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要防止物价轮番上涨
罗精奋
近几年来，在我国商品交换活动中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很多生产经营者寻找种种借口，采取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竞相提高商品售价；中间的流通环节转手倒卖，层层加码，获取收入。涨价的有价格偏低的紧俏商品，也有不少是价格并不偏低的商品；名牌优质商品价格上浮，非名牌优质商品也趁势提价。
物价全面上涨不是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必然现象。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在一些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国家里，生产经营者即使遇到原材料涨价，为了保持其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一般总是首先千方百计地改进生产经营，改革工艺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减少流通费用，以尽量抵消原材料涨价的损失，保持生产经营的商品价格不涨或少涨。用户面对着众多的商品供应者之间的竞争，也有着广阔的选择余地。哪家商品涨价多，在市场上将受到冷遇以至被挤垮，受损失的恰恰是生产经营者自己。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放开价格，一般不会发生乱涨价，不会引起物价飞涨。我国由于当前不存在这种宽松的市场条件和竞争性的企业机制，如果把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格放开政策简单地移用过来，就容易引起物价暴涨。对这种物价上涨，仅用结构性变动去解释，是说不清楚的。
价格改革要防止物价轮番上涨。回顾我们这几年的价格改革，开始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提价，接着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品和一般加工工业产品提价，而且提价幅度都相当大。经过这样一个循环，农产品和能源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依然相对偏低。1987年国家并没有采取有计划的调整商品比价的行动，没有重大价格改革措施出台，但各类商品价格却继续普遍上涨。现在，多数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比较效益仍然偏低，煤炭工业和石油开采工业已出现全行业亏损。这样，又需要改变粮食和能源等价格偏低的状态。如果今后农产品和采掘工业产品由于成本提高而提价的部分，能够基本上被后续产品特别是深度加工产品的成本下降所抵销，涨价幅度逐渐递减，涨价波浪逐渐平息，从而各类商品的相对价格逐步趋于合理，这当然是好的。但如果出现新的一轮循环涨价，跟着物价、工资竞相上涨，则对国家经济建设，对改革、开放，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害无益的。这里的关键是：切不可将政策思想的基点建立在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幻觉上，如果国民经济一旦走上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之路，犹如脱缰野马，就不好驾驭了。
理顺价格关系与物价普遍大幅度上涨不应等同起来。所谓理顺价格关系，是使各类商品的相对价格逐步趋于大体合理。当然，相对价格大体合理，并不是简单地要求各种商品都严格按照各自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在存在着国家税收制度特别是对商品课以间接的流转税的条件下，等价交换不可能普遍存在。比如高税商品（如烟、酒和某些奢侈品）与由国家补贴的负税商品（如某些主要食品）的交换，就不是价值等量的交换。相对价格合理是指为了生产经营某种商品，商品生产经营者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同另一个商品生产经营者投入在其它商品上的同量社会必要劳动一样，都能够获得大体相等的纯收入。当然，这种相对价格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自然条件的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动，人们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要发生变化，随之其相对价格也要跟着发生变化。面对这种情况，最理想的是价格调整有升有降。但在实际工作中这样做是比较困难的，商品生产者大多不大愿意降低自己产品的销售价格。因此，在多数情况下采取该降价的商品不降价，该涨价的商品涨得多一些。从涨幅看，要大体上既能调动从事农业和采掘工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保证这些行业的扩大再生产得以继续进行，又使其涨价部分有可能被后续产品分段地逐步吸收，涨价呈递减趋势，从而使它们的相对价格趋向合理状态。由于商品价值量的这种变动是渐进式的，因此这种相对价格的继续变动，即价格的结构性调整，是在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或徐徐上升中进行的，这样就不致于对经济生活产生大的震动。从国际经验看，在宏观经济管理有成效的国家中，这类性质的物价总水平年上涨幅度约为2％—3％。我国由于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与加工工业产品的比价差距过大，加以国家的计划价格往往一定几年，很少根据情况变化经常调整，因此在价格结构性调整中，总的物价水平上升的幅度难免要高于2％—3％的水平，但也不宜过高。有人认为每年上升4％—5％较为合适，也有人认为近几年要从目前水平一下子降到4％—5％是有困难的。应当看到，这种性质的物价上升与相应的货币少量增加，对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以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引起货币过量发行，从而货币急剧贬值，推动物价上升幅度大大超过4％—5％，情况就不同了。物价的剧烈变动会给生产者和消费者以错乱的信号，生产者相互攀比，抢先把价格抬上去，连本该降价的商品也会纷纷提价。在这种状况下，不仅难以理顺价格，而且可能使比价更加不合理。
