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2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科教·文化·体育)
专栏:

通向世界的路就在脚下
——记中国科学院三环新材料研究开发公司
本报记者 张敏求 王友恭
在北京中关村100多家科技公司中,中国科学院三环新材料研究开发公司既没有名噪全国的知名度,也没有装修招人的门面,只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院里砌了一幢两层小楼,楼上办公,楼下做实验室。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这家看上去不起眼的公司,却像它经营的主要产品超强磁材料钕铁硼那样,对国外许多大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外国公司和企业纷至沓来,三环公司的经理们忙得不亦乐乎。去年一年中,除去多次出国洽谈,在北京就接待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派来的代表。
开发高科技产品建立高科技产业
1 985年4月,中国科学院物理所42岁的副研究员王震西和他的同事们,经过两年苦战,研制出性能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的超强磁材料钕铁硼。按照常例,“成果到手,大功告成”。在他们正想稍作休整便“转移阵地”的时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光召约见了他。
4月8日中午12时半,王震西准时踏进周光召的办公室,一直谈到晚上8点多。周光召详细地了解了钕铁硼研究的进展,提出要王震西走一条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创办一个以钕铁硼为龙头的科研、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外向型高技术产品开发公司。周光召告诉王震西,科学院已经下决心动员一批优秀的科研人员搞开发工作,创立和发展我国的高技术产业。
王震西1964年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磁学研究。他领导的一个攻关小组,在世界各国钕铁硼的研究尚处在保密阶段时,已经开始了稀土铁基材料永磁特性的研究。1983年物理所和电子所联合攻关,完成了实用型第三代稀土永磁材料的研究工作。这项成果虽比美国、日本晚了3个月,而材料的性能却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相当,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国际上还采用纯度较高的钕作原料的时候,王震西领导的小组已经着手研究采用国产廉价的低纯度钕—铁合金,并获得成功。产品的磁性和理化性能全面达到日本生产的钕铁硼水平,成本却大大低于日本产品。这项新工艺在国际上属创新,比日本住友公司正式宣告成功早了近两年光景。1984年4月,他们生产的钕铁硼样品在联邦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应用磁学会上,经实测证明,性能超过了联邦德国、法国、瑞士、英国的产品。
那么钕铁硼的市场前景怎么样呢?
有人作过计算:一辆高档汽车上有20多个马达,40多处用磁性材料。仅以美国汽车业为例,每年生产8000万个马达,需钕铁硼800吨。现在全世界生产的钕铁硼加在一起还不能满足它的需要。这种被科学界称为永磁王的材料将使电机、电器等许多产品性能提高,重量减轻,体积缩小。科学家们预示,这种超强磁材料的诞生,将会出现超薄型、超小型和高性能电磁装备的产业。在美国出版的《永磁铁》创刊号用了这样几个醒目的大字作封面——“钕铁硼=$$$”。
选择钕铁硼作为我国开发高技术的项目,能成为大气候,有可能创造上亿元产值。
不过,办公司,参加国际竞争,对王震西来说,毕竟太突然了。他连想都没想过,更何况面临的竞争对手是实力百倍于我的世界第一流大公司。
“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三分把握,七分风险。”王震西壮起胆回答。
“有三分把握就干!”周光召坚定地说。
就这样,王震西被推上了一条开发高科技产品、建立高科技产业的新路。
抓住三个环节利用三个优势
建立高技术外向型企业,是一条崭新的路,国内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照。三环公司是怎么走过来的呢?当我们问王震西时,他说:“我像当年伍子胥过昭关一样,熬白了鬓发才过了‘关’。我们不断摸索,有时一步三回头。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才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啊,沉重的担子,紧张的工作,使这个中年人两鬓过早地染上了白霜。
办公司,开发钕铁硼产品,需要一批科技骨干力量。这好办,科学院同意他们从各个研究所里挑选。王震西选择了一批有志于开拓这项事业的人,公司从7个人起家,发展到目前的50多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具有高级技术职务的不同专业的中青年科技人员。有些老技术人员学历虽不高,但工艺技术水平高,实际工作经验丰富。这些人汇集到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不断进行开发研究的力量。现在三环公司除了钕铁硼以外,又研制成功永磁直流手电钻、强磁吸盘、新型磁耦合器、高性能降蜡器等十多种产品,有的已开始出口。
