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寻梦
——电视连续节目《河殇》第一集解说词
苏晓康
〔黄河拉加峡，湍流旋涡〕
1987年6月13日，吸引成千上万中国人的黄河漂流探险传来凶讯：洛阳和北京两支黄漂队都在拉加峡下峡翻船遇难，曾经漂过长江虎跳峡的两位勇士郎宝路、雷建生也被黄河激流吞没。国内一时议论纷纷。
据报道，这些青年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肯·沃伦对此十分不解。他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去漂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当然，沃伦先生永远无法把眼下的漂流，同一百年前西方列强的炮舰在中国江河里横行的历史联系起来。可中国的青年忘不了。
当这些漂流者抛尸黄河的时候，我们是称道他们有爱国精神呢，还是批评他们的盲目民族情感？
无论怎样，他们把这件事情偏偏做在我们民族的母亲河上，悲壮和悲剧都是巨大的。
事情不仅仅只表现在江河漂流上，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
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当然，也有不少人不再为这些事烦恼。他们匆匆离开祖国，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个究竟。同时，那些散落在外面的游子们，又纷纷回到祖国来看个究竟。这两股双向逆反的风潮又说明了什么呢？
是近百年来总是被动挨打的历史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心态吗？或者说，是近几十年来的贫困落后造成的吗？
或许是这样，但不完全是。在这些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在痛苦，它的全部痛苦就在于：文明衰落了！
在当今的世界上，面对着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和全球文化汇流的大趋势，每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民族，都面临着现实与传统的严重危机。传统越古老，危机越沉重；危机越沉重，寻根越热烈。
这的确是世界上很奇特的一条大河。它从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冰峰雪山中发源，向东流去，经过一座黄土高原以后，就变成了一条黄色的泥河。这条黄河偏偏又孕育了一个黄肤色的民族，这个民族恰恰又把他们最早的祖先叫做黄帝，而在今天的地球上，每五个人中间，就有一个黄帝的子孙。
黄水、黄土、黄种人，这是一种多么神秘的自然联系，它仿佛让人相信，这个黄色人种的皮肤就是被黄河染成的。
的确，天地间还没有其他一种自然力量，曾像黄河这样对塑造华夏文明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要去作繁琐的考证，只从一个在中国最常见也最受敬畏的偶像上，就能得到应证。
〔九龙壁。喷火的龙舟。龙年邮票〕
它，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象征。可是，人们是否想过，华夏民族为什么会崇拜这么一个形象凶暴的怪物呢？恰逢又是一个龙年，对龙神崇拜的研究也热闹起来，这无疑也是文化寻根的一种表现。
〔演播室。学者谈龙神文化〕
蔡大成（神话学者）：龙，是原始人按特定观念组装起来的，是一个组装料。马头、鹿角、蛇身、鸡爪，在文化的含义中都是一种生命的符号……。
谢选骏（《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
有人说，在中国文化中有某种宽容恶势力的成分；也有人说，中国民族性格中，有圆滑世故、听天由命、逆来顺受的致命弱点。那么，这决不是偶然的。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来说，农业的命脉正在于水，水却被龙王主宰着。于是，这个民族爱它也恨它，赞美它也诅咒它。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感情，就像龙的形象一样复杂。
于是，中国人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他们要把龙王老子供奉得使它无可挑剔，把它捧上权力的峰巅；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丰收锣鼓敲响的时候，着实地戏弄这老东西一番，出出一年磕头烧香、诚惶诚恐的恶气。这真是一种绝妙的中国式的智慧和幽默。在敬畏和戏弄之间，人们获得了微妙的心理平衡。
环境越困难，刺激文明生长的积极力量就越强烈，这是西方史学界的一个著名观点。他们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摇篮，可能就是由于人类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比中国的南方，例如长江流域，要严重得多。人们潜伏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
