级对于创立科学的自由理论和学说是有功绩的。资产阶级自由理论和学说的功绩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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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思想解放要辨清四个问题
李稼蓬来稿认为，在当前新的思想解放中，有四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辨清。这就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看待资本主义，怎样对待封建主义，怎样对待什么“主义”也不是的各种新事物。他认为，何为资本主义？过去许多人并不真正清楚，以致于把个体经济、“三自一包”、乃至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竞争等等附加在资本主义身上，甚至“发财致富”也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他还认为，过去一个长时期，在一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叫喊声中，把封建主义这条又粗又长的“尾巴”轻轻地放过了。邓小平说，中国的弊端在于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真是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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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对北京人口老龄化趋向需研究对策
胡伟略来稿反映，北京市人口学会开会研究北京市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指出，1987年7月北京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比1982年的5.6％提高了1.1％。1982年比1964年的4％上升1.6％。最近5年比过去18年老龄化速度加快了。原来预测，北京老年人口即65岁以上人口比重1990年达到7％，现在看来1988年末就将达到这个标准，提前2年进入老龄化城市。如果按照60岁以上人口达到10％的标准来考察，北京已由1982年的8.6％上升到1987年7月的10.4％。这就是说，目前北京已属老龄化地区。对这种迅速老龄化趋向，应尽早采取正确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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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开始出版》
董辅祁主编的《现代经济发展研究丛书》第一本《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美国G·拉尼斯等著）已出版。这套丛书的宗旨是：有选择地介绍国外发展经济学研究著作，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提供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集中反映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优秀的理论成果，探索并讨论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优模式和理论选择，为摆脱贫困、使经济走向现代化服务。这套丛书近期将出版《发展的型式1950—1970》（美）、《发展经济学》（美）、《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展望》（日）、《结构主义宏观经济学》（美）等。 （杜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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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发展趋势》
作者：黄学忠
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本书勾画了现代企业变化的总体轮廓，主要是：（一）从传统企业走向新兴企业；（二）从常规企业向集团型和微型方向发展；（三）从传统技术为主转向高技术为主；（四）从侧重“硬件”（企业规模、技术、生产、产品）到侧重“软件”（决策、经营、管理、追求目标等）；（五）从传统产品转向新型产品；（六）从经验决策走向科学决策；（七）从生产经营转向战略经营；（八）从传统管理走向现代管理；（九）从追求利润走向也追求企业文化；（十）从个人领导走向企业家集团领导。 （涂永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