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要闻)
专栏：
“代表”意识
——人大七届一次会议采访札记
本报记者 张平力
往年开“两会”，新闻同行们都抢着去政协采访，“政协委员比人大代表敢说话”。这次开会，两边似乎“扯平”了：人大这边，出现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气象：
——记者在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各省市代表团的小组会上，见到普通代表与省长、市长“抢”话筒、争发言次序的事儿；
——许多小组会，报名发言的代表太多，只好限定每位的发言时间，无论你是什么级别、什么职务，讲话过了限定时间，“对不起，请让下一位。”
——代表们还关心每期简报：简报一到，先查一查自己的发言登没登、登了多少，不满意，还与记录人员认真交涉。
——代表更关心“见报”：记者写好稿，请他们看一看，他们手一挥：“文责自负吧！我说的我负责。”
——代表们变得有些“挑剔”起来。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被代表们拿到手，细细读了，圈了，划了，小组会上又评评点点。山东代表团的一位搞简报的同志对记者说：“往年搞简报只要认真搞好领导的发言就行，其余都是应应景，一致赞同，大同小异。现在不行了，每个代表都得盯着，不敢粗心疏忽了。”
多数省市的人大代表都是新当选者。到了会上一声不吭、出口“赞成”、举手“通过”，于他们倒不习惯。新当选的江西省人大代表徐京发，是个承包几百亩山林的专业户。来之前，他爬山涉水去征求农民意见，写了发言稿和提案，在小组会上讲得头头是道，不让他人。“我当选了人民代表，就琢磨‘代表’这个字眼是啥意思”，徐京发对记者说：“代表大概就是代选民表达意愿的意思吧？总不能是代表自己。要不，谁也可以干。现在政府和农民需要沟通、相互理解。要是我回乡里去，就要向老表们讲政府如何如何，当个‘政府代表’；现在我到北京来，就要向政府讲老表们如何如何，当老表们的代表。两个角色都当，才叫人民代表。只演一个角儿不成。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咱要真正当好老表们的代表，远远不够。”他讲得挺实在，尽管“两个角色说”并不符合现代民主意识。
像徐京发这样的人民代表，在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并不少见。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前厅见到一位正要进会场的河南人民代表（他谈完后急着走，记者没来得及记下他的名字），是个煤矿工人，40多岁。他说的话深沉：“国家搞改革、开放，把工人的心思都搅开了，对许多国家大事，工人中间都议论纷纷，但缺少渠道上达政府。工人和政府的关系是咱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关系。我打个比方说吧：政府和工人之间可以牵起两条线来，一条是政治的，一条是经济的。这两条线可以相互加以调节，当其中一条松弛了，另一条就要拉紧一些，两条都松弛了，我想政府的事儿就难办了。工人们选我当代表，是要我在工人和政府之间起些作用，所以我不想当‘好好是是佛’式的代表，否则对工人弟兄和政府都不利。”他讲自己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看法：“总体上不错，但有疏漏的地方。比如对物价问题，感到谈得不透，对解决办法的有效性似乎还缺乏充足的论证。”
有幸，记者在江苏省人大代表团驻地的休息厅里，偶然旁听到两位代表之间一场小小的“争辩”：
一位女代表：“上一届我也是代表。每年开会都是听领导讲，总觉得国家的大政方针咱不懂，应该好好学习，回去好贯彻执行。这一次开会，大家你说我说，我脑子都乱了……”
一位男代表：“我是第一次参加会议，不知道过去怎么开。我认为，国家意志应是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但我宁愿把它作为一种须有多种环节组成的过程来看。人民代表如果不主动反映他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民众的意见和呼声，那么国家意志的形成就缺了一个重要环节，很难说可以成为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
女代表：“可是你所代表的只是一小部分，国家却是代表绝大多数的。我以为自己不比国家高明。”
男代表：“人民代表不是‘一个人’的概念。我承认我的代表性还不足以反映我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层群众的意愿，我个人要提高素质。同时，如果咱们国家能建立和完善有助于让代表全面、准确地反映民意的机构和科学手段，就更好了。但是眼前，如果每个人民代表都以为自己只是‘自己’，放弃发表意见的权利，国家何以能代表大多数？”
女代表：“反正我以为我们应该多学习，因为我们对国家的事儿很多还不懂。”男代表：“我同意的。不过学习是为了行使好权利，行使权利才能更自觉地学习……”记者未能听完这场小小“争辩”。人民代表意识的成长，无疑是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最先应具备的条件。这需要一个过程，希望齐刷刷地成长，可能是一种奢望。好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在北京东华门附近一所公寓里，记者曾将上述采访见闻告诉一位政治学家，并向他请教。这位政治学家听了很兴奋：“真是好现象！应该说，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是很好的制度，它已经竖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所大厦的基本框架，为人民广泛进入国家管理领域提供了巨大空间。只是它还有待充实、完善。当今中国各种政治关系正趋形成和发展，面临重新调整和组合。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问题及时向人民公开；创造多种形式和条件让人民得到民主训练，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以为尽快提高人民代表素质是最关键的。”
