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要闻)
专栏:

西藏人大代表对企业法(草案)提意见
  不能“一刀切”要给地方灵活性
  规定厂长权利还应规定其义务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记者詹湘、格来)来自“世界屋脊”的西藏代表十分关注企业法(草案),它成为今天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小组讨论的中心议题。
虽说和先进地区相比,西藏的企业仍如凤毛麟角,但是改革之风已经吹来,这里有企业发展的巨大潜力。林芝地区行署专员索朗单增说:“这部企业法不仅和西藏,而且同林芝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关部门把16个全民企业交给刚成立两年多的这一地区经营。他说,这些企业多数规模较大、问题较多,经营上亟需有法可循。索朗单增还建议将来制定集体和私营企业法。
在谈到如何贯彻实施企业法时,一些代表希望结合西藏实际,制定出具体实施细则。
一些代表认为,“企业法中统一的东西比较多,灵活的东西比较少,有点‘一刀切’的味道。”曾参加过几次有关企业法讨论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郎杰建议将草案的67条改为“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报国务院批准施行。”其中加上“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一句,意在给以各地一定的灵活性。
和郎杰持相同观点的自治区主席多吉才让说,这一草案的第27、28、31和34条中,都规定企业“有权按照国务院规定”怎么怎么做,使用的都是这种限制词。他认为这种限制对于全国大多数地方是适用的,但对于像西藏这样特殊的地方可能就不适用。他列举第17条分析说,如果按此款“设立企业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行事,西藏就很难办企业,因为西藏在资金等方面困难颇多。企业要上马就违法,否则将被一刀切掉。他和其他代表建议,在企业法中增加一句体现政策灵活性的话,给以像西藏自治区这样的地方以更灵活、更变通的权力。
通过逐字逐句审议企业法,代表团中唯一的汉族代表、山南地区行署副专员于学林提出,草案第4章有关厂长的几条,讲的均为厂长的权利,没有具体规定厂长的义务,建议增加有关厂长目标责任制的条文。
日喀则地区行署副专员索朗提出,企业法中应该更明确地规定企业与党委、企业与职工的关系,而且要写明党委在企业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所负的责任。
在今天的小组会上,一些代表在审议中还认为高检和高法的工作报告对各自工作有些估计偏高。
一些外国记者旁听了这次小组审议会。


第2版(要闻)
专栏:

