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我与副刊的情谊
难忘四十年的交往
徐迟
1949年6月，我从江南小镇来到北京。不几日就看到了《人民日报》。这以后它成了我每天必读的报纸。一转眼，它一天一天地出版了四十个年头，达到了它的“不惑”之年了。多么可喜！可贺！
40年间，我这支秃笔是已从不会写，到渐渐会写得流畅一些，总算为这报纸的副刊写了不少的诗文。因而颇有兴趣地查点了一下。这多年为党报写了一些什么，写了多少？查点之下，共得49篇，其中诗11题14首，文38题，似乎还有遗漏，尚待查清。所写的主要内容是在全国许多基本建设工地上的采访见闻。有几篇在署名之前，还挂上了“本报特约作家”的称号。在查点之中，想起了许多往事，使我怀有对副刊的感激之情，它又激起了我的浓郁的感慨。
余兴未尽，索性又查点了一下自1942年——1946年的重庆《新华日报》。一共查到31篇，内容较多而广，笔墨似更流畅。1946年的1月2日，刊出我一篇，作为八年抗战的文学总结性论文《在泥沼中》。文中说到我们的文学大体可分为“应该写”的和“愿意写”的两大类。两者能完美统一的，不多。而各写各的，不少，则各有利弊云云。我借用了对两位大作家的作品评介，说出了我自己内心的徬徨。
1949年夏在北京，捧着第一次文代会赠送的全套50本《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读得又惊又喜。自惭形秽，觉得我必须收起自己的一套，努力学习，到工农兵群众中，哪怕生硬地楔入生活也好，暂时不能动笔了，不写作了。1951年初是在朝鲜志愿军总部和开城。1952年半年在广西的柳城县三个乡中土改。1953年一开始就到了鞍钢的三大工程工地。这样，经过了兵、农、工三次生活体验，有所积累，也明确了自己的方向。至1953年4月18日，才在本报第三版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学报道，写鞍钢第八号高炉建成，点火投产的《难忘的夜晚》。到钢城来向我组稿的是文艺部的同志，最初给我带路的人我还没有忘记。
往事历历，尽在记忆中。接着写了《汉水桥头》和《真迹》、《长江桥头》、《归来》，与方纪合写的《欢乐的“火把节”》、《三门峡序曲》。党报发表它们，极大地鼓励了我。当年我有志于做中国工业化的记者，基建工地的发言人或代言人。接连五年奔走在全国的工地上，对未来的蓝图已看得十分真切，对全国建设的一盘棋了如指掌。可惜中国作协要我编了一年诗刊，又下放我到葡萄园中去劳动了一年，后来又编了两年诗刊，然后将我左迁到湖北武汉。然而来到了长江大三峡的工程上，我却挂了一个空，等了二十多年也未等着。一连几年做的都是我不愿做的事，但又都是应该做的事，故不能让我挎个挂包满天飞，以至我所梦寐以求的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和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歌唱的美梦，终未做成。
积十五年之沉默，蕴无限之忧思怨愤，1978年我才写出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报纸在转载它时所加“编者按语”云：“科学技术领域是层峦叠嶂的壮丽高原，是繁星灿烂的无垠长空，期待着更多的作者去探宝。”如今重读这语重心长的编者按，还不能不感到异常地激动。我们多么愿意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多么应该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环顾当今的文学界，愿意写与应该写的矛盾在我国许多作家们身上是已经解决的了。我们愿意写的正是应该写的作品。而应该写的作品，我们的作家也愿意写出，完全有能力写出它们来。对立是能够统一的，但矛盾却仍然存在。我们确还读到了一些包括部分老一辈在内的作家的作品，只是为了应该写而写，大量的作品未免淡而无味。我们确也读到了一些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作家一个劲儿地写他们愿意写的作品，大量的篇幅简直是莫知所云。
如今我只写愿意写的文章，我愿意写的文章似也都是应该写的文章。好像我已不在泥沼之中。多数作家肯定都不在泥沼之中了。中国作家的这一进步非同小可。不过还未可完全乐观，现在还有一些人陷在泥沼中，应伸出手去把他们拉出来。
副刊的五、八版在这40年里，真是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写稿的是受惠者，我是深受其惠者。十年动乱过后，文艺部一位负责人，曾在一个风雨冰雪之夜，同我在天安门城楼之下，来今雨轩之前的台阶上，深夜长谈，他重新燃烧了我死灰中的余烬。文艺部及报社许多编辑都关心过我；一批闪光的名记者在不同的生活点上帮助过我。包括全国各地的许多记者站，以及派驻国外的驻巴黎的记者和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等。把文章寄给副刊，比较放心，这是一个可以信任的编辑部。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为共同事业而默契地工作着。我决不会忘却他们的，这是40年的交往呵！怎么能忘记呢？
