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关于探索文学的思考
黄毓璜
70年代末到80年代最初几年，文学完成着它在新时期的第一次有意义的转变：摆脱附庸从属地位而显示独立姿态，直面现实人生而弘扬现实主义生命。彼时“伤痕”、“反思”作品大量涌现，诱惑了整个社会的趋鹜和垂青。
毋庸讳言：在宏观的史学眼光里，“第一次转变”主要还表现为文学“对外关系”的胜利，而“内部建设”的深入、全面铺开，则以冲决旧有秩序、打破一尊之定的种种“探索性”作品的出现为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以1985年为最活跃的80年代中期探索大潮的兴起，可以看作新时期文学的又一次转机。即以整个创造机制上的“内化倾向”为表征的向着人的本体这一中心目标复归，以文体实验为途径的向着文学自身应然的千姿万态，向着“多样化”这一“艺术的妙谛”复归。超越意识作为对这一要求的精神内应，理所当然地应运萌生，理所当然地在创作实践中呈现为普泛的审美趋向。
超越意识冲着几代作家陶乐其中的那种客观规定性很强的反映模式而来，冲着那些以相当单一的方式构筑起来的历史——人生图式而来，它就势必挣脱客观呈现性的桎梏而强化主体表现。超越在指向对象主体的同时指向创造主体：超越具象的社会表象性，实现内在意蕴的深层穿透；超越具象的人生个体性，把生命单一体、民族共同的命运和历史，融进更见阔大深沉的人类背景和心灵岩洞；超越具象的本体实在性，生发富于哲理意味的抽象价值。
未来的文学史无法忽略探索性作品的意义。若以“十七年”模式为参照，这种变化不啻在文学领域造成礼崩乐坏、天下大乱。人们在充分估价探索作品的实绩时，自然也注意到另外一些情况：文学
“向内转”导致了为数颇众的读者“向后转”的背离，轰动的文学由此而跌落。作为一种现象，这并不足怪。既曰探索，就难以企望应者云集的盛大；既曰实验，则不必急求市场投放之效应。更何况，从礼崩乐坏中听取时代的新音，从不成熟的酸涩中品味新果的馨香，本来就难以企求尽善的效果和充分的适应。
问题在于：如果探索者放马跟读者“对着干”的极端，以为“和寡”盖因“曲高”，以为本世纪读者不忍下箸者定会为下世纪读者奉为席前佳肴，这就丧失了起码的清醒。既然作品的生命在于阅读，就毋需幻想什么超阅读的生命；如果文学的价值并不表现为“阶段性”的“时效”，许诺纯粹属于未来的魅力，就只能是常识以下的轻狂。我由此想到探索大潮中一些令人沮丧的现象下面，确有一些实质的问题呼唤着探索者自审。自赏自慰的浮躁和粗疏浅薄的浪漫，常常容易疏淡了自审的兴致，而倾斜和迷失就正在这疏淡中悄悄地发生。试归结到几个方面略陈管见。
关于“表现”和“再现”。向“再现模式”发难是探索文学开创局面的关键之举，而否定“再现”机制则又是误入歧途的第一步。事实上，“表现”跟“再现”的区别仅仅在流派论、风格论上存在意义，在创作实践中，它们非独谈不上什么高下、优劣之分，且彼此之间原不存在什么泾渭分野。在文学的“功能圈”里，世界固然是自我的世界，而自我也分明是被世界包围的自我。要说“再现”，最纯粹的客观摹写也只是作家自我理解和选择的一种
“表现”；要说“表现”，再纯粹的主观抒意也不过是作家心灵的一种“再现”。偏执缘自一种三段式：“十七年”模式僵化——“十七年”奉行“再现”——“再现”必然陷入“十七年”模式。殊不知这是一种中项暗换前提的、不成其为三段式的循环论证。且不说新时期大批优秀现实主义力作的“再现”型创造对文学的丰富，且不说时下中外纪实性文学插身过来漠视对“再现”的宣判，即是旨在超越再现模式的探索作品中的佼佼者，其艺术画面又何能一概拒绝接受“现成材料”，把再现性场景尽逐出境？在具体作品上，可以大体区分出“再现”跟“表现”的不同类型，而在创造机制中，两者同样不是供取代、供淘汰的存在形式。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转化，互相渗透，超越之路只在你、我之间。
应该指出：排斥“再现”的绝对态度，联系着拒斥社会性的文学心理。作为文学长期沦为历史——政治的派生、沦为事件——进程的演绎的一种反拨，作为文学向人的本体表现这一目标归趋，不屑充当亦步亦趋的社会书记员，改变人的透视社会的手段位置而恢复其目的地位等等，都是一种不必置喙的文学进步。但把超越社会之累跟摒弃社会内容、把表现人的本体性跟排斥人的社会性混为一谈，无异于为渊驱鱼、作茧自缚。或以为人的深度表现在于对“本性”的揭示。这大体来自一种主观情绪，即对人性异化的浓重悲观和人类自由本质的热情向往。不幸的是，一个基本事实在这里遭到忽略：人性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如果我们并不否认这个过程是人性无限丰富、不断复杂化的过程，如果我们并不否认这过程正是展开于作为人的自我创造的社会生活，那么，离开社会而谋求“人”的深度，其缘木求鱼、沙上建塔的性质还不够昭然么？或以为淡化社会内容即文学传之久远、走向世界之良方，造成这种误解的一个原因，在于惨痛的文学教训扭曲了文学心理，以至把社会性跟导致速朽文学的庸俗社会学等量齐观。设若文学的生命可以离开民族历史的母体、离开本土的社会现实而存在，而自立，设若可以“走”来“走”去的“世界”文学必须以舍弃自身的立足点为前提，文学的世界沟通岂不就只能寄望于虚无的上帝与佛主的联姻？
