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铁军说：
国务院要接受全国人大监督
《政府工作报告》专门讲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报告中没有讲国务院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接受人民代表的监督，没有讲国务院要认真贯彻执行宪法和法律，认真贯彻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而这几条就是关系到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力的重大问题。如果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能把这两点明确地提出来，不仅对各级政府依法办事有重要作用，而且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各级人大代表，也会产生很好的影响。
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说：
改革机构使之充满活力
中共十三大报告指出，精简机构一定要“避免重走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老路”，办法之一就是不要把它当作一项政治运动来搞，否则，难免一阵风。精简时“一刀切”，把管理人员赶到“生产第一线”，完成任务交差了事。事后因
“需要”又向基层“借调人员”、“以工代干”。最后，又给老人员“落实政策”或找借口陆续调回。结果精简一次，随后就膨胀一次，这个教训应当吸取。
机构改革既不是简单的机构“合并”，也不是单纯的“裁员”，而是有增有减，以构成一个充满活力、结构合理的完整系统。为了使整体结构合理而有效，对现有的机构就不能都精简，应根据整体结构的优化原则，对决策多头和执行副手过多的要减；对上下对口和设置模式不合理及上下一般粗的应进行调整；对急需加强和新设的机构，必须进一步完善、充实或增设。在当今大生产时期，现代化的经营、高效能的管理尤为迫切和重要。
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晖说：
中外合营企业法缺乏新意
制定合作经营企业法，一要考虑时代背景，能否加快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二要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的国情，不能按一种模式，方法要灵活。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中外合营企业法法案程序性东西多，新意不多。三要考虑改革正在不断深化，政府在管理上要改革，不能管得过多。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户籍民警邓泽顺说：
居委会状况不适应当前形势
居委会目前的状况，很不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
第一，干部素质差，缺少文化，年龄老化，思想僵化。第二，有的居委会的书记、主任根本不抓居民工作，只抓经济效益，不顾社会效益，有的还把居委会文化室变成赌博的场所，从中获取利润。这些问题在武汉城区的居委会中具有普遍性。
要加强居委会建设，首先要立法。制定具体条文，以利于指导居委会开展工作。同时，在居委会设专职干部，从区、街道机关中抽调有文化的年轻干部充实居委会。
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维本说：
法制建设既要顾立法还要管执法
我认为，现在法制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执法上。目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比较普遍，比较严重。比如，有了土地法，但滥占耕地的问题仍很严重；有了森林法，滥砍乱伐还是经常发生；有了食品卫生法，掺杂使假等伤天害理的事还是屡禁不止。所以，我们不能“黑瞎子掰苞米”，只顾立法不管执法。
怎样加强执法工作呢？一是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自觉增强法律意识，带头依法办事，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推动建设和改革。二是各级人大要加强法律监督，推动法律实施。每年应该有重点地检查几个群众最关心、对当地建设和改革影响比较大的法律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问题，真正做到违法必究。
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傅奎清说：
军队要保卫支持沿海经济建设
首先，要正确理解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从思想上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作为一项新的重大战略决策实施后，对转变思想观念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应当把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管理形式和手段与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东西科学地区分开来，明确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和允许的，都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其次，要正确对待利益关系调整，积极支持沿海经济开发。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经济建设是中心，军事工作和国防建设要在这个大局下行动。军队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在人力、物力方面积极支援沿海经济建设。另外，发展沿海经济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我们搞好教育训练、加强战备工作，这也是积极支援沿海经济建设的实际行动。
再次，要充分利用驻地优势，努力将军队企业生产向外向型发展。我们军区地处沿海开放地区，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有利条件很多，潜力很大，应该把生产经营的眼光放开一点、远一点，努力向外发展。条件比较好的企业，要敢于参加国际竞争。
这样，一方面可以为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多地增加部队收益，减轻国家负担。
中南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向欣然说：
应提高人的道德水平
