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向生活和艺术的多层面掘进
朱寨
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四届（1985—1986）全国优秀中篇小说评选结果已经揭晓。这届评选与前三届评选不同的是：终选之前的初选篇目也向社会公布。虽然，看来初选的30篇作品数目已经不少，如果想到此时期发表的中篇小说有上千篇，被推荐的有几百篇，那么这30篇也是一个经过严格选拔的数字。因此，初选篇目的公布也是一种荣誉。即使如此，也难说已经较完全地体现了这期间中篇创作的全貌和成就。
如果说每届优秀中篇评奖，犹如一次中篇创作的集中收获，体现了那个“创作年度”的成就和特色，标志着中篇创作前进的里程，那么这届获奖和初选提名作品引人注目的特点是作品艺术风格和手法的多样各异。这时期产生了一批风格、手法不同凡响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小鲍庄》、《红高粱》、《你别无选择》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些作品同时也受到某些议论和非议，主要与外国现代主义的某些作品相比较，如《喧嚣与骚动》、《百年孤独》、《第二十二条军规》，以及苏联作品《炉子》等，有模仿之嫌。不过只要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可能受到某些审美意识、艺术角度和结构手法的启发，这不过是借助外来的星火，点燃了自己的积薪。这是创作上不可缺少的酵发和催化，促进创作的机制。正如有人说的，这些作品，还说不上过多的借鉴，只不过是作者本质的外化。这与模仿抄袭不同。鉴别是否模仿抄袭的试金石，还是作品的内容，是否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发现和独特的风格。
《小鲍庄》（王安忆）的结构不是单线故事顺序推进，而是多头交错，最后归总。只这一点可以使人联想到《喧嚣与骚动》。风俗画的笔致，古歌的情调，或许使人想起《呼兰河传》，但作品内容和格调，天南地北。《小鲍庄》描写的生活环境，是安徽多灾之地，人物的遭际中留有凤阳花鼓的余音。作品内容和风格都是独具的，更多的是我国山水诗的风韵。作品里有这样一个重要情节是：小名小慧子的大姑，1960年困难时期，随父出外要饭，一去二三年。父亲客死外地，她独身归乡，带回一个两岁小子，宣称从路边上拾来的，所以取名拾来，让拾来称她为大姑。其实两人是母子，作品却没有点破。这其中有多少辛酸，有多少难言的感情扭曲，写来却是淡淡地、不动声色。而那“叮咚，叮咚”的货郎鼓响，不仅隐约在耳，而且袭人心扉。鲍五爷老年丧子，孤苦伶仃，成为“老绝户”。捞渣这个“仁义”的农家子，待他如亲爷爷，同床捂被，慰藉着老年人的心窝。闹水灾时，大水淹没了村庄，捞渣为了从水中救出鲍五爷而殉命。全庄人为一个孩子抬棺送葬，严肃深痛。作品并没有作大肆渲染，而轻描淡写道来，在全庄停伙默哀的沉寂中，“唱古的颤微微地拉起了坠子”……淡淡中写出了水土动容，古歌哽咽，令人回肠荡气。
有人把《你别无选择》（刘索拉）与《第二十二条军规》相联系。这可能是由作品题目引起的。《你别无选择》里大学生心态描写，是否真实，是否模拟？从作品描写的真切，可以看出，是出于作者对生活、人物的深切体会和感受，不是外借影描来的。除非作者，恐怕换人便难写出如此地道的音乐学院生活。作品的文字确实不像传统的作品那样连接周延，而是跳跃性的简洁、明快，使人感到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行文似乎漫不经意，却举重若轻地写出了音乐学院特有的浓厚校园气氛，学生们的心绪情态，东鳞西爪，星点云片，却使人感到如身临其境。