关于“主体”和“客体”。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主体世界的“父体”跟客体世界的“母体”分室而居无以成事。任何可以称为骄子的文学作品，都只能是两者撞击遇合而生成的结晶体。探索性作品超越意识的张扬，极大地调动了创造主体的能动性，使通常的那种让客观呈现性封死主体表现的生机这一状况得到改观。当作家不再栖息于对象世界之中，就对象进行“材料的思考”，而以出乎其外的超脱，仅仅把对象世界作为一种“思考的材料”时，主体和对象的关系，就从习惯的后者对前者的包容调整为前者对后者的包容。对于救治积重难返的痼疾——振兴濒于疲软的主体精神和强化陷于贫弱的艺术个性，这调整无疑是一种优化。
然而，这种调整并不提供给创造主体无节制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作为“思考材料”的对象主体自身的规定和进入艺术品时的要求。作家的主体精神无论怎样强劲有力，他的自由创造力的充分发挥，都必须接受这种要求的约束。当前部分探索性作品多有对这种约束的忽略，忽略进入作品的对象主体自身的生命性和有机性。甚至以为对象原本是自我手中的一团塑泥，一任其在膨胀的主观意念挤压下萎缩失形。通常见到的一些“文化小说”中，对象主体往往被作家的文化玄思简化为一种空泛的文化象征体，风干了的形象失却自身的饱满度和自足性。读者品味此类作品，往往被一条裸体的、粗重的“实证”线条搞得索然无味。这不能不归咎作家为了演绎自己的思考和结论，牺牲了对象主体固有的生命活力，从而丧失了它进入作品后产生负荷能量的前提。正如有的论者指出过的，主体的无节制膨胀跟客体的相应萎顿，指示着造成新的概念化的危机。
关于作家的“学者化”和作品的“学术化”。在一些探索性作品中形成了文学味的寡薄和“学术气”的浓重。诸如在作品中强植哲学命题，文化人类学命题，诸如以作品演绎生理学、生态学、心理学、病理学乃至性科学、精神分析学等等。不能笼统地否定以人为对象的文学从诸多科学成果中吸取滋养和获取启悟。我只是从一些极端的例子上触发了一些思考：文学应该面对的整体性的人，在蒙受过庸俗社会学切割之后，是否还难以逃脱更加多方位的肢解的厄运？文学在从政治的仆役地位上解放出来之后，是否还必得投靠科学公国的门庭？
“性”理所当然地可以进入文学的后面，是否可以赘补说文学并不能一头栽入“性”？“病态”毫无疑问地可以为文学拿来，而文学不必成为“病理”的图释是否同样毫无疑问？不能危言耸听地说这里存在文学再度向非自身异化的危险，但相当数量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越出文学的界域，实施非文学占领，相当数量的作品徒有开放的形态，而实质上走向新的封闭，应该是一种需要注意并加以研究的现象。
“学术”倾向的形成跟批评的状况不无关系。部分批评家在探索性作品面前困惑、喝彩和摇头兼而有之，却缺乏切实的批评。而急进的青年批评家“形而上”的理论兴趣大于实体批评的兴趣。西方理论的涌进吸引他们兴味盎然地一试各种家什，忙乎着各种理论的富于才智的绍介和阐述。在他们那里，作品一度只是被随手拈来充当这种绍介的“例证”和“参照物”。探索的作家也颇具理论的兴致，不乏以一次实践呼应一种理论的热情。如此，两个方面在探索之路上比翼振翮的同时，也不免促成了理论探讨上的“深刻的片面”跟形象创造上的“片面的畸突”之间的同步。
并不应该据此否定作家的理论兴趣。探索作品的“学术”倾向不说明“学术”对创作的妨碍，倒恰恰启示着作家“学者化”的必要。弊端多出于
“化”得不够。避免捉襟见肘，就不能满足只知其一；避免生搬硬套，就不能热衷现贩现卖。作家要谋求文学高层次、超越，需要洞若观火的生活感知，也需要人类精神成果的思想武装，不是东麟西爪的理论杂拌，而是主体精神哲学体系化的深厚根底和诸子百家化入自我的融会贯通。这是作家超越自身的高目标，也是期待大家问世的时代的要求。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读的变迁
滕云
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历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阅读，一种是研读。阅读是大众的方式、通常的方式，研读是专家的方式、特殊的方式。专业的批评家、研究家、文学教授，也只在特殊需要的场合才采用研读方式，一般他们也还是采用阅读方式，在研究工作之外他们也是读者大众之一员。可见研读方式适用范围有限，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还是阅读方式最基本。