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东方社会那悠久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同水有关系，可能你会觉得奇怪。其实，这种看法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东方的自然气候状况，使大规模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为农业的首要条件，在那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必须由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专制政权来组织成千上万人去完成。这就是著名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可惜，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讲清楚，让后人一直争论不休。
〔从秦始皇兵马俑方阵叠印古埃及金字塔〕
成千上万微不足道的个体，被某种秩序排列组合在一起，拥戴着那个至高无上的顶峰，这种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不是很像一座庞大的金字塔吗？因此，民主、自由、平等这些东西，就很难成为“亚细亚”的了。
亚细亚，是一句古闪米特语，意思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在地球北温带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壤处，从冰山雪峰中流淌出来的几条大河，分别孕育了人类最古老的几个文明。
无论是黄河、尼罗河，还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以及印度河，这几条著名的东方江河，都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因此，亚细亚是创始的地方。文明的曙光从亚细亚升起，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
但是，五千年过去了，亚细亚的太阳陨落了。这几个最先闪光的古老文明，也或早或迟一个个黯淡下去了。
这是为什么呢？
在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黄种人的文明，却异乎寻常地延年益寿。这似乎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长期延续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多少年，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总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现象。
其实，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美国哈佛大学的华裔学者张光直教授认为，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由于自身具有重视经济、贸易和技术等等因素，后来同地中海的古希腊文明结合，产生了突破性的新文明因素，最后走向了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
在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常规通道，实际上是东方式的亚细亚形态。张光直教授研究了中国文明同中美洲玛雅文明的相似性，认为它们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他认为，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都具有类似的普遍性。
因此，并不是中国文明多么特殊和奇怪。它的漫长，恰恰是整个古老世界的最后挣扎。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
在我们的民族情感上，总有这样一个误区：似乎近百年的耻辱，只是一种光荣历史的断裂。自从1840年以来，总有人用古代的荣耀和伟大，来掩饰近代的贫弱和落后。
然而，文明毕竟衰落了。
历史的富足、文明的悠久，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
〔张明敏身着龙纹长袍唱《龙的传人》〕
哪个中国人不熟悉这支歌呢？
你从这歌声里听得出有一种深深的叹息吗？
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这可敬又可怕的古老偶像，曾经凝聚了我们祖先的多少恶梦，难道我们还要用它来凝聚我们今天的悲凉和怀旧之情吗？
龙的崇拜，似乎可以证明，我们民族的心灵，还深深地眷恋着黄河孕育的那种古老文化的氛围，还迟迟地停留在祖先的历史阴影之中。这颗心灵如同活在梦中。今天，确实到了彻底唤醒它的时候了。
文明衰落了，我们也不必哀伤。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大河流域文明，无一例外都衰落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计算过，人类历史上一共出现过21种文明，其中14个已经绝迹，6个正在衰朽，只有古希腊文明转化成了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我们应当勇敢地正视历史。
几千年来，黄河文明受到多少次伴随着征服的外来冲击，但它始终没有陨落。我们曾经很欣赏这种强大的文明同化力量。但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尽管外来冲击不再伴随着大炮和铁蹄，我们的古老文明却再也抵挡不住了。
它已经衰老了。
它需要补充新的文明因子。
