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奇妙的文学三角
——关于文学的价值实现过程的遐想
王朝垠
在我们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商品观念”用不着哪位文人学者的引进，它自己就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顽强、更有冲劲地闯入神圣的文学殿堂，并力图改建成又一所商业大厦，看来已是势所必然了。
不管未来结果如何，我们应该承认：作家是文学的生产者，而读者当然便相应地成为文学的消费者。同时，正像作家不仅要求突破别人、还要求不断突破自己一样，读者的审美视野、习惯、趣向也于变动中在总体上呈开扩提高向上趋势。这当然也可纳入商业信息：消费者有新的需求，生产者必须适销对路。从这里，我们可以引出一种表述方式：作家和读者，不仅是几何学上直线相联的两个点，而且是社会学茫茫人海中互吸互依的两颗心。有什么样的作家，便一定会引导出什么样的读者；有什么样的读者也一定会呼唤出什么样的作家。一如生产促进消费，消费刺激生产。
但是，当今作家不能自己拿着作品去让读者传抄传观收费，读者也不能拿着钱在作家门口排队求取奇文观赏。于是，编辑便应运而生了。这样，在文学的两点一线之外，我们又还得承认与这两点等距离的第三点——编辑。文学领域原来并不只是两点一线，而是三点三线。所谓“文学领域”，有三个角色，构成三角区域，这便是“文学的三角”。
当然，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需求是奇妙文学三角区域中的主要矛盾，其他种种矛盾均与此矛盾相关连，或为此主要矛盾内容的折射。但，是否只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便“迎刃而解”，却仍有待考察研究。即使仅就这个主要矛盾而言，怎么去“抓”，怎么“抓住”，怎么解决，至今也还没有政治经济学家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角度为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管理提供成套方案。
商品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必须追求价值的实现。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其价值实现过程的具体情形又是怎样呢？
讲到价值实现，首先就要确定价值尺度。商品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的。当然，他同时还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本身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
由此看来，文学作品于今诚然未可否认具有商品属性，但商品属性毕竟不是它的主要属性，更非它的全部属性。文学作品同样要在商业中实现其作为商品的价值，但它所追求实现的价值主要并非作为商品的那种价值。与商品的生产不同，文学作品的生产在作家那里尽管也完全可以是为了换取稿费，可以是为了读者亦即消费者的需要，但作家之为作家，不管他（她）主观上怎样想、口头上如何宣称，从创作实践的本质上看，文学的生产与其说是为了等价交换（这是不可能的），不如说是为了奉献。奉献作家从生活的原野中采来的鲜花，奉献作家对时代、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奉献作家以情感、意识、物象、人格、个性……所熔铸的具有美学特征的、既在这个世界之中却又超乎这个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世界，即：无处不有作家本人个性在焉的特殊精神世界。从创作心理机制来说，这种奉献，既是创作主体不自觉的一种特殊的“内分泌”，又是创作主体意向极其明确的“精神输出”。在这里，作家的创作实践，可说是“上帝造人”，用斯大林的话来说，亦即：“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这里，作家的手稿尽管不可不作为作家身处现社会的必要的谋生手段，从而也就使作品外加了一层商品的属性，但既然在目的本质上是为了“精神输出”，而不是利用劳动条件即生产资料于劳动对象中注入形成“商品的内在价值尺度”的劳动以取得商品形式的价值，这也就从作品内部规定了与商品属性完全相反的非商品属性。这样，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尺度便只能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作品的美学意义、时代意义、社会意义、认识意义、教育意义及愉悦性情作用等等。
