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上海机械学院陆景云说：
民主政治的特色是注重社会效益
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是要强调社会效益，其条件是提高政治的透明度，同时保证民主监督的实效。
中央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个特色究竟是什么？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工作都用经济效益衡量，用钱衡量是一种考核办法，简单明了。但与此同时如不强调社会效益，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切“向钱看”的倾向。它腐蚀了许多人，造成社会上许多不良现象，有害于民主政治的实施。
政协的民主监督作用看起来好做，好像挑毛病、找岔子就行了，其实不然。要真正讲求监督的实效，就必须调查研究、了解情况，这有赖于党和政府提高政治透明度，重大事情让人民都知道。否则我们的监督也如同盲人摸象，绝不会做到点子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汪敬虞说：
抓物质文明不能牺牲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一起抓，光搞物质文明不是方向。为抓物质文明建设，不惜牺牲精神文明建设，这不是社会主义。从长远看，损失是惨重的。最近看到报纸上报道，四川省丰都县为发展旅游事业建了座“鬼城”，里面有“十八轮回”等封建渣滓。解放前曾有一次外国举办的博览会，把中国的烟枪、娼妓、“小脚”等评上奖，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辱。但现在我们为了赚钱竟又搞起这些东西，还宣传报道，其实是拿封建主义招徕资本主义。现在有很多复古的东西，这对精神文明建设是有害的。希望党和政府在社会科学上站得高些，看得远些。
湖北省总工会副主席江长源说：
必须保障职工民主权利
企业领导人滥用职权，侵犯职工参加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是目前一部分企业中，经营者和职工群众发生矛盾、激化矛盾的重要原因。比如，有的企业修改劳动定额不经职代会讨论通过，不和工会商量，由领导说了算，结果职工不答应。有一个大型企业分房方案不让职代会讨论决定，由厂长拍板，在职工中引起公愤。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在《企业法》中明确职工对企业领导干部的批评权、控告权和企业领导侵犯职工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外，还应尽快颁布新《工会法》，进一步为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供法律规范和保障。
山东师范大学校长管梅谷说：
有偿服务有利于学校与社会结合
我非常赞成高校开展正当的有偿服务。这不仅可以解决教育经费不足、改善教师的生活，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学校主动与社会、经济之间的结合。现在学校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经济建设，办学不是考虑社会是否需要，而是自己搞自己的。有的同志担心，有偿服务会不会分散教师精力，影响教学质量。我认为，只要采取相应的政策，如从有偿服务的收入中提取一部分适当补助从事教学的教师，或实行工资定额包干，也能保证从事教学的教师有一定的收入。
原农机部副部长丹彤说：
国家投资结构需要改革
改革是国家各项工作的中心，国家的投资结构也应该改革，预决算编制的模式也应该适应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客观情况。过去总把基本建设放在首位，现阶段是否合适？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学苏联，重工业，轻农业。多年来，投资比例有所调整，但基本模式没有根本改变。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和李鹏同志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把科技、教育放在首位，但在投资结构上没有明显反映出来。现在是我们痛下决心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和各地方计划外投资工业基本建设的时候了。农业要保持稳定，要持续发展，国家投入应在10％以上，教育的投资比例也应相应加大。我们常说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我想还应加一条，三靠投资，不能忽视这一点。所以，国家的投资结构应该改革。
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说：