但我们说历来以阅读方式为基本又并不很对。资格更老的还有听读方式——以听为读方式。古时更主要更基本的接受方式是听读，直到当世，听读方式也并未废弃。中国的书场、客厅，外国的沙龙、文学集会，大家以听为读，或者听艺人说书，或者听作家朋友朗诵新作，兴味盎然。
然而到底听读于今失却昔时盛况，不大兴行了。不是不兴，而是不能。那些意识流，时空交错，那些非情节结构，复调结构，那些玄思、意象、艺术抽象，你怎么听呢？你听出什么呢？你能兴味盎然听下去么？你能像前辈、时贤那样，听到入神（或出神）处，不禁击节叹赏，浮一大白么？
对于这类作品，不但听读难有所得（即所谓耳不暇听），就是阅读也难有所得（正所谓目不暇接）。你需要研读。你虽然不一定每读一篇这样的作品都像教授那样准备做一篇论文，但你每读一篇这样的作品却要做一回教授，也就是说，你要像教授做研究那样，收视返听，心不旁骛，耸起神经，鞭策思维，时时提着“他为什么要这样写”的心，吊着“他这段该接哪段”的胆，去捕捉，去译解。脑汁绞得差不多之后，也许你能发现一个新大陆，你会惊叹、惊喜，你终于获得理趣、获得理趣基础上的“审”美的满足。
于是研读变成读者接触某一类文学作品时接受活动的基本方式。这就是读的变迁了。
大概一般读者在接触文学作品时是很少想去过足研究家瘾的。文化层次高的读者也未必都想舍阅读而就研读，非不能也，乃不愿也，乃不为也。
这样一来，必须以研读为基本方式的文学作品，其读者数量就难得浩浩荡荡了。对于多数读者，你不叫他听读、阅读，只叫他研读，他就不研也不读了。这也是读的变迁。
听读也罢，阅读也罢，读者的接受意识，或者说读者的接受思维，颇有一些特点。我把它概括为八点：①它是常态思维，不是异态思维，易于接受常态的而不易接受异态的心理、感情、物状与文学描述。②它是有序思维，不是无序思维，不易接受文学作品过分纷繁、交错、跳脱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使他产生意识障碍、感受障碍、思维障碍，交流中断。③它主要是直观思维，较少抽象思维，不易接受文学作品中过多的隐义以及表现上的艺术抽象。④它主要是经验感性，不是超验感性，不易接受文学作品中超越经验感性的描述。⑤它是实践理性，不是思辨理性，不易接受文学作品中偏于思辨理性的描述。⑥它是一种自我思维，不是自他思维，意识流之类在作者可以“流”得很自然，在读者就未必能跟着“流”开去，跟着“流”在他有一种被强制感。⑦它包含自娱追求，要求的主要是阅读（听读）情趣而不是理趣，是自自然然的赏美而不是挺费劲的“审”美。⑧它要求的是审美的即时效应，要求欣赏与阅读（听读）的同步效应，而不是审美的隔时效应，即欣赏与阅读分隔、先研读后欣赏的不同步效应。
阅读（听读）与研读在接受意识、接受思维上确有大区别。这是在某些现代作品面前，阅读失却自身固有功能，产生“读”的现代变异的大原因。
对从听读到阅读到研读的变迁，我们不宜作价值论上抑此扬彼的判断。它们各有用处，各擅胜场，各有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在文学接受活动上，多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位置，多种方式比单一方式好，而且更符合当代文学多元化发展的实际。有人愿意阅读，有人愿意研读。有人愿意自己的作品让人阅读，有人愿意自己的作品让人研读。西方不就有“教授小说”（供教授研读的小说）之谓吗？此称谓是褒是贬且勿论，古今中外，基本的事实是明摆着的，即支撑文学大厦的，恐怕还是“读者小说”“读者文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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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有感于“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设立
绿原
近10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介绍工作，从一方面看，称得上成绩斐然。但从另方面看，又不免遗憾于翻译多而研究少。特别是对一些大作家和现代重要作家的研究，就当前的情况看，似乎仍未越出起步的阶段。