《红高粱》（莫言）的生活内容，不仅是地道中国货色，而且具有浓烈的地方气息。在艺术表现上，更是肆意放浪，有意触禁犯忌，不以人为范。作品与苏联小说《炉子》的人称相似，恐怕是巧合。《红高粱》中“我”的人称叙述更加荒诞离奇。人称方式，一方面有奇特的戏剧效果，同时也使人觉得不真实。《红高粱》的粗犷大胆，在文坛上刮起一阵旋风。曾一方面给文学创作注入强劲的雄风；另一方面也夹杂进了飞沙。中篇小说创作艺术风格的各异和艺术手法的多样，新作者不断崭露头角，呈现出艺术上的兢进创新的气象。这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结果。
由于长期的与世界文学的隔绝，对其历史和现状了解片面，有人把所谓“西方”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形容成童话里的“大灰狼”。其实，这是世界文学历史的演进，人类思维的新结晶。从开始到现在，现代主义理论和创作，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不少作品成为世界名著，形成新的文学“爆炸”，一旦拆除篱障，在世界文学的真实面前，不能不引起深刻的艺术反思，对现实主义也打开了新眼界。
在以往的拨乱反正中，虽然解除了文艺从属政治和政治标准第一的思想禁锢，既缺乏正面的艺术理论的建树，也缺乏创作上的示范借鉴，一般文学创作一时难免在困惑中作惯性滑行。自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理论、批评方法和代表作品大量引进，才给我国的文坛带来了新的“喧嚣和骚动”，开始重建文学知识结构，更新文学观念，开拓艺术思维空间，新的艺术追求，成为普遍的自觉。
艺术思维一旦从以往单一凝固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向着无限的空间展开“人类幻想的无限性”，其结果，不仅是带来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更主要的是审美意识的生发开放，审美观点的解放，自然也就对社会人生作多点多向多层次的审美投射。因而对人生现实不仅扩展了平面的视野，立体的观照，而且也透视深化，自然也就扩大了创作主题和题材的范围。即使一些老的历史题材，也有了新的开掘，长期被忽视的角落，也得到了艺术的烛照。
《馕神小传》（宋清海）和《秋天的愤怒》（张炜）是反映当前农村改革题材的作品，涉及到农村改革中的思想矛盾、不正之风。这类题材政治和政策色彩较强，很容易落入过去“写政策”的覆辙，但两篇作品都写得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形象不落俗套，不是简单的政治主题。《馕神小传》的故事并不曲折复杂，简单地说，就是养殖蘑菇专业户的儿媳玉芝，为了扩大自己的养殖事业，需要场地，迫使丈夫向公公梁仓满老汉借他的老屋而引起的家庭纠纷。而这篇作品涵盖的内容，远不是可以这样概括的。首先是这篇作品创造了一个有历史深度和现实复杂性的农民形象：“馕神”梁仓满。在他身上浓缩了中国农民的“生存方式史”。他所经历和记忆中的人生生死婚丧礼俗，无不与祈求“五谷”有关。他一辈子的心血都用在粮食上。灾荒、饥饿的刻骨体会，使他得出这样的信念：“世上真正的老虎是肚子”。粮食成为他观察、思考事情的依据，逻辑推理的前提，崇敬到宗教信仰的程度。他守着的老房子，暗藏的都是防荒的粮食，包括用板栗脱成坯垒的墙壁。他反对儿媳离开种粮去养殖蘑菇，更拒绝出借他的老房子。后来他被打通了思想，却还担心“中国的粮食足够了吗”？怀疑“外国人是不是省了他们的地和人力种粮食，才买咱们的蘑菇”。梁仓满最后虽然出让了祖传的老房子，“改了规矩”，却觉得对不起祖宗。表面上像了却一生心愿的恬静、满足，“如同再不能上套的老牛，丢开一世的奔波、疲劳”。内心里却经受着“残酷的折磨”。结果他成为改革中的保守者。梁仓满与玉芝两个对立的主人翁，并不是两种观念的化身，而是活生生的人。梁仓满的性格可以说是奇特、复杂的综合。写得既有传奇色彩，又十分真实可信。玉芝泼辣、机敏又颟顸。她所以能够勇敢迈出历史的一步，还有她性格上的原因。作者对于这两个人物，既不是单纯的歌颂，也不是单纯的暴露，跳出了不是歌颂就是暴露那种狭窄“歌颂与暴露”的审美框框。
