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试论我国利用外资的近期对策
杨爱群
自从1979年7月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来，我国逐步健全和完善涉外经济法规，外商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效益日益提高，尤其是1986年10月国务院公布《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之后，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已经进入了稳步健康发展阶段。
截至1987年底，我国吸收了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投资，批准成立外商投资企业逾万家，其中中外合资企业4600家，合作经营企业5190多家，外商独资企业183家，签订海洋石油勘探项目合同44个，外商投资协议金额达228亿多美元，实际投入约85亿美元。目前，已经有4000多家企业投产开业，它们分布于能源、交通、冶金、电子、化工等国民经济的重要行业。从它们的生产经营情况看，多数企业的经济效益是好的，中外双方都从合作实践中受益。此外，到1987年6月止，我国还借用国外贷款协议金额约310亿美元，实际利用约228亿美元。
然而，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时间不长，在利用外资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为了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宏观综合效益，充分挖掘利用外资工作的潜力，面对有利条件以及现实问题和困难，当前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可采取以下几项对策：
继续有重点地改善投资环境
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着战后第三次世界性的产业结构大调整，世界经济格局随之发生了一些有利于我国利用外资的新变化：其一，国际资本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规模不断扩大。1985年，国际资本流动额达2847亿美元，1986年增加到3800亿美元。其二，由于日元、西德马克近年来大幅度升值，国内生产成本随之直线上升，以至过剩资本、设备和技术正积极向外转移。日本在日元大幅度升值的迫使下，其海外直接投资额连年剧增，1980年仅为21.1亿美元，1986年增到223.2亿美元，1987年又增到333.6亿美元。其三，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或因债务过重，或因国内货币升值，生产成本上升，在国际市场上筹资的能力受到一定制约，加上近年来我国的投资环境得以较大改善，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对我国的投资。
为了更好、更多地利用外资，当务之急是继续有重点地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近来，许多国内外有识之士一致认为，我国目前改善投资环境的重点应放在软环境上。这方面要突出抓四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完善涉外经济法规。对已经制订公布的涉外经济法规，应根据对外开放的实际需要，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使之更加合理完善。二是切实提高办事效率。为此，首先要从进一步健全、优化外资管理体制入手，从体制上避免互相扯皮的现象，简化办事手续，减少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直接管理，加强宏观协调和管理。同时，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广大涉外经济工作者的素质。三是在继续举办新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同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办好现有的外商投资企业上。要真正使外商对来华投资办企业感兴趣，使我国的投资环境有吸引力，办好现有的外商投资企业是关键的一步。要把它们现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好，形成有利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小气候”。如果现有的三资企业还办不好，空喊改善投资环境，说得再好，外商也不会相信。四是结合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发展商品经济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含外汇调剂市场）、劳务市场以及技术、设备市场，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以优化产业结构为目标，继续合理引导外资投向
合理的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保证。外资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向不同，对产业结构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合理的外资投向，能带动产业结构合理发展；反之，则会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发展。