《政府工作报告》突出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对的，但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得不够。精神文明很重要的是体现在人的道德水平上。目前我国道德水平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一些人见死不救，一些人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外什么都没有了。这样的道德状况非常可怕，发展下去我们的民族就没有希望。《报告》对人民的道德水平没有一个基本估计，对如何提高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平没有提出有力措施。报告讲建设文明单位、文明村镇，但有些地方在这方面往往搞形式主义。我建议精神文明建设要从真正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做起，而不要搞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浙江大学副校长阙端麟说：
企业不欢迎管闲事的“婆婆”
机构改革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转变职能，下放权力。单纯把国务院的一些部改为总公司，把部里精简下来的人员划入总公司，很容易出现“换汤不换药”，形式上是改革，实际上照样管工厂企业。这种总公司办得越多越不利于企业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下面不需要这样的“婆婆”，企业不欢迎这种管闲事、会揩油的总公司。部改总公司后只能办成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不能再走老路。
武汉市市长赵宝江说：
要为企业兼并创造良好市场环境
企业实行兼并式的产权转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也是企业承包责任制深入发展的产物。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已产生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实行兼并和企业产权有条件的有偿转让，要研究解决制约企业兼并和发展的障碍，制定相应的政策规定，调动兼并企业双方的积极性。建议建立企业产权转让市场，为企业兼并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北京市东北旺农场农科所副所长赵垂达说：
农业技术研究面临困境
农业技术从研究、推广应用到取得经济效益，其周期比较长，见不到短期效益，而国家下拨经费又不足；另外即使研究出成果来了，也转让不出去。因为农村已实行承包，一家一户拿不出一笔钱来买技术、买专利。因此农业技术研究处于一种停滞甚至下降的趋势，技术人员纷纷改行。这是发展农业存在的一种潜在危机。希望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拿出切实措施，改善这一状况。
河北石家庄地区行署专员傅亮说：
要多体谅农村基层干部的难处
现在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很不好做，像计划生育、粮食征购、集体提留等，都是硬任务，做起来比较棘手。再加上一些基层干部素质不高，不注意工作方法，有时弄得干群关系很紧张。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一方面应该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同时也要体谅他们的难处。不要一有问题就怪罪基层干部，这样不利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北京太阳能研究所研究员陆维德说：
要重视农村能源建设
我国煤、石油可开采的储量是有限的，从长远考虑，应把替代能源利用技术提到日程上来，加强对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生物质等新能源的研究开发，要为子孙后代着想。
发展农业必须重视农村能源的建设。目前农村能源建设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仍严重缺能，使森林资源砍伐消费量大于生产量，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的现象日趋严重。农村能源问题已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发展农村的沼气、风能、太阳灶、小水电，对农业发展、促进生态平衡的良性循环有重要作用。《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提到农村能源建设，是个缺欠，建议给它一定的位置，予以重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李泽厚说：
过早抛弃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损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吸取了数十年的历史经验教训之后，在新时期中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
中国革命依靠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取得了胜利。建国不久，学习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过早地抛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一大损失。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明确指出，革命胜利后，将有一个较长时期，无产阶级国营经济占领导和统治地位，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整个社会的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
苏联经历了70年又重提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重新评价布哈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实事求是地重新估价刘少奇、邓子恢等同志当年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呢？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序说：
侨务立法工作要跟上形势发展
新中国成立30多年了，从全国到各省都没有一个完整的保护华侨、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法律，更没有有关华侨投资、贸易方面的法律。宪法虽然作了原则规定，但没有相配套的法律。我们感到，侨务工作主要靠政策，光靠宪法的原则规定和现行政策是不够的，尤其是在扩大开放、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形势下，主要靠政策的情况已经很不适应需要。我们的政策有许多是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的，不但有许多早就过时、甚至有互相矛盾的地方，难以真正调动全体华侨的力量共同建设祖国、建设家乡。比如保护华侨合法权益问题，涉及到各个方面，许多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有许多是新的问题，没有整体考虑和协调的法规，零零碎碎去解决，不仅旧的问题解决不了，新的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再如华侨投资问题，它有许多不同于外资的地方，投资地点往往是华侨的家乡；华侨的家乡不像特区那样有国家大量投资的环境和条件，如果我们只用外资企业法来调整，没有专门的法律，很难调动华侨的积极性。