记者曾在四川人大代表驻地，与一位搞会议简报工作的年轻同志交谈。他说：“我对比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发言，发觉总体质量还是政协委员们稍高一些。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差距在国家意识上。人大代表的视野还不够宽广，他们可以从身边的具体问题去观照国家的某项具体政策，却不习惯于从国家的大政方针去反观自己身边的具体问题。”这种概括的准确程度如何，记者不敢妄断。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当越来越多的人民代表都能从自己所代表的社会范围，去主动参预国家大政方针形成的全过程，他们会发现自身的某种不足，在更扎实的基础上获致颇具理性的国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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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重事业兴衰 轻个人进退
——访胡厥文、许德珩、楚图南
新华社记者 李年贵 何平
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在酝酿推举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选时，对因年事已高，主动请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和副委员长胡厥文、许德珩、楚图南，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和敬意。
日前，记者访问了退下来的三位副委员长。
“一切要从四化这个大局出发”
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我们见到了今年93岁的胡厥文老人。他胸前那雪白的长髯引人注目。记者不由想起他一生为振兴民族工业，同党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经历。
胡厥老的长髯就不寻常：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进犯上海，淞沪战起，厥老为19路军制造军火，筹集军需而奔走，连胡须也无暇去剃。朋友们劝他抽空剃须，他说：“还没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无暇顾它”。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厥老把留了尺许长的美髯剃了。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他又蓄起了上髯。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他又蓄了下髯。他说，毛主席、周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什么时候实现了他们的遗愿，我什么时候第二次剃须。
这位爱国老人近些年多次说过：“半个多世纪的沧桑风雨使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要求得中华振兴，华夏富强，不跟共产党走没有谁可跟！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这是我余年的志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因胃癌做过两次手术的胡厥老抱病四处奔走，动员组织原工商业者为实现四化谋计献策。他怀着“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倍切”的心情，多次在民建和工商联会议上提出：现在是工商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我们要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干。
党的十三大时，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退下来了，胡厥老认为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表现。他当即提出自己不再担任民建主席了，还要求辞去其他职务。他说，“我年纪大了，住在医院，应当让年轻人来干。年轻同志一定能干好！”
“年轻同志会比我们干得更好”
许德珩老人的名字，是同69年前的“五四运动”联在一起的。作为火烧赵家楼的热血爱国青年之一，那时他才29岁，而今，他已年近百岁了。
1987年底，许老给当时召开的九三学社七届三中全会写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我年逾九七，体衰多病，已不能担任九三学社主席职务，特请中央委员会同意我辞去主席职务。”
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汉斌前去看望他，许老再次表示了要求引退的愿望。他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彭真委员长主持下，认真履行宪法所赋予的职权，各方面的工作尤其是立法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应该增加一些年轻同志，我相信他们会比我们干得更好。
作为以科技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九三学社的中央名誉主席，他十分关心国家的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嘱托前去探望他的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周培源，一定要把他对发展科技、教育的建议带到这次人代会上。他说，促进科技进步，加强智力开发，是全社会的一件大事。希望国家进一步增加科技、教育经费和智力投资，促进四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还殷切希望这次人代会开成一个改革的大会，腾飞的大会。
