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探索与争鸣
论改革开放与民族精神的转变
俞吾金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认为，一个民族的精神现状除了导因于它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所沿袭的特殊的文化习俗外，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它的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变革。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实施，僵化的经济体制被冲破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了，生产力获得了新的解放。与此同时，我国的民族精神也正在开始产生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从以名正实到以实正名
在我国民族精神的主干——儒家思想中，以名正实的观念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他把“名”（周礼）置于第一性的位置上，并用它去纠正发展变化着的“实”，显露出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和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的倾向。汉代的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孔子这方面的思想。他不光强调“名”先于“实”，“实”顺乎“名”，而且明确主张把“名”看作判断“实”之是非曲直的根本标准。这一传统观念成了我国民族精神的一项基本内容。
如果用现代术语来描述的话，“名”也就是概念、观念或原则，“实”也就是事实、实际或实践。恩格斯说，“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这段话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名实观，即“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名”的内涵随“实”的变化而变化，“实”是检验“名”的根本标准。
可是，人们的思想并不能轻易地从以名正实的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的盛行正是这一观念的现代表现形式，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过分倚重也反映出同样的心态。长期以来，由于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意识形态和观念的领域里，从而在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观念崇拜的后遗症。人们不是热情地投身于新生活的创造，而是小心翼翼地株守着一些僵化的、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旧观念，用以裁判乃至限制活生生的现实生活。这种观念崇拜或对“名”的崇拜，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凡是”的错误见解中。
正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冲击了以名正实的传统观念，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以实正名（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正确观念的地位，从而使民族精神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以实正名的正确观念的发扬和光大。改革以来的大量事实表明，形式主义和讲空话普遍地遭到人们的唾弃，不适应新生活的旧观念，逐渐被人们抛弃。务实和创新开始成为解放了的民族精神的新的主旋律。
从重义轻利到义利并重
众所周知，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言下之意，只有君子圣贤才懂得“义”，而芸芸众生则只懂得“利”。这里的所谓“义”，是指合乎统治阶级的礼制的行为规范，“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孔子的学说显露出贵义贱利的明确的意向。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这一见解，进一步把“义”与“利”对立起来，认为“利”是引发个人作恶和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提倡了“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亡国、乱天下的后果。到了宋明理学家那里，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把封建统治阶级的行为规范和个人的物质欲望看作是冰炭不相容的两极。这种尚义去利的观念在中国国民性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是中国社会商品经济长期以来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之一。
这种重义轻利的观念也根深蒂固地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偏失。一方面，我们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抽象地谈论共产主义的道德（此即重义），幻想不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达到共产主义，这实际上是几千年来的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原始的集体主义和平等观念在当代的一个变奏曲。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09页）空洞地谈论“义”是毫无意义的。另一方面，我们不遗余力地批判所谓“利润挂帅”的观念，把城市里的个体商品经济和农村中的副业生产及集市贸易一概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排斥（此即轻利），从而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集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这种做法在“文革”中达到极点，几乎使我国的国民经济陷于崩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关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包括对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鼓励），从根本上承认了“利”的合法性，企业和其他生产团体的自主权的加强，也为合法的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谋得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九年多来我国经济的大发展表明，承认“利”的合法性是何等重要。在重“利”的基础上，我们也提倡重“义”。“义”在广义上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在狭义上则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建设的问题。在这里，“义”的内涵也起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它不再是与“利”尖锐对立的旧道德观念的残余；另一方面，它也不再是脱离实际历史条件的空中楼阁式的道德理想。事实上，也只有提倡合理的“义”，才能正确地解决好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对“利”起指导的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义”“利”并重的新观念开始取代重“义”轻“利”的旧观念，讲求经济效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想法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
