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3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副刊)
专栏:

梦萦未名湖
季羡林
北京大学正在庆祝90周年华诞。对一个人来说,90周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就是所谓耄耋之年。自古以来,能够活到这个年龄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但是,对一个大学来说,90周年也许只是幼儿园阶段。北京大学肯定还要存在下去的,200年,300年,100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同这样长的时间相比,90周年难道还不就是幼儿园阶段吗?
一个大学的历史存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书面的记载里,在建筑的实物上,当然是的。但是,它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相对而言,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时间是有限的,但它毕竟是存在,而且这个存在更具体、更生动、更动人心魄。在过去90年中,从北京大学毕业的人数无法统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母校的回忆。在这些人中,有许多在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显赫的名字。离开这一些人,中国近代史的写法恐怕就要改变。这当然只是极少数人。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尽管知名度不尽相同,也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祖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个人的情况错综复杂,他们的工作岗位五花八门。但是,我相信,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母校像是一块大磁石吸引住了他们的心,让他们那记忆的丝缕永远同母校挂在一起:挂在巍峨的红楼上面,挂在未名湖的湖光塔影上面,挂在燕园的四时不同的景光上面:春天的桃杏藤萝,夏天的绿叶红荷,秋天的红叶黄花,冬天的青松瑞雪;甚至临湖轩的修篁,红湖岸边的古松,夜晚大图书馆的灯影,绿茵上飘动的琅琅书声,所有这一切无不挂上校友们回忆的丝缕,他们的梦永远萦绕在未名湖畔。《沙恭达罗》里面有一首著名的诗: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
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北大校友们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吗?
至于我自己,我70多年的一生(我只是说到目前为止,并不想就要做结论),除了当过一年高中国文教员,在国外工作了几年以外,唯一的工作岗位就是北京大学,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占了我一生的一半还要多。我于1946年深秋回到故都,学校派人到车站去接。汽车行驶在十里长街上,凄风苦雨,街灯昏黄,我真有点悲从中来。我离开故都已经十几年了,身处万里以外的异域,作为一个海外游子经常给自己描绘重逢的欢悦情景。谁又能想到,重逢竟是这般凄苦!我心头不由自主地涌出了两句诗:“西风凋碧树,落叶满长安
(长安街也)”。我心头有一个比深秋更深秋的深秋。
到了学校以后,我被安置在红楼三层楼上。在日寇占领时期,红楼驻有日寇的宪兵队,地下室就是行刑杀人的地方,传说里面有鬼叫声。我从来不相信有什么鬼神。但是,在当时,整个红楼上下五层,寥寥茫茫,只住着四五个人,再加上电灯不明,在楼道的薄暗处真仿佛有鬼影飘忽。走过长长的楼道,听到自己的足音回荡,颇疑非置身人间了。
但是,我怕的不是真鬼,而是假鬼,这就是决不承认自己是魔鬼的国民党特务,以及由他们鸠集来的当打手的天桥的地痞流氓。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处在垂死挣扎阶段。号称北平解放区的北大的民主广场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红楼又是民主广场的屏障,于是就成了他们进攻的目标。他们白天派流氓到红楼附近来捣乱,晚上还想伺机进攻。住在红楼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提高警惕,注意动静。我记得有几次甚至想用椅子堵塞红楼主要通道,防备坏蛋冲进来。这样紧张的气氛颇延续了一段时间。
延续了一段时间,恶魔们终于也没能闯进红楼,而北平却解放了。我于此时真正是耳目为之一新。这件事把我的一生明显地分成了两个阶段。从此以后,我的回忆也截然分成了两个阶段:一段是魑魅横行,黑云压城;一段是魍魉现形,天日重明。二者有天渊之别、云泥之分。北大不久就迁至城外有名的燕园中,我当然也随学校迁来,一住就住了近40年。我的记忆的丝缕会挂在红楼上面,会挂在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上,这是不言自喻的。
一住就是40年,天天面对未名湖的湖光塔影。难道我还能有什么回忆的丝缕要挂在湖光塔影上面吗?别人认为没有,我自己也认为没有。我住房的窗子正面对未名湖畔的宝塔。一抬头,就能看到高耸的塔尖直刺蔚蓝的天空。层楼栉比,绿树历历,这一切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一睁眼,就明明白白看到,哪里还用去回忆呢?
然而,世事多变。正如世界上没有一条完全平坦笔直的道路一样,我脚下的道路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坦笔直的。在魍魉现形、天日重明之后,新生的魑魅魍魉仍然可能出现。我在美丽的燕园中,同一些正直善良的人们在一起,又经历了一场群魔乱舞、黑云压城的特大暴风骤雨。这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但愿它也能绝后)!我同一些善良正直的人们被关了起来,一关就是八九个月。但是,终于又像“凤凰涅槃”一般,活了下来。遗憾的是,燕园中许多美好的东西遭到了破坏。许多楼房外面墙上的爬山虎,那些有一二百年寿命的丁香花,在北京城颇有一点名气的西府海棠,繁荣茂盛了三四百年的藤萝,都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被消灭了。为什么世间一些美好的花草树木也竟像人一样成了“反革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犯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自己总算侥幸活了下来了。但是,这一些为人们所深深喜爱的花草树木,却再也不能见到了。如果它们也有灵魂的话(我希望它们有)!这灵魂也决不会离开美丽的燕园。月白风清之夜,它们也会流连于未名湖畔湖光塔影中吧!如果它们能回忆的话,它们回忆的丝缕也会挂在未名湖上吧!可惜我不是活神仙,起死无方,回生乏术。它们消逝了,永远消逝了。这里用得上一句旧剧的戏词:“要相会,除非是梦里团圆。”
到了今天,这场恶梦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我又经历了一次魑魅现形,天日重明的局面。我上面说到,将近40年来,我一直住在燕园中、未名湖畔,我那记忆的丝缕用不着再挂在未名湖上。然而,那些被铲除的可爱的花草时来入梦。我那些本来应该投闲置散的回忆的丝缕又派上了用场。它挂在苍翠繁茂的爬山虎上,芳香四溢的丁香花上,红绿皆肥的西府海棠上,葳蕤茂密的藤萝花上。这样一来,我就同那些离开母校的校友一样,也梦萦未名湖了。
尽管我们目前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未来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我们今天回忆过去,决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我们回忆过去是为了未来。愿普天之下的北大校友:国内的、海外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什么时候也不要割断你们对母校的回忆的丝缕,愿你们永远梦萦未名湖,愿我们大家在十年以后都来庆祝母校的百岁华诞。“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本文选自北大校庆纪念文集《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7版(副刊)
专栏:文化使者