当前，我国经济已开始步入中度通货膨胀境地。近几年货币供应量（现金加上可用于转账结算的存款）的增长大幅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最近的一些情况表明，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的确过多了。连续几年货币过量供应，超过了社会商品流通的需要，这是几年来物价大幅度上涨的一个基本动因，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今后一个时期的物价形势。对此，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总之，我的看法是，由于科技进步、自然条件变化和长期固定的计划价格的解冻，并由于国际市场价格波动，我国进行商品价格结构性调整是必要的，由于这种调整而推动物价总水平轻度上升也是正常现象，它主要表现为农产品和采掘工业产品价格上升，而加工工业产品价格则基本稳定。当然，由此引起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应当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形式给居民以一定的补偿，以保持社会安定。在这一过程中，要采取有力措施，努力避免和克服货币过量供应，进一步完善和改造企业经营机制，以免出现各类商品轮番涨价的不正常现象。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价格改革的目的，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社会经济效益逐步提高。
第5版(理论)
专栏：
加强政策效应研究系统
王元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近十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反思改革所走过的道路，我们又不能不承认，在改革的某些具体措施上存在着某些失误。当前改革已进入了关键的阶段，需要配合解决一些难度较大而又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把握改革的风险性和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重大措施，尽管在出台前一般都经过反复调查、反复评估的可行性研究，但这种可行性研究的方法还有待改进，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对有关方案的设计前提、基本思路和方案实施后可能产生的正负效应，缺乏多方面严格的反向研究。因此，这种可行性研究一方面很难避免改革方案本身的缺陷或失误；另一方面，在改革方案出台之后，对贯彻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和相反的对策又缺乏充分的准备，不能及时地提出相应的措施。例如，前几年进行的以双轨制为特点的生产资料价格体系的改革，由于在方案设计时把抑制价格轮番上涨的主要力量过多地寄托在加工业企业的内部消化能力上，没有更全面更客观地估量到这一改革方案以及其它同期出台的改革措施，如税收、利率、计划内供应物资减少、工资调整和折旧率提高等对企业承受能力的影响；同时，对双轨制价格可能产生的消极效果也估计不足，因此，这一改革方案实施之后，很多企业不得不采取各种变相手段提高产品的价格，或者要求上级主管部门减税让利，提供各种优惠。结果不仅未能有效地抑制住价格的轮番上涨，而且还刺激了企业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大量非经济行为和违法行为的滋生，对整个社会心理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没有任何成套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没有任何现成模式可以照搬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改革过程中难免会有些失误，但是，我们应当尽可能把由此付出的代价减少到最低的程度，使深化改革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为此，应当大大加强对政策效应的研究。开展政策效应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现行尤其是即将实施的改革方案和重大的宏观政策进行风险性分析，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制定政策和方案的前提、主要内容、正负效果、社会反应等方面的论证和考察上，甚至鼓励某些研究人员专司“挑剔”之职，即专门从相反的角度，如站在政策执行者或各种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立场上来进行研究，通过模拟和预测他们的意向和行为反应，以便向政策和方案制订者提供更广泛的信息，从而激发更加完备的政策思路和拟定有效的辅助对策。这种从相反的角度研究政策效应的工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一般可行性研究的不足，从而使改革方案和重大宏观政策的决策更加科学、更加正确。
开展这种政策效应研究，应成为今后进行改革方案和重大宏观政策可行性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为了开展这种研究，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参与政策效应研究的人员不仅应能享用与政策制订者同样的信息资源，而且还应通过本系统或其它的经济信息和社会调查机构，掌握尽可能广泛和多层次的信息资料；二是政策效应研究系统应有较大的独立性，它的研究成果不能随意公开，而应通过一定的组织渠道上达有关的决策者和部门；三是从事政策效应研究的人员应由精干的、不同学科的专家们组成，并根据这一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在组织制度上鼓励和保证研究者们能大胆地、自由地发表意见，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第5版(理论)
专栏：
民主政治的民族特性
杨斌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民主政治既具有阶级属性、又具有民族特征。过去对民主政治的阶级属性问题比较强调，论述也较多；而对民主政治同时还具有民族特性问题，却重视不够，论述不多。本文想侧重这个问题，略述管见。
一切民主政治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
民主政治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它在历史上曾起过革命作用，现在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它仍是治国的主要形式，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也把民主政治作为政治现代化的内容而孜孜以求。至于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更广泛的民主。现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在改革中力求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但是，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是各不相同的。在如何建设自己国家的民主政治的问题上，必须从各自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