许老表示，他虽然退下来了，但还要继续学习，了解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对人大和政府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垂暮之年继续为党工作，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活到老，学到老，继续发挥余热”
这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楚图南在他那间陈设古香古色的客厅里接受记者的采访。
“根据党中央关于废除干部终身制，实现年轻化的要求和十三大精神，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楚老虽已88岁高龄，但耳聪目明，思维清晰。他说：“虽然我从工作岗位上引退了，但思想不能引退。而应该像周总理曾说过的那样，活到老，学到老，继续发挥余热，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向记者透露，退下来以后准备撰写回忆录。他说：“当然不是为了我个人，个人是渺小的。而是想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反映中国革命所走过的历程，给后人以借鉴、启发。”
楚老从1954年第一届人代会到六届人大一直是全国人大代表，对人大很有感情。他重事业之兴衰，轻个人之进退。他多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希望退出领导岗位，让年轻一些的同志上来。
谈及这次人代会，楚老欣喜地说：“代表们畅所欲言，民主气氛热烈，这一方面说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成功的，一方面也说明人民的民主觉悟在不断提高。另外，新闻界对这次大会的报道也有进步，把许多不同意见反映出来了，这很好！”
楚老最后向记者谈起他对七届全国人大的希望说，我认为，今后人大制定法律时，要更加民主化和科学化。他说：我相信，新当选的同志一定会把工作做得更好。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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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统战目标整顿党风等八个问题
徐四民委员在政协大会上发言
本报北京四月四日讯 记者陈树荣、费伟伟报道：香港政协委员徐四民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到会的一千六百余名委员作了三十五分钟的发言，期间博得十六次热烈掌声。有人说他敢言，他认为如果敢言的人多了也就无所谓敢言了。
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四民在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第四次大会上讲了八个问题——中共应重新检讨统战目标；整顿党风须从民主改革突破；加强新闻及舆论的制衡作用；跟上海峡两岸出现的新局面；香港中资机构存在的问题；重视港人到内地投资的投诉；禁止外烟，倡用国货；相信香港人的大多数。
徐四民委员认为，中共取得政权之前，统战工作（团结人的工作）有声有色，成效为世瞩目、钦佩。取得政权之后的三十多年来却长期提不出一个能为全民所接受的目标。他声称，“左”毒一天不彻底清除，统战工作就难有作为。
对党风不正，徐四民认为只有扩大民主，进行体制改革，才是根本的办法。差额选举虽然只是“小民主”却起了“大作用”。他希望加强新闻及舆论的制衡作用。认为过去一味强调国家机器的权威而忽视社会监督的力量，结果造成重大偏差、错误无能力制衡。时隔四年，徐四民重提希望在北京创办第一家民办日报，愿为中国新闻事业改革尽一份力量。
徐四民在发言中说，当前海峡两岸缓和气氛有增无减，是促进和平统一的有利时机。他提请中共当局认真考虑台湾同胞的呼吁，重视台湾民主运动对海峡两岸统一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希望大陆方面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让人民享受更多的民主自由。
对香港中资机构（即以内地提供资金、内地派出干部来领导、管理的机构）存在的问题，徐四民委员颇多微词。主要问题是外派机构重叠臃肿，人员泛滥成灾，素质参差不齐。他认为中资企业如经营目的不明确，没有长远打算，急功近利，不按当地“游戏规则”办事，盲目介入投机性活动，终会造成国家资金损失。对中资经营者挟同雄厚资金，与民争利的做法，徐四民认为这是不得人心的。
去年政协会议期间，徐四民和其他港澳委员多人联合提出禁烟提案，但得到的却是官样文章的答复。在今天的发言中，徐四民对海关把香烟进口分台湾同胞每人六条，海外侨胞每人四条、港澳同胞每人二条三个等级的做法，大表不满，斥为荒唐至极。他提倡用国货，改变以洋烟请客的崇洋风气。徐四民呼吁，要提倡林则徐禁烟雷厉风行的精神，务期三年有成。
对香港地区主权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归祖国，徐四民认为要确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工作是细致而艰巨的。他认为在香港从事民主运动的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爱香港的。处理香港问题，不要处处设防、事事控制，除外交和国防大计外，一切香港内部事务，应由人才济济的港人自己管理。只有做到不折不扣的港人治港，才能保持香港的繁荣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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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欣喜之余的希望
本报记者 曹宏亮