第3版(要闻)
专栏：
为老人谏
——人大代表建议完善离退休制度
本报记者 张书政
春光灿烂，古木苍翠。4月2日下午，人大北京代表团部分代表面对窗外的春光古木，围绕完善离退休制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死收入”与“活物价”差距越来越大
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陈效达发言有板有眼，人们都说他道出了问题的要害。
他说：“离退休职工中的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退休的问题比离休的更突出。特别是六七十年代退休的，收入不多。离退休后，长工资没他们的份了，虽然近两年给加过两次十几元的补贴，收入基本是‘死’在原工资的水平上。‘活物价’与‘死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着。有的说：看来，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正确处理“死”与“活”的关系，即把“收入”与“物价”挂起钩来，二者都“活”起来。一些代表还谈到，在他们所在的企事业单位，一些男职工满60岁、女职工满55岁，而不愿意离休，更不愿意退休。当领导上劝其离退休时，他们便提出好多要求，什么长一级工资啦，调调住房啦，等等。
50年代大学毕业生有“后顾之忧”
女代表魏庭棣是1956年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现在是北京第二毛纺厂绒线分厂副厂长、副总工程师。她说：“50年代大学毕业生在全国为数不少。他们中多数人已到了或接近退休年龄。现在能拿160元月工资的，算是高的，退休后只能拿120元；现在拿120元工资的，退休后只能拿90元。这都是‘死钱’，再没有奖金、岗位津贴等‘活钱’了。如果身体不好，退休后不能被聘、雇，家里再上有老，下有小，退休后的生活景况肯定不如‘在岗’时。我们厂1956年前后的大学毕业生有5名，他们都有后顾之忧。”完善离退休制度，解除这部分人的忧虑，对“四化”建设很有好处。
对“免职休息”者应予重视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武警北京总队总队长、党委书记张文奇认为，“免职休息”那部分干部应引起重视。他说：“所谓‘免职休息’者，就是军队、武警干部中50岁至55岁这个层次的干部。他们超过了规定的所任职务的年龄界限。由于种种原因提升、安排不了、又没到离退休年龄，在家里闲着。这是个很大的浪费。”
据老张调查，在北京武警部队中“免职休息”者为数不少。代表们认为，完善职工离退休制度时，军队和警察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第3版(要闻)
专栏：
一个民族在这里沉思
——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之二）
本报记者 罗荣兴 谷嘉旺 曹焕荣
中华民族走到历史的转折关头。这是一个果断行动的时代，也是一个深沉思考的时代。
连接过去与未来，一个改革的民族特别需要一种全民的反省精神。
70岁的党内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深入研究过我国近代史和当代史。从鸦片战争算起，将近一个半世纪，几代中国人都在寻求民族富强之路。胡绳说：“在中国共产党以前，一切尝试统统失败了。胡适提出贫穷、落后等‘五鬼闹中华’，但没有一个政党和政府有驱‘鬼’之术。那时也有人企图发展近代工业，却处处碰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革命的胜利，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从而也为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中国在解放后有一段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发展，就是历史的证明。
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是一心想中国富强的。胡绳说：“问题是他过分相信了革命可以解决一切。不断革命，继续革命，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文革’，中国的改革不可能来得这么快，这也许是‘文革’的一点‘历史意义’吧？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探索新的振兴之路。经过近10年努力，以十三大为标志，可以说找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这在我们民族的发展史上将会大书一笔。”
70年代初，在江西鲤鱼洲农场，一位由照搬苏联的教科书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家在劳动之余苦思种种问题，痛感苏联的经济模式不行了。他就是在近10年不断提出新的经济学主张的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
他在接受采访时条分缕析：“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不是今天造成的，是过去长达30年错误估计形势、错误的目标模式、错误的政策手段种下的病根。错误估计形势，是把立足点放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以为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准备打仗，支援世界革命，打完仗再建设，这就错过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和70年代的大好发展时机。错误的目标模式，是误解马克思的理论，把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关论述硬套到生产力落后的中国来，照搬苏联模式，再加上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偏爱供给制和‘一大二公’，形成僵死的计划体制，使经济陷入封闭的和盲目自满的状况。错误的政策手段，是不了解经济规律，搞唯意志论，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把国民性中不好的一面都激发起来，造成经济工作难以收拾的局面。”
厉以宁打了个比方：“好比下棋，1949年建国时是一盘好棋，后来接连下错着，又不能推枰重来，1979年后力图把被动转为主动，但很难。这就是今天的改革如此步履维艰的历史原因。”
认识自己的过去可以成为一笔财富，认识人家的今天也可以成为一种收获。50多年前办过报纸的许家屯同新闻记者一见如故。也许是他参加过革命战争、领导过一个省的工作多年、最近4年多又在香港工作的特殊经历，他的谈话使人感到一代革命者在新时期认识的新高度。
