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阿沛和班禅就西藏问题答记者问
拉萨骚乱直接受害者是藏族人民
达赖放弃分裂立场就欢迎他回国
本报北京4月4日讯 记者卢小飞、苏宁报道：一场薄雪使初春的北京乍暖又寒，与今天上午人民大会堂西藏厅的记者招待会的热烈气氛形成鲜明对照。
由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位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唱主角的这次记者招待会，是本次“两会”记者招待会中最令人瞩目的一次。8时刚过，中外记者们已纷纷提前一个多小时到场，以占据有利的位置。9时过后，西藏厅里的近400个位子几乎座无虚席，一些人不得不站在两边的过道上。
9时28分，阿沛和班禅两位副委员长在人大新闻发言人曾涛的陪同下进入会场。顿时，几十位摄影、电视摄像记者蜂拥而上，以至于曾涛不得不临时宣布留几分钟拍照时间。
骚乱闹事的直接受害者是藏族人民。他们坚决反对骚乱，渴望安宁幸福
9时32分，兼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首先讲话。这位77岁的老人用藏语说：去年9月、10月和今年3月，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区发生了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骚乱事件以后，国内外不少人想知道西藏的真实情况。人们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是，西藏的局势稳不稳？形势好还是不好？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从总体上看，西藏的局势是稳定的，但也存在某些不稳定因素。说稳定，是因为占人口总数95％以上的农牧民群众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和安定团结的局面，反对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反对制造骚乱、破坏社会安定。他们从亲身体验中懂得，只有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依靠国家的大力支援和各兄弟民族的互相帮助，西藏才能得到发展进步，走向繁荣富裕，藏族才有光明前途，西藏人才有幸福的生活。在几次骚乱事件中，参加骚乱的人只占西藏总人口的0.5％，骚乱事件只局限在拉萨市小小的范围内，这就足以说明西藏的局势是稳定的，形势是好的。分裂分子煽动闹事的结果从反面教育了人民，广大群众看到，骚乱闹事违背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每次闹事直接受害的都是藏族人民，所以藏族人民反对闹事骚乱。另一方面，西藏的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事情办得不尽如人意。
拉萨骚乱的外因是国内外分裂主义分子勾结策划，内因是“左”的创伤形成的不稳定因素
当阿沛副委员长宣布开始回答记者提问时，英文翻译的话音未落，几十只手同时举起，大家都想成为第一个提问的人。结果坐在第一排右侧的新华社藏族记者“捷足先登”。他用藏语问两位副委员长：有什么办法能使西藏的局势稳定下来，并长治久安？
班禅副委员长回答说：西藏首府拉萨市在去年9、10月间和今年3月，先后发生了几次骚乱事件，对此西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都是坚决反对的。西藏为什么会发生骚乱呢？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就是国内外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相互勾结、策划煽动；内因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工作中存在着“左”的错误倾向，给人民造成了很多思想上、精神上，以及物质上的创伤，成为不稳定因素，这就给国内外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策划、煽动骚乱留下可乘之机。今后要达到西藏的长治久安，需要从两方面努力：一方面要坚决地、坚持不懈地反对分裂骚乱，彻底揭露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罪行，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觉悟；另一方面，就是要彻底克服“左”的错误倾向，改进我们的工作。前不久我在拉萨曾经讲过，要改进西藏的工作，必须从三个方面努力：一、要搞好民族区域自治，实现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区域自治；二、要用很大力量去医治过去“左”的政策所造成的种种创伤，也就是要认真落实各个方面的政策；三、要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建设，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使西藏逐步得到发展进步和繁荣昌盛。这三方面工作都做好了，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西藏的长治久安问题。
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紧接着提问：西藏工作中“左”的错误，是否意味着西藏人民生活受压迫，没有宗教自由？