传统与求新
——从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演出谈起
郑若麟
法国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在北京的演出,深深感动了我。法国古典芭蕾的典雅、和谐、飘逸……使我恍若进入了一个如梦如幻的意境……我由此想起法国人的性格和法兰西文化来。
1581年,法国国王亨利三世在枫丹白露主持了芭蕾舞剧《皇后的喜剧芭蕾》首演仪式,从此,芭蕾之花就在法国常盛不衰。这次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为我们带来的作品中,就有《帕基塔》(见下图,晓月摄影)等19世纪法国古典芭蕾舞的经典之作。这些作品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法国人强烈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识和性格中的怀旧情绪。法国人常常嘲笑一些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没有文化,没有历史,而他们自己则对传统文化一向引以为荣。一块砖、一片瓦,只要是古迹,都要珍惜地保护起来,更不用说以人体作为审美理想的芭蕾了!对法国人来说,传统文化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确实,小小寰球上,众生芸芸,每一个民族的尊严和价值,不就在于其与众不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吗?法国人性格中的民族文化意识,正是基于其对自身文化的独创性和价值,怀着深深的信念和骄傲。
然而,法国人怀旧好古的性格并没有把自己囚于狭隘的天地。去年我在法国看到的一幕狂热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巴黎万人空巷,欢迎美国摇滚乐歌星玛多娜。当这位当代走红的歌星边唱边舞时,全场数万法国男女老少在震耳欲聋的乐声中,一齐疯狂地扭动……这与古典芭蕾带给人的那种娴静、幽雅的美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气氛,法兰西民族都能适应,恰恰证明了法国人性格中的另一个特性:求新求异、匠心独运的文化心态。事实上,这种文化心态,使法国人几乎占据了许多艺术领域的先锋地位。诸如戏剧中的荒诞派,文学中的新小说,电影中的新浪潮,等等。甚至其他国家的一些现代流派,也与法国大有渊源,如美国“黑色幽默”似应追溯到法国超现实主义运动,“黑色幽默”这个词,就首创于法国诗人布勒东之口……还有时装业,一直由法兰西民族“领导世界新潮流”也绝非偶然,因为时装最能反映法国人求新求异的性格。
法国人的这种文化心态,使法兰西文化对一切异域文化均采取好奇、欢迎、接纳的态度。毕加索不就是从非洲艺术中汲取灵感,溶入他的创造,从而大大丰富了法兰西文化瑰宝的吗?事实证明,一种民族文化包容性越强,它的生命力也就越强,价值也就越大;而且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比较和借鉴中,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民族文化自身的特性和价值,及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所在。显而易见,法兰西文化之所以在世界文化之林占据着异常的地位,是与法国人一方面能不遗余力地继承传统文化、视之为民族瑰宝,另一方面又富于创新、勇于“求异”的精神分不开的。
相反,一种患有“贫血症”的民族文化,必定是一方面对传统采取虚无与否定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对外来文化畏如虎蝎、斥为异端,从而枯竭了民族文化的营养来源,走向单一、死气沉沉的境地。可悲的是,我们亦曾一度视传统为“封建”,视异域文化为“颓废堕落”,结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既不能理直气壮地继承传统文化,又没有对外来文化的宽大胸襟。尤其是对后者,我们就算打开了一道门缝,也常常是扭曲的“洋为中用”,不但没能丰富我国的民族文化,反而孕育出许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怪胎来。究竟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这已成为困扰着中国文化界的一个“俄狄浦斯”式的谜,也许,法国人的性格与法兰西文化的发展历史,能给我们一点有益的启示。
(附图片)