“这次人代会开得真好，不但代表们能在会上提不同意见，还能把这些意见公开。”一个30来岁的年轻人眉飞色舞地议论。“我们国家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民主了……”另一位中年人稳重地边点头边说。惊喜、兴奋、满意夹杂着铁器的撞击声和车轮有节奏的“咔哧”声在车厢里回荡。虽是夜半话语，可人们仍然兴致勃勃。这是记者在开往济南的列车上目睹的情景。
然而，满意欣喜之余，人们也提出了意见。济南一家工厂的厂长打断记者正在进行的采访，问：“你是记者，你能不能把我的意见反映上去？这次人代会到目前为止（3月31日）为什么没有人为企业家讲一点话，你不知道我们搞企业多难呀！中央讲了几年放权，可到现在放给我们的权力有多少？紫阳同志提出要搞外向型经济，可我们连国际市场都不了解，怎么搞？我们出去一次，要花好几个月办手续，盖十几个公章，这种效率怎么行？现在不仅党风不正，而且官风也不正！人代会能不能在端正官风上有所作为？”
和记者同住一个房间的两位旅客来自四川，他们在电视机屏幕前对记者招待会上有人答记者问时答非所问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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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的意见，你们可别贪污啊！”
袁建达 李春元
在北京，记者的眼睛都盯在“两会”上，不断有新闻“曝光”。那么，在远离会场的地方，群众有什么反应和要求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河北省廊坊地区和保定地区，对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作了一次闪电式的采访。
农民重视“两会”并不亚于城里人
“农民关心‘两会’吗？”我们曾在心里问。到基层一看，疑团顿释。原来，农民关心“两会”的程度，并不亚于城里人。涿州市和廊坊地区的几个市、县，距离北京不远，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农民家里大都有电视机、收音机。看“两会”新闻，看专题报道，是大多数人晚上必须要做的事。他们特别关心有关农业、农民问题的报道，关心政策会不会变。有的人也很关心国家的人事安排，“看看谁当国家主席”。饭后茶余，他们还互相争论，评价哪一位代表或委员说出了农民的心里话，哪一位说得不对路子。
报纸，农民似乎看得少些。因为订了报纸，往往收不到，即便收到，也大多是“晚报”，新闻成旧闻。有趣的是，在固安县，机关干部每天下午能读到当日的人民日报，而当地出版的廊坊日报，却要等一天才能看到。农民通过电视、广播密切注视着“两会”的进程。这种政治热情，完全是自发的、主动的，带着明显的参与意识，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盲目、愚昧的“政治热情”。
省人大代表竟不知“两会”
记者在廊坊、涿州、固安的农村分别开了几次座谈会，农民发言踊跃，毫无顾忌，一吐为快。他们非常希望各级领导能经常下基层，听听他们的呼声，帮助解决具体困难，但这种机会实在太少。廊坊市旧州乡南务村支部书记孙连中百感交集地说：“我当了30多年基层干部，头一次看到中央党报的记者下乡来，头一次痛痛快快地说了心里话。”东冯务村干部苏国柱也有同感，他说：“过去，农民有话没地方说，如今有地方说了；可惜说了白说，问题解决不了。”他抽着烟，脸色青青的。
农民的这些意见，反映了一部分干部的作风还不够深入，民主渠道不够畅通。我们在固安县碰到一件值得深思的事。那个县的大人小孩，据说都知道北京正在开“两会”，但当我们采访该县一位新当选的省人大代表时，她却全然不知北京在开什么会。毫无疑问，这位女代表的事迹是十分感人的，值得表彰或奖励。但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的意志，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一个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先进人物，能担起这副重担吗？难怪县委宣传部部长肖凤龙感慨不已：“选举人民代表，也要实事求是，尊重民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搞照顾，尽选先进模范，不问从政能力。人民代表不会代表人民，民主渠道如何畅通呢？”
农民的要求已被带到会上
采访中，我们一边收集农民的反映，一边注意阅读和收听“两会”的新闻。我们发现，农民的要求和呼声，已被各地代表大量带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比如，农民最关心政策会不会变；要求重视农业，增加农业后劲；希望疏通化肥、农药供应渠道；要求稳定物价；希望管一管阻碍生产发展的种种不正之风等。都通过报纸、电波，反馈到农民那里。在此，我们就不一一重复了。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多次要求记者给人大代表捎个话：尽快制定计划生育法。他们说，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可是没有相应的法律，农村干部对此最头痛。一些地方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只好自己制订土政策，对犯规的农民，罚款、封房、揭瓦等手段都用上了，不仅伤害了一部分农民，而且影响了干部同群众的关系。如果有了法，干部依法办事，群众也心服口服，可以避免很多纠葛，利国利民利个人。
“我们的意见，你们可别贪污啊！”每次告别，这些朴实的农村干部都这么叮嘱。
第2版(要闻)
专栏：两会花絮
三个小组全部开放
陕西的71名人大代表分3个小组讨论。当大会征求各代表团的开放要求时，陕西团开始只报了第一小组。代表团团长侯宗宾和副团长李连璧、孙克华仔细琢磨后，认为只报一个小组开放的“透明度”显得不高。他们对记者说：陕西历来只强调“稳重”、“稳妥”，不重视开拓、“冒尖”。要进一步提高陕西对外开放的“透明度”。
未报开放的那两个小组的代表们也有同样要求。团长们根据“民意”作出“决策”：3个小组全部开放。（景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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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花絮
我要把照片寄到纽约去