加紧培养外向型经济管理人才
广东许多地方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早走了一步，问题也就暴露得早一点，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培养适合外向型经济要求的管理人才。
前不久，我去佛山的一家化纤企业调查。厂里的几位领导干部说，他们均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精通技术，但对经营、金融、外贸等懂得不多。这样，要“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就有较大困难。我认为，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素质的重要性，决不次于引进某项先进技术。然而，过去我们重视培养技术人才，忽视经营人才。建议各级都办管理学院、管理专业，弥补外向型经济人才的不足。
香港新鸿基证券公司董事长冯永祥说：
制定新政策应照顾原投资者利益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进一步开放、改革，我们很赞成。但在制定新政策时，应照顾到原投资者的利益。在商业贸易中，老客户是最宝贵的。早几年在国内投资办企业的人在当时的条件下签定了合同，有些政策和规定没有现在这么开放，相对比现在苛刻。如果国家在制定新政策时，不给他们一些优先的照顾和选择的权力，这不仅使新投资者同原已投资者的竞争条件不平等，还会使早投资的人感到吃亏，打击他们的积极性。
第一汽车制造厂底盘厂副厂长兼总经济师白大华说：
要调动生产厂家的积极性
近年来国家规定，汽车制造厂每销售一辆汽车，交通部都要从销售收入中抽取10％的附加费，这实际上是让生产厂家向国家让利10％。这项改革不利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建议把这一附加部分算在汽油费中或由国家另行增加有关税种。
浙江省总工会主席赵景棠说：
重视解决职工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目前职工的积极性远未充分调动起来，还有很大的潜力。据去年对1.3万名职工的抽样调查，有60％的职工认为还感觉不出自己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有50％的职工认为自己的劳动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产生这个问题，既有思想认识方面的因素，又有改革中职工生活方面的因素，还有具体政策上的因素。政府和企业在困难的时候想着怎样依靠职工群众，在顺利的时候也应想着怎样依靠职工群众。要切实采取措施，保障职工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刘炳森说：
故宫应归国务院直属领导
故宫是举世闻名的古建筑群，外观上完美庞大，里边有上百万件的稀世珍品。重新开放以来，年接待量达1000多万人次，实在是人满为患，亟需扩大开放面积。潜力是有的，有一批可作陈列用的古建筑物多年来一直作文物库房用，但要辟为陈列室，需将文物搬出，另找库房。目前，有八个外单位还在故宫里面，占着房子。故宫文物库房非常拥挤，有的一间库房里存放近八万件古瓷，每小件在香港可值三到五千万港币，如遇地震或失火（故宫虽然驻有消防队，但一旦失火，木架结构的房屋也很危险，况且古文物也要受到严重损失），其恶果是无法估量的。故宫城外东西两旁盖满了房子，造成筒子河极端肮脏。国内外观众曾多次建议拆除两侧的破烂房屋，以保持故宫的高雅风貌和紫禁城的完整性，但都没结果。鉴于故宫博物院和紫禁城古建筑群的特殊性，我建议故宫应由国务院直属领导和管理。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韩美林说：
抢救民族民间文化艺术
我已交过三份关于抢救民族民间文化的提案，一直得不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我准备一直提下去，直到感动上帝为止。现在民族民间艺术得不到保护和发展，并且大量外流。民间小古玩在国外很便宜，国内却没有。如紫砂壶现在有的已卖到16万元一把，壶贩子到处搜购，再转手到国外。我们自己没有民族民间艺术博物馆，也不收藏民族民间艺术品，如此下去太可悲了。国家应拨专款，建立民族民间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研究室，保护、发展民族民间工艺。
中国文联委员黄苗子说：
要保护好书画界名艺术家
改革开放后，书画界出现了繁荣景象，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机关、宾馆、商店都希望挂名人书画，喜欢书画的人也希望得到名家书画，这给一些著名的书画家带来了额外的巨大的负担。一些著名的书画家如启功先生，已76岁高龄，带病也得应付社会上一些人的需求，无休止地“贡献”。这种现象在书画界相当普遍。这就提出了一个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对待艺术家工资额外的收入问题。建议国家制定一些规章，减少名画家应酬被索字、画的苦衷。
