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我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
刘季平
编者按：这是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已故会长刘季平同志的一篇遗稿，摘要发表于下。
为了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更有效地促进普及义务教育与加速培养人才，提高我国民族的文化素质，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我深深觉得，中国需要众多的现代陶行知。
我这个想法不是轻易得出的。前几年已谈过，我过去是给陶先生扣过“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等几顶大帽子的共产党员之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学习与思考，才逐步觉悟到陶先生的教育思想是很适合我国教育改革的需要的。过去那些看法不但不对，而且实际上还需要有很多现代陶行知来参加当前的教育改革工作。
陶行知先生是为教育改革坚决奋斗的教育家。他倡导“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从20年代大革命时期到30年代抗日救国运动时期，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是越来越和我们的社会实践趋于一致的。他所提倡的生活教育，先后具体化为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等。他一贯身体力行，深入基层，与人民共甘苦，不顾个人安危，全心全意为教育革新奋斗终身，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与教育史上可以奉为楷模的典范之一。
从他对待教育改革的基本态度来看，我觉得有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他非常重视教育改革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却从未简单从事，而是既有对教育改革的高度献身精神，又能适应我国国情和历史任务，坚持“行以求知知更行”。这种精神，是我们当前搞好教育改革所需要特加重视的问题。
现在全国各地已有相当多的热心于教育改革工作的积极分子，但从整个教育改革工作的实际需要来看，却不能不承认，为数仍然很不够。在这样的情况下，除反复学习领会中央精神，及时发现推广先进经验，并且切实改进、落实有关政策、措施等等以外，有些地方注意研究、宣扬像陶行知先生那样的典范，甚至建立“师陶园”，显然是大有好处、非常有益的。这是我国需要有众多现代陶行知的第一个理由。
陶行知先生是抓住了要害的教育改革家。教育必然要教书、读书，却又离不开社会实践生活。这样，在书本传授和社会实践之间，就产生了一个究竟以何者为主的问题。旧传统教育主要是把已往的文化和经验传授给下一代，所以要以书本传授为主，而忽视社会实践。我们要使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需要。为此，当然仍要教书、读书，但那只是为了用于社会实践。这就要联系社会实践的需要，注重灵活运用书本知识，不能把书本当成教条，更不能脱离实践，以书为主，死教死读。
为了解决好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有必要认真重视和研究陶行知先生的经验。陶先生是在经过一段实践检验之后，才毅然决然摆脱了王阳明和杜威的框框，强调“生活即教育”的。它的实质就是：只有社会实践生活，才是认识的源泉，教育的根本；才是最基本、最广泛、最持久、最主要的教育。因此，在实践生活与教育、与书本传授的关系方面，也就一定要承认社会实践的主导地位，要看到书本传授只是整个教育的一种方式，不能把教育仅仅看成书本传授，更不能脱离实践生活读死书。陶先生自己也重视读书，并未反对读书，但强调一要注重用书，二要注意用活。并借用墨子的话，把来自自己实践的知识称为“亲知”，把中外古今他人的知识称为“闻知”、“说知”。认为“亲知”是根本，接知如接枝，“闻知”、“说知”要接活在“亲知”上，才能成为自己的真知。
我觉得，陶先生的这种思想，是使教育真正做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重要关键，是教育改革的要害所在。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个问题，依旧脱离实际读死书，即使在口头上说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多半要落空。
而且我认为，陶先生的思想还符合我们党多年来有关干部与群众教育工作的基本情况。强调社会实践生活是教育的主要途径，正是中国革命在党的领导下克服千难万阻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之一。如果脱离实际死读书，把马列主义著作当作教条，即使系统学习过马列主义理论，也要犯错误，对革命造成或大或小的危害。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在能争取到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时，好好进行一些系统教育是必要的，但仍然不能死读书，仍要坚持以实践为主，仍要靠实践的锻炼，才能真正做到多出、出好人才。
因此，要认真重视和研究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国需要有众多现代陶行知的又一重要理由。
陶行知先生是认清全局的教育改革家。教育改革是一件十分艰巨复杂的大事。既要继续办好高等和专业教育，负起多出、出好人才的责任，又要努力抓好基础教育，根据各地不同情况与条件，逐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还要适应实际需要，尽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切实加强扫盲和成人进修教育与各种自学活动，逐步发展幼儿教育，等等。
这一切，当然对象各有不同，不可能由教育部门独自负责办。但是，这一切不仅性质、任务全都属于教育，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是互相关联着的，在教育改革过程中也往往相互影响。如果全都各管各的，不顾其他，就必然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矛盾，增加好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麻烦，甚至弄得有些事更加难于解决。例如，好些中、小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老毛病，就既和教育部门有些人片面偏重高等教育的思想分不开，又和教育部门长期放松基础教育、幼儿教育的做法有很大关系。现在对义务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专业教育等等，如果仍不通盘考虑，就仍会碰到许多互相牵扯的麻烦。