为了有效地优化产业结构，今后一个时期内，我们应将借用的国外贷款一部分继续用于间接促进外贸出口的能源、交通、通讯、原材料等项目的建设，同时应逐步转向重点用于直接扩大外贸出口和大批量替代进口的项目建设。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于举办先进技术型和出口创汇型企业，促进国内老企业的技术改造。要注重发展能带动机电技术进步的项目，发展能为技术引进国产化大批量配套的原辅材料、零配件生产项目。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长期借用国外贷款用于城市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不妥的。这样做虽然一时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但最终将因短期内不能提高还债能力而陷入困境。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严重债务危机告诉我们，长期过度地用外债抵补财政赤字、外贸逆差以及外汇收支平衡的缺口，将会酿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利用外资改造现有企业
过去有一阵子，一说引进外资办企业，就往往想盖新厂。这样做即使外商愿意大量投资，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配套资金。用合资经营的办法改造国内现有企业，效果会更好。我国有几十万个工业企业。通过股份制的方法，拿出一部分现有国营企业与外商合资经营，利用国外资金改造关键设备，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一般当年就可以投产，资金回收快，效益自然理想得多。对于外商来说，他们也可不用花钱新盖厂房、新添设备，无需投资建设其他配套设施。可谓事半功倍，两全齐美。
用合资经营的方法改造现有企业，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合资经营后由谁管理？在充分保障中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要大胆地让外商管理合资企业。举办外商投资企业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我们的企业技术设备较为落后，但更落后的是企业经营管理。一些国外有关专家经观察得出结论：中国企业技术设备普遍比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先进，但效益却差得多，根本原因是管理跟不上。有的专家甚至说，许多企业什么都不投入，换个人管理，就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益。既然我们的国营企业尚可请外国企业家来管理，为什么办起合资企业来反而不放手让人家管呢？
从已经办起来的合资企业的经营情况看，一般以外商为主管理的效益要好些。让外商管理要按国际惯例办事，不能再把我们的“大锅饭”体制掺和进去。要提倡中方人员在一定时期内老老实实地当学生，把外商的管理经验真正学到手。当然，我们所选的外籍管理者，须是有信誉有能力，并能遵守中国的法律和双方合同的。
根据国力所及，合理掌握利用外资的总规模
利用外资一定要以效益为中心，正确处理好数量与效益的关系，既要重视利用外资的数量，更要重视利用外资的效益，当前尤其要克服一哄而上，盲目追求数量的短期行为。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上讲，要从企业的偿还能力、国内资金配套、产品销售、外汇平衡以及运输能力、能源和原材料供应等方面，作认真的可行性研究，在地区、部门、行业内进行宏观协调和平衡。从吸收国外贷款上讲，要紧紧抓住借、用、还三个管理环节。目前，拉美等国发生的国际债务危机给债务国经济上带来严重的损失。我国目前的外债余额已具一定规模，预测到90年代将出现还债高峰。未雨绸缪，加强外债管理十分必要。我国以往的外债管理主要是运用行政手段进行总量控制，而以法律、经济、信息手段实施注重效益的质量管理不力。鉴此，今后在借用国外贷款中，首先应尽快制订、健全外债法规，依法对内管理，对外调解与我有关的国际债务纠纷，使对外借债程序法规化。其次，要确定适当的外债规模。衡量外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常用的几个控制指标可供我们借鉴：（1）外债余额／国民生产总值＜20％；（2）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当年外贸出口收汇额＜20％；（3）外债增长速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4）当年外债余额＜当年外贸出口收汇额。由于各国国情不同，采用这些指标时要根据本国的情况灵活掌握。从近期看，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一时难以大幅度改善，出口收汇难以大幅度增长，另外，我国的外汇储备不充裕，国际收支缓冲域小，加上国内配套资金有限，因此，对外借债时更要慎重，最好留有一定余地，以免一旦出现债务危机而措手不及。第三，建立和强化多层次的协调运行的外债管理体系。目前，我国采用双层窗口管理外债，国家批准的有权对外发行债券的部门和单位多达十几个，有的往往只管借，不管用和还，致使借、用、还脱节。为改变这种局面，亟待建立和强化从中央到地方多层次的协调运行的外债管理体系，中央应责成一个有权威的管理机构统管多渠道的外债业务。要本着谁借谁还，谁用谁还的原则，增强债务人的还债责任，把外债的风险和收益逐步交给企业、企业化的银行、咨询评估部门以及其它金融机构，以克服一些地方、部门行业在借用国外贷款中的短期行为。中央债务应和中央外汇储备挂钩，部门行业债务应和部门行业自有外汇挂钩，地方债务应和地方自有外汇挂钩，银行、金融机构债务则按自主经营、自求平衡的原则管理，以求全国外债业务运行的良性循环。