话题从开放说起。许家屯认为：“小平同志提出对外开放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转机。在历史上，第一次开放是被迫的，是被列强的炮舰轰开了门户。殖民主义的侵入给我们民族带来了灾难，但同时在客观上也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我国沿海地区发展程度高于内地，很难说与上述历史原因无关。当然，由于是被迫开放，我们民族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建国后，先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后来是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我们关起门来，隔离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之外，无可避免地造成落后。毛泽东同志有许多历史功绩，但由于他没有到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了解现代资本主义，影响了他晚年对形势的正确判断，这是历史的遗憾。现在，我们进入开放的新阶段，这次是自觉开放，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胆识和气魄。开放问题上的三阶段，很值得总结。认清了这一点，才能更好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把门开得更大一点。”
打开大门，资本主义的一套进来怎么办？许家屯笑着说：“我们有些同志总是怕资本主义，其实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并不了解。有些同志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主要是从书本上来的，而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规律是至今不变的，但时隔100多年，资本主义在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过去我们以为资本主义会很快死亡，现在看来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许家屯主张：“我们要了解和重新研究现代资本主义，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腐朽的一套，我们当然要抵制，但现代资本主义也包含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要全面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要学习、借鉴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经验，为我所用。此外，从‘一国两制’着眼，我们也要研究现代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中华民族要走向现代化，还必须卸掉背上传统因袭的重荷。46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动情地说：“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光是歌颂民族的长处，近代意义上的爱国者却还要反省民族的弱点。从梁启超开始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就一直从自身寻找着积弱的原因。鲁迅先生的解剖刀也解剖了我们的国民性，发现了阿Q这样不朽的典型。新中国建立，我们民族的文化心态发生了重要转变。但由于随后未能及时将社会生活的重心转移到建设上来，而是不断搞阶级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文革’不光破坏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更严重的是破坏了民族健康的文化心态。文化破坏了可以通过加紧学习重建，心态扭曲了却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改变。例如现在不少人的思维结构，实际上还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派生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不能允许不同的观点并存，不相信政策会长期不变，能捞就赶紧捞一把。这些都是改革的障碍。”
刘再复提出：“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在全民族培养一种建设性很强的文化性格。建设就不能光停留在拨乱反正，而是要进而建立新观念、新思维。五四运动反省了封建主义的远传统，我们今天在改革中要反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旧体制的近传统，而近传统中实际上也包含着部分远传统。当然，在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精华，反省就意味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如果我们不注意群众文化心态的重建，一项再好的改革措施，也可能会被提菜篮子的大嫂骂掉。”
关于传统与未来，声名远播的哲学家李泽厚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还有一种传统也值得研究，那就是在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作为一种革命的精神，无疑应继承发扬，但由于战争时期的革命队伍聚集的是一群特殊的人，那时的许多做法不适合和平建设时期。一些干部却把过了时的经验当包袱，这就难以适应改革的新形势。例如今天许多问题的解决，不能光靠道德，要靠法律，要用法权代替特权。这在革命传统中是未曾有过的。”
李泽厚主张加强改革的思想建设：“就是要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写进我们宪法的，是指导思想。现在，中国文明将第一次跨入世界之林，与其他文明作真正的对话和交流。物质文明在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那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该怎么办呢？到目前为止，许多人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革命的理论、批判的理论。诚然，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理论、批判的理论，但它不只是这种理论，因为阶级、阶级斗争、革命都只和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我认为，应该明确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革命的哲学，而且是建设的哲学。光批判，是并不能建设新文明的。”
改革中的中华民族，应该高扬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
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人大代表、唐山市建国路百货商场售货员谷晓林发言，批评商业系统的不正之风。
新华社记者 郭占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