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公道正派 为人师表
——回忆我军优秀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袁子钦同志
宋任穷 秦基伟 黄镇 郭林祥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们的老战友——袁子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在艰苦环境和大是大非面前所表现出的坚强党性；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光明正大、公道正派的高尚品质；克己奉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为我们从事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坚强的党性原则
袁子钦同志是福建省上杭县白砂乡人，生于1909年1月。他在上中学时，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29年，当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率领红四军直下龙岩、上杭，革命风暴席卷闽西的时候，子钦同志毅然中止学习，参加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而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
子钦同志参加红军不久，就投入了反对蒋介石对中央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的战斗。在一至五次反“围剿”中，他意志坚定，作战勇敢。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开始长征，子钦同志先后任红五军团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和五军团、五军政治部党务科长，一直随第三十七团等部队行军作战，担任后卫任务。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三次渡乌江，三次爬雪山，三次过草地；天上敌机跟踪轰炸，地上敌人追击围堵，战斗频繁，生活艰苦。子钦同志从不畏难和动摇，抱着跟着党和毛主席走就是胜利的坚定信念，英勇作战，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耿耿忠心的坚强党性。
子钦同志的党性原则还表现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是非分明，政治坚定。这一点在长征路上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所作的斗争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党中央在两河口举行会议，做出了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正确决策。张国焘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力主部队南下川康地区，并擅令红四方面军及红五军团、九军团南下。9月中旬，张国焘背着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在阿坝的喇嘛寺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进行分裂活动，搞了个所谓的“阿坝会议决议”。决议下达到子钦同志当时所在的三十七团后，他极为愤慨，和团里的其他领导一起将“决议”烧毁，没有向部队做任何传达。
困境中的五军团指战员十分关切中央红军北上的情况，渴望听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声音。恰巧军团有部电台能和中央保持联系，子钦同志把从电台听到的中央红军走出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挺进陕北等消息悄悄告诉大家，使部队受到了极大鼓舞。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为了达到彻底砸烂总政的目的，胡说什么军队执行了一套腐败的干部政策。袁子钦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林彪一伙强加给总政的诬蔑不实之辞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在遭到追随林彪的一伙人的批斗时，他多次申明：我们执行的是党和毛主席制定的干部政策，军队任命的高级干部都是经过中央军委或党中央批准的，并且当场把这些话写了下来。这种不信邪、不怕鬼，不屈从于林彪的淫威的凛然正气，使广大干部极为钦佩。
1967年夏的一天，吴法宪找到袁子钦，厉声恶语，要他揭发军委和总政领导的“问题”，并威胁说这是对他的严峻考验。动乱中一桩桩令人发指的事例使子钦同志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摊牌了，如不附和他们，随时有可能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但袁子钦刚直不阿，立场坚定，不趋炎附势，当即回答：“我没什么可揭的”。不久，他便被列为“重点批斗对象”，受到审讯和折磨，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68年2月，他在重病中被非法地关押起来，受到残酷的迫害，仅过了14天，心脏便停止了跳动。然而，他坚强的党性原则却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用干部公道正派
子钦同志毕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其中大部分时间又是做组织、干部工作。抗日战争八年间，他有六年多在抗日军政大学工作，先后担任过组织科副科长，组织部副部长、部长（那时组织部门管干部工作）。建国以后，担任过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部长、总政干部部副部长、部长。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仍分管干部工作。他胸怀大局，着眼需要，坚持原则，公道正派，是我党我军一位难得的组织、干部工作领导者。
选任干部他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强调干部不但思想素质要好，还要有真才实学，偏废哪一方面都不行，尤其不能任人唯亲。他做干部工作几十年，一直恪守这个原则，不营私，不徇情，从来没有利用职权安插或指使下级安插过自己的老熟人、老部下以及亲友。1955年授衔时，一位干部托人给他送礼，以期提高自己的军衔等级，袁子钦同志谢绝了礼品并对这位干部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他对自己的亲属要求更为严格。他的一个孩子报考军队重点院校时离录取分数线只差一分，孩子希望父亲找有关部门疏通疏通，但子钦同志耐心地对孩子说，学校录取学员要保证质量，差半分也不行，作为干部子弟，更应该自觉遵守有关规定。1958年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学校原打算分配到军队系统工作。子钦同志知道后，认为大儿子身体状况不合条件，说服学校把儿子分到了地方单位。
关心、爱护和保护干部，是子钦同志突出的优秀品质。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关心同志，体贴入微，无论到哪里工作都能很快成为广大干部的朋友和知音。在抗大总校工作时，他和学员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就像慈母对孩子一样，既做思想工作，又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学员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袁妈妈”。当干部蒙受不白之冤时，他能把握政策，实事求是予以处理，保护了一些干部。