组织生产,特别是要迅速形成批量生产,对科技人员来说,困难可真不少。怎么办呢?王震西想到了他的同学——浙江宁波磁性材料厂厂长姚宇良。他也是60年代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在科学院的实验室工作过好几年,后来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姚宇良懂技术又懂生产,找他合作吧!果然,不到半年时间,就建成了全国第一条钕铁硼生产线。他们边生产,边扩建,进而建成了独立的宁波三环磁厂。这个工厂成了三环公司钕铁硼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全厂正式职工只有44名,加上合同工、临时工还不足80人,1987年的产值已达到了600万元,创汇50万美元。宁波三环磁厂还引进了一条生产线,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钕铁硼30—40万吨,产值可达1500万到2000万元,可创汇300万美元以上。去年赵紫阳总书记参观了这个三环磁厂。他详细询问了工厂的生产情况、出口规模、换汇率和科技人员的作用等情况,对生产出口的高技术产品饶有兴趣。
和宁波磁性材料厂的合作,给三环公司一个启示:科技人员欠缺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的经验,可以通过与工厂合作得到弥补。三环公司陆续在长江、珠江三角洲和其它一些地方物色了一批经营管理好、工人素质高的地方中小型工厂和乡镇企业。现在三环公司已联合了18家工厂,初步形成了采矿分离、原料制备、磁钢和磁性材料及产品开发的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
开拓国际市场并非易事。三环公司成立初期,从总经理开始几乎没有人懂得怎样做生意。那么他们的产品通过什么办法打到国外,并在国际市场上站住了脚、赢得了信誉呢?
三环公司自有窍门。外国的厂商专门有一套人马做推销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三环”就借用他们的力量。于是“三环”公司的产品装到了外商特制的精致的样品盒里,产品广告由外商出钱登在外国杂志上。现在三环公司已和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的30多家厂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十多家外国公司代理销售它的产品。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我国成了世界上第三个永磁材料生产国和供应商。
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三环公司发展成为一个科研、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科技型生产实体,初步实现了建立外向型高技术产业的目标。这个速度在国内是不多见的。
向中国式的贝尔实验室迈进
两名外国工程师连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中国的短短逗留竟会引发他们“跳槽”。
三环公司从国外引进了一套高技术装置。1987年底,外国公司的两名工程师被派来安装机器,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三环公司的准备工作、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使他们十分惊讶。“能与这样的公司合作太令人兴奋了!”他们决定与“三环”合资,组建一个新公司,在中国生产组装这种世界先进的高技术装置,向国外出口。他们回国后不到一个月,新办的公司就注册登记了。
1987年6月,一位香港科技界的知名人士在飞机起飞前参观了三环公司的实验室。4天后他从香港打来电话说,希望和三环公司合作。一个月后以他为首的港方公司和三环合办的新公司就成立了。主动要求同三环公司合资建厂的还有美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公司。
这些外国公司如此热诚地要和三环公司合作,重要原因之一是看中了该公司雄厚的科技力量。三环公司的董事长由科学院学部委员、数理学部主任章综兼任。总经理王震西,1 973年被派往法国,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法国总统科学顾问奈耳教授指导的磁学实验室进修两年。现在是中国与该实验室合作研究计划的执行人,还是国际非晶态固体杂志的特邀编委。公司还有20多名中青年科技人员都毕业于北大、清华、科技大学等名牌大学,又到国外进修过两年以上时间。他们业务能力强,外语水平高,信息灵通。
高科技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提高经济竞争能力的支柱,发展异常迅速。据有关资料介绍,1987年世界贸易总额中,高技术产品已占25%。王震西清楚地知道,要参与国际高技术产业竞争,除了投资以外,必须依托于科学技术。他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抓科研。三环公司不断从市场反馈中确定新的研究项目。但是光有开发研究计划还不够,还必须从事一部分基础研究,并始终抓住前沿,才能增强竞争实力。因此,三环公司把科学院的实验室作为自己的后盾,参与他们的一部分研究工作。公司还选派了一批年轻人到美国、欧洲的有关实验室参加研究工作,了解国际上永磁材料的进展和趋向,学习外国的长处。