《秋天的愤怒》的作者，以深切的同情，描写了一对真正从事改革的青年男女和普通群众，在改革中受到的挫折和压抑；同时愤怒地揭露了特权势力顺应着改革的潮流伪装营私，敏锐地提出了改革中的新问题。作品主人公李芒，因为“爷爷是地主”，在“唯成份论”盛行的时候，他不能被推荐上高中。后来因为升学制度改为推荐和考试相结合，凭考试成绩，他才得入高中。在学校结识了女同学小织，毕业回乡后，又同在一个文艺宣传队唱歌演戏，因而相亲相爱，相约结成夫妻。小织的父亲肖万昌是村支部书记，肖万昌在在村里当了30多年的干部，是这方土地上的“权威人物”，并与县乡权力部门不法分子结成关系网，过去是垄断农村的招工、分红、参军、出伕等人事权，甚至干涉他人的婚姻恋爱自由。现在他们又利用改革制定承包定额的权力“发大财”。一些工厂简直成了他们这些人的“钱柜子”。肖万昌除了对李芒夫妻的经济盘剥，还利用权力囤积倒卖化肥，吞并困难户的土地。小说的青年主人公根据自己的身受目睹，愤愤说：只要权力还掌握在肖万昌一些人的手里，“村里的人就别想真正富裕起来”。这种权力关系网，“阻挠农民的解放，毁坏农民的幸福，已成为农村的新的桎梏！”其实这也是作者的愤怒，表达了农村改革中群众的呼声。从这些愤怒的描写和呼吁中，使人痛切地感到农村政治改革的迫切性。
《一路风尘》（王小鹰）触及的是另一类尖锐的现实问题，即知识分子问题。虽然这个问题早在《人到中年》中已经尖锐地提出，现实生活中知识外流的“出国潮”尤令人震惊，但这危及当前四化建设和国家未来前途的严重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作品描写了一个出国留学生，学成归国却得不到用武之地。作者并没有把问题简单地归咎政府领导，而是对诸种社会弊端陋习作综合剖析，既有上述的原因，也有人事制度的制约，还有人际之间的勾心斗角，无谓内耗，写出了种种新旧社会的陋俗。致使这位拒绝了国外优厚招聘，怀着报国热情，“一路风尘”回来后的留学生，连一个对口的工作岗位也没有找到。这其间的经历更是风尘仆仆，扑面迷眼。它激起人更深广的思考。作品提出的是一个更加广泛而富人生哲理的“问题”：一个需要多种的爱助。作品把焦距不是对着问题，而始终追寻着人物心踪，刻画人物的感情。虽然他在工作上一时成为失意人，但精神上仍是一个强者。这个形象并不使人感到伤感，而是受到激励。特别是他那执著的爱国主义意志追求十分感人。
《爸爸，我一定回来》（达理）是这批获奖作品中字数最少的一篇。落笔亲切自然，像童话。但并不是写给儿童看的，而是代儿童向“父道尊严”的父辈苦诉。父道尊严，在我们这个几千年封建家长制度的国家里，根深蒂固，已经使人麻木，熟视无睹。作品却写出了具有当今时代特点的新意。小说中鲁岩这位父亲的“父道尊严”特点是：“常常对一些一知半解的问题，信口胡诌”，却让孩子无条件地接受。这已成为习惯，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却伤害了女儿童稚幼嫩的心灵。作者用一个十岁少女的童心，撞开了这位“父道尊严”父亲的铁门。鲁岩从部主任身上对“父道尊严”得到省悟；“部主任”们不应该从鲁岩的“不称职的父亲”的悔悟中反省一下自己的“父道尊严”吗？如果对作品的这一寓意理解不错，它确实是一篇“童话”。
《前市委书记的白昼与夜晚》（张笑天）通过一位刚刚离休下来的前市委书记一昼夜间，在家庭、机关、街道所遇所见所闻，详尽地描写了一个离职干部的处境和心态。那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不知如何重新生活的迷茫，写得淋漓尽致。大批离退休干部会感到亲切，会产生共鸣。同时，随着离退休干部的日益增多，也将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应该引起注意的社会问题。作者把这位前市委书记重新送上抗洪第一线，这未必是正确的指引，还存有长期来创造英雄人物模式的痕迹。但作品的主要特点是那些逼真生动的世态和人情的描写，耐人寻味，可以作多方面的联想思索。
另外一些作品所描写的生活题材并不新鲜，却掘进到新的生活层面，写出了新的人物，或熟悉人物的新血肉，如《桑树坪纪事》、《红蚂蚱，绿蚂蚱》、《孽障们的歌》、《灵旗》、《军歌》。正如巴金同志对其中某些作品所说的，“有新鲜感”。