他很注意干部的培养和提高。无论是在“抗大”时期还是在建国以后，他始终把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大计来抓。他十分重视院校对培养训练干部的作用。他说，好的熔炉能出好钢，好的院校能出人才。根据中央军委的方针，他在1957年全军干部部长会议上指出：和平时期培养干部主要靠院校，凡军队需要而又必须培养的干部均设院校培养，今后一般的不再从军士中提拔军官。他担任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部长期间，每年要选调数万名干部入学，分配数万名毕业学员充实部队，还选派了一批批干部到国外军事院校深造。这些，对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加强部队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1963年至1965年，全军选拔师以上干部4000多人，基层干部17万人，为部队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对于干部工作的基本建设，他着眼全局，致力于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他主张干部工作的重点不能只是忙于抓人头，而应当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各类干部的思想脉搏和干部队伍建设中带规律性的东西，为军委、总部首长当好参谋。他在主持总干部部组织统计部和总政干部部工作期间，亲自下部队、下基层调查研究，在认真分析我军干部队伍状况的基础上，主持起草和制定了一系列干部工作的条例、条令和制度，为逐步实现干部管理制度化付出了辛劳。
忘我的工作精神
袁子钦同志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任务一来，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任务没有完成好，他是绝不会罢休的。人们用这样一句话赞誉他：除了工作还是工作。他确实是把全部心血倾注到了党的事业上。
抗日战争初期，一批批热血青年从全国各个地方纷纷涌向延安入抗大学习。当时，国民党也办起了门类繁多的院校，而且待遇优厚，拚命与我党争夺青年一代；而我们的抗战前线急需一批政治素质高的干部补充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给了抗大一个紧急任务，学生队每半年毕业一批，而且要积极发展一批符合条件的学员入党。子钦同志那时是抗大总校的组织科副科长，直接承担着这个任务。组织科仅有5个人，每发展一个党员都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考察，了解和审阅个人的有关材料。他和科里其他同志一起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地工作，困了就用冷水浇一浇头继续干，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1948年到1949年，在历时半年多的太原战役的日日夜夜里，他始终精力旺盛，不知疲倦地工作。他经过深入研究，结合本纵队的特点，根据上级的指示，提出了战役各个阶段政治工作的任务和重点。在战役准备阶段，针对纵队中解放战士较多的特点，他组织开展了以诉苦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练兵活动，燃起了战士们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统治的满腔仇恨，激起了官兵的战斗热忱；外围战斗打响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号召部队开展“火线立功”“火线入党”活动，在指战员中树立起杀敌立功的勇气和敢打必胜的信念；在军事围困阶段，他布置部队广泛开展政治攻势，通过散发传单、喊话等形式瓦解敌军，使太原守敌士气锐减，惶惶不安，并争取了一部分敌官兵起义；总攻前后，他又适时地组织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行城市政策教育，使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赞誉。
全国解放后，军队面临和平时期建军的许多新课题。子钦同志不辞辛劳，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为军队在新时期的干部工作建设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他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从不满足于一般号召，而是施以具体指导并亲自动手去做。如50年代抽调一批干部集训准备赴国外留学深造，任务很紧急，他和机关的同志一起，不分昼夜地突击工作，圆满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袁子钦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未停歇。60年代实行军官休假制度以后，他从未休过假。平时，许多节日、假日和其他休息时间也都用于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艰难的时刻，他冒着随时被揪斗、被打倒的风险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沉重的担子来自林彪一伙的压力使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解放军总医院诊断为高度疲劳症，必须住院疗养，但他为了工作和党的事业，只住了几天就出院了。1967年夏，总政几位领导同志先后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打击迫害，诬陷成为“阎王”而离开了领导岗位。他情知自己在劫难逃，但出于高度的责任感和对林彪一伙倒行逆施的义愤，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工作。有人劝他：总政都成了“阎王殿”，你一个人还顶在那里干什么？不如趁早脱身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他说，我也知道我个人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总政总要有个人管事，部队或别的机关来办事总要有个接头的呀。直到被非法关押前，他始终未停止过工作。
袁子钦同志对革命工作那种高度的责任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兢兢业业忘我工作的精神，一直感染着我们，并将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现代化不停地奋斗。
艰苦奋斗的作风
孩子们问父亲最喜欢什么箴言，袁子钦回答“艰苦奋斗”。他有着一笔好书法，时常将这4个字写成条幅赠送战友，并身体力行，用行动为大家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榜样。
在物质生活上，他从来就是非常简朴，克勤克俭，克己奉公，不搞特殊化。长征途中，打土豪有时分到点鸡、肉，他总要留给红小鬼、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在“抗大”，组织上每月补助领导干部一些细粮，他不舍得自己吃，一点点积攒起来，等到和学员、干部谈话时一块进餐，共同分享。三年困难时期，袁子钦担任总政秘书长，他家里人口多，粮食不够吃，但他从未向自己直接领导的管理局伸过手，并风趣地对家里人说：“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下了班，他让孩子们打榆树叶子，掺在玉米面里亲自做成饼饼，并带头吃。