南京医学院传染病学科主任、教授陈钟英说：
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
最近几年，预防传染病的观念削弱了，导致某些传染病流行。上海、江苏两地甲肝与伤寒等传染病流行，经济损失严重。有关部门认为主要是由于食用毛蚶引起的，有一定的根据。但我认为，从流行病学分析，肠道传染病流行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1．江苏、上海人口密集，气温适宜，病原体易于繁殖；2．许多地方，特别是农村的粪便、废品的无害化处理长期没有得到解决；3．水源污染严重，个别单位的水泵与厕所距离很近；4．公共卫生差；5．消毒、隔离制度不完善；6．医药污染严重，特别是空调环境内，通风情况不好，细菌易于繁殖；7．滥用抗生素使耐药菌株大量出现，造成治疗伤寒常用的抗菌素无效。控制传染病，必须从传染源、传染途径、易感人群等各个环节抓起，一抓到底，不能时紧时松。
农工民主党贵州省委副主委杜德育说：
农村也应实行计划生育优惠政策
今年春节回农村时搞了个小调查，多胎率很高，甚至生到第7胎，第8胎，令人吃惊。要实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控制人口增长是不行的。建议农村也实行计划生育优惠政策，比如奖励独生子女，兴办托儿所、敬老院等社会福利事业，这样有利于破除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旧传统观念。
第3版(要闻)
专栏：
他们正变得善于思考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凌志军
日前，我见到一位多次采访过人大会议的记者，我问他这次与以往的大会有何不同。他答道：“最大的不同是代表们都在思考，都想说话。”
在过去的一年中，人们已不像改革最初几年那样欢天喜地，而是在体验着各种摩擦的阵痛。人民陷入深深的沉思中。尽管记者们已料到这种情绪必会出现在这次大会上，但仍然对代表们思考的深度与广度感到惊讶。
“我心里压力很大，要说的话太多了，你要记？好吧，我讲慢点。”对我说这话的是一位农民代表。思考的意识就这样蔓延在普通代表中间，而不仅仅属于那些任部长、省长、市长的代表。
“统计数字是不是过于乐观？仔细想想，有不少不科学的因素。”一位北京代表说。
“《报告》中没讲流通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一位江苏代表说。
“《报告》中没提农村第二步改革，农村改革的路子至今若明若暗。”一位山东代表说。……
对于一连串表示成就的数字，对于过去的经验与今后的目标，对于国家的种种大政方针，代表们似乎没有十分激动地一致赞扬。他们已经把自己平日的思考一起带到大会上来。
在山东代表团，我遇到一位农民代表。他叫翟守才，嘉祥县黄岗村人。这是一个很富的村庄，人均年收入上千元。他说：“各级政府都在减少农业投资，说是‘以工补农’，其实是以农民的‘工’补农民的‘农’。过去叫农民从这个口袋掏钱，现在叫农民从那个口袋掏钱。我们村的工业好些，补农不成问题，也极有效。可大多数地方根本没钱可补呀！我们县570多个村，真有能力以工补农的只有7个。我算了一下，全国能‘以工补农’的村，肯定不到10％。现在不是‘补农’，而是把农业的钱‘补工’。”这位正在从“以工补农”中尝着甜头的农民，却在用更开阔的眼光扫视着这政策本身的漏洞，这不是一种进步么！
代表们来自不同岗位，在整个利益结构中所处位置不相同，说出话来也不大相同。工人代表埋怨食品涨价，农民代表认为农副产品价格太低。表面看有着尖锐的对立，实际上，思考正在使结论趋向一致。
“我们的伙食费已提前翻了两番。”工人曾文戊说：“不过，硬逼农民给城里供低价食品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要想有更多的东西吃，食品价格势在必调。”几天下来，我接触代表多了，发现人们的结论惊人的一致：改革不继续不行，价格不理顺不行。人们超越了本身的利益得失，在思考着国家的改革大局。
还记得1958年的“经济战略”和1978年的“经济战略”提出的时候，人大代表中有比较热烈的，有比较沉着的，但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这两个违反科学的“战略”作出认真的思考。今天，代表们不会再用简单的方法对待国家的大政方针了。沿海经济新战略的提出，正在代表中间引起广泛的议论。从各种角度论说其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当然很多，但也不是没有唱“低调”和“反调”的：
“我认为‘两头在外’存在很大的危险。”——这是对战略本身的思考。
“我认为新战略从提出到实施间，缺少一个严密论证的阶段。”——这是对战略决策过程的思考。
“切忌‘一窝蜂’，我怀疑沿海现在的全面开花是否可行。”——这是对战略实施步骤的思考。
这种种思考和意见，不管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不也都表明人们正在变得成熟了么！
（附图片）