既然文学创作（即生产）与作品阅读（即消费）是一个延续的“创美”一体化过程，那么，作家和读者的关系，也就未可等同于一般物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以及精神进出口贸易关系。而只能是在同一瞬间你进入我，我进入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作家来说，是要进行“精神输出”，这种“输出”是“侵略”还是“亲善”，固然取决于作家输出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同时也取决于读者原有的精神条件及当时的精神需求。这里需要合作。合作便要有条件。如果读者殚思极虑也不能与作家的心灵搏动发生共振共鸣，那就很对不起了，尽管作为商品的这部作品的价值业已按书刊价格（在作家那里早已按稿酬标准）实现，而作为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则即使“有”也等于“无”。这与买了一只手表、一只戒指，不戴在手上而放在箱底，实在不可同日而语。譬如，屈原、曹雪芹、鲁迅的作品不管多么伟大，至少对于文盲、半文盲就毫无价值可言。乡民至今每到端阳节划龙舟、撒粽子，也都知道纪念屈老夫子，其实并非因为《离骚》、《天问》、《九歌》、《哀郢》……仍在民间普遍传诵，而是借助于民间传说故事的媒介而对其人其事永葆敬仰礼拜之情。
这只是文学价值实现过程复杂性的一个方面——虽然极端，却不少见。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文学作品的价值不仅总是只在一定范围内实现，而且在它所能实现、也已实现的范围内，其实现程度及价值取向也必因人而异。譬如：文学作品不可或无的价值即在于“美”，“美”又有多种多样；由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禁锢，不少人现已开始敢于正视并大胆欣赏“人体美”了，不少文学作品对“人体美”的描写也随之增多并无所顾忌了。尽管我们不能说这些描写都很健康、都很必要，但总也不能说都不健康、都无必要吧。可是，如《十日谈》中那位告诉年轻人他所见到的美人是“老虎”的虔诚长者，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也还有呢？至少，恐怕不能说已经绝迹。这就是对同一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因人而异。又譬如：我们现已看到形形色色的维纳斯塑像、画像进驻了为奔钱而大展才智的“倒爷”的卧室，而伟大的俄国戏剧艺术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曾匍匐于来俄访问演出的美国著名舞蹈艺术家邓肯的裙下，对这位舞星的形体美如见神明，顶礼膜拜。虽然“倒爷”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人体美”面前同为赞赏，难道二者可以同日而语？
又想到《十日谈》。作为世界名著，有些故事今天读来虽也有趣，也不一定毫无现实意义，但设若不是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而是出自今日中国的某位作家——哪怕是知名度极高极高的作家——之手笔，则也实在难免会被编辑退稿。今天的读者只需要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的《十日谈》，而不需要只不过署名当代中国作家而内容形式绝无二致的《十日谈》，岂非咄咄怪事？！——果真怪吗？怪在哪里？这当然又是一个“价值尺度”问题了，说明文学的价值尺度尽管多种多样，却总是离不开所由产生的历史、时代、社会。文学作品的任何一种价值，一旦离开作品所产生的时代、社会，不仅当时不能实现，将来也不可能实现。即使是一部当时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未能实现其价值而只是若干年后才实现其价值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文学史上只是间而有之），当它实现其价值时，也是与读者对它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社会的一定认识分不开的。
“上帝造人”；“人造上帝”。可是，我们原来说的是作家、读者、编辑三足鼎立，那么在这个文学的价值实现过程中，编辑站在什么地方呢？他（她）到哪里去了？
以“商品”生产作比喻，编辑干的是向作家订货、提货，并向读者推销。编辑以自己的脑力劳动，不仅为作品价值的得以实现作出贡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参加生产性劳动，参与作品精神价值的创造——与作家谈题材、谈构思、商量改稿方案、必要时亲自动手对作家的作品作出重大修改。在作品的全生产过程中，编辑的活动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里，编辑是站在“生产”领域。但如果说读者是文学的“消费者”的话，那么，编辑便是站在文学“消费者”队伍中最前面的那一位了。编辑是作家的作品进入社会的第一位读者。在编辑所站的岗位上，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浑然一体，同步共进。