第7版(副刊)
专栏:

心韵
王延龄
不能再老调重弹了,
不是明媚的阳光催发的,
不是和煦的春风吹绽的,
不是哗啦啦小溪唱乐的,
不是呢喃的紫燕衔来的。
再也不是羞羞答答,
千唤万唤始出来了。
街上流行着服装展览,
流动着彩色的河,
大厅里舞动着迪斯科,
躁动着蓬勃的生机,
高跟鞋橐橐,
珍珠霜馥馥。
生活诱惑者撩拨着,
于是,
笑盈盈,
捷足登上了枝头。


第7版(副刊)
专栏:文苑拾穗

音乐创作系列讲座
音乐创作历来多是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音乐家的事情,但近几年来,音乐创作已经走入民间,成为一项群众性的事业,业余作词作曲和演唱已渐渐成为一种风气。由这里还产生出一批优秀的词曲作家和歌手,甚至全国闻名。《歌曲》编辑部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为此正在组织一个名为“未来词曲作家、演唱家成才之路”的系列讲座,吸收有志于音乐创作的人参加,并邀请了国内知名的音乐家任辅导教师。在讲座开办前,先举行了全国性的大选赛,通过对参赛者的作品或所作表演的评选,决定参加讲座者的名单。(冯世全)


第7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汉阴有叟君知否
杜卫东
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挂倒骇旁人。
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
本诗作者乃写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宋人晏殊。此君诗词多写游宴与闲情逸致,偶有名句,只是这首诗实在不敢恭维。
据《石林诗话》载:晏殊是在看了杂技惊险表演后,题此诗于中书省墙,以此隐讽主张变革、讲求科学的人。
诗的前两句极为明了,毋庸赘言。那个被晏殊借以说事的汉阴叟何许人也?《庄子·天地》载:子贡经汉阴,见一在菜园中整理畦埂的老叟“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便告诉他有种担水工具叫桔槔,可以省力而高效。不想,老叟并不领情,道:“有了机械,必有机巧之事,有机巧之事,必有机巧之心,有机巧之心,人心就不纯了。心不纯了,思想就会不安定,思想不安定,道也就学不到了。我知道有这种机械,是以为可耻才不用的。”子贡闻言,“卑陬失色,琐琐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后来他将此事告诉给孔子,孔子并不以为然,说老头“识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而不治其外”。
今天,有没有像那个汉阴的老头一样,置人家先进的科学文化于不屑,抱道守素,不能随时应变的汉阴叟呢?有没有听了汉阴叟一番演说便“琐琐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的子贡之同调呢?当然会有的。这就注定了我们的改革与开放不可能一帆风顺。不过,这亦无妨。据说,晏殊那首诗写过的半个世纪后,文彦博与王安石路过南厅,文将此诗高声朗诵了数遍,意在警告王安石。因为,王安石乃志存高远的改革家,而文某则是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对派。不想,王安石第二天在此诗后题诗一首,名曰《赐也》:
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
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瓮区区老此身!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