七届人大代表进行小组讨论
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西安美院副院长 刘文西速写
第3版(要闻)
专栏：
再造中华民魂
——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三）
本报记者 罗荣兴 曹焕荣 谷嘉旺
在西德科隆的一次展览会上，有两批亚洲人引人注目。一批是日本人，个个手拿相机，从早到晚围着展品拍照、琢磨，他们的目标是：第二年让日本产品取而代之。一批是中国人，大多对展品兴趣不大，却手拿口袋，忙着买展览会上的一点便宜东西。
48岁的工学女博士、南京工学院院长韦钰回忆起这情景，伤心得说不下去：“……唤醒民族的志气，已经刻不容缓。”
创造了“经济奇迹”的日本人，对他们中小学生的教育是：“日本国土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要亡国。”日元升值，其实有弊有利，但他们的宣传似乎末日就要来临，激发起全民拚命干。
过着富足生活的美国人，不断被告诫美国衰落了，大喊大叫“21世纪将是亚洲人的天下”，最近又宣传“欧洲正在崛起”，目的也是唤起一种紧迫感。
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开头，就“直率地说，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国家已经处在濒临危机的状态”。以此唤起苏联人改革和劳动的热情。
在新兴的新加坡，人民生活水准比起日本毫不逊色，但至今不敢轻言“高消费”，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
在亚洲另一个新兴工业地区，至今对进口外国豪华小汽车和外国香烟有严格限制。他们的彩色电视机早已远销欧美，自己的彩色电视发射台却迟了几年才开通。
这几年出访过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李慎之感慨系之：“在如此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没有紧迫感的民族才是真正值得担忧的。我们国内面临的问题很多，但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素质低下、社会风气不好，这当然是由许多历史的原因造成的。现在解决这些问题，要采取许多措施，而其中绝对不能缺少了艰苦奋斗这一条。我们要发扬一种民气：勒紧裤带干现代化。”
在画家范曾的笔下，祖国山川宝像庄严，古今人物神态超然，透出一种作为中华民族的自尊。他以秃笔一杆，孜孜30余年，积蓄300万元捐献给南开大学建造东方艺术大厦，宏扬民族文化。他说：“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独立于世，就多有埋头苦干的人、拚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被鲁迅称为中国的脊梁。到了20世纪80年代，难道中华的民魂泯灭了吗？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正是民魂再造的新阶段。不能因为本民族的一点‘丑陋’就丧失信心，要用远大的理想、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现代意识驱除‘丑陋’。”
62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复三打从记事起，就在外国侵略者的炮火下逃难。这位熟知中西文化思想史的学者说：“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有举世无双的凝聚力。世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大的民族国家，无论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都消失了；许多著名的古代文明，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民族一脉相承，内忧外患，都挺过来了。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今天的民族复兴，在近代史上是划时代的，往前看100多年，往后看到21世纪，就可以看清我们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期。”
这是一个艰难的转折时期，要求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为之献身。赵复三说：“革命前辈为民族的生存付出过血的代价，今天的改革，也要求我们这一代人为民族的振兴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艰苦奋斗，要打算过一段苦日子。经济学上讲投入产出，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我们今天吃点苦，就是为子孙后代投入。有人以为改革就是现得利，这是很浅薄很自私的。一个10亿人口的中国，每人多吃一只鸡蛋算不了什么，但要生产10亿只鸡蛋谈何容易！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转折时期都是充满动荡和艰苦的。现代人看欧洲的文艺复兴，以为是太平盛世，其实那时的人很苦，是在苦难中开创新纪元的。未来人看我们今天的改革，也会跟当代人不同。历史地看我们所处的大变革时代，才能树立起民族的责任感和历史的责任感。”
