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谈谈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
杜章智
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几年前作为西方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引进的，它在我国学术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起初，人们一般只能按引进者的介绍文字去进行理解，可是在研究稍多一点之后就发现问题越来越多。在研究者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些同志已提出这个概念缺乏应有的科学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并不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被我们通常包括在这个概念中的理论家，在国外并不是都被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物，如葛兰西、卢卡奇、阿尔都塞，甚至在那些通常被认为正统观念很强的国家里也被认为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我们翻译了阿尔都塞的代表作《保卫马克思》，以及他的《列宁和哲学》等几篇重要的后期著作，在翻译过程中接触到了各种评论和介绍。我发觉，阿尔都塞的理论尽管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可是他的确是要维护马克思主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西方某些资产阶级学者对他的歪曲，把他说成是肆意糟踏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确离事实太远。
后来我又研究了卢卡奇的情况。我把卢卡奇自己谈论自己的材料编在一起，出了一本《卢卡奇自传》，最近又同宏远和伯幼两同志一起，把他的引起争论最多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译成了中文。我发觉，卢卡奇决不是一位关在书斋里独自编造理论的学者，而是一位与革命运动息息相关的思想家。他从1918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对匈牙利和国际的革命工人运动忠心耿耿。他在理论上大胆探索，难免出现一些错误，但是他的思想极其敏锐，常常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党的领导只是过了一些时候以后才认识到了它们的正确性。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1923年出版后不久，即被共产国际斥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卢卡奇曾不得不为此一再作自我批评。可是，在1983年匈牙利党中央发表的《纪念卢卡奇诞辰一百周年提纲》中，对这本书的理论贡献作出相当高的评价。这本书在反对第二国际机械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中所应占有的历史地位正在得到恢复。现在匈牙利社会科学界把卢卡奇留下的丰富思想遗产作为他们进一步发展理论的基础，《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的一些论点，肯定也会起到自己的作用。
《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无疑对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谁都承认的事实。但是这种影响是很复杂的。例如，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有些年轻人说他们正是因为读了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有些学者则是歪曲卢卡奇的观点去为自己服务。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流派的确从卢卡奇的这本书中拿去了不少东西，但是对这种关系也不能过分夸大。例如，联邦德国的学者就证明，法兰克福学派和卢卡奇之间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上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前者对后者持批判态度。不能因此就把卢卡奇说成是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说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开创了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此外，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标榜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而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许多论点，如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是方法、强调辩证法、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以及关于党的学说等等，不能说和列宁主义毫无一致的地方。
至于葛兰西，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6年被法西斯监禁以前是意共领袖，在狱中英勇斗争，坚持不懈地继续探索革命真理，写出了《狱中札记》，这部著作中的思想成了指导意共活动的理论基础。把这样一个人物同“西方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显然是不合适的。现在争论的焦点似乎是集中在葛兰西的哲学思想是不是唯心主义这一点上。应该说，在《狱中札记》中确实可以找到一些话，孤立地看，似乎可以表明葛兰西的哲学思想具有唯心主义倾向。但应该考虑到，葛兰西是在被监禁的险恶环境中写东西，不是写教科书，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对他所有的想法进行全面充分的阐发。他的许多思想无疑也不能装进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科书的框框。
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各自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也免不了有失误。我们本来应该认真研究他们的斗争环境，好好研究他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的经验教训，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可是我们长时期以来却想方设法证明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把他们介绍到中国来时，一开始就把他们与诸如萨特、法兰克福学派等这样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关系较远的思想家扯在一起，扣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到了该弄清的时候了。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并不是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有确定涵义的概念。各种各样的说法，举不胜举。概括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比较常见的有这样三种用法：
