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中共浙江省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说：
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要下放权力
国务院机构改革，首先要解决中央集权过多问题，即缩小中央各部、委的权力，扩大各省、市、区的权力，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其次，必须解决条条与块块、业务指导与地方领导的关系。现在，厅局长不太服从于省市长，反过来省市长有求于厅局长，出现以“指导”压“领导”的状况。因此，有必要强调行政首长负责制，条条的业务指导不能超越块块的行政领导。
浙江农业大学教授季道藩说：
机构改革要下决心不走老路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总的精神是好的，但总觉得信心和决心还不够大。只是说这次机构改革有可能避免重复过去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不良循环。
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现在不是有无可能避免的问题，而是必须下决心采取切实措施，一定要避免再膨胀，再不能重蹈覆辙了！
湖南省常德地区行署副专员卜启圣说：
理顺机构条块分割的关系
银行、保险、烟草、石油、税务、邮电等部门的人、财、物权全在中央，地方政府只有为它们提供服务的义务。这种条块分割体制的弊端，表现在不利于围绕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开展工作，过分强调部门利益，互相扯皮，责权脱节，同时导致竞相升格、互相攀比，提供了滋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根治这些弊端的方法有四条：其一，把理顺条块分割关系，作为机构改革的目标和重要内容；其二，加紧建立行政法；其三，中央要放权，而且范围要广，速度要快；其四，把一些人为造成的条块分割部门，坚决交给地方政府管理。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耿昭杰说：
亟需采取对策搞活全民大企业
《政府工作报告》谈到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问题。我感到这太重要了，但讲得不过瘾、不解渴。现在中小企业搞活的办法很多，而大企业很少。这是我们经常忧虑的问题。
为进一步搞活大企业，我建议：一、原材料供应实行“定点不定价”；二、变单纯的利润承包为利税总承包，并和工资总额挂钩；三、建立独立于地方和部门的集团所有制，以排除来自各方面的行政干预；四、改革投资体制，在大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允许大企业独立进行发债券、股票等筹资和融资活动；五、进一步扩大进出口权，允许大企业自主地选择合作伙伴和合作方式。
辽宁省营口市市长赵新良说：
制定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
过去的五年，国家改造老企业用汇100亿美元，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1万多项，使许多企业的技术状况有所改变。但这不表明国家已有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来指导科技开发、技术引进和固定资产投资。前几年，买进大量进口高级小轿车、旅游车，但国内的汽车工业却没有发展起来；高档耐用消费品引进不少，生产线也引进不少，但国产化进程不快，原材料依赖国际市场，投资效益不理想。建议国务院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制定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并且组织实施。
山东省农民代表孔凡鲁、翟守才说：
要体谅农民的心情和苦处
中国农民最老实、最听话、也最易知足。尽管我们的政策多变，各种各样的集资摊派都加在农民身上，可广大农民逆来顺受，从不闹事。而我们的一些部门和领导，却不了解农民，不体谅农民。他们下去调查，一级保卫，二级戒备，前呼后拥，光听干部汇报，听不到农民的呼声，了解不到真实情况。旧社会一些比较开明的官员还能深入民间，了解民情，可我们有些干部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希望这些领导切实转变作风，克服官僚主义，真正深入农村，扎扎实实地为农民办几件事。
河北省廊坊地区行署专员罗植龄说：
采取措施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
目前，乡镇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主要是资金缺乏，技术落后，人才极缺。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到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有必要采取切实措施：一、进一步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乡镇企业集团，扩大行业规模，提高产品质量，壮大资金力量。二、采取多种措施，利用多种形式，使乡镇企业走外向型的路子。三、采取外引内培的方法，加快人才培养。继续采取优惠政策，吸引科技人员，包括管理人才到乡镇企业发挥作用，同时，要舍得花钱，把优秀青年送出去深造，以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四、建议尽快立法，以保证和促进乡镇企业合法经营。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副州长亚娜说：
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
我赞成中央提出的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计划。由于历史的原因，各地、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落后。希望中央在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的同时，注意研究如何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问题，并根据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制订特殊的优惠政策，扶持发展。不然，沿海地区和内地、边疆地区的距离将会越拉越大，不利于各民族的团结，也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繁荣和昌盛。
辽宁省副省长朱家甄说：
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改配合