从1956年起，他家的住房包括办公室在内大小只6间。这套房子简陋陈旧，阴暗潮湿，长年失修。他孩子多，加上勤务人员，住得相当拥挤，连走廊里都搭起了床，尤其是节假日孩子们回来后，房子不够住，只好在办公室里搭地铺。老战友们看到这情形，都劝他换一个住处；管理部门的同志也要为他的孩子另外安排住房。他总是笑着说：“这里已经不错了，当年过草地宿营，能找到几棵树，扯块篷布就算是好房子了，现在虽然挤一点，但和一般干部相比，还是要强些，应把别处的房子分给更困难的同志。”他在总政工作10多年，工作变动了4次，职务提升到总政治部副主任，但住房一直未动，这在总政已传为佳话。
袁子钦自己这样做，也常常教育孩子们这样做。他对爱人鲁毅同志说，孩子不是私有的，而是社会的，国家的，我们做家长的有责任把他们培养成国家有用的人才，不能给社会带来麻烦。他从点滴抓起，不断向他们灌输艰苦为荣的思想，告诫他们生活上要向工农子弟看齐，时刻谨防特权思想。在袁子钦及其爱人的严格要求和教诲下，艰苦奋斗精神成了他们家的好家风。
袁子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他为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尤其是干部队伍的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秀品德，将永垂史册，永放光彩。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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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爱国和各民族共同繁荣
司马义·艾买提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紧密相连，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是我们的无价之宝。在我们多民族国家漫长的历程中，曾经有过内部的纷争和冲突，但爱国和团结的光热，一直照耀和温暖着各族人民的心，不断融蚀着分裂和隔阂之墙，增强了中华各民族伟大的凝聚力。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时代，各族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高举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伟大旗帜，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呈现崭新的局面：
——共同理想是民族团结的光辉旗帜。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理想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周恩来所说，只要各民族有了共同的、积极的发展目标，就可以克服那些消极的、不满的对立情绪。中国各族人民现在已经有了伟大的共同理想，这就是我们党确定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个共同理想，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在共同理想鼓舞下，各族人民充分调动主动性和创造性，就能形成振兴中华的伟大力量。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法律化、制度化。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但要用民族政策，还要用法律来调整民族矛盾，规范民族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族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宪法全面制定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法律把宪法规定的原则和制度具体化，形成了正确调整民族关系的法律体系，改变了民族问题上无法可依的状况，使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有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现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掌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已成为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社会团体和广大群众的实践活动。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共同发展。许多地方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开展“民族团结月”活动，成立“民族团结联谊会”，制定民族团结的乡规民约。有些地方还组织边疆和内地的中小学结成友谊学校，友好往来，增进团结。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日益群众化、社会化。1982年，新疆率先召开“民族团结表彰会”。从那以后，全国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也普遍表彰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模范人物和先进单位。不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即将在首都北京召开，对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的团结进步事业生机勃勃，充满希望，但也面临着新的考验。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之间在宗教信仰、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意识上的不同是长期存在的；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会很快消除，大多数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上低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族之间、地区之间，在扩大交流合作的同时，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摩擦也增多了。与此同时，国外敌对势力和分裂主义者也伺机在民族关系中挑起事端，阻挠我们的改革建设发展，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这种复杂的形势赋予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以新的内容，在全国各族人民面前提出了艰巨的任务。