编辑本来就是应作家与读者的共同呼唤才来到世界上的。作家需要编辑，读者需要编辑，但在作家与读者之间，编辑却又仿佛充当着“第三者插足”的角色，而且正是由于“第三者插足”，使得本来就并不简单的“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了。编辑既站在文学生产过程的末端，又占据文学消费过程的首席，这样，所谓“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就其全部内涵来说，实际上也就不能不包含着“作家与编辑”以及“编辑与读者”的关系。这与其说是偷换命题，不如说是变幻莫测，是文学三角关系的又一种奇妙表现。
实际生活总是比理论复杂得多。正因为文学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非政治经济学所能尽述，正因为文学作品价值的实现是灵魂的交融与对话（或曰拥抱与搏斗），所以，文学三角的关系，既是三足鼎立，又是三位一体。
当然，在编辑面前，作家与读者都没必要、也不可能一味谦恭到底。一时谦恭之后，难免紧接发生疑忌，同时也就料定：编辑未可主宰天下。文学三角中的“王者”，不是作家就是读者。有了这样一种推断，在作家和读者的眼中，便都各自见到另外一番触目惊心的情景：只见编辑跟随作家鞍前马后，前呼后拥；一批作家在带领一批编辑陪同一批欧洲拉美等西方哲学家、作家的幽灵在开放的中国社会晃悠一阵之后，有的中国作家作品中的中国社会诸相、中国民众心态、中国作家个性，便似乎全都不同程度地染上西方色彩；是不是新的“样板”又来了？惊疑未已，忽又依稀听到一种声音：这是前锋！这是新潮！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就从这里出发！啊，作家早已黄袍加身，编辑早已另择“明主”了——这是在一些读者眼中。在一些作家眼中——编辑对读者曲尽奉迎，竟不惜降低、改变文学品格，将那么多极少文学性而美其名曰“通俗文学”的文学推向市场，同时又将那么多看不懂或很难看懂因而很难判断是不是文学的文学引入“纯文学”的雅座；还有不少作品竟然很难按时下出现的名目归类：“严肃文学”？“通俗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反正，所见如果不是钢盔铁甲裹着一个贫血婴儿，就是一吨钢铁中装四两炸药，如果不是伊甸园中夏娃的模糊化身就是“本我”总是超乎“自我”、摒弃“超我”的心理哲理论证。
两种眼光，两类情景，所论决非毫无根据，以“仆人”而窃居“主”位的编辑焉能辞其咎？
在这里，编辑虽然不是“作家与读者”这对主要矛盾中的一方面，却在“作家与读者”这场灵魂的搏斗中陷入了矛盾斗争的漩涡。上述“读者与编辑”、“作家与编辑”的矛盾，实际上也包含着读者与读者、作家与作家的矛盾。俨然一时成为文学三角中的“王者”的编辑便成为这诸般矛盾的外化。时乎？运乎？
却又忽然想起黑格尔的一个颇有争议的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文学三角，谁都要当“上帝”（造物主），这不一定就是狂妄；但结果谁也当不了，那也必然。“自由！”这是文学三角每个角色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但既然谁也离不了谁，既然谁也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愿望支使谁，而谁都参与这文学“创美一体化过程”、参与价值的生产及实现，那么，为了价值本身的提高和充分兑现，亦即为了“人”更加完美充实提高，看来，文学三角只好共同协定：
每个角色都真正承认并尊重其余两角；每个角色都不断调整自我，面对广阔社会生活及艺术空间，首先努力提高自我精神境界。“自由”就是选择，“自由”就是探索。即使有日坐上航天飞机遨游宇宙，归根结底，也还必须按时返回地面，就这一点而言，至少在地球毁灭前，我们别无选择。叶落归根，地球是我们的故乡，文学三角区是我们的家园。“上帝按照自己的面目造人”，为了把“人”造得更美好，我们每个要当“上帝”的角色，就必须先把自己造得更美好。
当然，我们对文学现状也应有个清醒全面准确的估计：确实还存在不少缺陷、不足，必须予以正视并恰当解决，但也不妨认为，我们不仅取得了很大成绩，而且即使是某些混乱与不足，从一定角度看，实在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刚开始的进步往往令人一阵狂喜，紧接也就痛苦。犹疑、彷徨在所难免。文学的商业大厦即使可能有日建成，它也将只能依附于比它更加巍峨壮观华彩四放的文学殿堂之侧。到那时，一切真正伟大的文学巨人，以其精神的富有，而为物质生活领域的百万富翁，当也不再让人“红眼”。那当然便是文学价值实现的最美好的时代了。真正的黄金时代！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漫议批评的“热”
潘凯雄 贺绍俊