几年来,三环公司的科研始终走在生产前面,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希望和三环公司在科研方面合作。著名的法国奈耳磁学实验室主动提出双方合作研究新型稀土永磁合金,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加拿大、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都提出了科研合作计划。
王震西向我们透露了公司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和科学院物理所合作,建设一个世界第一流的国家级对外开放的磁学实验室,先研究开发稀土永磁材料,以后是超导材料等等,逐步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贝尔实验室迈进。
中国的科技企业家不会比外国的逊色
三环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兴旺,它的总经理渐渐成了一个出色的科技企业家。时势造英雄,改革的环境造就了他。
王震西谈了这几年的感受。他说,刚承办公司的时候,精神负担重极了,真是食不甘味,夜不成寝,常常会在半夜里惊醒,一颗心好像总是悬挂着。20多年来习惯于做研究,写论文,现在忽然全变了,要设法争取贷款,要去组织生产,还要参加国际竞争。过去用国家的拨款,一点没感到有压力,现在要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发展自己,很不习惯,觉得太难了,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恐惧感。
改革的浪潮把王震西“逼上梁山”。实践使他越来越强烈认识到,中国经济要腾飞,就要走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道路;要建立和发展高技术产业,就要有一批有成就的科技人员成为企业家。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高度的责任感驱使他全力以赴。
如今的王震西已经是一个颇有经验的科技企业家了。他穿梭来往于国内国外,洽谈业务,签订协议,引进外资,组织生产,研究课题……人们佩服他的管理才能、工作效率和用人之道。同他打过交道的外国公司也称赞:“你们的总经理精明能干!”
王震西在一次报告中说:“像我这样资历和水平的科技人员,在中国不是几百、上千个,而是成千上万个。我们有能力干得很出色,丝毫不比外国人逊色。只要旧体制冲破了,心理障碍打破了,观念改变了,手脚放开了,人才就会出现,高科技外向型企业就会办成,走向世界的路就在我们自己的脚下!”
(附图片)
王震西总经理在打电话洽谈业务。本报记者 王景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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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面临持续生育高峰
十二年内至少有两亿婴儿降生
新华社上海5月27日电(记者王齐)记者今天在中国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中心成立大会上获悉,由于1966年至1975年出生的3.6亿人将陆续进入婚育期,在未来的12年中全国至少有两亿新生儿降生,形成一个生育高峰。
为此,卫生部妇幼司副司长秦新华在会上强调,加强计划生育刻不容缓。
她说,卫生部在上海成立我国唯一的中国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中心,目的就在于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指导,跟踪世界先进技术,促进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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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成立防治艾滋病研究基金会
本报北京5月28日讯 记者艾笑报道:由乌兰夫、周培源等担任名誉理事长的中国防治艾滋病研究基金会,今天在北京成立。
艾滋病是一种致死率很高的传染病,自1981年首次在美国发现后,到1988年3月中旬,全世界患有此病的人已达8.4万多人,其中死亡者已过半。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到1991年全世界将有5000至1亿人受到艾滋病病毒感染;五年内他们中的10—30%将发展为艾滋病病人。