  农村呼唤进一步改革
  ——河北代表团讨论小记
  本报记者 杨振武
“老张同志,您帮俺们想想办法,看这农村下一步该怎么个搞法?”一身农民打扮的代表雷金河,开口就将了张根生的“军”。
“还是请大家多谈谈,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张根生笑吟吟地把目光又转向在坐的代表。
3月31日上午,在河北代表团,老劳模雷金河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根生的谈话,把代表们的话题一下子引到当前的农业问题上。
“我觉得,现在农村改革的问题,主要是透明度不够。到底改什么,发展生产力从何入手?不用说群众,就是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也有时不甚明了。”张润身深有感触地说。这位管农业的副省长结合河北的实际,提醒大家关注农村改革。
“我说几句!”憋了一肚子话的唐顺义,鼓了鼓气开了腔。这位去年向国家交售5万公斤粮食的玉田县粮食专业户带来了农民的心愿。他抱怨说:“现在的粮价太低,高产得不到高效益。再加上生产资料涨价没边没沿,农民普遍感到种地很难。要是生产当口遇上敲竹杠的,就是一边骂娘,一边还得买。”
“改革不符合价值规律的购销体制和价格体制势在必行。”廊坊地区专员罗植龄和保定地区专员丁文斌在发言中都谈到,按照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已成为农村改革中的重要课题。他们建议,尽快在农业上设置“风险基金”,对农民因市场波动而受到的损失给予一定补偿,这是稳定农业的治本之策。
魏建昆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位河北省农林科学院院长认为,农业的稳定发展,还必须有科技的保驾。他感叹:“现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太慢,科技人员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对此,石家庄地区专员傅亮颇有同感,他说:“现在农业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依赖于风调雨顺。而提高农业的御灾能力,增加生产上的‘安全系数’,离不开科技的支持。”许多代表赞同这一看法。
来自邯郸、沧州地区的代表反映,前几年农业生产是“吃老本”,现在吃得差不多了,农田基本建设的问题很严重。就说机井,大都进入老龄阶段,亟需更新,但国家不投资,一家一户没这个力量。代表们指出,农业后劲不足问题值得重视,增加农业投入刻不容缓。
“我认为,增加农业投入,很重要的问题是‘活化’民间资金。”岳岐峰根据农村调查的情况谈到,现在一些农民有了钱不知如何花,有句顺口溜说是“盖新房,娶新娘,柜里塞,存银行”。仅盖房一项,全省农村每年要花费30亿元。全省去年农村储蓄110多亿元,同时人均手持现金还有七八十元,造成“沉淀资金”30多亿元。这位省委副书记说:“如果正确引导消费,发展民间信贷,从中挤出十亿八亿元的闲置资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是完全可能的。”
代表们七嘴八舌的议论,使农村改革的问题趋于透明。张根生说:“作为一名负责农村问题研究的代表,我有责任向中央反映意见。农业问题的解决,正如大家所说,应该是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这三条搞好了,农业是大有希望的。”
这时,大家笑了。记者注意到,站在一旁的雷金河,比谁笑得都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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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要求四月七日到大会发言!”
  ——全国政协委员翁心植一席谈
  本报记者 于宁
“我要求4月7日到大会发言!”3月31日,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学院教授、北京市朝阳医院名誉院长翁心植在医药卫生界联组会上慷慨陈词,与会委员们一致赞同。
是什么使翁教授毅然请命呢?
他说:“在我国,有四种疾病死亡率最高,这就是:脑卒中风、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这四种病都与吸烟有密切关系。要预防这些疾病,就要大力提倡戒烟。这种预防措施,简便易行,不要国家花多少钱。可是至今国家对这件事抓得很不得力。”
接着他列举一连串数字说明我国吸烟问题的严重:
据中央爱委会和卫生部1984年对50万人进行的抽样调查,我国15岁以上男性吸烟的占61%,20岁以上吸烟的占68%,30岁以上吸烟的几乎达75%。现在不但男的吸,有些年轻的女同志也开始吸起来,当作一种时髦。
1984年同1952年相比,我国卷烟产量增长了13.6倍,居世界第一位。1979年以来卷烟产量每年增长10%,1987年全国卷烟产量达2880万箱,已超过第七个五年计划最后1年2500万箱的指标。而且我国卷烟的焦油含量大大超过国际上规定的每支限于15毫克的标准,一般都在25毫克以上,对人体健康危害极大。
据京、沪、穗的统计,近二十年来,冠心病的死亡率增加了一倍。上海1964年男性肺癌死亡率为十万分之二十九,1984年上升到十万分之六十五。京津沪三市的肺癌发病率已经上升到多种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一位。
翁心植十分感慨地说:“在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吸烟问题比发达国家严重,而我国在发展中国家里又是最突出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讲吸烟问题的严重性时经常把中国当成典型的例子。
怎样解决这个严重的问题呢?他说:“卫生部当然有责任。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仅靠卫生部能够解决的。近几年,卫生部做了不少努力。1983年,中央爱委会和卫生部曾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打报告,要求成立全国吸烟与健康协会,时隔五年,到今天仍毫无信息。而别的部门同时报上的烟草学会,却当年就获批准……”
讲到这里,会场内一片骚动,人们议论纷纷。
翁教授接着说:“我认为,国家要抓财政收入,更要关心人民的健康。人们因吸烟而害病,再去治病,不是同样会给国家带来很大损失吗?当然,要动员人们不吸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做大量长期不懈的宣传教育工作。要移风易俗,改变见面敬烟等不好的习惯。昨天晚上看了个电影,里面的主人公小伙子动不动就吸烟,这对青年无异于教唆。我希望以后电影、电视里的正面人物都不要吸烟。要戒烟,国家应设立专门的机构,尽快成立吸烟与健康协会。要戒烟,还必须立法,禁止刊登一切形式的烟草广告,禁止在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中吸烟,禁止销售没有印上戒烟警语的香烟……”
最后,翁心植说:“4月7日是世界无烟日,又是政协安排大会发言的日子。我要求到会上发言,呼吁为了中华民族的昌盛,必须大力提倡戒烟。50年代有识之士提出控制人口问题,未被采纳,使国家现在承担着人口众多的压力,严重影响了四化的速度。现在我们提出加强控制吸烟的必要,如果不被重视,也会吃到像人口问题一样的苦果。这是值得最高党政领导人深思的。”
好几位委员当即表示愿意与他联名发言。