这里的重要问题，看来是克服片面观点，树立全局观点，也就是变狭义教育思想为广义教育思想。过去我们好多同志一谈教育就多半只考虑到学校教育。我自己在30年代初期也曾误以为学校教育是从原始社会的自发文化经过师徒教育等方式发展为更有计划的更高教育方式。其实学校教育只是在一定年限内的一种教育方式，好些人在学校里只能读几年书，不能算是真正完整的教育。最基本、最主要的教育，如前所说，始终都是来自社会实践、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经过社会实践验证的教育。所以一定要从整个社会着眼，才能认清教育的整体意义，看到它的全局。
在这个问题上，陶行知先生一面强调“生活即教育”，一面强调“社会即学校”，显然就是为了公开阐明这个道理。陶先生这样讲，并非要取消学校，他自己就千辛万苦地办了好些学校。他主要是要如实搞清社会与学校的关系，让大家正确认识社会是最大、最基本、而且无所不在、永无休止的学校；认清现有学校只是社会所办的、有一定使命、内容与时限的一种教育方式与单位；认清教育的广泛性，除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外，还有社会这个大学校的多种多样的教育活动。
他所讲的“社会即学校”，是从整个社会着眼来看教育的全局的，也就是广义的教育。他无论讲广义教育或一般的学校教育，都特别强调重视以人民大众为对象的大众教育，要在普及大众教育的基础上适应各人的长短，发展各种各样、多层次的人才教育，反对只关心少数人的小众教育。我认为陶行知先生确实是我国富有创见的伟大教育改革家。今天，我们应当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视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极为宝贵的财富，应该认真切实加以研究发展，并努力培养出众多像他那样的教育改革家来搞好我国的教育改革，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第5版(理论)
专栏：
推进科技进步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李京文
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大事，也是党的十三大向全国人民提出的两项重大任务。正确而全面地认识这二者的关系，对于实现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十分重要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科技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加强。首先，在开放政策引导下，几年来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一万多项，使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新产品大幅度增长，部分高技术产业也得到一定发展。其次，技术改造初见成果。9年来，用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超过万亿元，其中更新改造投资约1／3，使上万个企业得到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较大地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再次，大中城市的产业、技术和人才，通过“星火”计划的实施等途径广泛扩散到农村，使农业和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尽管我国在科技进步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是，总的看来，我国的科学技术还相当落后，科技进步还比较缓慢。少量的现代化大企业同大量的落后的小企业并存，绝大多数工交企业技术装备陈旧，生产工艺落后，管理水平低，人员素质差，导致能耗高、消耗大、产品质量差。农业仍然基本上是依靠手工劳动和半机械化生产，平均每一农村劳动力拥有的生产性固定资产仅600多元，农业劳动力仍占社会总劳动力的70％以上。我国已经拥有的少量先进科学技术并未在生产中得到很好推广而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我国同经济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经济上的差距就会继续扩大，我国的经济发展就难以走上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现代科学技术日益成为新的生产力中最活跃最主要的因素，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增长中约有20％来源于科学技术进步，在60年代为40—50％，到了七八十年代已达到70％—80％。现代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技进步的经济性、社会性愈来愈强。科技进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而经济、社会发展则是科技进步的基础和归宿。任何一项重要的科技进步都只有在经济、社会提出需求并为之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和文化条件之后才可能出现和成功。因此，要大力推进科技进步，首先要改革经济生活中不利于科技进步的体制和政策，为科技进步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使科技进步与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关系。
当前，在推进科学技术进步和深化改革中，应着重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
要更明确地认识科技进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意义，把它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