在我国，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曾就此做过很精辟的论述。他谈到中国的“民权”政治时说：“政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3页）。孙中山还研究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宪法，认为很多地方“不完备”，而且“流弊也不少”。他针对当时中国在学习西方代议制民主中所出现的“猪仔议员”为钱卖身、分赃贪利的流弊，尖锐地指出：“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以为就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同上第757页）。孙中山先生当年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很有借鉴意义。
从更大的范围看，即使是世界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家，也认为不存在可供各国通用的最好、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提倡“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就说过：一切良好的政治制度“在各个国度都应该按照当地的形势以及居民的性格这两者所产生的种种对比关系而加以修改；应该正是根据这种种对比关系来给每个民族都确定一种特殊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尽管其本身或许并不是最好的，然而对于推行它的国家来说则应该是最好的。”另一位思想家布拉马奇也明确指出：“每一种好政府并不是同等地适宜于一切民族。在这一点上，必须顾及各个民族的气质和特性以及国家的大小。”（转引自卢梭：《社会契约论》第87页）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任前针对美国当时有独立主权的十三个州互相倾轧，有可能“使整个国家陷于毁灭的危险”，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为此，他特别强调美国的“民族特性”问题。尽管美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也有人试图按照英国的模式来为美国制订宪法和建立议会制政体，但是实际上美国最后没有照搬英国的模式，而选择了总统制的新政体，并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美国另一位前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也曾强调在选择政体形式问题上的国民意志和民族性。
世界落后国家是否可以照搬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呢？亚非拉地区的许多革命家、政治家的回答也是否定的。拉丁美洲上个世纪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在领导拉美国家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后，曾就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问题发表过一些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说：“永远不要忘记，一个政府的优越性不在于它的理论，不在于它的形式，也不在于它的机构，而在于它适合于所在国家的性质和特点。”（《玻利瓦尔文选》第88—89页）
综上所述，不论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都认为不能抽象地谈论民主政治形式的好与坏，因为在某一国家实行可能是最好的民主制度，搬到另一个国家去就可能行不通，或者是最坏的。所以，民主政治形式好与坏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是否适合所在国家的实际情况。
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都有一个发展过程
世界历史现实还表明，任何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完善都有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首先，拿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之一选举制度来说，在资产阶级各国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第一，选举权是逐步扩大的。在英国，早期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很严，只有少数富人才享有选举权；1832年选举改革法降低了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增加了选民二十万，使选民由占人口总数的1.5％增加到4.7％。1884年统一全国城市与农村选民资格标准，使城市的工人获得了选举权。1918年，英国妇女第一次有条件地获得选举权。直到1928年，妇女才取得了同男子一样的选举权。第二，选举制度也是不断变革的。英国最初的选举是采用公开选举的形式，直到1872年才改为秘密投票的办法。1883年公布取缔选举舞弊法，规定了选举费用限额和选举舞弊的处罚。1948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废除了营业处所、伦敦市和大学选区的三项选举资格（即废除复票制），实行所谓“一人一票、一票一价”的原则。
其次，就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本身来说，也是经过二三百年的不断变革，才逐渐完善的。英国是议会制度的创始国，1688年后建立的君主立宪政体，使代表封建贵族利益的国王的权力受到了一定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到18世纪初、中叶，议会的权力极大，国王的权力进一步削弱，国王选择内阁必须考虑议会的意见，否则内阁就得辞职。可是到了1784年，小庇特内阁在下院反对的情况下不仅没有辞职，反而把下院解散了。这标志着政府权力的增强。以后逐渐演变到内阁如得不到下院的信任，必须总辞职或解散下院，但不得两次解散议会。这样，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关系才逐步理顺。法国自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后，经历了五个共和国和两个帝国时代。在第一共和国时实行过4年委员制；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的1875年，才真正确立了议会制的共和政体。但长期以来，议会权力远在政府之上，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也名存实亡。因此，法国人称它是“议会擅权制”。由于议会倒阁的权力过大，致使政局很不稳定。仅1873—1926年53年间，就更换了75届内阁。戴高乐曾严厉谴责这种议会制的“动荡、软弱和无能”。1958年，根据戴高乐的主张制定的第五共和国宪法，大大加强了总统的权力，使法国的政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政体兼具议会制和总统制的特征，有人称之为“半总统制”。实践表明，这种体制比以前的“议会擅权制”更适合法国的情况。