第8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读《中国现代杂文史》
杜鹏程
我和西北大学中文系关系较密切，师生们有好文章或著作常常送我，使我有拜读的机会。现在置于我案头的《中国现代杂文史》，就是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现代社会变革、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新旧意识形态搏斗的主要阵地。这本书是我国学术界为中国现代杂文写史的首次尝试，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但他们艰苦地摸索前进，资料搜集全面翔实，立论评析谨严客观，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他们把五四运动至解放前的杂文，大致分为三大类型：鲁迅为首的左翼及其外围的作者为一大类型；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及其影响下的“闲适派”为一大类型；第三大类型是一部分教授、文人及作家组成的“自由派”等。这种分析颇吸引人，显示了著作者的学力和眼光。这本书，文笔生动优美，叙事充满激情，因而读起来欲罢不能，而且使人思索甚多。
这本书不仅行文引人入胜，而且能以科学精神观察文学史上的功过是非。如对我国学术界过去因种种原因较少论及的周作人、林语堂、陈西滢、冯雪峰、胡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人的杂文都给以应得地位，作了较公允的评述；就是对高长虹这样的杂文作家，也给以一定的笔墨。至于对鲁迅先生及其进步营垒的论述，更是贯穿了全书，笼罩了全书，并成为大书的“脊梁”和“峰巅”。他们尽力从文学史、思想史和社会史的背景上来论述这位文学巨匠，力图使鲁迅研究达到新的水平、新的境界，虽然还未能完满实现，但这种努力是可贵的。另外，他们对鲁迅这样的大师，也是秉笔直书，不为贤者讳，坚持学术研究中实事求是的精神。
近日，该书主编张华教授致我一信，其中有这样的话：“在决定编写这本书时，我们确实感到杂文是中国现代史中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它在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它的作用又远超出文学领域之外。杂文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是西方文化所无而为我们独有的。同时，在新时期，杂文的发展上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现代杂文史》编写完竣后，我们还有意编写《近代杂文史》（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我们已着手编写《当代杂文史》（ 1949年建国后至新时期）……”请看，这些勇于开拓的学者专家的雄心魄力和远大的眼光，他们不满足已取得的成就，为自己又建立了更高的学术追求，这是令人敬佩的。生气勃勃和富于创造力的中青年学者，定会为我国文学界带来新的成就，为我国学术界带来新的贡献。
1988.3.18．西安
第8版(副刊)
专栏：
谈纸手工艺术
罗工柳
纸手工艺术，第一次在北京展出。这是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看了这个展览，使我想起20年代，我在家乡上小学时一段难忘的学习生活。那时学校有手工课，主要做纸手工。在油灯下，我细心地把彩色蜡纸刻成很细的纸条，然后编织成平面图案。我精心造作，从中得到很大乐趣。对纸手工，我兴趣极浓，经过一段制作，现在想起来，真是得益不少。首先学会动脑筋，同时懂得一点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审美观念。还有，也是我当时感到高兴的，就是我练出一双巧手，为当时老师、家长和同学所夸奖。这一段纸手工的锻炼，对我一生也起了作用。我年轻时刻木刻，能刻微型的木刻肖像，没有一双巧手，那是做不到的。中年我画油画，晚年写字，都感到得心应手。现在我已年过古稀了，但我没有忘记童年时代做纸手工那段充满乐趣的学习生活。
我的孙子，现在小学三年级上学。前两年，放学回家后，没事干，很顽皮，功课也不大好。因为没有乐趣，有时他自己大喊大叫：“七岁八岁万人嫌！”我听他在喊，心里很不安，觉得家长没有尽到责任。近一年来，有些变化，他放学回家后，很忙，很安静。我发现他专心在做纸手工，他不是做我小时那种简单的平面图案，而是做一种比较复杂的立体动物。他还不会自己创作，而是按书店买来的图纸制作的。但做得生动可爱。一位外宾来我家，看到他做的纸手工，十分喜欢。他送外宾一个红冠白公鸡，客人很高兴。孙子经过做纸手工，变化是明显的，功课也好了。不管他将来学工还是学文，也不管他将来做什么工作，我相信他经过做纸手工的锻炼，使他脑、眼、手得到协调发展，总会有好处的。