第5版(理论)
专栏：
刚正不阿 史笔如椽
——读《吴晗文集》
张习孔
继《邓拓文集》、《廖沫沙文集》相继问世之后，《吴晗文集》也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
《吴晗文集》（下简称《文集》）共四卷：第一卷，选辑了作者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历史论著五十六篇（部）；第二卷，收集了《朱元璋传》的两个本子（1954年本和1965年本）；第三卷，收集了作者解放前发表的杂文九十七篇；第四卷，选辑了作者在建国后发表的杂文、历史剧及论历史知识普及的理论文章共八十篇（部）。
吴晗同志在史学方面以专精明史著称，但他的学识渊博，贯通古今，在《文集》第一卷选辑的文章中，除关于明史的论文占多数篇章外，其他从先秦至清代的文章，也占一定比例，涉及的方面十分广阔，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宗教、民俗……几乎都谈到了。《西汉经济状况》一文是作者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学习时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全文长达四万余字，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全面地论述了西汉一代的财政、经济政策，土地、赋税、货币制度以及西汉的人口和都市问题，文中不时地提出精辟的见解。如他在论述西汉重农抑商政策时说：“困商政策之施行，实为失计，因为农作物的输入市场与得相当的酬报，势必有待于商人，农业与商业，实有相当的密切关系”。
第一卷中有两篇重要长文是吴晗为建州史补白而写的：一篇是《朝鲜〈李朝实录〉中之李满住》（原名《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一篇是《后金之兴起》。吴晗在前一篇文章中系统地叙述了建州女真前期的发展过程，并说明导致这一发展的原因是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建州女真因被蒙古军队入侵被迫南迁，从而加强了建州三卫在政治上的联合，并使女真族逐渐接受汉族的文化，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在其间起主要作用的是李满住。文章详细地介绍了李满住对女真历史发展的贡献，充分肯定了李满住在建州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研究建州前期的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后一篇文章主要叙述了努尔哈赤崛起的历史过程及其在1619年与明朝的萨尔浒之战获胜后的迅速发展，肯定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功绩及其内外政策。这两篇长文，基本上勾勒出建州历史发展的概貌，不仅史料翔实，在民族关系问题的处理上也是正确的。
《朱元璋传》是吴晗明史研究的代表作。《文集》第二卷收录了1954年的油印稿本和1965年正式出版本两个本子，可以为研究吴晗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参考。其中1965年本是作者自己较为满意的版本。这个本子无论在观点、史料运用和文字表达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它通过对元末明初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认真分析，较客观地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吴晗认为朱元璋结束了元末战乱的局面，建立了大明帝国，加强了全国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卓越人物。同时指出，朱元璋也做了一些坏事，如前期的重农抑末，使用严刑峻法，大搞特务统治，提倡八股文，制造文字狱等，这些都是对社会发展不利的，但总的来说，还是功大于过的。此书前后经过四次改写（从1944年写《明太祖传》时算起），历时20年，最后定本对朱元璋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受到广大读者和史学界的好评，认为它是一部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吴晗不仅是一位造诣极深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文笔犀利的杂文作家。《文集》第三卷辑录了他在解放前发表的杂文。这一时期杂文的内容，主要是在爱国主义思想支配下，以历史为题材，借古喻今，抨击蒋介石政府的独裁专制、贪污腐化、压制民主和特务统治，还有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和悼念死难烈士而写的一些散文。