从邓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重新肯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来，我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断提高。但是，轻视科技进步的情况仍普遍存在。例如，有些部门、企业仍热衷于争投资搞外延扩大再生产，不肯下大力气采用新技术改造企业；有些人认为科技进步是科研单位和科技人员的事，对开发、推广、应用新技术漠不关心。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将在根本上决定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是关系民族振兴的大事。”这是对科技进步重大作用的高度概括。我们要认识，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大幅度地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提高效益，增加国民财富，从根本上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才能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步伐，缩小我国同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才能促进全民族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并对社会关系、社会思想、社会风尚和社会习惯的变革与进步产生深刻影响，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同时，要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把加速科技进步摆到关键位置上，从资金、政策、人才等方面支持科技进步，使科技工作进一步为振兴经济服务。这样，科技进步必将带来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会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并为之创造顺利开展的良好环境与必要条件。
把推进科技进步作为制定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措施的主要目标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巨大成果。过去的改革主要着眼于采取调整生产经营权力和利益关系等一系列措施，理顺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提高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以扩大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但是，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与科技进步并不一定是同步的。科技进步要以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发挥为前提，而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发挥并不一定就能导致科技进步。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固然十分重要，但如不注意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改进生产手段，即不注重科技进步，那么生产力的提高必然是有限的，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是相当难的。因此，今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应从以调整利益关系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为主要目标，转为在继续提高劳动者积极性的同时，积极为科技进步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作为主要目标，把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引向科技进步，从向国家要求“放权让利”转变为向科技进步要效益、要经济增长。一切改革措施都应以是否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为主要检验标准。凡是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措施，就应积极促其出台；凡是不利于科技进步的措施，就要阻止其出台，已经出台的应尽快加以调整。只有这样做，才能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持久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才能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基础上，实现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过渡；才能保证到下个世纪中叶，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三大步目标。
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要同步规划，配套实施
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不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在许多方面融为一体。因此，二者不仅在目标模式、重点选择和实施步骤上应当基本协调，而且在具体政策和方法上也应当紧密衔接、相互配合。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搞活全民所有制企业，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等等。与之相适应，在科技领域要加快建立科技与经济密切结合的有效机制，增强生产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加速科技进步的压力、动力和能力；建立和发展技术市场，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加速科技成果的开发、传播和应用；发展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之间以及科研机构之间的横向联合，使科研机构能更直接地为生产建设服务。在经济体制上，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在搞活微观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与之相适应，在科技领域也应发展多种成分多种形式的科研组织，允许和支持集体、个体科研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加强对科技进步，包括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技术引进、技术改造等方面的统一规划和政策诱导，利用价格、税收、信贷、财政等经济杠杆来推动科技进步。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步配套实施，必将带来我国的科技兴旺和经济繁荣。
第5版(理论)
专栏：
要定准承包基数
吕先声