我们究竟身处什么样的历史关头？著名理论家胡绳认为：“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艰难时期。”
一方面是从发展的阶段看，正好处在从温饱到小康的过渡时期，经济和社会生活会遇到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许多难题；另一方面是从改革的进程看，正好处在旧体制向新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两种体制并存，利益结构调整带来的社会矛盾，新旧观念的冲突等等，都是不可避免的。
谈起这次人大、政协会议上议论最多的物价、社会风气等问题，胡绳认为：“有人觉得我们社会似乎在退步，不能这么看。有些问题恰恰是在社会进步过程中出现的，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过去我们不搞商品经济，先是供给制，后来是‘大锅饭’，大家都穷，但矛盾掩盖着，好像相安无事。等到将来商品经济发达了，现在的一些混乱现象也会消失，例如一些发达国家就没有倒卖日用品暴富的‘倒爷’。现在处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问题是最多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强化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但法律和教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唯有万众一心、同心同德、坚决加快改革，才能缩短这个历史进程。”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学家童大林认为：“人类历史处在最伟大的转折中。世界面临三个新潮流：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新产业革命的潮流，思想解放的潮流。”
新的潮流，也就是新的机会和挑战，世界各民族都在新的一轮竞赛的跑道上开足马力。童大林说：“这届人大、政协的5年任期，一头搭在80年代，一头搭在90年代。我们在距90年代还差2年的时候，应该实实在在地思考中华民族在20世纪最后10年的历程。我们要全民奋起，仅仅领导层有紧迫感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在解决物价等社会反响较大的问题上有紧迫感也是不够的。”
然而，目前问题的严重性恰恰是在相当一批领导干部中缺乏紧迫感。语言学家许嘉璐的谈话忧国忧民：“现在有一种精神状态同时代很不合拍，就是上上下下都在等。十三大前，‘等十三大开了再说吧’；过后，又是‘等人代会再说吧’；‘等机构改了再说吧’，‘等编制定了再说吧’；等文件，等批示，永远有等的借口。可我们民族振兴的时机，就在这不负责任的等待中耽误了。”
当然，紧迫感不等于急于求成，更不等于大轰大嗡。操之过急，期望过高，难免碰钉子；而一旦碰钉子，又往往容易丧失信心。“大跃进”时也曾闹过“超英赶美”，但违反客观规律，事与愿违。今天我们振奋民族精神，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发扬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振奋民族精神，再造中华民魂，关键是要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要无愧于人民的重托，成为民族的灵魂。然而，现在有些“公仆”的“灵魂”却并不那么干净。也许是长年在基层工作吧，嘉兴市女副市长范巴陵深有感触：“现在社会风气不正，主要是某些干部作风不正带出来的。在下面，有的领导干部索贿受贿可以公开干，公款请客设宴可以天天不断，你怎么叫群众艰苦奋斗？”没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怎能有一个奋起的民族？
古今中外，任何一次改革，都要有一批矢志为改革献身的人。刘再复认为：“改革，不光要有智慧的力量，还要有意志的力量。要发扬鲁迅先生韧的战斗精神，下决心一辈子奋斗，即使前进的路上有坟墓，也要走过去！然而，现在立志为改革献身的，毕竟少了些！”
改革队伍本身素质不高，缺少一种崇高的心灵境界，正是当前改革步履维艰的重要内因。
但5000年古国，10亿人民，当此民族兴衰的关头，谁谓堂堂中国空无人？
是中华好儿女，就当昂然挺身，分担民族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