现在国家提倡美育。我认为纸手工是很好的形式之一。纸手工有很多优越性，它原料充裕，加工方便，成本低廉，制作工具简单，便于推广普及。我希望全国的老师和家长都注意这件事，如果孩子对纸手工有兴趣，就应该支持和指导。我建议把纸手工编入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美育课的内容。
这次纸手工艺术展览，使我大开眼界。我第一次看到纸手工艺术在造型上具备的特殊表现力。它不仅能表现人物和动物，而且可以作为建筑、汽车、轮船以及器皿的模型。它从表现简单的平面图形到很复杂的模型。这种富有奇趣的纸手工艺术，不仅适用于青少年，也适用于成年人和老年人，也适用于大学生，可以结合他们的专业做模型。如建筑系就可以做纸建筑模型。其他工业造型，也可以用纸材料做纸模型。总之，我认为纸手工艺术还有很大的潜力，是大有作为的。中国是为人类发明造纸术最早的国家，我希望在纸手工艺术上，也成为世界上先进的国家。
宋庆龄基金会举办这次活动，它的意义将是深远的。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重访鸭绿江
张沛
鸭绿江的水怎么有些发蓝呢？我站在游船的甲板上，迎着初冬的冷风，凝视着船头劈开的浪花。阳光下，鸭绿江一会儿是绿色的，一会儿是蓝色的。
江上，白的、蓝的游船乘满了游客。船上备有租用的望远镜，可以眺望对岸的新义州。其实用不着，当游船穿过鸭绿江大桥时，船身几乎贴着新义州的江岸航行，朝鲜同志们在码头上劳动的景象历历在目。偶尔也有朝鲜游船，紧贴着丹东的江岸航行。
鸭绿江静静地流着，江上薄雾散去，阳光璀璨，年轻人的歌声笑语在江面上荡漾。呵，鸭绿江，和平的江！在我的记忆里，鸭绿江没有游船，没有歌声，也不知它的水是绿色的还是蓝色的。记忆中只有鸭绿江大桥上炸弹呼啸，新义州火光冲天。
那是1951年的初夏，我作为记者和中外十几位同行一起，从丹东出发，乘长白山汽车团的汽车，穿过鸭绿江大桥，到战火纷飞的朝鲜去采访。那时，美国野马式战斗机在大桥上空俯冲，新义州在燃烧。鸭绿江没有如今的诗情画意，谁能顾得上看看鸭绿江是什么颜色呢！
世事沧桑，30年后的1981年，我访问美国，在南部的亚拉巴马州遇到一位颇为热情好客的企业家，谈起来，他1951年服过兵役，在朝鲜打过仗。我笑着告诉他：我“1951年也在朝鲜，你们的P51战斗机，在平壤低空扫射，打着了我们卡车的前轮，我差一点送了命！”他苦笑说：“如果我们当初是朋友就好了。”
在江上遨游了45分钟，上岸后，我们沿着鸭绿江公园漫步。一块巨石上刻着“中朝友好界河鸭绿江”，我和同行者在此留影。
年逾花甲，重访鸭绿江，情思缕缕，感怀良多。我们的祖国辽阔广大，但人生短暂，不是每个地方都能重访的。
我何时能再来鸭绿江呢？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高原
聂沛
高原出乎意料地安详
号角吹得天空微微颤抖
听不见歌手和砂页岩的声音
十万颗太阳高悬当头
黄土有如黄金汩汩流泻
曾经有王和后带着王冠一一走过
野兽饿死在希望的途中
任想象驰过云层
有一辆破碎的大车
紧挨着一夜风雪
我看见一条埋葬石头和历史的河
像凝动的血管一起一伏
但我深信
只要旗帜上有风来栖
高原就是高原 牛和人民的总和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莫做八十年代的“华威先生”
改革年代忙人多。这是朋友们聊天随便听到的一句话，没当回事，听过也就丢在脑后。改革开放形势逼人，谁不忙呢？
但这忙却未见得就忙在点子上。诸如一些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发奖会吧，请柬雪片似的飞来，家家都是盛情邀请，哪家也怠慢不得。拜了这会拜那会，疲于奔命。有时两个会赶在一起，都等着你去讲几句，人又不能一分为二，就只有这会听个头，下个会听个尾。实际结果如何呢？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更有人甘心让“风”刮着跑，嘴里喊忙，心里又不忍寂寞。而且这种口不对心的时候还居多。明知有些忙不过是走走形式，如若某次什么会真要是漏掉他，他反倒觉得奇怪甚至恼怒。他们需要报纸经常提到他们，电视里要时不时给个镜头，而人们在嘴上要经常挂记着他们。不然的话，他们极强的参与意识就似乎难以满足。于是——不免想起张天翼先生五十年前写的一篇小说《华威先生》。华威先生可谓忙矣，只可惜他分身无术。今朝有些人颇像昔日华威先生那般忙；甚至怕忙得也要学华威先生
“取消晚上的睡觉制度”了。如此这般，又该怎么看呢？如若点破的话，那我直言说：“莫做八十年代的华威先生”。
甲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