去年，我国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为使承包制在今年和今后结出更丰硕的果实，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完善承包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把承包基数定得更符合实际、更合理、更准确。
承包基数关系到国家、企业及职工之间利益的分配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承包基数过高，企业得不到应有的利益，缺乏激励的动力；承包基数偏低，不但国家利益得不到保证，而且企业经营者也缺乏必要的压力。只有定准承包基数，才能使企业既有动力，又有压力，充分发挥其积极性，达到国家多收、企业多留、职工多得的目的。从去年的情况看，不少企业的承包基数是定得比较合理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承包基数定得不那么准确，有的基数偏高，企业经过努力完不成承包基数；有些基数又偏低，企业未经多大努力，实际完成的利润就高出原定基数一倍、两倍甚至更多。
承包基数定得不准，主要是对企业潜力和预期利润的预测及评估不准确，而又未能把竞争机制真正引入所致。目前企业承包基数的确定，一般是以上年实际收益或近二三年上交利润的平均数为基准，加上一定比例的增加额。这在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是可行的。但是，对于那些由于领导班子不力、经营管理不善，因而上年实绩或近几年平均水平大大低于本企业生产能力和历史最高水平、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就不能简单地以上年实绩或近几年平均水平为依据。在确定这些企业的承包基数时，一定要对承包后企业的内在潜力有一个恰当的估计。
要使企业承包基数定得比较符合实际，在当前价格和物资供应不稳定的条件下，还要对企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原材料能源供应情况及价格（包括企业产品价格和原材料能源价格）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预测。在预测企业产品销售市场时，既要分析该产品的整个社会需求量与生产量的大体情况，又要分析企业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能力的情况。在预测企业所需原材料能源价格和本企业产品价格变化趋势时，既要考虑到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本企业产品降价等不利因素，又要考虑到企业通过加强经营管理、降低成本的消化吸收能力。
为使承包基数定得比较准确，还应该参照本地区同行业的先进水平和平均水平，根据该企业的现有状况，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这里的关键是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数十上百个企业方方面面的潜力，政府主管部门或发包方是无法一一了解得很全面、很详细的，而数以十计、百计的投标者则必须而且能够对一个企业进行深入的了解，并通过竞争使企业承包基数接近、达到本地区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或先进水平。目前，真正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的企业还不多，应当总结经验，使之落到实处。
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评介《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萧远强
黄烈著《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研究我国古代汉、唐间民族和民族关系史的一部较好的学术专著。
汉、唐间在我国古代民族和民族关系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活跃在我国古代前期历史上的许多古代民族，诸如氐、巴氐、匈奴、羌、乌桓、鲜卑等民族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时期走完了他们的历史行程融合到汉族中，从而积累了许多值得研究总结的有始有末的民族历史资料。本书正是根据这一特点而撰写的。
全书分上、下编。上编主要分别对汉、唐间内迁及建立过政权的民族进行纵向的上溯研究，探讨他们的来源、形成、融合、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其中也包括了一些横向的民族关系的内容。下编侧重论述民族关系史，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进行了横向的研究。全书不是通论或教科书似的笔法，具有自身比较独特的体系。它采用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既重视古代民族社会发展、民族特征变化全貌的研究，也重视带关键性具体事实的考辨，在个别地方不惜多花笔力作细致考证。
中国古代民族史是历史研究中较薄弱的环节。与目前学术界同类书籍相比较，本书论述的范围和内容，重点放在前人研究较少、比较薄弱以至空白的方面、比较带关键性的问题、与前人研究有显著分歧的问题。如汉代匈奴，专著论文都较多，本书就略而不论；但南匈奴、匈奴五部以及汉、赵建国，这是匈奴史上变化最大的时期，过去论者甚少，本书则设专章论述。又如，拓跋鲜卑在北魏建国以及孝文帝改革等，论述甚多，本书即不加论述；而拓跋早期国家的形成，对拓跋族社会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过去论述者甚少，本书则专章论述。作者在论述诸问题时，凡有独到见解的地方，论述都较详细；而属于综合或吸收别人成果的地方，论述则较简略，使本书带有自己的特色。
与一般古代民族史专著不同，本书有自己清晰的理论脉络，其中若干理论问题的阐述，反映了作者长年潜心研究民族史理论的丰硕成果。比如，由作者提出的战争的民族性质问题、政权的民族性质问题、民族融合问题，等等，都力求打破旧的框框，提出新的看法。又如，作者提出的，前秦政权的性质为氐汉结合性质的看法，就非一般认为的从苻氐的民族成份立论。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战例，长期以来论者不乏。传统的看法认为，前秦对东晋发动战争是非正义的，其失败是必然的，本书作者对此提出异议，曾在史学界引起热烈的讨论。争论的焦点是，前秦发动的这场战争，属于民族征服战争还是兼并统一战争。讨论的实质，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的范围，而涉及到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对这个方面，在本书下编又作了详细的阐释。
当然，我国古代民族史上的问题很多，本书所涉及者还是有限的一些方面；对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也还没有专题论述，在现有论题中涉及到的也较少，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