近几年，文学理论批评领域里也和文学创作上一样流行“热”潮。“热”的名目不少，诸如方法论热、文化寻根热……这种风风火火、热热闹闹的理论局面曾使人兴奋不已，当时，有人预言1986年是“观念年”，又有人预言1987年是“文体热”。但遗憾得很，比起1985年的轰轰烈烈的“方法论热”来，1986年的所谓“观念年”无疑要逊色得多；而1987年的“文体热”也没有热到哪里去，热心者虽不乏其人，却处于散兵游勇状，其声音并不怎么强烈。到了今年，人们尽管不敢轻易地奢望“热”潮的兴起，但终于又从“伪现代派”的讨论中看到了些许端倪，尽管今年的“伪现代派”讨论似乎还只是局限在一两家刊物上，影响能否扩散开去还很难说，离“热”的程度也相去甚远。对比几年前的理论上的“热”，这种状况毕竟是冷场的，仿佛理论和批评进入了一个萧条和萎缩的时期。对“热”的问题如何看，“热”起来是否等于人们所期望的姑且不论，但为何“热”不起来，似乎值得研究。
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客观地反省和评价这些“热”时，却不能不承认，在种种“热”潮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甚至也是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浮躁，如果说得再难听一点，也就是华而不实。试想一下，在当年的“方法论热”中，说方法者何其多，而用方法者又何其少，以致形成了批评理论和批评实践的严重脱节。同样，在“文化热”中，“文化”一时成为最时髦、最流行的一个概念，然而，在“文化”这顶桂冠下，又掩盖了多少并没有多少文化的干瘪身躯，甚至又混进了多少非文化的货色。
浮躁可以看作是一种情感的结果，一种对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的满腔热情。如果没有这种热情，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很难在刚刚从长期沉闷、单调的理论气氛中解放出来就得到迅猛的突破。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人类复杂的精神创造活动，虽然也需要情感的强烈活动，它的发展和创造有时甚至直接受益于情感活动的激动，但在更多的时候，这种建设和发展则是需要冷静地理性思考和长期的、艰苦的、复杂的劳动，隐藏在热热闹闹的背后的浮躁心理恰恰容易阻碍文学理论批评向纵深进一步发展。
“热”不起来也许就反映了理论不能单纯靠情感来维持这一简单的事实。情感亢奋的时候，人们忙于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热”潮，一俟情感沉淀下来，人们便清楚地认识到，那些重要的、复杂的理论问题绝不是靠“热”过之后就能得以顺利的解决，与其“热”过之后两手空空倒不如冷下来踏踏实实地多做点实际工作。
当然，“理论热”的降温，决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因素，更不能据此对我们的理论现状心满意足。浮躁是一种情感的表现，而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理论素质上的缺陷。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在短短的几年内所取得的成果是令人惊异的，各种流派、各种学说都毫不示弱地得到了充分的施展，理论批评的容量在急剧地膨胀。但这种理论成果主要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现当代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是突然打开大门后吸入到大量新鲜气息的产物，因此，我国这几年的理论建设主要停留在理论的结论上，而缺少充分的内在的理论过程。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理论素质上的缺陷。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主要不表现在结论的丰富和正确与否上，而表现在有没有一个内在的理论过程。所谓理论过程，是指一个理论在作出新的结论时所积蓄的力量，它容纳新的事实、参加理论竞争的能力，等等。由于这一理论素质上的缺陷，我们想保持“理论热”也“热”不下去了。“热”不起来了无需担忧，担忧的倒是“热”不起来以后怎么办？这就需要理论批评界的同志坐下来，扎扎实实地研究一下文学现状，充实自己的理论过程，否则，这一“热”一“冷”，还真会“冷”得悄无声息，从此再也“热”不起来了。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芳香馥郁的异花
——读杜埃的《风雨太平洋》第一部
林卓华 林绍祖
当我们整个心身尚浸沉在杜埃《风雨太平洋》第一部的文学境界中，又欣闻第二部即将问世，不禁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魅力，使这部书的内涵力度，能够这样强烈震荡起我们的心弦，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波圈——那异国的风土人情，那椰林间燃起的烽火，那群往昔英气勃勃的年轻战友的神采风姿，浮雕般地再现在我们的脑际，还那么深沉地引起我们的思考？