龙的传人呵，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祖先已经创造了的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需要我们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槽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
第5版(文学作品)
专栏：
挺然一倔竹
——记萧军
管桦
我在门前种了几丛翠竹，不断受到不知甚么人的摧折，却又不断顽强地生长起来。苍翠碧绿的叶子，在风中快乐地摇颤着。我并不需要藉它们来使我想起我的许多同样命运的朋友。但我还是藉它们来祝福卧病在床的萧军，愿他早日恢复健康。他躺在病床上，也充满豪气，并且是幽默的，风趣的，引得我们和他一同欢笑，我知道这在我却不可能。
在我青年时代刚接触文学的时候，便知道同鲁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萧军的名字了。出我意料，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因病离开军队，到哈尔滨参加的第一个会，却是批判萧军。他不顾当时的国际情况，为自己祖国所受的屈辱和损害大声疾呼而获罪。带着全家，下放到抚顺煤矿劳动改造去了。因此，我没有看见这位鲁迅作序的《八月的乡村》的作者。后来听说他受尽世人的冷眼，困苦失意，全然是一个被文艺界遗忘的穷儒了。可是，他从未动摇过人生的核心，精神抖擞地为工人编写连台本京剧，亲自组织剧团，亲自导演，同时还写了一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十几年后他调到北京市文化局文史馆工作。
灾难总是带着雷雨和风雪降在他的头上。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冲进北京市文化局文联大院，揪出荀慧生、侯喜瑞、老舍、端木蕻良、骆宾基等几十名艺术家、作家的时候，混乱的人群里，我见一个人，仰卧在地上，挺直身子，双手保护着自己的头，承受一群红卫兵的无情鞭打。当我知道这人就是萧军时，由不得冒然高声喊道：“同学们！要文斗，不要武斗！”话没落音，几个红卫兵手提皮鞭，横脖子瞪眼朝我走来。文联的同志们往上一涌，把我掩护在拥挤的人群里。
从那以后，我常常隔着玻璃窗，惊奇地看见刚刚被批斗过的萧军，在文化局后面的小院里，穿一件宽肥的灯笼裤，挥舞着木头宝剑，旋身，踢腿，锻炼身体。在悲哀与眼泪的世界里，他那有齐唇短胡子红润丰满的脸上，看不出烦恼的痕迹，也看不见揩抹不尽的哀愁。而那时，在收音机里，在大街小巷，在各种各样的群众大会上，在长安街游行的人海里，那嘈杂的震天撼地的合唱里，我总是隐约听见奴隶的哀泣。“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分别下放到北京市郊区农村劳动改造。他所得到的仍是无终止的批斗。在如山的屈辱下面，他从未期望过道义的力量，也没求助于道义的力量。他似乎知道，那乃是血流中的希望，梦中的幻境。十八年后，我在报纸上看到年近八十高龄的萧军，到上海为鲁迅扫墓的报道。这位被鲁迅看中的选手，在为祖国独立和民族尊严而搏斗的竞技场上，跌倒又站立起来，经历着磨难和斗争的勇士，为甚么眼睛里充满了泪水？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常使我焦心的，是我无法知道最为真实的朋友的全部历史。我所看到的一切只是他们的一部分。萧军成为我忘年之交的朋友，是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六届一次会议开始的。我们同在一个小组。在铺着洁白台布的桌子左边，坐着丁玲、胡风，隔着舒群、江定仙、贺绿汀，便是萧军。他穿一身月白色粗布裤褂、鲁迅式的平头已经花白，齐唇的短胡子也是花白的，已有了老人斑的丰满脸颊，却仍是红膛膛充满青春气息。
“我平生只有四个目的”，他说，“一，求得祖国的独立；二，求得民族的解放；三，求得人民的彻底翻身；四，求得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制度的出现。我们这一辈人，”他继续说：“在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我那个年龄，对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凡是我能做的，无论是用口，用笔，还是用手，我都做了，所以我并无骄傲，也没有什么遗憾。我也不说我做得多，我也不说我做得少。我是中华民族的子孙之一，我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权利。尽心了，就行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平静的语调，不高也不低，使人觉得他是在努力抑制着心中的激动情绪。“我也没有牢骚。”他说，“我这一辈子，如果说，所遭受到的一系列挫折磨难、痛苦委屈，都不见得比别人遭受得少的话，可以这样说：直到现在，仍是精力饱满的在干着……”他的发言结束了，被一种简单而沉默的惊讶情绪所代替。
在回住房的走廊上，他被一群年青的委员包围着，簇拥着，都尊敬地叫他“萧老”。请他在打开的笔记本上签名。
我和萧老同住一个房间。这并非有意安排，乃是一种巧合。白天还有他的女儿萧耘来照顾他。于是房间里立刻响起热闹的说笑声。
“我爸在会上说了些什么？”萧耘用她所特有的响亮愉快的声调问我，一面从她父亲手里接过手杖和脱掉的上衣。
我把挑起的大拇手指竖在他的面前，赞叹地说：“受了几十年委屈，半句牢骚都没有！”