《桑树坪纪事》（朱晓平）几乎是公认的这时期中篇最佳作。它把我们引入一个艺术的长廊，描绘一幅幅斑驳瑰丽的农村生活画卷，画面上既是血泪斑斑，又是雄壮灿烂。塑造了一批非常真实又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物。他们“大块地大块地耕种收获，却要一粒粮食一粒粮食算计着过日子”，在贫苦中求生存。为了一点点求生的追求，可以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困境面前并不沮丧，不认输，想乐呵呵地生存。在那动乱年月，桑树坪的生产队长李金斗领导着乡民们支撑起了天塌地陷的局面，确实令人惊奇。这些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可以说丝毫没有以往这些形象都难免的概念化的痕迹。虽然作者借作品中的
“我”说“到底正经庄稼人应该是个什么样？我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弄明白这个问题。”其实，作者笔下的农民就使我们感到这才是真正的庄稼人。作品用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十年前曾是桑树坪村的插队知青。这是经过十年思想感情的过滤提炼，对那段生活的重新审视，包括对于当年的“我”重新发现了人民身上更深刻的东西，对于当年的“我”也不再那么过分的哀伤抚慰，笔力更加遒劲。
《红蚂蚱，绿蚂蚱》关于中原农村“我姥姥的村”的描写，与《桑树坪纪事》简直是异曲同工。两者的主人公“队长舅舅”与队长李金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但他们身上却有共同的品格，在那动乱年代与群众共患难，成为群众的精神支柱。后者像前者一样，开掘出了深藏在这些普通村民生命中的金子：“即忍的坚毅”，“叫人不忍去看”的争先赴难献身……同时也写出了庄稼硬汉“一身铁肉”的力和俊俏村姑的美。前者描写的榆娃与彩芳之间的爱情经过和遭遇，简直是残酷的，简直令人心惊肉跳。后者描写的农村妇女对爱情的忠贞不二是隐忍的，殉情也是无言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产生的时候，正是文坛上兴起了一股“寻根文学”，挖掘所谓民族的劣根性，描写蛮荒愚昧，一时成为时髦。而上述这些作品，虽然描写的是现实生活，也触及到古老的传统。这些作品对此既没有美化，也没有丑化，而是通过真实的生活描绘写出了民族性格的复杂。民族精神的精髓，蕴藏于这复杂的真实中。离开现实生活去挖掘民族性格，必然求助于玄虚的想象，理念的符号。
《军歌》（周梅森）、《灵旗》（乔良）分别写的是抗日战争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争题材。长期来，这是我们创作的主要题材。此类作品，已使读者感到重复陈旧。作者们也感到容易落套，创作难有新的突破。因而在创作界被视为当前创作上五个老大难问题之一，即所谓创作上的“五老峰”。而这几篇作品，恰恰在这方面的题材上，有新的突破和超越。《灵旗》里的红军官兵和苏区群众，再不是似曾相识的“应该”的那样子，而是未曾相识，面貌陌生，却觉得更像生活“原来”的样子。《军歌》所写的是“台儿庄大捷”后，日军反扑包剿，使成千上万的军民成为俘虏，被驱入煤矿服苦役挖煤。一些被俘官兵在煤矿里继续进行顽强英勇的斗争。这里所写的官兵属于国民党部队，他们以被肯定的对象进入我们的文学作品，恐怕还是初次。在这些官兵中有告密者，有因为“求生欲念”，“从一个军人变成一条狼”的“人”。但也不乏不愿屈服的硬汉子，还有与矿外
“游击队”秘密联系组织串联的暴动组织者。这支部队的那首军歌，记载着他们部队“云南起义护国、靖国的光荣”，号召“开到抗日的战场，弟兄们用血肉争取民族解放”的战斗决心。这首军歌唤发起了这些官兵们的沉在心底的神圣感情，把他们的斗志凝聚成一体。作品的生活和艺术气氛悲壮感人，蕴含着一种悲壮美。