第一，团结起来深化改革。历史表明，改革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动力，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是振兴中华的强大契机。本世纪50年代，在党的领导下，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地进行了社会改革，废除了民族内部的剥削压迫制度和原始公社制残余，斩断了阻碍民族进步的社会历史羁绊，打开了实现民族繁荣的广阔道路。这是一次深刻的社会解放，它奠定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社会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少数民族地区落实了农牧业生产责任制，调整了产业结构，乡镇企业开始兴起，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横向联系和对外开放日益活跃，经济文化建设速度明显加快，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道路展现脚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华各民族的又一次伟大的社会解放。少数民族要改变落后状态，尽快发达富裕起来，成为现代的文明民族，根本途径是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但是，改革只有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下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在当代中国，爱民族、爱国家的具体表现就是维护安定团结，推进改革事业。
深化改革，首要问题是解放思想。在长期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谨小慎微、不敢进取的保守心理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格格不入的，并且严重障碍着改革的深入。各民族的干部、共产党员，应当做克服自然经济观念和平均主义思想的带头人，做讲求效益和竞争、发展商品经济的带头人，使我们的民族顺时代潮流向现代化迈步前进。
我们的改革，是在一个多民族大国中进行的。因此，改革的总体设计和实践步骤，都要充分注意少数民族的特殊性。有些改革措施，如果一步跨出有困难，可以分步实施，或采取某种过渡办法。在强调效益、鼓励竞争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底子薄、地处边远、运输线长、基础设施差、回旋余地小等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扶持和保护，在税率、利率、价格等方面实行有差别的政策，解决好客观上存在的级差效益问题，以利于各民族共同繁荣。
第二，团结起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少数民族仍然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状况，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水平太低。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自身的失误，我们失去了几次发展生产力的时机，这使我国各族人民痛悔不已。现在，我们必须排除一切干扰，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少数民族地区虽然起点低，速度慢，和先进地区差距很大。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均占有的土地、林草、水能和矿产资源，都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潜力很大。随着国力的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将加快，并对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党提出的东西部地区“各展所长”和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针，是关系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了促进经济发展的福音，创造了加快开发建设的机遇。抓住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时机，少数民族地区可以发展本地工业，以填补沿海地区腾出的市场；并用自己优质的原材料和初级品，为沿海地区替代进口；还要发挥地理、民族和资源的有利条件，扩大对外交流合作，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了增强全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后劲，国家要适当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加快交通运输、农林牧和能源、矿产、建材等产业的发展。并注意财力、物力和智力的配套输入，以发挥综合效益。少数民族地区与12个国家接壤；有数百条传统的交流通道，对外开放的态势很好。我们要根据相邻国家的情况，发展边境贸易和边民互市，开展旅游业和劳务出口，改善投资环境，扩大与外地和外国的经济合作，进而振兴南北丝绸之路，促进边疆和内地共同繁荣，巩固民族团结进步的物质基础。
第三，团结起来维护祖国统一。我们伟大的祖国在改革开放中蒸蒸日上，经济发展，人民安乐，民族团结，使敌对势力和分裂分子极为恐慌，他们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最近几年，他们利用我国对外开放、扩大交流之机，大肆进行渗透，在兄弟民族之间恶意挑拨，煽动不满，甚至想分裂我们伟大的国家。他们的阴谋当然是不能得逞的。中国各族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共同开拓和保卫广袤的疆域、共同创造灿烂的历史文化，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结成了命运与共的亲密关系。即使在历史上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一切活动也被中华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粉碎了。当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变成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之时，分裂主义者的捣乱只能是自我暴露，自取灭亡。我们各族人民深深懂得，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改革和建设顺利发展的局面来之不易，千载难逢。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祖国的希望均系于此。我们要珍视它，维护它，发展它，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加以破坏。去年以来，拉萨发生了几次分裂分子挑起的骚乱。在关键时刻，藏族、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表现了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爱国心，坚决地粉碎了少数分裂分子的阴谋，在世界屋脊上谱写了团结爱国的新篇章。
历史嬗变，社会发展，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终于赢来了振兴中华的伟大时代，祖国富强，民族繁荣的美景已展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发展的机遇稍纵即逝，而且面临着多种竞争和挑战。我们要像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的那样，“维护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我们要以高度的紧迫感去改革，去建设，去开拓，在世界上争得伟大中国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