1、地域性概念有些学者主张按地区来划分马克思主义。如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划分为“东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三类。他们所说的“东方”，包括苏联、东欧、中国等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指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世界”指亚非拉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中，不仅包括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而且包括那个地区各国共产党的理论。
2、梅洛—庞蒂的概念莫里斯·梅洛—庞蒂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他在1955年发表的《辩证法的历险》中提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指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阐述的那种强调辩证法、强调无产阶级主观革命性的理论。他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立起来，认为这是辩证法思想和自然主义之间的冲突。
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强调辩证法和主观革命性的倾向，似乎只有他们以及和他们一样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有这种理解，“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绝对不可能这样理解。历史证明这是错误的。其实，从列宁开始，东方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等），有时是非常强调辩证法和革命意识的。只要稍微翻阅一下列宁的《哲学笔记》就会知道，列宁在1914年，就在马克思主义中重新看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强调意识和主观因素的重要性。
由于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有一种强调辩证法和主观革命性的倾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梅洛—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出版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还是被一些西方学者接受了下来。
3、佩里·安德森的概念佩里·安德森是英国很有影响的新左派理论家。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在他1976年发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提出的。他的这个概念，是指在1924年斯大林上台后在西方出现的一代具有特色的思想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概念“既是世代性的，又是地域性的”。
安德森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整个历史概括为几代人的更迭。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等十三人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并且认为，1 924年列宁逝世，接着斯大林很快掌权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传统整个说来就结束了，在东方再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只有托洛茨基在流亡中通过他的著述和后继者使经典传统得以在西方流传下来。而这时在西方，在变化了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代新的理论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典传统截然不同，形成了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这就是安德森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他开列的属于这一传统的理论家的名单包括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本杰明、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勒菲弗尔、阿多尔诺、萨特、戈尔德曼、阿尔都塞和科莱蒂等。
安德森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还有这样一些特点：（1）理论与实践脱离；（2）都有悲观情绪；（3）理论重点由对政治、经济的具体分析转向对哲学的探究；（4）语言越来越专业化和难以理解；（5）受种种类型的欧洲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并且到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哲学中去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渊源；（6）缺乏国际主义，彼此间没有理论联系。
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的最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和经典传统进行了对比，他所说的经典传统就是托洛茨基的传统。他对托洛茨基的传统作了罕见的高度评价，并且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些重大缺陷是托洛茨基传统所没有的，两者“恰成极端的对比”。
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出版以后，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遭到了一些西方学者的批评。他们批评安德森的这个概念很不科学，他列的名单根本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展的现状，他所说的那些共同特征有的不能成立，有的并不能把他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别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他们还直截了当地称安德森为正统托洛茨基分子，称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为托洛茨基主义货色。只要我们稍微认真地读一下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就会确信他们这种批评的正确性。