李鹏同志报告没有谈财政体制改革问题。我认为，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大锅饭的体制没有打破，在时间上、资金上造成浪费。二是财政上缴与留利的比例人为确定，造成苦乐不均。有的地方上缴得少，但日子过得很好；有的地方缴得多，日子却过得很苦。三是影响企业收入。我们辽宁上缴得比较多，人均留利只有607元。四是造成了乱摊派、乱收费，促进了企业办社会。
为此，建议中央应把财政体制改革当作一个十分重要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合起来抓。
广西南宁市副市长罗里加说：
大胆发展转口贸易大买大卖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在很大程度上以其外向型经济所占分量的多少来衡量，而在这方面，我国还是很落后的。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首先就是要继续大胆地开放，以与外国竞争的观念搞开放，注意发展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要大胆抓转口贸易，学会在国际市场上大买大卖的经营手段。没有这个手段，光着眼于自己的产品还是很不够的。
山东艺术学院名誉院长于希宁说：
美术家要与时代同步
在国画界，目前存在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如离开生活的真实，许多画看不懂。有些人缺乏探索精神，不是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而是企望投机取巧，一举成名或利市百倍；有的因为对传统缺乏了解而妄自菲薄，甚至说中国画面临危机，回光返照。这些认识的偏颇，与我们倡导的方向是不相符的。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是艺术家要在德才修养方面不断地提高，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从而达到古人讲的“道明后而气充，气充而后文雄”的境界。
我虽年逾古稀，为了激励自己，写了两句话，作为座右铭挂在自己的书案边。
这两句话是：“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我说的三魂共一心，即指国魂、人魂、画魂的统一体。画家要与时代同步，作品才有强烈的时代感。
吉林省林学会副理事长邢劭朋说：
重视生态平衡刻不容缓
目前，我们在农业上是“掠夺式”经营，（回良玉代表插话：叫做“种祖宗的地，吃子孙的粮”）很少使用农家肥，大部使用化肥，作物秸棵、根部都做了烧柴。这样极少的投入，大量的取出，能持久吗？总有一天土地无法耕种了。那时，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怎么办？必须有危机感，当作大事抓紧抓好。建议采取得力措施，逐步实现秸杆全部还田。
年年讲保护森林，年年讲植树造林，但森林覆盖率仍在逐年下降。平平淡淡地讲，已经不起作用了，不采取断然措施，在这件事上势必要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建议尽快实行领导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
山西社科院思维科学研究所张光鉴说：
加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
李鹏代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到加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回想建国以来很多重大的决策失误，都是由于直接违背了社会科学基本原理的结果。一部分人，尤其是某些领导人，对社会和经济的基本规律了解甚少，所以制定政策只是依靠以前的习惯或书本中的脱离实际的教条。
如果说我们的科技落后，那么我们的社会科学更落后，更是急需发展和加强研究的。这是当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江西省南昌市市长程安东说：
尽快制订《市政法》
加强市政建设，很有必要。城市的功能和作用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市管县以后，城市的发展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水平。现在的状况是，城市事权大，财权小。
中央和群众对我们的要求很高，办什么事，都来找市政府。城市本身要办件事，往往自己不能完全作主，婆婆多，图章多，框框多。
因此，我主张有个《市政法》，明确城市的职能、任务和应赋予的权限。该我们做的，请放手，不要过多干预。
第3版(要闻)
专栏：
“无兵不安”
——七届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小组会侧记
张砚 高潮
4月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虽然安排了外事活动，但下午3点零3分还是赶到七届人大解放军代表团驻地，列席小组讨论。主持人北京军区副政委陈培民说，本来我们小组应讨论《企业法》等内容。今天吴外长来了，我们特地改为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三部分：关于外交工作。
在座的总政治部、军委纪委、北京军区的26位代表，过去大多只在电视屏幕上见过吴外长，此刻他近在咫尺，话匣子就一下子打开了。
年轻的步兵某师政治部副主任郐万增，对外交问题颇有研究。他说，令人鼓舞的是外交工作和军事工作配合得好。去年春节前，越南部队向我们老山前线打了几十炮，把好几座学校和营房都炸坏了。第二天，外交部提出了严重抗议，振奋了我们的士气。我军马上组织力量进行反击，给了越军以应有的惩罚。
解放军报社社长吕梁，几天前曾要求部长们到会听代表发言。今天，吴外长来了。吕梁不讲别的，反复强调要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他说，外交和国防有密切关系，经济的发展和强大的国防是外交工作的后盾。现在是和平时期，不打仗了。人们的国防观念容易淡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地方群众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我看应该加一句“无兵不安”。加强全民国防观念教育，是一个关系到国防巩固和强大的问题。外交部在这方面可以做许多有说服力的工作。
对吕梁的发言，吴外长表示赞同。他说，要加强全民国防观念，《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了，加强国防教育，就是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据我了解，美国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美国建国只有200多年，但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我每年到联合国开会，看到街上、公司、大楼到处挂着国旗，并不是因为什么节日，就是让人们知道，美国国旗在空中飘扬。日本等许多国家，从小学就开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们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不爱她，怎么行呢？这个教育不是一年两年的，是长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就应该从小学抓起，从基础抓起，爱国主义教育抓好了，全民的国防意识才能增强。