《论贪污》和《贪污史的一章》是吴晗在抗战时期对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化发出的两支利箭。在前文中，吴晗在讲述“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后，尖锐地指出：“最奇的是皇帝也有贪污的，用不正当的方法收受贿赂，例如汉灵帝和明神宗。”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指向蒋介石的。后文则是对明代官吏的贪污加以剖析，指出贪污风气的形成，是由于“惟利是图、惟钱是贵”的社会风气和“官俸不足以养廉”造成的。暗示当时国民党官吏的贪污，也是根源于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不良，从而激发人们对国民党政权的唾弃。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是1944年吴晗为纪念明代覆亡三百周年而作。文章详细地讲述了明朝在灭亡后，弘光小朝廷君臣仍然文恬武嬉，争权夺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吴晗说：“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在这里，吴晗提醒人们“历史是一面镜子”，要用历史上的这面镜子，来照照蒋家王朝，看其与三百年前的南明小朝廷何等相似！
在《治人与治法》一文中，吴晗认为治人与治法应当合一。他引用历史上汉文帝、魏太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四位著名政治家严于执法的事例，说明“治人之所以使国治，是遵绳于以民为本的治法，治法之所以为治，是在治人之尊重与力行”。他就历史的教训评论国民党政治说：“使有治法而无治人，等于无法，有治人而无治法，无适应时宜的治法，也是缘木求鱼，国终不治。”
在这一卷中，还收集了吴晗于1946年和1947年写的《说儿皇帝》和《论奴才——石敬瑭父子》两篇杂文，借五代时期后晋国主石敬瑭、石重贵叔侄，为了作小皇帝，不惜奴事契丹，卖国求荣，隐斥蒋介石政府的亲美独裁。在后文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隔了一千年，读石敬瑭的记载，似乎还听得见看得见石敬瑭的面貌声音，石敬瑭左右的谈话和声明，援助，救济，军火，物资，哀求声，恫吓声，撒娇声，历历如绘。”笔锋如此犀利辛辣，其胆识过人，为当时和后世所叹服。
在《文集》第四卷中，除收录了一部分作者在建国后写的如《反对繁文》、《反对“花法”》、《赵括和马谡》等反对工作中的浮夸、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杂文外，同时选辑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的故事》、《清官海瑞》等几篇文章和唯一的一个剧本《海瑞罢官》。前面几篇文章是吴晗为响应毛泽东同志要宣传海瑞精神的号召，于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写的，《海瑞罢官》剧本则是1959年下半年动手写的。在剧本中，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通过艺术加工，创造了历史人物海瑞的清官形象。无论在题材选择或艺术处理上，都可称得是一个较好的剧本。不足之处是，由于作者是历史学家，不是戏剧家，因此在剧本的戏剧性方面，还缺乏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然而这毕竟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因此它获得1979年文化部的创作荣誉奖，是理所应当的。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吴晗竟因此蒙受千古奇冤，惨遭迫害致死，奸佞乱国，忠良见诛，不亦悲乎！
《吴晗文集》是一部有学术价值的文集，也是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出版，表明了党和人民对吴晗同志的怀念。今天的人们通过这部文集，将可学习吴晗同志高尚的思想品德和情操，学习他治学谨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他简洁明快的文风。
第5版(理论)
专栏：
区域突破 逐步推进
唐明峰
经济特区开创几年的成功经验证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可以采取“区域突破，逐步推进”的战略。
选择部分地区率先配套改革是当前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以建立市场机制为目的的价格改革，已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卡脖子口。价格改革的深入展开，不仅仅在于指令性计划的生产品种和指标放开多少，还在于能否控制住需求总量的增长。在需求过旺和结构失衡的经济形势下，价格改革会使国家面临巨大的财政困难：第一，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扩大了企业亏损面，国家财政必须通过内部分配的方式给企业大量亏损补贴。第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拉高了工业消费品的价格，工业消费品价格的过快上涨，又会刺激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为使城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不致下降，财政还要拿钱给消费者以相应的补贴。第三，全社会物价零售指数连续大幅度地上涨，必然使价格相对稳定的主要农产品的产农收入下降。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国家还要考虑再次调整主要农产品价格，这一切负担都将压在国家财政的肩上。现阶段改革之所以步履艰难，根本原因是国家财政力不从心。既然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全国的改革推向深入，那么，选择部分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分级财政等改革，集中一定的财力支持地方改革，就可能在局部取得突破，进而带动全国。