为了促进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并鼓励有志于攻坚的中青年外国文学研究者，冯至先生决定将他获得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际交流中心1987年艺术奖1万马克捐赠出来，作为“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的基金——这在我国文艺界将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冯至先生是我国德语文学研究者的前辈，又是“五四”以来卓越的诗人之一。他一生为绍介德语文学，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留下了丰硕的成果。对于歌德、海涅、里尔克等大诗人及其作品，冯先生都作过介绍和精湛的研究。更值得称道的是，他的研究是从他的创作经验出发，是从中国文学传统出发，是通过比较文学的眼光来看外国文学，是为了推进本国文学而绍介外国文学。他在翻译海涅、里尔克的同时，写过许多玲珑剔透的十四行诗；在研究歌德的同时，写过大处着墨的《杜甫传》。冯先生晚年慨然捐款设立“德语文学研究奖”，由此寄托了他对德语文学的尊重和热爱，从中更可见出他对晚辈的信任和期望。
德语文学对于我们，除个别作家、个别作品以及断代文学的特征需要细致研究外，似乎还有待于从总体加以观照。首先，我以为，应当注意德语文学“为人生而艺术”的优良传统。不论他的人生观如何，德语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无不对人类的进步有所探求，很少把文学单纯作为游戏从事。例如，所谓“发展小说”（又称“修养小说”，《维廉·麦斯特》就是一部），通过主人公从幼年到晚年的一生经历来揭示作者所见的人生真谛，从而颂扬他所持的信仰和理想，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就很值得我们借鉴。其次，我以为，应当注意代表性德语作家从德国古典哲学继承的对立统一观点。例如，《浮士德》中的两个灵魂，席勒的“责任”和
“倾向”，荷尔德林的“基督”和
“迪奥尼苏斯”（希腊神话的酒神），海涅的“拿撒勒人”和“希腊人”，叔本华的盲目而狂乱的“意志”和以道德名义批判“意志”的“想象”，尼采的“日神”和“酒神”，斯特凡·格奥尔格的“狂喜”和“清明”，以及托玛斯曼把他所处的德国社会划分为“庸人不懂反思的骚乱而实际的社会”和“艺术家、知识分子反思的、批判的、不务实际的社会”，等等。在这些代表人物的笔下，说法各有不同，有些并富于鲜明的唯心色彩，但人生包括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这个基本点，却是一致而一贯的。这就往往使文学在生活面前从直观的感受上升到哲理的思考。
此外，我一直希望，研究家们还能注意到德语诗歌的渊源和发展，尤其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以及从里尔克开始的现代诗几个阶段。一般说，外国诗比外国小说更需要研究家帮助扩大一下翻译帷幕的透明度，否则我国读者的印象往往难以切近原作的真实。先天赋有哲学气质的德语诗人，例如以所谓
“具体的抽象”为特征的里尔克，如果对他们的精神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单凭翻译出来的本文，是更不容易相与的。至于德语文论，从康德、莱辛、赫尔德……直到现代的诗学和美学，对整个西方文学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系统翻译和周密研究，就更其不言而喻了。
然而，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在克服生疏感的同时，自觉抵制目前外国文学绍介工作中的趣味倾向。以趣味的有无、多寡来衡量德语文学，仅为消遣而改编什么故事，仅为猎奇而推荐什么手法，或者充其量满足于一鳞半爪的偶得之见，势必会闹出买椟还珠的笑话来。当然，整个德语文学在我国，几乎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研究起来，认识浅，见解粗，在所难免，要紧的是认真二字。冯至先生在40年代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就叫作《认真》。文末从里尔克的《布里格随笔》中，引用了一个法国诗人弥留之际，为着纠正女仆的错误发音，挣扎着把死亡推迟了片刻的小故事，说明“如此痛苦地认真，是由于爱”。这篇散文至今仍然使人“于我心有戚戚焉”。我想，只有爱——爱文学，爱本国文学，同时爱外国文学，才能做到认真——认真地翻译，认真地研究，认真地帮助提高本国文学的发展水平。