《红尘》（霍达）、《女儿经》、《古宅》可以归入城市或市井文学。它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开拓了这方面生活的新生面。前两篇作品都是女作者，她们以特有的细腻笔触分别为我们揭开了北京小胡同里大杂院里的人事纷繁，戏剧性的变迁，上海里弄灶披间里邻居间的闲言碎语，一家主妇和女儿们为婚事的烦恼。肇始不久的市井文学，正由外部市俗风物的描绘进入市民生活的内室和心态。《古宅》描写的上海郊区的一座古宅和古宅的主人，带有神秘色彩。在此以前，这个生活题材，像这座高墙深院的古宅一样，尚无人涉足，作者在创作上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封闭的“古宅”。作者们并不是像品尝风味小吃一样，津津有味地咀嚼市井生活的细节，也不像欣赏古董一样，玩味与世隔绝的寂寥，而是让人真切地感觉到改革开放像看不见的空气一样渗透进人们传统的日常生活，连生活的死角也起了波澜。
其它作品，包括反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雷场相思树》、《凯旋在子夜》都有新生活内容、人物形象的开拓和开掘。值得注意的是，在对生活的新开拓的同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更加多样。这正是艺术上内容与形式的互为因果的辩证关系。我们的中篇创作已进入这样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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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个性的追求与文化品格的强化
——江苏部分青年作家小说创作特征浅探
费振钟
现在，从整体上描述这一群体的形象已经难于做到了。这不仅是因为江苏近年来青年创作队伍人数众多，不可能用同一尺度概括，而且比较起来，他们的创作不像有些地方曾经以共同的“宣言”显示群体的力量，而喧嚣，而崛起。他们从一开始便追寻着个体的目标，他们对文学的选择始终是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的。前推十年，如果说，李潮、徐乃建的小说当时代表着小说对现代生活和现代精神探索的潮头，那么其后赵本夫、周梅森、储福金、黄蓓佳、范小青等一批作家并未循着这样的路子前行，而是各在自己的生活领域、情感领域和艺术领域掘进。人们自动放弃了以“流派”衡量文学发展的准则，而转过来更多地关注每一个创作个体的文学创造现象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重新估价江苏青年小说创作的位置才有了可靠的依据，而不再要求他们“反思”了没有？他们是否有“探索性”的尖端之作？或者他们有没有集体行动去“寻根”？这里绝没有揶揄的意思，只在说明江苏青年作家并不重视那些所谓“群体”意识，他们有内在的支撑点，即打破群体的共向性，以自我的审美选择与追求构成群体内的个性竞争，个性的独立无疑成为这个群体内聚的力点之所在。
谈论他们具体创作中的个性化程度，可能比理论阐述更实在。周梅森、赵本夫、黄蓓佳、储福金，在江苏青年作家中成绩颇著，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或历史与生命的寻觅，或礼赞土地精神气韵的挖掘，或当代青年对人生的探求，或现实生活中世俗男女情感的梳理，显示了不同的个性魅力。关注和评价他们的言论已经很多，这里不必再述。而另外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像范小青、苏童、叶兆言等，似乎更应受到重视。范小青经营小说已有不少年头，从创作的数量上看，她写得不算苦，常常轻轻松松地就推出一批作品，但在个性的发展上，却显得相当苦涩。