选择部分地区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是由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决定的。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东向西呈梯级状态，东部地区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闭塞落后。这些地区现在每年要国家财政补助近百亿元，如果再要国家拿出钱来支持这些地区的改革，那显然是国家财政所不能承受的。有些地区，即使有足够的资金，但因本地物资短缺，区域市场容量过小，各项改革仍难展开。资金过剩，放开过早，只会刺激这些地区在消费上与东部发达地区盲目攀比，或者滥用本地资源，造成资金和资源的浪费，给全国的生产建设和结构调整带来更多的问题。实际上，各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所要求的体制模式也应是多样性的。如财政体制的改革，就可以由“大包干”、“有偿补助”和“分税制”等多种形式，逐步过渡到分级财政体制。中西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水平落后，交通运输困难，即使也有设备较好的“三线工业”，但总体上说，其经济管理的方式恐怕也要与东部先进地区有所区别，旧体制改革的进程应适当放慢一些。而东部较发达的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更强烈地要求改革旧体制，世界经济的大舞台也在热烈呼唤着这些地区尽快建立有竞争力的新体制。这些地区的改革率先全面开展，看来是一种必然趋势。
选择部分地区率先建立新体制有利于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通过有差别的地区政策，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使条件优越的地区改革和发展走在前面，从而带动全国的发展和改革，避免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大震荡，并使稍后改革的地区少走弯路，比现在大家都挤在门口出不去好。东部地区率先建立起新体制和外向型的生产体系，其它较落后的地区可以有更大的国内市场。同时，通过与发达地区的横向联合，积极支持发达地区参加国际竞争，可以促进地区布局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形成国内经济多层次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有利于国内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会大大加强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竞争力。
部分地区率先配套改革会不会拉大地区发展的差距？应当承认，部分地区率先配套改革所引发的资源配置的大变化，会使这些地区产生巨大的资源“集积效益”，这有可能进一步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然而，克服地区差别的根本办法，不是让各地齐步走，而是让部分地区先快一些发展，从而带动其它地区共同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山东大学举行华岗学术讨论会
今年6月9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哲学家、史学家华岗同志85岁诞辰。5月中旬，在济南举行了“山东大学华岗学术讨论会”。来自京、沪、鲁、浙诸省市的学者、干部和华岗的亲友近200人参加了会议。会上收到论文20余篇。
50年代初曾与华岗同志一起工作和学习过的同志，盛赞华岗在建国后任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期间开拓性的实绩：延聘名教授，尊重、爱护他们，让他们在教学、科研中充分发挥作用，提高了教学质量；亲自给全校师生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唯物辩证法的大课，促进了师生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创办学报《文史哲》，倡导自由讨论，活跃了学术探讨的气氛。他的这些做法，使山东大学呈现了勃勃生机。
与会者指出：华岗无论在白色恐怖中，还是在蒙受不白之冤的逆境中，始终坚贞不屈，勤奋地从事革命实践和教学、写作活动。在晚年，他虽然身陷囹圄，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上的追求，写出了《规律论》、《美学论要》等近百万字的论著，这些文稿理论联系实际，见解独到，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会者普遍认为：华岗具有远见卓识和不畏权势的勇气，不盲目迷信权威。30年代，他曾公开指斥王明的错误，以致遭到王明的打击。50年代初，他针对高等院校过分崇拜苏联专家的时风，提出“我希望中国的专家结合中国的实际把教育搞好”。他在狱中撰写的《美学论要》一书中指出：斯大林太粗暴，公然破坏法制和集体领导，对优秀党员和无辜人民滥捕滥杀，造成历史的悲剧。所有这些，随着时间的考验，都显示了他求实的思想光华；但也正是这些，成为他罹难的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华岗不可避免地有他的缺点和工作失误；但是，在那“左”倾错误甚嚣尘上的年月，华岗的某些失误曾被夸大其辞。这有待于学者的甄别和廓清。（潘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