第三，再就总统制国家的总统任期制问题来说，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和完善的。最初，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只有任期的时间限制，一般为4年、5年和6年等；后来，各国在实践中发现，仅有任期年限不行，还必须规定“不得连任”的限制。例如，墨西哥以前的宪法只规定总统任期4年，没有限届的规定，结果出现了波菲里奥·迪亚斯连续当了六届总统、最后经过人民起义才将其赶下台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墨西哥在1917年修改宪法时改为，总统任期6年，但绝对不得连任。美国在二次大战前后，也出现过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的情况，1951年宪法修正案便规定，“任何人不得任总统之职两届以上”。现在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都规定总统“不得连任”。非洲有的国家也开始实行连任限届的规定。
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一样，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也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完善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从理论上明确民主政治的民族特性，对于如何建设我国的民主政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民主政治的双重特性，要求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我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这种基本情况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只有在改革中保持和发扬优势，改革和去除弊端，才是实现我国民主政治的正确途径。那种借口我国某些具体制度和工作中有某些弊端，从根本上否定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本质的不同，不能照搬；而且是因为同一类型的民主政治因国家具体情况不同，也是不能千篇一律的。
其次，不同国家的民主政治虽然不能照搬，但还是可以借鉴的。相同类型的民主制可以互相借鉴，不同类型的民主制也可以互相借鉴。过去我们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制与资产阶级民主制是根本对立的，无借鉴可言，这是简单化、绝对化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对于封建专制制度是一种历史进步。其选举制、任期制、轮换制等民主方式，社会主义国家完全可以依据本国具体情况，为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所用。此外，他们的某些具体的行政管理制度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值得我们研究，如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某些经验，就值得借鉴。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只要我们本着兴利除弊的原则，既不照搬别国的模式，又不拒绝借鉴外来的有益经验，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必然会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西方资产阶级搞了二三百年，经过不断变革才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今后随着时代的前进，仍将继续不断变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至今仅70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才38年，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特点，决定了我国需要有一个改革完善的过程，这是合乎历史逻辑的。我们既要坚定改革的决心，认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又要充分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民主政治的建设还要经历长时期的实践和探索，企图一蹴而就的想法是脱离实际的。
第5版(理论)
专栏：出版消息
《法学新学科手册》出版
在当今科学发达、知识和信息激增的时代，法学领域为适应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各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迅速发展，法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与相互渗透也日趋广泛深入。法学新学科的不断兴起和形成，已成为法学现代化的一个大趋势。因此，从理论上系统地介绍、研究和探讨法学新学科，也必然成为当前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法学新学科手册》（何勤华、徐永康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出版，正是适应了这一要求。
《法学新学科手册》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近年来出现的各门法学新学科的著作。该书对基础法学、宪法行政法学、民法经济法学、刑事法学、国际法学和技术法学等六个部门的135个法学新学科，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书中不仅对各学科的概念、内容、研究对象和体系作了系统的说明，而且通过丰富的资料，对每一种学科的历史沿革以及当前的发展和研究状况，也都作了详细的阐述。全书融科学性与知识性为一体，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因此，本书不但可以使一般读者对当前各门法学新学科的研究状况和基本问题有较为系统、完整的了解，对于较高层次的专业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殷啸虎）
第5版(理论)
专栏：出版消息
《哲学的童年——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研究》
作者 杨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是研究西方哲学发展线索的一部著作。书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期从萌发产生到亚里士多德正式形成哲学学科的发展线索。内容包括哲学的产生、原始素朴哲学、希腊古典时代的哲学发展三大部分。
（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