第2版(要闻)
专栏:

  长河激荡过轻舟
  为建立海南省、海南经济特区而作
许士杰
  一
  长河激荡过轻舟,
  机遇瞬间难再求。
  岸上徘徊未捷足,
  空观流水去悠悠。
  二
  缆绳紧系制轻舟,
  每溢豪情视水流。
  赐得上方刀一把,
  金光断索趁风游。
  三
  跨越峻峰海拔高,
  从低起跑倍辛劳。
  讥言赞语微风过,
  健步毋停意气豪。

  啧啧何求事事周,
  披荆斩棘岂停留?
  途长道曲多颠簸,
  赖有飞轮滚不休!

  休夸五岳入胸襟,
  抛却铢锱计较心。
  怀里有私多芥蒂,
  胸中无己尽知音。


第2版(要闻)
专栏:

  江平教授谈企业法草案
  本报记者 潘岗
曾经公开发表并在全国征求意见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经修改提交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许多代表认为草案比较成熟,也有些代表对草案个别条款提出了意见。有的代表甚至声明:有关条款如不修改,他将投弃权票。4月3日,记者就代表关注的几个问题,访问了人大代表、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江平教授。
记者:对企业法草案中规定的企业权利,有的代表认为多了,有的代表认为少了,您对此有何看法?
江平:企业法制定的初衷,无非是要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针对长期以来国营工业企业存在的政企不分、行政干预和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弊端提出来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现在也不能说就很大了,因为在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外贸体制、金融管理体制等还没有配套改革之时,企业要有更大的自主权是不可能的。经济体制改革又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刚刚起步,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才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的自主权,只能是现阶段能给企业的那部分权利,超越历史条件,是不可能的。目前草案上的规定,是现阶段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大可能,也是应该做到的。自主经营主要依据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现阶段,如果一点不要所有权,完全强调经营权,国家一点不能干涉,那还成什么国有企业。但是,如果国家这方面权力过大,甚至有关部门包揽企业,企业自主权也无从谈起。
记者:有的代表认为草案对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作用规定得过于“原则”,还有一些代表认为应该在草案中明确妇女、科技、民兵等组织的地位、作用,您对此持什么态度?
江平:厂长对企业全面负责,当然不是要抹煞、削弱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思想工作。考虑到我国企业的特点,在企业法中加上党组织的规定是应该的。但是,党组织的作用不必要写得过细,更详细的规定,应由党章、党组织工作条例去完成。妇女、科技、民兵等工作,在企业中都很重要,但不可能在一个企业法中把什么都提到。企业的中心还是生产、经营,其他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中心的。如果把其他方面强调过多,就会冲淡企业的这个中心。我认为不必要把企业中各种群众组织和各种工作都包罗万象地写进去。当然,写的不多或者不写,并不等于就不重视这些组织、这些工作。
记者:有的代表对草案中规定的厂长、副厂长产生办法有意见。如有的提出,厂长人选应由职代会提出,有的提出副厂长应由厂长任命组阁,还有的要求规定厂长的任期,等等。
江平:这些意见都是不错的。但是,我国的面积这么大,要在全国这么多企业中规定一个统一的厂长任期,恐怕不大可能。这些问题,只能在实施细则中,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厂子的大小去规定。我是同意厂长应有个任期,但任期不宜全国统一。
职代会应有权提出厂长人选,但在现时情况下,相当多的企业的厂长还不宜由职代会选举。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决定的。当然,主管部门任命厂长时,要充分听取广大职工的意见,包括职代会的意见。至于副厂长是否由厂长组阁,我认为,副厂长如完全由上级任命,“强行搭配”,效果往往不佳。但是,也不能够实行副厂长由厂长任命,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目前的厂长任职资格制度还不严格,民主管理也未走上正轨,那样搞,很容易造成“一朝天子一朝臣”,影响企业的稳定发展。现在采取副厂长由厂长提名,上级任命,我认为较为理想。因为如果厂长提名的副厂长人选被上级部门否了,厂长还可以继续提名。这样就避免了许多弊端。
记者:企业法草案明确了企业的一些权利,如外贸出口、拒绝摊派等,但不少企业家担心法律规定的这些企业权利实际得不到。
江平: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国目前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和各种巧立名目的摊派实在太多了。旧的体制和习惯的行政管理企业的力量还很强大,所以立法完成后的执法工作仍很艰巨。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是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这次国务院机构的调整就是要解决这一问题,从中央到地方,我希望机构改革的步伐更快一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经营自主权干扰很大的现象。其次,许多代表反映企业法规定的比较原则,执行起来就可能被打折扣,这就需要尽快制定实施细则,还要和一些具体部门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例如,原来企业在外贸方面的权限是最小的,现在外贸体制改革已经开了一些口子,加速配套的改革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根本保障。最后,应当从法律责任上给执行法律以保障。目前的草案已经规定了一些具体办法,但我认为企业对于侵犯它的财产权益的摊派和非法干预,应当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凡是侵权行为,包括政府机关对下属企业的侵权行为,都应由法院来审理,这样企业的财产权利才能得到充分保障。法律既然赋予了企业拒绝各种摊派的权利,企业也要敢于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有勇气同侵犯自己权利的现象作斗争。