班禅回答：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完全平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解决“左”的倾向造成的种种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这一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为西藏的许多干部是在“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左”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影响很深，不是一时可以改变的。因此中央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正确精神，在他们“左”的思想阻挠下，一时贯彻不下去。当然这种情况只是一小部分，就像我们的十指也有长、有短一样。
说到这里，班禅将左手有力地向前一伸以示意。
他又接着说，各地区、各部门克服“左”的影响、拨乱反正的情况是不同的。尽管这是一些局部问题，但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忽视，必须继续加以克服。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前也还不完善，要继续加以完善。在宗教信仰自由方面，我们开放了许多寺庙，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我们也还需要落实政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月5日骚乱事件，由100多个喇嘛发动，死5人，武警战士、公安干警330多人受伤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问：在几次骚乱期间，共有多少人参加游行？多少人遭逮捕？多少人后来被释放？多少人被打死打伤？多少人遭到处决？
班禅副委员长说：去年9月27日、10月1日和今年3月5日，先后在拉萨一个小小的范围内发生了骚乱事件。第一次只是很少数的喇嘛发动的，追随的群众有一两千人。当时将这少数的喇嘛收容审查。10月1日的骚乱情况比较严重，骚乱分子烧了公安派出所，烧了汽车，打伤了很多人。当时收容审查了一批闹事的人，有的很快就放了。当我受中央的委托去处理这一事件时，还有74人继续收审。经过我们的工作，释放了59人，直接参加骚乱的喇嘛、群众全部都宽大处理，释放了。还剩下的15人，大部分属于犯有打、砸、抢、烧等严重刑事罪行的人，还有一两个没有直接参加骚乱、而是搞地下破坏活动的喇嘛没有释放。我回到北京后曾向中央反映，这15人中有些人还可以宽大处理。中央领导对我的意见非常赞赏。如果不是又发生今年3月5日的骚乱事件的话，这15人中的一部分是可以得到宽大处理的。今年3月5日的骚乱事件，开始是由100多个喇嘛发动起来的，后来追随他们一起游行的有几千人，加上围观群众，最多时不过万把人。这次骚乱事件现场死了4个人。一个是我们的武警战士，被骚乱分子打成重伤，从楼上扔下来；一个是喇嘛，被乱石当场打死；还有两名群众是当公安干警正当防卫、对天鸣枪警告时，中弹打死的。另外还有一人受伤后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骚乱过程中，我们的武警战士、公安干警330多人受伤，参加骚乱和围观的群众，被乱石打伤送到医院治疗的有110多人，也可能还有些人受了点轻伤未到医院治疗。这次骚乱我们共收审200多人，这仅仅是收容审查，而不是关监狱。其中罪行较轻的，大部分会得到宽大处理。去年未得到宽大处理的15人中，只有3人被正式逮捕。
3月5日事件中，我们一部分领导人被骚乱分子包围，为救出这些领导人，警察动用了棍子
意大利安莎社记者问：我在拉萨的时候，一些喇嘛告诉我，有很多喇嘛被警察毒打，并被医生毒死。对此，你能否认吗？
班禅回答：今年3月5日的骚乱事件后来发展得比较严重，是因为我们一部分领导人被骚乱分子包围起来，他们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救出这些领导人，警察曾经动手用棍子打了骚乱分子，确实打得比较厉害。因为当时为了救出这些领导人，许多警察被骚乱分子用石头打伤，这种情况使警察生气了，见到喇嘛就打得重了一些。但是说一些喇嘛被毒死了，这是根本没有的，完全是造谣。如果有一个喇嘛讲了这样的话，那么，他本身就不够当一个喇嘛。他违背了宗教的戒律，宗教戒律是不允许说谎的。
这时，《解放军报》社的女记者问：在3月5日的拉萨骚乱中，打死武警战士袁石生的凶手抓到没有？如何依法惩处？
对此，阿沛副委员长回答说，当时袁石生被打死的现场究竟有多少骚乱分子目前还不清楚。现在抓到了几个人，正在审查。一旦证实谁是杀害袁石生的凶手之后，就将依法惩处。
又一名香港记者站起来，就班禅刚才讲话里提到的干部问题继续追问：对这些受到“左”的影响的干部，是开除还是调离西藏？
班禅说：西藏干部中的“左”，汉族中有，藏族中也有，有高级干部，也有一般干部，就是说，有“左”的思想的干部数量比较大，人数比较多。对他们，主要是进行教育，帮助他们克服和改正“左”的思想。对坚持不改的个别人，过去处理过，今后也同样可以处理，也可以调回内地。但是，对大多数干部，怎么处理他们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克服“左”的思想。
达赖喇嘛与这几次拉萨骚乱有关系。中央对达赖的5条方针不变
