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原化工部副部长刘雪初说：
端正党风不能停在口头上
党风问题是个老大难问题，党的每次会议都要讲到。陈云同志说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其重要性提得不能再高了。这说明我们党是正视这个问题的。但结果实在不能令人满意。现在有的同志说，再讲也没有用。包括我们有些老同志在内，对解决党风问题都失去了信心。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现在的确到了要有切实措施的时候了。搞得不好，到第七届政协下台，还是这个局面。我衷心希望五年后新的一届委员不要再像今天这样来谈党风问题了。决心怎么下？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从严治党，从中央做起，使全党自上而下，形成良好的作风。要求下面做到的，领导要首先做到。上下都能做到这一点，我看党风一定可以搞好。
第二，老老实实干点实事，不要只发文件，不要只在报上大吹大擂。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讲了七个“经常”。解决党风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就是扎扎实实认真按七个“经常”搞。七个“经常”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应该对每个“经常”都提出具体办法。现在的问题是七个“不经常”。特别是党政分开以后，如果这些问题不实实在在地抓，再喊五年，还是一句空话。
第三，中组部，监察部，国家各部门，都应该发扬过去的传统，认真下去蹲点，搞出一些具体办法来。
原机械工业委员会委员洪宝顺说：
政府应在决策前向政协征询
政协工作近年来一年比一年做得好，基本上起到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作用。但政协工作的内容还可再丰富些。政府应针对政协委员代表面宽、联系面广、知识和经验丰富等特点，主动向政协开展征询活动。目前常常是某件事已作出决定后才请委员们谈意见，这种“马后炮”的做法效果不佳。
上海市记协顾问陆诒说：
不知情无法出力
邓大姐讲要知情出力，但我们不知情怎样出力？我每年参加一次全国会议，知情也太少。上海发生了那么多事情，“甲肝”疫情究竟怎样，缺乏透明度。现在不正之风太严重，食品卫生检查团去检查，送了礼就不检查了。上海事故多，上海的市长、副市长还是好官我自为之（有位副市长说感到内疚），轮渡码头多少年没有修过，每天三万人挤在码头上，市长不知道？新闻界采访受到阻碍，舆论监督如何监督？这就是新闻的透明度问题。这问题不仅是委员知情不知情，而是人民知情不知情的问题。人民靠什么了解情况？就是靠经常的、大量的新闻报道了解情况。
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说：
指责青年时请领导扪心自问
这几年进行高校毕业生分配的改革工作，我原以为会受到欢迎，谁知学生很忧虑。他们说有门路、有靠山就可以找到好工作，这不是公平基础上的竞争。社会风气不好，使学生对前途失去信心，我是校长却无法说服他们。前两年北大学生的思想是很活跃的，当时我很高兴，鼓励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可是某些领导把学生说得一无是处，社会上的谴责也很厉害，学生们看到社会上风气不正，索性不关心国家大事。我以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是好事，就怕学生于国家大事不顾，只关心个人的事情。所以，我比前几年忧虑。不要怕学生闹事，我在与学生们的接触中感到，年轻一代是通情达理的，他们愿意把事情做好，不要过分地指责青年。说青年人唯利是图，唯名是图，难道做领导的不该扪心自问一下吗？
青年人的思想不是凭空产生，是社会造成的，因此必须要痛下决心，整顿党风、社会风气。希望领导多同学生们接触，听听他们的谈话，看看他们是怎样想的。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邹承鲁说：
解决人才外流问题不能靠卡
我对我国科技前景有点悲观，主要是人才留不住，即使人留住了，心也留不住。我带的几个研究生，就想混个学位，然后到国外去。几千年前，大禹治水还懂得不用堵而用疏导的办法，用卡的办法是卡不住人的。上海规定出国留学不回来，要罚1至5万元，说是收培养费。这不是办法，只能产生离心力。我认为，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有些政策不妥当。我们自己把博士分为三个等级：一是美籍、台湾的博士，可享受各种优待；二是我们派出留学的“洋”博士；三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土”博士。我们单位是博士后站。我带的一个博士知道单位有空房，便申请要，回答说那是留给李政道带的博士的。人未来房子就留下了，没道理。后来总算给了房子，但“下不为例”！
第二，知识分子待遇太低。五十年代，一级教授工资为360元，现在变成250元。听说前一段中央要给知识分子长工资，结果吹了，原因是有人反对。长不了工资，就让你业余兼职挣钱。知识分子要把本职工作搞好，不仅仅是8小时的事。他们的工资，至少不要低于香格里拉饭店的服务员。这样，外边的人才就可能回来了。卡是留不住人才的。