从民贵君轻到民主政治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封建专制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形式中，民主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在战国时期，孟子出来提倡“仁政”学说，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里倡导的民贵君轻的思想并不真正是为民争地位的，归根结蒂乃是为了加强封建君主的统治地位。但从客观上看，民贵君轻的观念对老百姓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有一定的益处的。所以，在孟子之后，这一观念为历代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所倡导，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为老百姓所普遍敬重的包公、海瑞等历史人物所提出的“为民作主”、“为民请命”的口号，无不都是从民贵君轻的观念中引申出来的。这一观念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一直波及到当代中国人的身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人们普遍地寄希望于“好人政治”，主张由“好人”来为民作主，正表明他们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民贵君轻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从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以来，上述旧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和批判。人们开始意识到，民贵君轻的观念归根结蒂仍然是封建意识形态的一个附属物，至于为民作主的口号则恰恰表明了人民自己还不能当家作主。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相距何止千里。正如十三大报告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在现阶段，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克服官僚主义，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二是抓紧制定新闻出版、结社、集会等法律，建立人民申诉制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逐步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法律化，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人民当家作主才真正成为可能。从对民贵君轻、为民作主的旧意识的留恋到注目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这无疑是我国民族精神发展中的一次大转折、大解放。
从因循守旧到开拓创新
从中国历史上看，农村的自然经济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以农立国，五家之口，百亩之地，几于到处皆然。父传子，子传孙，亦皆历世不变。”（《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32页）与这种历世不变的经济关系相对应的，一方面是家长制式的宗法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方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念。这种倡导不变和退守的伦理、哲学观念，反过来又加剧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使他们充满了唯祖宗之法是从的因循守旧的心理。不用说，这种心理早就侵入到传统的民族精神内部，沉积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小生产者的因循守旧心理的具体表现是满足于现状，处事谦让退缩，依附性强，等等。在改革开放的浪潮的冲击下，这种传统的保守心理正陷入危机之中，代之而起的则是开拓创新、大胆进取的新的精神风貌。表现之一是，敢于打破现状，发前人之所未发。中国有句旧谚语：“屋顶上的三只麻雀不如手中的一只麻雀。”这是轻易地满足于现状的保守心态的维妙维肖的表现。因为手中的麻雀是现实地属于我的，屋顶上的麻雀则只是在可能性上才属于我的。改革时代的新谚语则是：“手中的一只麻雀不如屋顶上的三只麻雀。”它表明了人们敢于打破现状，向可能性进军的新的心态。表现之二是，敢于毛遂自荐，大胆地投入到竞争中去。中国人素来称自己的国家为“礼义之邦”，又受道家“无为”学说的影响，凡事总讲谦让退守。这种传统的心态在改革开放的新生活的冲击下，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企业权限的增长和承包的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激烈起来，于是一大批敢冒风险、敢于竞争的新人也随之而涌现了，他们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推动了民族精神的转换。表现之三是敢于发挥个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中国人的伦理纲常，强调的是与自然经济的共同体相对应的封建宗法关系。尽管它也口口声声地讲人，但这里的人只是一个束缚在宗法关系中的物件，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传统的经济关系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在现时代的典型表现则是人才的单位所有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撕裂封建宗法关系的纽带，推动着人才的流动，从而使个人脱颖而出，成为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独立的单位。
从求同去异到有同有异
中国先秦时期的文化是以“百家争鸣”的盛况而著称的。到了汉代，董仲舒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举贤良对策》中进言道：“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他明确地主张在思想文化上实行求同去异的政策。他还把这一政策推广到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中，强调在改朝换代时必须“改正朔，易服色”，以便“顺天命”，这就把求同去异的大一统思想一直贯彻到老百姓服饰的颜色上去了。这种偏狭的思想意识，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强化，逐步成为传统的民族精神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其消极影响一直波及到当代中国，在“文革”中获得了典型的表现。当时“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推行法西斯专政，不仅要把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统一到几个样板戏中，而且也要把人们的服装统一到蓝的和灰的这两种颜色中。这种专制主义的狂想曲今天看来是何等可笑。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的冲击下，求同去异的传统意识正为有同有异的新观念所取代。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也就是向多样性、向各种可能性敞开。经济上多种成份的并存；思想文化上各种见解和风格的讨论与争鸣；生活中多种多样方式的选择和竞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提倡“异”之存在和发展，并不一定要以贬抑“同”为代价。事实上，经济上的共同富裕，未来的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的实现，正是以社会主义的千姿百态的生活为前提的。“有同”和“有异”，构成了新的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
每一个有识之士都会看到，在改革和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的民族精神正在开始发生深刻变化，不适应于新生活的旧观念正在被抛弃，新观念和新规范正处在诞生过程中。虽然这个变化过程还将充满重重阻力，是非常艰巨的漫长过程；但这是我们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这种观念变革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能否取得胜利的关键。只要我们坚定地沿着十三大所指引的正确道路走下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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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要打破理论工作的高度集权模式
蒋学模在《群言》一九八八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打破理论工作的高度集权模式》一文中指出：尽管党关于理论工作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建国以来理论工作体制的那种高度集权模式还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为此，有必要实现几个方面的转变：
第一，在思想认识上，一定要继续肃清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个人崇拜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是封建思想残余的体现。理论观点的正确与错误，马克思主义水平的高低，都不是取决于党内职位的高低，而是取决于立场、观点、方法是否正确，以及理论素养的高低和知识的广博程度。
第二，在贯彻党对理论工作领导的工作方法上，不宜采用行政手段压制的方法，而应采取讨论的方法、说服的方法。作者认为：理论问题不能用行政手段来裁定是非。理论认识上的分歧，应该通过不同观点的争鸣来解决。很可能，有些理论上的分歧，几年甚至几十年也不能达到意见一致，那也不要紧。应该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有说服力的。还应该相信，群众是能够明辨是非的。用压制的办法不允许人家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信心不足和对群众信任不够的表现。
第三，在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主管思想工作的党政部门，可否不用划框子、定调子、拍板子的形式来搞“指令性计划”式的领导，而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指导。