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就有关达赖喇嘛的问题问班禅：您是否指责达赖喇嘛与最近西藏的动乱事件有关？您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如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才能允许达赖喇嘛回到中国、回到西藏？他回来之后是住在北京呢，还是能够允许住在西藏？
这位50岁的活佛笑了笑，然后说：达赖喇嘛同西藏发生的骚乱有什么关系，你们只要自己看看就会清楚。去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上发表演说，就西藏问题提出了5点计划。以后不久，在西藏内部的分裂主义分子就扬言他们要支持达赖喇嘛的5点计划，从而在拉萨煽起了骚乱，这是清楚的。至于他们在地下、背后搞的活动，我今天不准备说，我只想讲讲这两件事的现象和联系。他要干这种对自己的民族和宗教不负责的事是不好的，不应该的。
谈到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过去我多次说过，我们是很好的教友，这个教友的感情到现在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位宗教领袖在提到“达赖喇嘛”这一词时，使用了藏语中对活佛最尊贵的称呼）。
班禅继续说，对达赖喇嘛的方针，中央已明确阐述过5条方针，是没有改变的。达赖喇嘛回到祖国、回到西藏有什么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放弃搞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的西藏共同努力，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了这样一个条件，回到祖国，对他的政治地位，中央已经明确宣布：仍然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于他住在哪里，按照我们国家的宪法，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居住自由。他想住北京可以住北京，想住西藏可以住西藏。但是必须有一个前面讲到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他在那儿说可以接受这些条件，而回来以后在内部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那我们是不能答应的。因此，如果他坚持独立，坚持搞分裂，那么上面所说的也不存在，谈判没有基础，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
班禅说：由于给中央提意见，1964年批判了我，给我戴了3顶大帽子。明天将要正式给我平反
最后，中国新闻社记者问：今年2月，您去西藏曾就落实政策和解决“文革”中遗留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您自己本人是否还有需要落实政策的问题？
许多人都笑了，班禅自己也笑了。他说：你刚才提的问题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巧合，因为明天我们人大主席团会议将要正式宣布为我平反（又是一片笑声）。为什么呢？1964年批判了我，给我戴了3顶大帽子，一直到现在。明天将要正式宣布中央的决定，给我平反。我这个人的成长历史，和西藏革命发展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59年达赖逃到国外去了，当时我坚决举起了爱国旗帜，没有逃跑，并向中央请求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中央采纳了我的意见。以后不久，我就担任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代理主任（前任主任是达赖）。当时在民主改革中出现了许多不符合西藏实际的“左”的做法，我曾经不断地向中央提出许多意见，以使中央采纳，逐步纠正错误。我这人从来心直口快，想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挨整也是这个因素引来的（笑声）。我了解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和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中发生了很多问题，我把这些情况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给中央，翻译成汉字有7万多字，所以叫《7万言书》。中间有些问题讲得厉害一点，语言上刺激性大了一点，当时毛主席看了很不高兴。以后，1962年8月的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纲领，我就变成阶级斗争的对象（自己笑了）。一开始对我还是采取内部批评教育的方法，由于我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7万言书》中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意见是对的，对内部的批评教育并没有接受。到了1964年，对我公开批判、斗争，把我打倒，“文革”中间把我关了9年零8个月的监狱。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一时没能出来，根本原因是有人坚持“两个凡是”。我这个问题是毛主席亲自批的，“凡是毛主席批的就不能翻”，这样我也没能马上出来。以后，我出来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先生出了很大的力。我在监狱里没有死掉，主要是周恩来先生的恩情。出来后，开始是全国政协常委，后来是副主席，以后又恢复了副委员长的职务。我职位的安排和恢复也是逐步升级的（一片笑声）。