香港社团服务中心董事、总经理刘迺强说：
发展外向型经济不可操之过急
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应注意：1．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处于低增长时期。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可操之过急。2．发展速度上要顾及自身条件，我国经济体系不适应国际竞争环境，轻工业优势产品少，靠加工出口条件还嫌不足。3．要总结广东的经验。广东的“三来一补”创汇成本高，靠加工出口增值部分少，不划算，外汇与外债比例应有所控制。“三来一补”不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唯一办法，应因地制宜。4．认清发展外向型经济在我经济发展整体上的地位。我国大陆经济发展主要靠内部消费，用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的提法将其地位提得太高了。
原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顾问惠庆祺、王念基说：
供销合作总社应变官办为民办
国务院要求政企分开，但实际工作中仍有许多政企不分的现象。例如商业部和全国供销总社，一个是全民所有，一个是集体所有，可是供销总社合并在商业部，主任是商业部副部长兼任的。由于两个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不同，在机构设施、计划、统计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两个单位搅在一起很不协调。为什么不能让供销总社变官办为民办，成为真正的群众性的经济实体呢？
致公党扬州市委主委、高级农艺师陈修德说：
保护地力制订《种子法》
保护耕地是国策，但如何保护地力，《报告》中提得不够。农民不去罱泥，不种绿肥，有机肥用得越来越少，化肥使用量越来越大，土壤板结严重。建议把保护地力定为国策，由土地管理局统一管理，发动农民大造农家肥。城市近郊可否供应一些燃料，以便搞秸秆还田。现在，对种子的管理很乱，科研单位培育的优良种子要卖高价，平价不卖。希望能早点制定出《种子法》，加强种子管理。
农牧渔业部高级工程师陶鼎来说：
应摆正农业与消费间的关系
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85年下降了，1987年也没有恢复。这里面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总结的。国际粮农组织专家来中国考察时，对我们购进这么多日本高级轿车十分惊奇，特别是许多高级汽车作为出租车，认为这是极大的浪费。另外，我国花大量经费购进许多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生产线，积极推进高级消费品的生产，这都与我国现阶段的生产水平不相适应。农民对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主要是价格问题，是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太高，而且供应不足。假如拿花费在消费品上的钱用来发展农业和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那该多好。现在有一个理论，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就是应当以生产消费品为主的阶段。这就关系到我们如何认识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这将影响到国家的一系列决策。
原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王兴让说：
对发展农业生产提五点建议
近年来，由于农业成本增长幅度大于粮价的增长幅度等原因，农民的纯收益明显下降，有的甚至无利可得。因而，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逐年下降，至今还未看到短期内能回升的兆头。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建议：（1）在缺粮县取消粮食定购任务，有粮县也应缩短粮食定购时间（不宜超过40天），让农民有一定的粮食销售自主权；（2）取消年600亿斤粮食的委托收购任务；（3）增加农业基本建设基金，中央和地方可联合对农业进行投资，地方投资多少，中央也投资多少；（4）实行农产品调节税。对收入高的农作物实行适当的税收，以调节、补贴生产粮食的农民；（5）在国家非生产性基本建设中，除对“新建项目要控制、在建项目要清理”外，对近5年内建成的项目也应进行清理。对向银行贷款但建成后效果不好的，可以收回贷款，进行拍卖，做到合理分配资金。
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委员会主任陈宇说：
要进行统一战线的再教育