第2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北京集贸市场的个体户说
  怎么没人大代表为我们说话?
4月3日是星期天,北京各集市贸易市场更加热闹,我们在集贸市场采访了一些个体户。
中午。光华路农贸市场。萝卜摊摊主姓李,来自天津市郊区。
问:萝卜多少钱1斤?
答:3毛。
问:太贵了吧?
答:是贵。我这萝卜长出来,也花了大本钱。我们这些蔬菜个体户,从公家根本买不到化肥、塑料薄膜和农药。议价的东西贵得吓死人。去年塑料薄膜4元多钱1公斤,现在私人卖的1公斤就要十几元。
下午。团结湖农贸市场。猪肉摊摊主王长海,是朝阳区个体户。
问:你喜欢看新闻吗?
答:我们全家每天都看电视里的新闻联播。
问:你看过最近的人大、政协会议报道吧?
答:不光看了,我还很关心。听说人大代表中也有我们个体户的代表,我便每天注意报纸和电视上有没有个体户代表的发言。不知怎么回事,大会开了10多天,我还未见个体户代表为我们说说话。
问:你有什么话要说?
答:我最怕以后政策变。另外,我们这些个体户并不都是“倒爷”,也不是暴发户,绝大多数是小本经营,希望一些同志不要斜眼看我们。
晚上。东单夜市。
一位姓陈的经营服装百货的女个体户说出了她“不敢说”的话。
“个体户挣的钱是多,但烦恼不少。”陈说。
问:有什么烦恼?
答:比如说,要想通过国营单位进点货,就得送大礼。前几年我们到外贸局批点服装经销并不难,但现在不“进贡”,就别想批到一件。没有门道进货真难!
罗盘 何正良


第2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代表要有使命感
尽管南京街头并没有“热烈欢呼”之类的横幅标语,但各界对“两会”的关注都超过了以往。河海大学校长梁瑞驹告诉记者,学校里师生对报纸的关心是空前的,学生一下课就往收发室跑,先睹为快。以前找《扬子晚报》等小报看,现在是专拣大报看,而且还对比着看,看哪家报纸更“透明”。教师则更对电视新闻感兴趣,晚上要是办什么事,相约总是:“看完电视新闻以后!”
梁瑞驹说:“面对‘两会’提出的众多意见和建议,我感到不是泄气,而是充满希望!要说我对所有的意见都同意,那倒也不是。‘两会’的民主空气浓厚,做出了好样子,势必会影响到以后省、市的‘两会’,甚至到我们学校的教代会和学代会,这是大好事。”
三句话不离本行。南京师范大学校长归鸿对“两会”有关教育的意见感到格外亲切。他说,不能把教育看作是消费,而应当看成是投资。科技是生产力,教育也是生产力。现在,教育经费本来就捉襟见肘了,而一些方面却把大学当成了大户,动不动就向大学伸手,在校园里盖房子每平方米要交30元城市建设费,还有绿化费,连居委会老太太要去深圳参观学习如何改革开放也向学校要钱,真叫人受不了!
两位校长都强调了人大代表的素质问题,“人代会不是群英会,人民代表要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不能当‘握手、拍手、举手’的‘三手代表’。”他们希望人大代表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参政议政能力,要有强烈的使命感。
本报记者 龚永泉