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国外的几种使用情况。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二次大战后，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安德森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一大发展的产物。如何对待这些马克思主义？安德森站在托派立场上说只有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这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反过来，说只有我们才是真马克思主义，其他都不是，恐怕也不正确。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肯定只有一个，但对这一真理的解释（理解、应用等）却可能各种各样。
我们党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别的国家、别的党、别的理论家也有自己的这种“结合”。由于各国的文化传统、发展阶段和具体革命形势各不相同，由于实际进行这种“结合”的理论家的主观素质千差万别，这种“结合”就会出现各种形式。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也是马克思主义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我们只有表示欢迎，没有笼统加以否定的理由。这些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即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自然有高低正误之分，但是在我们没有好好研究它们之前，不应该妄加评断。我们过去吃过“唯我独革”、“唯我独马”的亏，现在不应该再这样做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长期在我国学术界被笼统地当作“非马克思主义”使用，这实在不利于我们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我觉得，在我们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研究和介绍中，该是废弃这样的概念的时候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要外国学者也不用这个概念，相反，应该把这个概念在外国学者那里的涵义确切地介绍给中国读者。
（摘自《现代哲学》1988年第1期）
第5版(理论)
专栏：
推行承包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孙效良 张燕敏
问题的提出
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后，多数效果很好，也有些效果不理想，主要是还没有把所属单位和全体职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例如，有的企业急需发展新产品，采用新工艺，但由于有关单位和人员的积极性不高，使已经作出的决策不能如期实现，贻误了时机；有的企业分厂、车间虽然任务不足，也不主动走向社会，对外承揽任务；有的职工出工不出活，已有任务不能按时完成，影响了企业信誉，甚至因此丢掉了市场；有的能够节约的物资消耗，照旧损失、浪费，如此等等。
承包经营的良好效应，主要靠完善经营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现在有些企业承包后，内部各单位和全体职工的积极性没有很好调动起来，说明当前确实存在着承包效应不佳问题。因此，认真研究承包效应不佳的原因和对策，是完善和深化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保证承包机制有效传递
承包效应不佳，主要是承包机制传递中断的结果。
承包经营之所以能够调动积极性，主要是因为通过承包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经济机制。企业对国家承包后，需要通过各种形式把这种机制传递下去。传递中断，则效应必减。有些企业承包后，内部承包没有跟上去，只改变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而没有改变“职工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发生了传递中断，效应因此不好。有的职工说：企业搞得好，调资晋级是领导；企业搞不好，天大责任一人挑。在这种情况下，承包效应减低就是必然的了。
承包机制的核心内容，一是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直接挂钩；二是责、权、利对称。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直接挂钩主要是解决利益问题，但利益与责任和权力必须相对称，否则，三者就不能互相制约。承包机制传递的具体形式和办法，要根据不同劳动岗位的不同特点来确定，但不论采取什么具体形式和办法，都必须具体体现这两个内容，否则就不能实现承包机制的传递。现有的各种企业内部承包形式，应当用这个原则来进行检验，决定取舍。符合这个原则的就坚持、发展；不符合这个原则的就应当改进、完善。
承包机制的传递，有直接传递和间接传递两大类。直接传递如全员承包，在这种情况下，是企业全体职工作为承包主体对国家承包；间接传递如逐级承包，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企业经营者作为承包主体向国家承包，然后再向下发包。一般地说，承包的直接程度与承包机制的传递效率成正比，但直接传递也有它的局限性，因此，需要根据不同劳动岗位的特点，恰当地进行选择。例如，计件工资办法实际上是职工直接对企业经营者承包的一种具体形式，因此更能调动积极性，但工序工就很难实行计件工资。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仅仅考虑承包机制的传递要求，还要考虑其它相关的因素。
承包机制的传递，要求越彻底越好。因此，应当“纵向包到底，横向包到边”，把企业的每一个细胞都激活起来，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承包效应。已有经验证明，在哪个环节上发生承包机制传递中断，就必然在哪个环节上出现承包效应减低，最后都会影响整个企业的承包效应。
厂内协作要实行等量劳动交换原则
在企业内部“纵向包到底、横向包到边”，有利于实现承包机制的彻底传递，可以有效防止承包效应递减；但同时，也会在企业内部出现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多元化，这样就带来一些新的矛盾。一是每个利益和权力主体都按照自身的利益要求，运用自身的自主权进行活动，与现代化企业生产的统一指挥有一定的矛盾。二是厂内、厂外两种交换机制和两种价格体系有一定矛盾。举例来说，有的企业对所属的铸造分厂实行“独立核算，自计盈亏，按盈亏分配”的承包办法。厂内协作每吨铸铁件计划价格为850元，分厂对外协作每吨铸铁件市场价格为1500元。由于分厂盈利多少直接与劳动报酬挂钩，分厂当然乐于多接受厂外协作任务，不愿意接受厂内协作任务，造成“以外挤内”，影响企业正常组织生产。类似情况在许多工厂都有发现。