最后，班禅说：我认为中央领导处理问题有魄力、有远见。如果不摘我的帽子，我戴着3顶反革命的帽子又当副委员长，也确实是不好看的（这时，台上台下笑声不绝）。
当曾涛宣布“记者招待会结束”的话音刚落，前几排和过道上的记者再次一拥而上、穷追不舍。班禅极为友好地回答了记者的最后问题：那3顶帽子——分别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和蓄谋叛乱。（附图片）
阿沛·阿旺晋美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本报记者 徐建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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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荣老板”答记者问
——四月四日下午龙潭饭店的“一小时”
本报记者 张砚
从七届全国人大召开以来，一些记者纷纷要求单独采访“荣老板”，但他很忙。4月4日下午3点一刻到4点一刻，这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安排了一个小时，在上海代表团住地龙潭饭店，会见部分香港和内地记者。
——香港记者：在发展沿海地区经济中，中信公司是否计划参与？
荣毅仁：我们主要是引进外资和技术，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中信公司是对外经济合作的窗口。我们为了发展沿海经济，在浙江宁波、山东烟台等地建立分公司，开展业务；同时加强了同香港的协作。最近我们对海南岛进行了两次调查，准备投资，以促进沿海地区向外向型经济发展。
记者：你们公司在香港投资，是否主要考虑“政治因素”？
荣毅仁：我们在香港投资，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得考虑。光有经济效益，没有社会效益，我们不干；光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我们也不干。有段时间，香港人心浮动，我们及时地投资办实业，对香港的繁荣稳定是起了作用的。我们公司拥有独资和合资企业203个、30亿元资本。今后不管是对外合作，还是发展沿海经济，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下去。
记者：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是否还会出现像中信公司这一类公司？如果出现，是否会展开竞争？
荣毅仁：我欢迎创办更多这样的公司。现在地方上已办起来了，但全国性的还不多。我们的国家大，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合作。这个合作会有竞争，但这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是效益和管理上的竞争，而不是你戳我一枪，我戳你一刀。我们不搞“你死我活”、“大鱼吃小鱼”的竞争。
——内地记者：作为上海市选出的人民代表，你对发展上海外向型经济，有何见解？
荣毅仁：我对上海有个估计，就是上海对全国的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如果不是我们某些政策和工作上的失误，上海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上海技术力量强，基础好，经营管理水平比较高，但没有资源，原材料靠外面提供，同日本一样是个“加工区”。我在这次人代会上发言，提出对上海应该放宽政策，对内对外都要实行“平等互利”原则，这样上海的立脚才稳，发展才快。
记者：你对工资、物价、通货膨胀、赤字有何看法？
荣毅仁：工资、物价、通货膨胀、赤字这四个问题，是容易动感情的事情。如果不根据经济规律进行调整就解决不好。工资、物价问题，《政府工作报告》已提出稳步解决；通货膨胀、赤字，也要控制。为了发展生产，有点赤字不要紧。前几年，用高消费刺激生产已得到了教训。我们要用发展生产来改善和提高生活。生产不发展，提倡高消费，改善生活就成了一句空话。我主张生产和消费要平衡，并不是用生产来压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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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化改革 搞活流通
——首都商业系统三位人大代表一席谈
本报记者 赵兴林
全国人大代表钱秀珍、张继彬和杜德顺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很想代表首都40多万名商业职工，谈谈听取李鹏代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感受，并提出一些建议。
北京新新服装店经理钱秀珍说：“我作为人大代表，甚感责任重大。所以，3月28日李鹏同志来北京代表团参加讨论，我就抢过话筒发言，呼吁全社会重视商品流通。我之所以谈这个问题，觉得《政府工作报告》对商业工作讲得不够。其实，商业肩挑生产与消费的重担，‘无商不活’。所谓‘活’，当然就是指搞活流通领域。”