在中国,迄今仅发生过3例传入的艾滋病患者,但我国政府仍十分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并加强了中西医各种防治措施的研究。为积极寻求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的科学答案,除政府投资外,经国务院批准,特设立中国防治艾滋病研究基金会,向中外各界募捐资金,以资助应用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对艾滋病的防治和科研工作。新当选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岛宏博士等外国朋友应邀出席了今天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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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届幼儿讲故事比赛在京发奖 第三届少年儿童书法比赛揭晓
本报北京5月28日讯 由全国儿童少年工作协调委员会、全国妇联、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幼儿讲故事比赛”活动结束,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发奖仪式。
经评委审议,分别评选出一等奖10名,二等奖20名,三等奖30名,伯乐奖10名,组织奖10个单位。
宋任穷特意从江西发来贺电。陈慕华、雷洁琼等出席了发奖仪式。“故事爷爷”孙敬修在讲话中向孩子们表示祝贺。
具体承办这次活动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组。全国3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共选送上来109个小朋友讲的故事录音磁带参赛。(任维东)
本报北京5月27日讯 记者魏玉凤报道:全国第三届少年儿童书法比赛揭晓发奖大会今天在北京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楚图南等到会祝贺,并向获奖者颁发了奖品和荣誉证书。
湖北省石首市14岁中学生黄琢,曾多次参加全国、省、市、地区的书法比赛,均获奖,去年10月因救落水儿童不幸牺牲,这次将其作品评为特别奖。这次获最佳奖的3名,二等奖的200名,三等奖300名,表扬奖1000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少年儿童寄来10万余件作品。不少港澳台胞和侨胞子弟踊跃参赛。一些傣族、彝族、侗族、瑶族、蒙古族、朝鲜族,哈尼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小朋友也参加了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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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给北京大学赠送图书
本报北京5月28日讯 记者归通昌报道:以印度文化部副部长瓦拉达拉坚率领的印度代表团给北京大学图书馆赠送图书的仪式今天下午在北京大学举行。
在仪式上,瓦拉达拉坚副部长把22部印度梵文图书赠送给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5月25日,印度代表团还给北京图书馆赠送了一批图书。罗豪才副校长感谢印度代表团给北大赠送书籍。瓦拉达拉坚副部长说,印度代表团给北京大学赠送书籍有助于增进印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
印度驻华使馆参赞梅农参加了赠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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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乔石观看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演出
据新华社北京5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乔石等领导同志,今天在空军礼堂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空军蓝天幼儿艺术团的演出,并向小朋友们祝贺“六一”国际儿童节。陈锡联、程子华、荣高棠等也观看了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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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教科文零讯

教科文零讯
●5月28日下午,“老一辈与红领巾”联欢会在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举行。王平、杨得志、程思远、李锐、曾志等老同志与少先队员欢聚一堂。
(玉凤 守仁)
●北京家庭教育研究会咨询服务中心5月28日开业。一支由卫生、心理、生理、营养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咨询队伍将为家长服务。中心设在东风市场后校尉胡同3号。(王娜梅)
●“珠江奖”全国少年钢琴邀请赛工作委员会近日组成,中央音乐学院吴祖强任主席。比赛将分专业组和业余组进行。