杜埃同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夜到菲律宾。珍珠港事变后，他和《风雨太平洋》中很多原型人物或战斗于山野，或挥毫于密室，在辽阔的吕宋平原和日寇作殊死战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说中很多人物形象，不论是重彩浓抹，或是淡淡几笔，他们独特的人生经历，行动举止，都能活在读者心头，令人久久难以忘却。
作品描写了菲律宾“华支”的战斗历程。“华支”是抗日时期菲律宾华侨游击支队的简称，是一支洋溢着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反法西斯的武装队伍。“华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是有其光辉的一页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随军入菲，在首都马尼拉第一个访问对象就是“华支”，并以惊异和赞赏的笔触，如实地报道了“华支”坚持3年抗战的丰功伟绩。
《风雨太平洋》在思想上取得的成就，与它的艺术形象的成功是分不开的。作者善于把互相对立的事物，辩证而又和谐地揉和在一起，创造一种令人心眼一新的艺术境界。
《风雨太平洋》的风格具有小说情节的连续性，又有独立欣赏的可分解性。《在芒果树下》一章，就是一篇可供独立欣赏的散文诗：一个菲律宾少女在月光下，等待着初恋对象——一个英俊的“华支”小伙子。作家为了衬托这位少女不胜负荷情感起伏的心态，特地间歇安插一个鳏夫自弹自唱一首沉郁的民歌：“平原广漠静寂，蓝夜繁星细语。一个远方归来的汉子，在迷茫的田野徘徊。”意境近乎空灵，心绪却是火般灼热。
这部小说题材独特，文笔隽逸，在人物描写方面也很有光采。
霍斯特·李和许庚，是作家着墨最多的两个人物。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侨领，都是坚定的抗日志士。但他们各有自己的个性。李的豁达大度，给人一种“开窗（开卷）忽涌大江来”的伟岸感；许的沉实稳重，如同承受惊涛冲激而巍然不动的巨礁，给人一种安稳感。刻画他的性格的细节很多，最生动的莫如《风暴》一章：几位“劳联”领导人对菲岛会否陷于敌手，各抒所见，争论热烈。李以详实的数据，精辟地阐明日本侵略菲岛的必然性，弦外之音要求大家要作好思想准备。
许庚又是另一类型的抗日中坚人物。他当过店员，又当过小学教师。出生于“泉州人稠山谷瘠”的乡土，很多老乡为生活所迫，只得“每岁造船通异域”。冷峻的生活赋予这个知识分子以严峻的沉思，出于一种历史责任感促使他总在寻思求索一条不单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的正确出路。基于此，当共产主义这缕幽灵一旦踯躅在亚洲大地，如电火霹雳，猛然开辟了他那苦苦求索的思路，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列主义者。由于他出身底层，还由于他的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形成他为人处世持重多思，平易近人，朴素无华的作风。作家运用电影般的主观镜头把许庚的隐秘情愫那么含蓄又那么清晰地揭示在读者眼前，引起的不只是共鸣，更多的是丰富的联想。
作家带着凝重感情色彩着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那就是《建国报》编辑傅里奥。这个文化人由于生活道路曲曲折折，气质比较沉毅，视野却十分深广。《一封不具名的信》这一章全在写他。作家运用最适宜表达个人感情深度的第一人称手法，对他所爱的少女（霍斯特·李的大女儿李丽妲）写了信，作了坦率的内心独白。傅这封信十分深沉，说确切些，是作家运用这个典型人物，来概括、揭示华侨抗日激情的心理基础。
吴青的形象一出现，就给人一种明快、朝气轩然的印象。他“长得英俊，像个西班牙后裔，操一口纯粹的菲语”。他“洒脱大方，善于和菲人打交道”。他政治敏锐，又有诗人的慧眼，在朦胧的月色下，他对恋人玛丽亚那么形象地把中菲民族描绘为“两个披发赤足的母亲，老在蒙受着苦难”。作者刻画吴青不单是白描，还不时地透过玛丽亚的种种感受、交流、融合来完善。
作家在刻画人物方面，显现出了他那隽逸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正如作家本人所说的：
“我们必须……强调深入到生活中去，从生活的实践来发现新的事物和新的人物，从而熟悉它、掌握它，然后才来进行艺术的创造。”《风雨太平洋》这部严谨的作品，正是作家根据这一论据进行实践的结果。
《风雨太平洋》所散发的异国情味，可谓处处皆是。不论是一种风俗，一颗水果，一缕奇香，一身衣著，一样举止，都有一种局外人所无法描述的特别韵味。菲律宾是个热带岛国，处处都是一幅幅色彩艳丽的油画，可作家往往采取水墨画的疏淡格调，去显示他所着意描绘的风土景色。《风雨太平洋》是我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异花，散发着浓馥的芳香，值得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