周总理在世的时候，再三强调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合作共事，党外人士应做共产党的诤友。可是说实话，我们党内一些同志是不大善于与民主党派共事的，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领导同志，对党的“三大法宝”，特别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问题，没有切身的具体体会，甚至认为权就是“法宝”。应当进行统一战线的再教育。我国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执政了没有监督，是危险的。再英明的领导人都需要党内外的群众监督。毛泽东同志很伟大，我们都是在他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可是他后来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人能提不同意见，更不要说监督了。
现在，某些地方的政协工作有点形式主义。他们所谓加强政协工作，只不过是牌子换大些，车子换好些，逢年过节坐前排，但在实际工作中却转不动，讲话要看人家的脸色。有些委员感到，我们是一年监督一次，每年开会300期简报，谁也看不了，开完会就拉倒。
上海华东师大生物系教授庞延斌说：
必须高度重视职工业余教育
目前职业教育和职工业余技术教育出现偏差，成了文凭主义，不能解决企业劳动力素质差的问题。深圳劳务市场招不到熟练工人，光有先进设备而无技术工人。铁路上连续出大事故，恐怕也与工人素质差有关。必须高度重视职工业余教育，加强职工技术、技能的培训工作，才能保证四化建设。
第3版(要闻)
专栏：
老代表新意识
——访山西平顺县农业劳动模范申纪兰
本报记者 段存章
她头上早已不裹白毛巾了。憨厚的脸上刻着道道皱纹。年纪五十七八岁，衣着朴素，待人总是那个谦虚和蔼的老样子。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代表（全国人大第一届到七届代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老劳动模范申纪兰，谈起人民大会堂的民主春风津津有味：
“俺第一次看到代表投弃权票和反对票，手举得高高的，好神气。依俺看，人代会一次比一次民主了。这不是掏钱买来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也是深化改革中的民主。过去那个‘吃馒头，举拳头’的年月过去了，那个哗啦啦齐举手的‘一致通过’也难啦！
“记得1954年第一次上京开会，穿的补丁衣，骑着小毛驴到县城。进京看什么都新鲜，跟毛主席坐在一起开会，跟毛主席握手，投票选国家主席。选举那天晚上，睡不着觉，就是一个劲的高兴，可对选举的重要意义不明白。如今可看重那张选票了，咱是代表人民来投票，不是为私人利益来画圈圈的。不能你对我亲，我就投你的票，你对我远，就不投你的票，那没意思。我是长治27万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俺那山沟里人自古传说，‘好男人走到县里，好妇女走到院里’，俺一下走进人民大会堂，谁敢小看咱妇女！
“当代表责任重，选好当家人不容易。俺们平顺县开人代会选县长，用差额选举办法，谁领导得好就选谁。如今当代表想说了，敢说了，说话有力了。‘文革’期间，谁敢说话，四届人大也说民主权力，这打倒那打倒，红卫兵造反，代表人身都不安全，把老干部统统打倒也能说成民主！”
她整了整上衣的领子，继续说：“看见李鹏站着作报告，想起了周总理。好总理呀！1959年春天，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出席全国妇女群英会的10位农业合作社女社长，整整与我们座谈了三个多钟头。总理问：‘粮食产量高不高？’当时谁也不敢说。总理问我：‘纪兰，你炼过钢铁吗？’我立即回答：‘炼过，炼过，俺还是炼（连）长哩！’总理又问：‘产量高不高？’俺说：‘还可以’。总理不相信地说：‘机器都炼不出来，你手能炼出来？’他还问：‘砸了锅没有？’我吞吞吐吐没直说。总理又问：‘你西沟有多少人口？’俺说500多。他追问：‘到底多少？’那时候，俺水平低，不理解总理是在反对浮夸风，坚持实事求是。如今想起来，总理是教俺讲真话，说实话呀。当个正正派派的人民代表，俺从基层来，上来开会有话应该敢说。”
第3版(要闻)
专栏：
沿海内地携手同进
——两位农民企业家对话
本报记者 龚金星 江秀
“您对沿海经济发展战略有什么感想？”
“当然欢迎，这又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这是四月二日福建代表团驻地两位人大代表的对话。他们都是乡镇企业的带头人。问者是湖南临澧县太平实业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吴志泉。这位前任乡长，一九八四年辞职还村，以七百三十五人的小村为“据点”建立了开发公司。目前公司已有十家企业，年产值四千五百多万元，年创汇达五百万美元。
答者是福州市洪山乡党委书记郑瑞英。一九八四年，她带领全乡二万多人，在艰难的条件下起步，实现了农业、乡镇企业、服务业
“三业齐飞”。去年创产值一点六亿元。现有
“三来一补”企业五家，已签合同正待投产的还有六家。
对话在继续。问者还是吴志泉：办乡镇企业，难在资金，你们是怎样解决的？
答：靠股份、群众集资、信用社。
问：起步以后的难点是什么？
答：缺乏懂经营管理、生产工艺的人才。
“先前，我一直认为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对内地没有政策上的优惠。看起来不是如此。”吴志泉结束了他连珠炮似的发问。