“发牢骚是没有用的！”萧老同样变得活泼愉快，拖长的声调，好像在和我们争辩。他挺胸站立着。说话时那花白色齐唇短胡子一撅一撅地掀动着。“总是不满也是没有用的。”仍是拖长着尾音，同时扬起手臂，把一个手指悬空地向下一戳：“就看你自己能做些什么就行了。否则的话，那点劲头都从牢骚和不满里给泄跑了。不要怪三怪四，要想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且由自己做起来。如果我总是发牢骚，也绝活不到今天！”
“喝！这倔老头子！”他女儿夸耀说，“七老八十的人，还老想做点什么。”
“我们的老祖宗已经给我们做了先例。”萧老打断女儿的话。习惯地挺直着胸脯。那齐唇的短胡子掀动着：“比如，发明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但是，我们也不能净靠老祖宗过日子啊！我老祖宗阔得多！——那是阿Q精神。自己总得创造点什么给后人，哪怕是留下那么一点点值得学习的精神也好！”他在会场穿着那件月白色粗布上衣，像个老工人，现在脱了上衣，只穿一件白背心，挂在两肩的背带，吊着宽肥的灯笼裤，嘴里叼着小雪茄烟，完全是个老教授了。他的话，使我沉思了片刻：在我们伟大强壮而又羸弱的时代，不是已经有些人，把那人世崇高的民族尊严换得黄金以后，失去了自己的使命吗？
萧老安详地坐着。我爱他也如其余的人一样。人们有着青春的魅力，也有着同样老年的魅力。同他父女二人在一起，无拘无束，如同阳光下风中波动的海浪，不断发出欢乐的笑声。我们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官僚主义转到他们父女喜爱的歌星，转到武打片，又转到我怎么也看不懂的小说和诗歌，以及社会上那些阿谀者们空妄的梦。
“艺术家不要飞得太高。”萧老忽然打断我的话说：“太高了就看不见地上的事物，看见的只是月亮和太阳。”
我以为艺术家要能高能低。不飞到一定的高处，就看不到地上的全貌；看不见哪里是阳关大道，哪里是绝境，哪里是深渊。
晚上，萧耘回家去了。我同萧老躺下，对榻说了些闲话，便听他响起雷鸣般的鼾睡声。我吃了两片“安定”。关了灯，才朦胧睡去。
一天半夜，我忽然醒来。眩目刺眼的灯光里，见他穿一件白色背心，白布短裤衩，安详地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吸着那种廉价的小雪茄烟。他那剪成鲁迅式的平头，以及在他的上唇刮得短短的胡子，有如银色的针一般闪着光。
“萧老，是不是我打呼噜把您惊醒了？”
“不是。”他摇头说，“人到了老年，半夜总要醒一阵子，然后便一觉睡到天亮。”
“我陪您一会儿。”我说着下床去坐在他身边的沙发上，燃起一支香烟。在缓缓飘散的烟雾里，我们东拉西扯，谈天说地。我想到文艺界长久以来存在的不团结，乃是三十年代所造成的内部裂痕，它的阴影便投落在我们的心上。但在这方面，萧老谈的不多。我只是贪婪地听着鲁迅和左联的种种轶闻趣事，鲁迅对他和萧红二人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我问他为甚么同萧红离婚？
“没别的原因，就是性格不合。”他平静的语调超越了往日的离愁。“她性格温柔安静，需要一个写作环境，一个舒适的小家庭。我性格粗鲁，决心走向抗日战场。战乱中，在一个小火车站见了最后一面，便分手了。”那快要泯灭的记忆，和某种遥远印象中的依恋神情，在他有齐唇短胡子的脸上闪现了一下。
一个是在那黑夜阴影里栖身的生死场上柔弱女性，一个却使人想起八月乡村中，那猛地冲击着风暴的雷雨。但是我转变了话题。有些新奇的突然的疑问在我心中激起：“萧老，1948年在哈尔滨，您为祖国的尊严展开的一场辩论，现在看起来您是完全正确的。可是，难道您没有想到当时国内国外的具体情况，您是非倒霉不可的吗？”我问。却没有说出长久以来我思索过的：即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尊严，也往往是以屈辱为代价的。
“是的，我知道会倒霉！”他心平气和地回答：“但是我必须那样做！”他毫不含糊地说。我看见作家的正义和勇敢在他的眼睛里闪耀，那是他无罪灵魂发出的光明，曾经渲染过他流亡的岁月。
屋子里静悄悄的，整个城市都睡在夜的怀里。
我害怕我的谈话会引出悲伤的调子，淹没这位老人充满自信和力量的心声。于是，我带着快活的笑容说：“您倒霉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出版了您的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那是冯雪峰担任出版社长的时候吧？”
“冯雪峰不敢出版！”萧老的回答出我意料。因为我知道，他和冯雪峰是三十年代的好朋友。“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他缓缓地好像是从烟雾里吐出的声音：“毛主席在我的信上批示：‘萧军的作品还是要出版的’。我拿去问冯雪峰：这回你出不出？他说：你拿来上方宝剑，我当然要出。”
于是谈话转到在延安他和毛泽东的交往。我觉得奇怪，被迫害三十年，尤其是十年动乱以后，他对毛泽东仍然有着深沉的爱。由不得问他：“毛泽东发动这场灾难性文化大革命，您怎么看？”
“这是历史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他回答说。又那么挺直起胸脯，把一个手指悬空地使劲儿朝下戳了一下，上唇的短胡子也掀动起来了。“历史是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他习惯地拖长着尾音。
从这以后，我们几乎每个夜晚都醒来闲话一阵。那时，十年动乱虽然早已结束，它的阴影却仍旧笼罩着我。有时我最真心的笑，也深藏着某种痛苦。对于我能倾诉衷肠的，才使我解除忧愁。我以为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是若干世纪以来，人民和领袖人物所造成的结果。怀着健壮的灵魂，以屈辱为代价，争得尊严的作家的出现，乃是国家民族之希望的证明。于是，我给萧老画了一幅墨竹，又写了一首小诗赠他：
挺然一倔竹，雪里更苍青。
久识天地心，从不怨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