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何尚纯说了件不是小事的“小事”。他说，去年10月，北京一个乡的旅行社，邀请4名外国人自备摩托车经天津、北京抵呼和浩特，之后擅自安排他们租用一辆运输车，到巴盟、伊盟等部分非开放地区旅游。截至去年底，北京军区共办理外国人到华北非开放地区活动5500余次，外国人已到过华北地区290多个市、县，占市、县总数的70％以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到我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这是好事。但是，国家要加强对外国人到非开放地区活动的管理工作，制定出统一的规定和具体的管理措施，明确外事、公安、安全、旅游等部门，以及接待、陪同单位的职责，共同为国家利益负责，做到既为进一步对外开放创造有利条件，又确保国家军事秘密的安全。
整整一个下午，吴外长听了10位代表的发言。主持人一看表，5点整了，就请吴外长讲话。吴外长先问：“有记者参加会吗？”“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吴外长以他那外交家的特有风度，马上“声明”他下面的发言最好不要见报……
第3版(要闻)
专栏：
政策投入比资金投入更重要
——政协委员冯元蔚一席谈
谭广 陈健
“消灭几千年留下来的贫穷与落后，决非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必须牢固树立长期艰苦创业的思想。”彝族学者出身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新当选的七届政协委员冯元蔚与我们谈起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语气很不轻松。
曾任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的冯元蔚，长期以来从事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研究。在担任省委副书记的几年中，他更把心血倾注在民族地区。他说：“作为多民族的大国，国家的现代化当然也包括各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但是，这方面困难是相当大的。”他以自己颇为熟悉的西南、中南地区为例：云、贵、川、桂、藏5省区的少数民族有34个，幅员占全国的1／4。但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均工农业产值和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数的60％左右，比人们印象中最贫困的西北5省区的平均数还低20％左右。西南地区至今尚有数百万人没有根本解决温饱问题，而人口增长的速度却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有足够的危机感、紧迫感和高度的责任感。”
“讲这些，并不是灰心丧气，也不是要向国家伸手。相反，是为了更快更好地走上一条振兴民族经济，从而振兴全国经济的路子。”冯元蔚分析说：在过去较长的时期中，由于“左”的思想支配，发展经济脱离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盲目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结果形成低效率、少效益、缺活力的经济发展机制，教训是相当沉重的。他指出：当前，尤其要好好清理过去的一些政策条文，已经过时并阻碍或不利于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应该坚决撤销、废除。要实实在在地贯彻落实好《民族区域自治法》，按《政府工作报告》精神，针对民族地区的特殊困难，制定特殊的经济政策，以政策杠杆改变旧的经济机制，吸引先进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使之同丰富的资源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生产力。正确的政策投入要比一笔资金投入重要得多，也迫切得多。
他反复强调：现在是各族人民团结奋发、艰苦创业的大好时机。用创新和进取实干的精神去迎接挑战，我们的民族大家庭是很有希望的。
第3版(要闻)
专栏：
老代表斯霞的心事
本报记者 颜世贵
3月28日，记者在人大江苏代表团见到了全国特级小学教师斯霞。她今年77岁，自1927年走上教育岗位以来，倾注了全部的智慧与热情。老人身体硬朗，思路清晰，有话直说。
记者：您是老代表了。
斯霞：是呀！我已参加了第五届、六届人代会，这回是第七届了，最后一次了。（笑）
记者：这次您准备说点什么？
斯霞：还能离开我这一行？（笑）听了李鹏同志的报告，很受鼓舞，特别是对科技教育的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关心，比以往讲得多了。
记者：我接触的代表，都有这样的看法。
斯霞：但我真诚地希望，不要讲在口头上，写在文件上，宣传在报纸上……
记者：您这话新鲜。
斯霞：已不是新话了！我年年来京开会，年年叫！（笑）去年说给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增加10％的，大小会上讲了，也见报了，现在却没有下文，也没有人再提了。谁挂在心上？
（这时，出席会议的人大代表、武进县县长薛锋也在场）
记者：你当县长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薛锋：我们还是挂在心上的。就说我们县的民办教师，大都转为公办了。而且，我主张教育部门搞点经济，有力量的办点工厂，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去年，我们县财政拿出200万元支持教育。
斯霞：光您一个县重视还不够，重要的在上面。中小学教师的确很辛苦，身体不好了，也要坚持上课。经费困难，校长也难做，既姓“钱”又姓“教”。四化建设靠什么，还不是靠人才！有些事情过去从未听说过的，现在出现了。像青海发生母亲打死儿子，南京发生儿子杀死父母，这是令人担忧的。我建议中央召集一批知识分子，听听他们的难处，把已经提出的设想落实到行动上，多做点实事，这样的话，才能叫真正的关心。
记者：您能否将您的意见写个稿？
斯霞：还是请你代言吧！（笑）
第3版(要闻)
专栏：
4月3日，出席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的代表和委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眺望首都春色，摄影留念。
本报记者 沈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