（萱）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清除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
陈汉生、杨光伟在《文汇报》上撰文指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应当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历时达两千年之久，法律制度相当完备，影响极为深远。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主要是指封建法律文化。这种封建的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近代中国和当今社会的法律建设。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感到这种传统力量的存在。它的消极面已给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带来了极大的阻滞作用，主要反映在以言代法和以权代法、等级特权观念、行政包揽司法、重刑轻民、祖宗之法不可变、消极守法观念、不重视法理学的研究等等方面。我们应充分看到，传统法律文化从总体上讲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起了一种阻滞作用，是改革和前进的巨大阻力。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清除传统法律文化的消极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十 庆）
第5版(理论)
专栏：学术动态
辞书学不等于语言学
三月底，在上海辞书出版社《辞书研究》编辑部发起的首届全国辞书学研讨会上，与会者就辞书学研究发表了各种意见。
有的学者认为，辞书学与语言学、词汇学、词义学有密切关系，辞书编纂中可以运用语言学、词汇学、词义学的有些原理，但是辞书学不等于语言学。它是一门应用性强的独立科学，是以辞书为研究对象，研究辞书的编纂理论、编纂工艺和辞书发展史的科学。没有辞书学理论作指导，就难以编出高质量的辞书。他们还建议，辞书理论工作者要运用辞书学原理，根据经济、文化建设和人民的需要，建立完整的辞书体系，以改变目前有些辞书选题重复、质量不高的状况。
（古 月）
第5版(理论)
专栏：
推进产业结构的研究调整和改造
董辅礽
目前正在发生世界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无论是发达国家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主动地或被动地、或迟或早地、或快或慢地、或大或小地正在进行或者将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因此，产业结构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一国的产业结构及其变化，受制于多种经济社会因素。例如资源的因素、技术的因素、消费结构的因素、国际市场的因素，等等；同时也取决于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当今正在进行的世界性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是同正在兴起的新的技术革命分不开的。新的技术革命不仅使发达国家淘汰或削减某些失去比较利益的传统产业，建立和发展具有比较利益的新兴产业，而且使发展中国家或者适应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而调整和改造自己的产业结构，或者更主动地把握新的技术革命展现的前景和提供的机遇，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缩小自己与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扩大自己在国际市场上新占的份额。在目前的形势下，对那些致力于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审时度势，从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着眼，选择适当的经济发展战略，采取恰当的政策并运用恰当的机制，促使自己的产业结构作出恰当的调整和改造，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课题。有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及有些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已经在着手解决这项课题了，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良好的结果。
在我国，调整和改造产业结构也是一项迫切的任务。这是因为：（1）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农业、轻工业严重落后，能源、原材料以及运输能力严重短缺，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很不发达，重工业形成了主要为自身服务的结构……。经过近几年的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虽然有了较大改善，但长期形成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2）近几年，由于人民收入大大增加，人民的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往形成的产业结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变化中的人民的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了。这几年虽然对产业结构已经作了不少的调整，但生产结构同人民需求结构之间的不适应问题还比较突出。在人民的生活由解决温饱问题向达到小康水平的转变中，人民的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还将发生急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改造，势属必行。（3）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技术革命的要求，如不调整和改造，还将成为实行新的技术革命的障碍，并扩大我国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根据新的技术革命的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在我国也已提上日程。（4）我国以往长期形成的产业结构，具有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的特点，完全不适应扩大对外贸易的要求。在目前的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改造中，国际市场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各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也在相应地发生急剧的变化。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扩大对外贸易，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而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必须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为后盾。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显然是不适应新技术革命所引起的国际市场的急剧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的要求的。
鉴于调整和改造我国产业结构的迫切性，在我国，对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已经展开，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这本《中国产业经济分析》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着重于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转换目标以及实现合理产业结构的机制和政策方面，这些无疑都是产业结构问题中的一些重要课题。实现合理产业结构的机制问题过去是研究较少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的分析，虽然已经有一些人作过一些研究，但在本书中，作者运用了一些国内尚少运用的分析方法，从一些新的侧面进行了分析，从而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我国产业结构现状的了解。本书在其他问题的研究上也不乏新意，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我想，这本书的出版，对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研究以及调整和改造我国产业结构的实践都是有益的。由于产业结构问题是一个异常庞大而复杂的工程，这本书不可能涉及全部问题，甚至也不可能涉及全部重要问题。例如，联系在新的技术革命中世界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造，并在当前世界性变革的背景下研究我国产业结构的问题，就涉及不多。当然，这可能是需要用另外的研究来补充的，它或许可能成为本书作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本文系作者为《中国产业经济分析》一书所写的序言，该书为刘伟、杨云龙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