(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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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中国男女羽毛球队双获小组第一
汤姆斯杯半决赛:中国—丹麦 印尼—马来西亚
尤伯杯半决赛:中国—印尼 南朝鲜—日本
本报吉隆坡5月28日电 记者黄振中报道:今天是汤姆斯杯、尤伯杯羽毛球赛小组赛最后一天。中国男女队以较大优势,分别战胜东道主马来西亚队和丹麦队,成为汤姆斯杯赛A组和尤伯杯赛A组的第一名。由于丹麦女队惨败在中国姑娘手下,日本队侥幸出线。南朝鲜女队尽全力拚垮了印尼队,终于达到了在半决赛时可以避开中国队的愿望,有希望踏进争夺尤伯杯的门槛。
至此,男女四强的牌底全部曝光,对阵形势明朗。半决赛,中国男队迎战B组第二名丹麦队;A组第二名马来西亚男队迎战B组第一名印尼队。中国女队和B组第二名印尼队交锋;日本女队和B组第一名南朝鲜队接火。半决赛从5月30日开始,两天后争夺汤杯和尤杯的男女各两支队伍便可产生。
今天的比赛,中国男女队持胜券早在预料之中。使有些队迷惑不解的是中国队在小组出线后,对付实力不强的队仍派出精兵良将。男队第一、二、三单打是杨阳、熊国宝、赵剑华;女队第一、二、三单打是李玲蔚、韩爱平和辜家明。他们都是以2∶0的比分胜对手。
争夺尤伯杯赛B组第一名的南朝鲜和印尼队的比赛,因故推迟了40多分钟。据说是印尼队离开饭店乘电梯时,因电梯出故障,被关在里面几十分钟。比赛一开始,印尼队就显得被动,赖孝慈以0∶2输给南朝鲜队第一单打黄惠英,双打更不是对手,只好屈居第二。
今晚四场比赛结果是:汤姆斯杯赛中国队胜马来西亚队5∶0,南朝鲜队胜瑞典队3∶2;尤伯杯赛中国队胜丹麦队5∶0,南朝鲜队胜印尼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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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让羽毛球飞向世界
——访国际羽联副主席吕圣荣
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羽毛球赛激战正酣,记者抽空采访了国际羽联副主席吕圣荣,请她介绍世界羽毛球运动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羽联正在考虑的问题。
吕圣荣说:自从羽毛球列为1992年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后,召唤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热心开展羽毛球运动,尤其是像苏联、美国这样的体育大国更为明显。苏联去年派了很大的队伍到中国参加第五届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欧洲不少国家过去搞羽毛球运动都是靠私人赞助,现已得到国家赞助。亚洲国家过去开展得比较好,现在就更上一层楼。马来西亚羽协有长远的发展计划,注重培养青少年选手。印度尼西亚也很重视。中国同样花了很大的力量,包括准备今年7月在广东省韶关举办亚洲青少年羽毛球训练营。
吕圣荣透露,国际羽联研究了四项工作。一是利用当前的形势,争取更多的国家加入国际羽联组织。二是奥运会羽毛球赛的选拔,已由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初步方案,让世界各洲的选手在均等的条件下都能有机会参加,同时又保证水平最高的运动员不致落选。三是帮助1992年奥运会举办国为大赛准备好场地、技术人员和器材等,尤其是尽量帮助东道国提高羽毛球运动水平。四是国际羽联本身要熟悉奥运会的比赛规程和规则,使羽毛球比赛符合奥运会的要求。
谈到发展羽毛球运动需要解决的问题时,这位羽联领导人说,目前选手按大奖赛积分排列成绩不科学,不能够准确反映名将的成绩。有的中等水平运动员由于参加大奖赛多,积分高,名次列前;而一些高水平的选手因为参加大奖赛少,名次反列后,这种现象要改正。国际羽联准备1990年前搞出用电脑科学排列积分,真正反映出运动员的实际水平。
在结束采访时,吕圣荣告诉记者,奥运会接纳羽毛球成为其大家族成员,使这项运动增加了知名度,相信赞助者会更多,举办比赛也会更加顺利。她对羽毛球运动的发展趋势感到十分乐观。
本报记者 黄振中(本报吉隆坡5月2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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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上海国际女垒邀请赛
中美再战主队又负
本报上海五月二十八日电 上海国际女子垒球邀请赛今天进入第二轮。中美两强再度交手,结果,中国队又以○比一告负。上海队以一比○胜日本横滨队。
今天,美国队第一投手多姆披挂上阵,为美国队遏制了中国队强有力的攻势。第三局,中国队好不容易获得一次满垒的战机,离得分仅有一步之差。可惜,中国队后三名跑垒员均没能有效地击出多姆的“怪”球,遭杀出局,中国队前功尽弃。加赛至第八局时,美国队第一棒跑垒员用触击球的战术跑上一垒,第五棒跑垒员一记左外场安打,为本队拿回一分。获得第二轮比赛第二名和第三名的中国队与上海队还要进行一场比赛,胜者与第二轮比赛的第一名美国队再较量,争夺冠军。(唐玉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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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创纪录