“乡镇企业受两个市场的指令，最重要的还是信息，特别是在选项目这个关节上。目前，我们所借助的是福州这个开放性城市。”郑瑞英说。吴志泉说：“去年底，我在海南岛的海口市开了一家分公司，想以此为站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郑瑞英接过吴志泉的话头：“我也这样看。只有沿海内地携手前进，才能真正实现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我恭喜您在海南发财啦。”
“那么，我也恭喜你们发财。”吴志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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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女代表谈妇女参政
本报记者 卢小飞
近一个时期，关于妇女参政的议论以《中国妇女报》为发端骤起波澜。参加七届人大的女代表自然对此议论风生。
48岁的南京工学院院长韦钰被外国专家称为国际工程界的妇女代表。她认为这场议论的本身说明妇女还是把自己置于弱者的地位，为什么不去议论男人参政呢？
她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南京工学院一次民意测验中有一问，“你最羞愧的是什么？”一位学生填写“我最羞愧的是为什么选不出男院长”。照此逻辑，那些女首相、女总统所属的国民不要大愧特愧了么？显然，有狭隘的妇女观是因为存在狭隘的“男子观”。
56岁的台联主席林丽韫颇有些激动：“50年代我刚回国时，妇女解放的趋势鼓舞人心，中国男女同工同酬是国际称道的。引进竞争机制后，党和政府如何保护妇女权益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正因为传统势力根深蒂固，才更需要社会的同情和党政方面及舆论界的有力支持。提倡妇女回到家庭去和‘保一方’的说法是偏颇的，何以证明妇女这一方就一定比男子差呢？男女在经济上不平等，在政治上争取平等就更难。”
西北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徐永基直率而又泼辣，她说：“妇女参政议政，进入政治领域及其它领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什么必要争论。妇女参政比例减少的现象是不正常的，有些男同志年龄很大又不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不能选拔年富力强的妇女去干呢？”
或许由于民族地区的社会文化与内地不同，西藏昌都地区行署副专员扎西拉姆感到，在80年代还重复旧的妇女话题不可思议。她说：“一方面反映出党和政府对妇女的支持削弱了；另一方面也说明妇女在总体上还是弱者。她们往往满足于现状，安于小家庭的美满生活。妇女完全应该自信自强。”
记者在会议厅走廊遇到全国妇联副主席阿沛·才旦卓嘎。她说：“全国妇联开会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既要教育广大妇女自信自强，也要拿出有力的措施保护妇女的权益。”
陕西省丹凤县副县长高立满和来自广西的毛南族副镇长谭梅星谈及妇女从政的艰辛都有一肚子话。谭梅星说：“若不是一大批农村妇女干部在抓计划生育工作，中国的人口不知要膨胀到哪儿去呢。”但一个妇女若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往往要付出几倍于男子的代价。
这究竟是喜还是悲呢？“又喜又悲”，韦钰这样说：“我们争取到自强自立，但家庭也为我们付出了牺牲，我们对不起家庭。但这不是我个人的选择，是社会的选择，是历史把我推上来的。”
徐永基曾经是位富有组织管理才能的院长。她说：“我是因为爱人病故、家务负担重才卸任的，否则会在院长岗位上发挥更大作用。”
大概因为这类原因，许多优秀的知识妇女不愿从政。韦钰说：“还因为从政风险性大，高智能女性宁可在保险系数高的业务领域去获得成就，实现人的价值。”
林丽韫作了一番补充：“从政是不同于其它工作的高层次社会活动，有胆识有能力的妇女应该在政治领域有所作为。”
的确，如扎西拉姆所说，在教科文卫等领域已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女性，读者会在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名单中找到她们。而优秀妇女从政的毕竟寥寥可数，这大概可以推导为政治民主化的程度还不够高，还缺少一种适合于男女在政界公平竞争的机制吧？
第3版(要闻)
专栏：
（上）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举行的大会上，委员们认真听取发言，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新华社记者 武基国摄
（左）出席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的代表利用会议间隙，参观党中央、国务院的所在地——中南海。
新华社记者 崔宝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