第2版(要闻)
专栏:寄语两会

  职工对《企业法》的意见
我们看了3月23日《人民日报》上《企业家盼通过〈企业法〉》一文后,感触良深,不吐不快。
我们认为:《企业法》乃企业根本大法,不仅要体现厂长(经理)在企业的中心地位,同时要维护企业的主人——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称得上公允、完善。
我们认为,《企业法》应是代表企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而决不是只维护厂长(经理)权益的法规,更不是某些领导借以维护不正之风,以压制敢于抵制他们的非法行为的“紧箍咒”。它是否公正、合理,要看它是否利于提高生产力,是否利于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在改革、竞争、拚搏中产生的企业家,无疑是企业的最优人选,广大职工对他们寄予了厚望。但也有些所谓“企业家”,并非在民意、竞争中产生,而是官意钦定给职工的。因此,我们建议《企业法》也应增添制约厂长(经理)的条款,以确保广大职工的民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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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语两会

  希望公布国家领导人员候选名单
对召开的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公民极为关心的是将要选举产生的新一届国家各机构领导人的人选问题。按照惯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本届人大提出的推荐名单,经大会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将列入大会议程。我们希望人大同时也向全体公民公布名单,而不要像以往那样在焦急等待之后只是知道一个选举结果。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社会协商对话原则。公布将要讨论的国家领导人员候选名单正是这一原则的实际体现,并不违反人大组织法的规定。这样做,一方面让公民享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吸引公民关心国家政务活动;另一方面扩大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政务活动的开放程度,便于实行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
公布候选名单,意味着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将在“透明度”加大的情况下进行。我们真诚希望代表们积极行使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力,选出为大多数公民所能接受的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读者郑卫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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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语两会

  不能只停留于口头
继飞机掉下,火车脱轨之后,又发生撞车事故,心中十分不安。看来问题不只是在铁道部,而远比这广泛与严重。日常生活所见,乘车难、购物难、干什么都难,到机关去,哼哼哈哈,架子很大。一句话,很少人勤勤恳恳地干活。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这是民族素质下降的大事。教育事业始终得不到真正的重视,人的培养得不到重视,肯定会到处出事的。呼吁这次人大把提高人民的素质列为重要日程来研究,提出切实的办法,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
改革、开放、发展都要人来做,人的素质提不高,是不可能完成十三大所提出的历史任务的。
浙大 杨世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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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语两会

  边防官兵的愿望
七届全国人大召开10天了,驻守在边防一线的干部战士想说点什么,有些什么希望呢?4月4日晚,笔者挂通了通往云南边防炮兵某旅的电话。
旅政治部主任曹能均说:希望大会能为部队基层干部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生活环境艰苦,我们能克服,使人操心的还是有“后顾之忧”。一是干部转业安置难,有些地方、有些单位,把转业干部当“皮球”“踢”来“踢”去,这不利于军人安心服役、扎根边防。二是家属住房分配难。有的单位在分配住房时,把军人家属当单身职工看待。不少结婚多年、拖儿带女的家属,仍然住在集体宿舍里,丈夫探家得住旅社。希望人大会制定并颁布军队干部转业安置法。
通信连指导员周兴舜说:现在军队干部找
“对象”难比较普遍。我们希望大会代表回去后,向当地妇联建议一下,多开设一些军人婚姻介绍所。战士崔俊嵬说:现在社会上军装泛滥,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穿着军装到处干坏事,损害了军人的形象,降低了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 (汪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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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语两会

  公安、武警战士的心愿
  日前,正在北京参加人大的公安、武警代表,收到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公安处传来的一片心愿:“我们全州3000多名公安、武警战士,希望你们能认真履行代表义务,为我们公安、武警战士说几句话,并能在电视、报纸中看到你们的发言报道。”
(苏宁)


第2版(要闻)
专栏:

  4月5日,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图为新疆代表阿木冬·尼牙孜在会上就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中的少数民族名额问题发表意见。本报记者 沈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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