创纪录
▲民主德国选手乌尔夫·蒂默曼22日在希腊哈尼亚举行的国际田径比赛中,以23米06的成绩刷新22米91的男子铅球世界纪录。
▲全国赛车场自行车冠军赛24日在郑州结束。北京队的王琮在男子争先赛预赛200米行进出发赛中,以11秒655的成绩破11秒70的全国纪录;山西队的周素英在女子争先赛预赛200米行进出发赛中,以12秒03的成绩破12秒40的全国纪录。
▲广东选手李桂莲23日在全国青年田径赛女子组比赛中,以23秒99的成绩打破24秒11的女子200米跑全国青年纪录。(据新华社)
▲23日晚,在河南新乡市举行的全国城市运动会举重预赛上,19岁的广州小将刘伙耀以137.5公斤的成绩,打破67.5公斤级抓举全国青年纪录。
(卢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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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体育改革随想
本报记者 刘小明
中国的体育,近几年十分引人注目。实现了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世界冠军一年比一年多,世界纪录也一破再破。中国体育界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成为世界体育强国,更是令其它行业钦佩。
体育界的成就这么大,为何最近中央主管文教工作的负责同志还提出体育体制的问题呢?这确实值得体育工作者好好思索一下。
当前我国经济改革正在深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逐渐活跃起来,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可能不波及体育领域。体育事业要继续发展,同其它事业一样,没有财力支持不行。奥运会金牌多的田径、游泳要搞上去,基础小了不行;群众喜爱的足球要打翻身仗,队伍减了不行;城市体育要发展,农村体育也要兴起;青少年、中老年体育都要搞,伤残人弱智人体育也不能不抓。难怪各地的体委主任们聚在一起时,纷纷呼喊体育经费不足。
我们的体育部门基本上以依靠国家拨款为主,体育工作者们为了事业快些发展,总是希望国家多拨点钱。前几年,体育界金牌拿得不少,社会影响不小,因此要钱也相对容易些。体育经费的增长应当说是不慢的。
但是,国家在财力不很富裕的情况下,用于体育的经费毕竟不会较多。即使发达国家,政府也没有把体育经费全部包下来。在许多西方国家,像足球等运动协会不仅没有向上要钱,而且自己赚了大笔的钱。至于开展大众健身娱乐,更是个人掏腰包。据说苏联的国家体委现在也已实行经费自负盈亏。
看来,我们体育部门中有些同志那种以为多拿几块金牌,国家就能多给点钱的想法,已不适应改革的新形势。同时还应看到,随着我国参加国际体育比赛的增多,群众中以往那种带有新鲜感的“金牌热”已开始降温。今后向国家要钱不易,向社会集资也不容易了。
除了经费问题外,体育界在现行优秀运动队的体制和管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等方面,都开始或即将遇到不少新问题。例如,中国足球要不要实行职业化?怎么搞职业化?我们哪些项目可以放在企业和高校办?哪些项目可以采取俱乐部制?哪些项目只能由体委包下来?再如,国家投资兴建的体育场馆,群众却很难利用其健身,怎样才能充分发挥现有体育设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中国体育要跨入并牢牢站稳世界体育强国之列,就必须去除现存弊端,建立一个富有活力、有自己特点的体育体制。改革大业正在呼唤体育工作者大胆探索,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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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力宝公司热心体育事业
本报讯 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不久前说,第11届亚运会筹备工作的主要困难是三个字:钱不够。广东健力宝集团公司继今年初出资数百万元购得亚运会运动饮料专利权后,该集团工艺厂代表5月24日又在京签订了资助亚运会的协议。健力宝公司最近还出资制作了一幅目前全国最大的体育壁画,赠给湖南郴州排球训练基地。(萧鸣 张士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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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技巧冠军赛五月二十六日在杭州结束。七项全能冠军大半被新人夺走。图为混双冠军北京选手卢佳和齐力军的动作。
本报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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