4月3日上午十时半，中南海瀛台石桥边。73岁的政协委员、外文出版社专家陈必娣刚参观天安门城楼来到这里，看见一位彝族姑娘迎面而来。她一边把照相机递过来，一边对记者说：“衣服好漂亮啊！人也漂亮，我想同她合个影，请你帮忙行吗？我想把照片寄给在纽约生活的孩子们，让他们看看中国少数民族的模样，好高兴高兴。”
彝族姑娘叫芦玲，22岁，在四川省昭觉县体委工作。她听说政协委员要同她合影，开始还有些不好意思。但是，记者照完相后，她却大方地说：“这张在中南海的彩色合影，以后能寄我一张吗？”陈必娣马上递给她一张名片，连连答应。 （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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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花絮
张兴让业余“讲学”
4月4日，张兴让刚吃过晚饭，就被清华大学来人接走了。他对其他来访者说：“对不起，我们以后再抽时间谈吧。”
听说这位“满负荷工作法”的发明者来京参加人代会，一些中央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同志纷纷登门拜访，请他去介绍“满负荷工作法”。为了不影响开会，张兴让只好忙里偷闲，占用中午和晚上时间。据说，他已接受了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新华社等十多家的邀请。 （杨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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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花絮
第一次披露的秘闻
华罗庚当年回国的牵线人是谁？这个谜底，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由两位安徽代表——孙起孟和吴兰首次向他人披露。
那是1950年，吴兰一家住在香港，她的哥哥在香港《星岛日报》做事。因为哥哥，年仅20岁的吴兰结识了华罗庚。书信往来使吴兰得知了这位数学家的内心秘密。于是，吴兰便提笔给当时在中央人事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孙起孟写信。
接到吴兰的信，孙起孟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华罗庚悄悄离开美国，赶赴香港。终于，他回到祖国的怀抱。第二年，吴兰也回到北京。 （蔡传扬 江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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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代表审议“两高”报告时议李鹏礼被害
执法不严量刑偏轻 不足惩恶
军人可爱劳苦功高 岂容伤害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记者杨民青）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进入审议高检、高法工作报告阶段，传来了在哈尔滨杀害某部一级飞行员李鹏礼的凶手在北京被擒获的消息。许多代表围绕这一话题，结合对“两高”报告的审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沈阳空军政治部主任马驰代表说，李鹏礼所在部队由沈阳空军管辖，他是团政治处主任，一级飞行员，已有2800小时的飞行经历。有的飞行员一辈子才飞了1000多小时。国家培养一名优秀飞行员不容易。李鹏礼在光天化日之下，为制止歹徒行窃被刺死，在军内引起极大震动。为死者伸张正义，严惩杀人凶手，是我们部队全体指战员的强烈呼声。
特级飞行员刘晓莲代表说，为什么类似事件屡屡发生，有关部门应该吸取什么教训？这是应该认真思考的事。公民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许多人感到在某些场合没有安全感，这不是危言耸听。部队同志感受更深。有些坏人，以为军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对军人为所欲为，致使殴打、伤害军人事件再三发生，应当消除这种现象。
哈尔滨市市长宫本言代表说，在哈尔滨发生这样事件是很不幸的。这样的事在全国有普遍性，我们应该吸取深刻教训。就哈尔滨来说，这样恶性刑事案件发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这一问题已严重到何种程度。究其原因，我认为，法律不严，量刑偏轻，致使一些歹徒有恃无恐是问题症结。杀害李鹏礼的凶犯张洪友曾因犯罪，多次被捕，去年还被提前释放，这方面有关部门正在追究其责任。除此之外，我希望对有关法律条文做适当修改，从根本上减少犯罪。
黑龙江省人大主任孙维本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去伤害人身案件多发生在地方，但近几年来，受害军人增多，这应引起社会重视。现在，社会上有股倾向，对和平时期军队的地位、作用认识不够，有些人不尊重指战员，伤害军人的事件也多次发生，这是不公正的。近几年，在黑龙江的多次抢险救灾中，部队立了大功。在黑龙江众多建设项目中，部队同志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令人们钦佩。社会各界应该像热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军政、军民团结，热爱我们的子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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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人大代表、中国科大教授杨纪珂（前）从凌晨三四点钟就开始用他带来的电脑打印机赶写提交大会的议案。 新华社记者 刘建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