我衷心希望，“冯至德国文学研究奖”的颁发和领取同样能够贯彻这种认真的精神。其实，何止德语文学，整个外国文学同样需要认真的系统化的研究。与冯至先生同时代的老一辈学者，如朱光潜先生、钱钟书先生、伍蠡甫先生等，他们严肃认真而又切实的治学精神，从一般到个别又从个别到一般、由中而外又由外而中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用功的门径，是值得奉为楷模的。每读他们的著述，仰慕之余，不禁想起一句古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愿趁此向他们表示后学的敬意，并与中青年外国文学工作者共勉。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出版信息
△李衍柱、朱恩彬主编的《文学理论简明辞典》，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收有文学理论常见术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论著、中国文艺理论家和文艺理论著作、外国文艺理论家和文艺理论著作、文学思潮、流派、社团等方面的有关词目，共计1043条，共58万字。
（鲁）
△孙党伯的《郭沫若评传》，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十章，论述了文学家、革命家郭沫若的生平和创作。 （边）
△曾镇南的《王蒙论》，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对王蒙创作丰富、复杂的主题和多样的艺术手法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
（王磊）
△李传龙的《曹雪芹美学思想》，最近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分十章，分别探讨了曹雪芹和他的巨著《红楼梦》的美学价值。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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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论信息
“二十世纪国外文学走向”讨论
《外国文学评论》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开辟了《“二十世纪国外文学走向”讨论》专栏。
编者按说：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既需要进行有机的横向研究，又要进行纵向的历史研究；既要认识它的纷繁缭乱的现象，又要把握它的具有本质意义的特征，不但需要从文学本身，从二十世纪外国文学运动内部来进行多侧面、多层次的探究，而且很有必要超越文学本身，从更广阔的文化、哲学背景上进行探讨。
盛宁在《试论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的发展倾向》一文中认为：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批评总体发展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倾向：独立化倾向、多元化倾向、“科学化”倾向和“理论化”倾向。章国锋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创作与批评理论中的主客体关系》一文认为：十九世纪末以来不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批评领域，主客体关系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创作中，作家的主体意识更加突出；在批评理论中，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的能动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一个普遍的倾向和共同的特点是：文学表现的重心由客体向主体的倾斜，表现的对象从外部世界向人的内心世界的位移。
同期还发表了许汝祉的《突破东西方文坛某种停滞的可能性》，侯维瑞的《从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发展的摆锤状运动看外国文学发展的走向》、慈公的《世纪末的思虑：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等。（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