最初的格局偏于小巧，一味在她生活的苏州小院落里寻找一些零零碎碎的“主题”，而缺少对周围市民世界的深刻透视和把握。而且，叙述上的婉约和精致，只是某种外在的文学雕饰，江南文化环境的特质还没有真正地浸透和占有她笔下的人物。她的近作却大有进步。仅就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看，已突破了她过去的创作格局，越过表层的社会主题的表现，透进了历史与现实交替着纠结着的生活内层，同时，在生活形象的叙述背后，作者主观精神的契入，开始在作品里显示了一个“范小青”的存在。这是她个性创造价值的第一次有力而饱满的展示。苏童的小说，有一种飘逸感。作为生命意象的故乡种种物体：桂花树、枫扬树、青石码头、河流，都被他安置在童话的辉煌境界里。然而，他确认这些意象，并找到自己的叙述态度和方式，也是近一两年才有的。苏童式的小说意味，仅仅为苏童所有，他没有模仿别人，自然别人也模仿不了他。叶兆言出手就不能让人小视，《死水》固然仅仅写一个“无聊”的大学生，颇有点“多余人”的味道，它却暗示了叶兆言式的对人生的破解。后来《悬挂的绿苹果》和《状元镜》各以迥异的色调出现，然而在叙述层面上所显现的艺术纯净度和“文人”气韵，同样袒露出叶兆言艺术理想和艺术思维方式，以及他的人生态度、精神追求。他的作品的平静和客观得拙朴的语调，使人感觉到那种对人生和世界的超然境界。但绝不是超脱现实。《死水》、《悬挂的绿苹果》那一份骚动不宁，《状元镜》对最现实、最世俗生活的沉入，都意味着作者人生视角的开阔——这些陈列式的简介，用意在指出江苏青年小说创作的群体特征：个性的自觉与追求，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异性，从人生态度、艺术思想到作品的叙述观念、模式、风格，各个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创作审美取向的多样。这对一个群体而论，唯其如此，它的存在才是有价值的。
如果把江苏青年作家的个性建设放在整个江苏文化环境中考察，显而易见在他们的独特性的另一面都有着一种文化背景的加入，这就使他们的独特性超出了“个人”的范畴，表现出相当明显的“集体性”的文化品格。换句话说，江苏青年作家个性的发展，不单是个人主观追求的结果，而且更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文化品格的强化。这种强化，绝不意味着个性的沦失，而是意味着个性自我建设被一种文化环境和文化精神所认同，因此更具创造性意义。
比较能够代表江苏南部小说风格的是储福金与唐炳良。前者对女性描写的“温情主义”，反映出江南水乡的文化柔丽委婉的特质，在此他实现了自己的精神素质与吴越文化的重合；后者对女性描写（《情探》、《叠影》等）的“感伤主义”，与前者相比是同质而异构，不过唐炳良明显多了一些在古典戏曲艺术长期熏染下的吴越地区悲剧文化因素。女作家中，黄蓓佳多描写艺术领域的生活，那种突出的艺术文化特点，使她的作品有着雅文化的色泽；然而范小青数年来完全沉浸于俗文化生活中，也未尝不具有吴越文化的优雅。
归结起来，文化品格的形成有着多重因素的作用：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被制约着的作家文化心理，作品表现的特定的文化形态，以及作为特殊文化样式的文学艺术传统的影响等等。当我们说江苏青年作家文化品格的强化时，既包含了作家对自我文化心理的确认与超越，也包含了他们对江苏文学艺术传统的承继和反叛，同时更包含了他们在创作中文化意识的深化和文化主题的选择。然而，我们同时发现了问题的存在，也就是，江苏青年小说创作群体是否在具备了自己的文化品格以后，就意味着个性的最终胜利呢？回答是不能肯定的。因为事实上他们还不能拒绝文化惰性力的引诱，一种为江苏所特有的“中和”文化基因，始终悄悄地牵引住他们的手脚，使他们归顺于文学的温柔敦厚和名士风度。看来他们正面临着又一次抉择：从文化背景中彻底地解放自己的个性。这很难，但必需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