解决这类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取消厂内承包，从而使企业恢复一个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这样做，生产指挥方便了，但承包效应也同时消失了。再一种思路是厂内协作引入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使厂内、厂外交换机制统一，两种价格体系靠拢。显然，后一种思路是正确的选择。
厂内协作引入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实际上是把厂内实物和劳务协作，由按计划进行的“供领关系”改为“买卖关系”。这是一种新的思路，也需要一套新的办法。
首先，要制订内部价格。这种内部价格，既要考虑与厂外价格靠拢，又要考虑厂内协作的特点。它既不同于过去完全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供领关系”，又不同于厂外协作的商品“等价交换”，实际上是模拟商品交换的内部等量劳动交换。同时，为了正确制定厂内价格，必须大力加强标准、定额、统计等企业管理的基础工作，并根据主客观条件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修订。做好这些工作要花费很大力气，但其效果不仅可以保证等量劳动交换在厂内协作中得以正确实现，顺利进行；还可以通过承包使管理逐步得到完善和加强。
此外，还需要建立厂内银行，作为内部各单位生产协作的结算中心，并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当然，厂内银行不只是推行企业内部承包的一项重要配套工程，还有更广泛的作用。如促进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反馈，为正确进行经济活动分析、作出经营决策提供依据，促进“双增双节”等等。
还应该看到，厂内各单位作为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毕竟不能像企业那样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因此，仅仅靠内部协作引入等量劳动交换原则，还不足以保证现代化生产的有效统一指挥。企业和所属单位的经营决策权，还必须有一个科学的分工，形成企业内部合理的决策结构。如同扩大企业自主权需要有一个“适度点”一样，扩大企业内部各单位的自主权，也要有一个“适度点”，并不是自主权越大越好。这个“适度点”，在不同生产特点的企业应当有所不同。一般地说，像汽车这样由许多零部件组装，又要求大批量均衡生产的产品，企业所属各单位生产活动的独立性比较小，互相之间的联系比较密切，企业集权应当多一些；单个、小批生产的企业，集权就应当少一些。就是在同一个企业中，像零部件加工这样的车间，生产活动的独立性相对较小，自主权就要相应小些；像锻造、铸造这样的车间，生产活动的独立性相对较大，自主权就要相应大一些。所谓合理的决策结构，既要保证生产的统一指挥，又不能因决策过分集中而造成承包效应递减。这两者实际上是一种互相约束的关系，决策权分工的“适度点”，就是使两者在互相约束中达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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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封建残余思想”概念不科学
张毕来在《团结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封建残余思想”这个概念不科学，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实。作者指出，这是一种轻视封建主义思想危害性的提法。事实上，封建主义思想在我们社会中仍然广泛地存在，影响是深刻的。封建主义思想的存在远不是一种残余形态。
作者就最近几年宪法和中央有关文件中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作了回顾。一九八二年讨论宪法修改草案，草案第二十二条本来写的是“反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封建残余思想和其它腐朽思想的影响”，很多同志对“封建残余思想”这个提法不同意，后来草案修改了。现行宪法第二十四条中写的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提到反封建的问题，用的是“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或“封建腐朽思想”。中共十三大报告几处提到封建主义，用的也是“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或“封建主义腐朽思想”，同时明确指出，“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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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苏联哲学界探讨哲学落后的社会原因
贾泽林在哲学年会上介绍苏联哲学时说，苏联哲学界在探讨造成哲学落后状况的社会原因时，触及三个问题：社会是否需要哲学？社会何时需要哲学？社会需要的是何种哲学？
他说，在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被规定为世界观的基础、党和国家一切活动的指导思想。看上去“社会是否需要哲学”这个问题是不能成立的。然而实际情况却远非这么简单。哲学因脱离实际、不能满足社会要求而遭到批评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实践和生活脱离理论、轻视理论，却也不能不引起关注。社会科学和哲学都曾提出过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看法和建议，然而由于它们超出了惯常的模式，触犯了某些人的私利，因而遭到以“实践家”自居者的反对。“许多实践家和政治家需要做的正是把自己提高到哲学的水平上来，提高到能够理解哲学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水平上来”（B·托尔斯德赫）。
在苏联，在很多时候和在很多情况下，社会需要的只是一种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为“以权威自居”的领导人的提法和论点进行论证、解释、恭维和辩护的哲学，它不应有自己的头脑、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己的创造性思想。它甚至不能不为苏联出现的落后和停滞现象进行论证和辩解。因此不能不说，社会生活本身的落后和停滞也是造成哲学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A·布坚科）。
没有哲学，社会不可能有正常的和健康的精神生活（B·谢苗诺夫）。社会是需要哲学这种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的，但社会不应把哲学变成装饰品或点缀品，不应对它抱着功利主义的态度，不应把它变成为眼前的、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服务的“顺从工具”，不应要求它背弃自己的本性去发挥强加给它的功能。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