“对，钱秀珍讲的这个问题，我也有同感。”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继彬说：“李鹏同志在报告中对‘七五’期间工业、农业发展规划讲得比较清楚，对担负流通的商业工作讲得不够，应该对零售商业提出更高的要求。搞活商业靠改革。当前推行的租赁承包，企业改革目标不太明确。”
他认为，国营零售商业还可以搞多方面的改革。比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现在是试行，应该放开嘛！为什么要放开？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企业实行股份制优于发行国库券。虽说我们这个公司的股票金额为450万元，但成立才3年6个月，却向国家缴纳税金1172万元，相当于8个天桥百货商场。企业留利和股东分红各为161万元。人称我们的公司是国家、企业、个人“三得利”公司。
虎坊路浴池修脚工杜德顺，对浴池行业、修脚业日趋萎缩深表不安。他举例说：“1980年，北京市有修脚工230人，1986年只剩下140人。去年虽经多方努力也只达到200人。修脚、针灸、按摩同为我国三大国术。要想弘扬光大，就得实行优惠政策，让这些中小企业活起来，让干这行的人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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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狠刹假冒风 严惩案犯
——人大代表陈森辉的呼吁
本报记者 崔秀芝 吴以荣
“人大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心愿，如实地向政府反映人民的心声。”江苏省人大代表陈森辉于4月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这位连任两届人大代表的双沟酒厂厂长，深有感触地说：“这届会议比上届的民主气氛浓、透明度高，代表的素质也较高，人人争相参政议政，公开陈述自己的观点。我对《报告》中关于治理假冒商品的措施就有看法，认为处置的态度太软。”
“中国应该从人治走向法治。”他拿出一张纸抖了抖接着说：“我正在准备向大会提出关于严厉打击、综合治理、杜绝假冒商品的议案，不能让假冒风再盛行下去。目前，假冒商品波及到全国，有些地方领导为了保护财源，把假冒当成致富的门道，对假冒案犯采取纵容包庇和听之任之的态度。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假冒者绳之以法，假冒商品就难以杜绝。”
接着，他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几点建议：广泛开展打击“假冒”活动，经常组织产品质量跟踪。加强宣传，造成声势，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改革现行领导体制。在全国范围内，对工商行政管理、食品卫生防疫等部门应该采用垂直领导的方式，摆脱地方领导的行政干预，有利于依法办事。加强行业领导和监督检查，对不具备生产条件、没有检测手段的企业或个体户，绝不允许生产。对食品加工工业应从严要求，确保消费者利益和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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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医药行家谈医药
——访人大代表陈界新
本报记者 徐建中
一天下午，记者来到山西省驻京办事处，访问了山西省医药公司总经理、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陈界新。老陈从事医药工作已有四十年了，真可谓制药的行家里手。她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成立了医药管理局。九年来医药事业发展很快，生产的药品不仅产量上去了，质量也有提高。
“我们山西有个青年医药工作者培植出枸杞子四倍体，个大质量好。去年在日本博得好评。”陈界新边谈边兴奋地联系山西工作实际。说到这里，她从抽屉里拿出几粒新药告诉记者说，这是太原制药厂生产的“呋哌酸”胶囊。这种药治疗泻肚最灵。昨天有一位代表拉肚子，我给他吃了两粒马上就好。这种药对治疗急性膀胱炎、妇女尿道炎也有特效。目前我们正在准备改成“呋哌酸”片，以方便小患者服用，可就是迟迟批不下来。
“为什么批不下来？”不料，记者这一提问，却扯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陈界新有些激动了，她说：关键问题是医药统一管理体制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它影响了医药行业管理的全面实施，以致在药品的质量管理和监督上出现漏洞，次药和假药连连发生。也由于关系不顺，责任不清，职能不明，造成医药责权分离。具体地说就是最了解情况又具体掌握药物生产的医药管理局不管药政，而管药政的卫生部门又不具体了解药物生产情况。在药物生产中又有许多事情要经过药政去办理，例如法规、条例、新药审批、开办新药、监督药品质量等等。所以，太原制药厂的“呋哌酸”片尽管效果好，群众又需要，但就是批不下来。而全国生产感冒速效胶囊的厂家却批了七八十家，造成原料紧张，重复生产。
最后，陈界新说，改进医药事业管理的关键是：理顺关系，职责分清。药政归行业，责权为一体。加强具体领导，才能保证药品质量。
第3版(要闻)
专栏：
代表出发去参加大会
七届人大代表
西安美院副院长 刘文西速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