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人大代表分组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
普遍赞成保障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
希望政策规定计划管理等方面工作尽快跟上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宪法修正案草案正提请全国人大代表审议。代表们普遍赞成宪法中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这一规定。
福建上杭县农民、人大代表赖永兴，前几年同乡亲们筹集资金办起一座水泥厂，现在拥有固定资产102万元，年产水泥能力为1万吨，经济效益很好。可是，一些好心人对他说，你办的厂是私营企业，政策一变，你可就成了资本家了。这次，他看了宪法修正案后高兴地说，把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写进国家根本大法，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依靠兴办孵鸭场致富的胡丽华代表说，孵鸭是她的祖传手艺，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的孵鸭场被打成“地下黑店”，丈夫给判10年刑，包括房屋在内的全部财产被没收。1979年，她从兴国县来到自己哥哥所在的吉水县八都镇又办起了孵鸭场，年孵鸭30多万只，纯收入7000至8000元。但是，她丈夫由于害怕政策多变，不敢同她一块去办孵鸭场。她对记者说，这次宪法修正案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使我们打消了顾虑，我准备回去就把丈夫从家里动员出来，与我一块把孵鸭场的规模办得更大些，效益更好些。
前些年，有人把温州发展私营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说：“谁没有见过资本主义，请到温州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代表在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时说，尽管私营经济对促进温州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可是个体经营者不敢放开手脚干，干部也心有余悸。现在宪法对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规定，我们可以大胆地干了。他告诉记者，目前温州市私营企业达到14万多个。去年，全市地方财政收入比1983年翻了两番多，有一半来自私营经济。今后将采取措施促进私营经济更快地发展，使之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一些代表在审议中对私营经济的发展前景也表示了不尽相同的担忧。
代表中的个体经营者说：国家把私营经济通过宪法加以保护，对此我们从内心深处非常感激。但是我们还不能高枕无忧。现在，社会上“红眼病”厉害得很，从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为难我们。尽管宪法中明确了我们的社会地位，但是要转变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并非易事。况且宪法中又没有具体规定，要想从经济上保证私营企业在社会上的平等地位是很难的。
一些来自国营企业的代表说：国家把私营经济在宪法中加以承认，对此我们举手赞同。实际上，私营经济早已在与我们相互合作和竞争了。现在从政治上把私营企业放在与我们平等的地位上很必要，可是事情又不能到此为止，还必须采取措施，从税收、财务等方面对私营经济加以具体规定。从经济管理上把二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否则，二者在经济上的竞争将是不公平的。
一些干部和专家说：保护私营经济发展是对的，但“有法可依，无章可循”不行。如果缺乏具体规定，在制订经济规划、购销原材料和产品，以及安排信贷等方面就很难办。一些经济专家认为，私营经济内部管理方式、利润分配方式、社会活动方式等许多方面与国营、集体经济不同，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资本主义”、“剥削”加以否定，也不能光冠以合法的帽子放任自流，而必须加以引导和利用。因此，只在政治上承认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还不够，政策规定、计划管理、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工作也应尽快地跟上去，以免在社会上引起混乱。
许多代表认为，我国的私营经济还不发达，现在私营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国家不仅应该允许其存在，还应该因势利导，帮助私营经济健康发展，使之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代表们希望，除“宪法”以外，国家有关私营经济方面的具体法规要尽快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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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150万军民昨天义务植树
党和国家领导人、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
本报北京4月3日讯 记者张述圣、颜世贵、齐欣报道：今天，首都150万军民走出营房、离开家门，参加一年一度的北京市义务植树活动，为绿化美化首都谱写新的篇章。
范围大、内容丰富、参加的人多，是今年义务植树日的显著特点。首都城乡到处都有绿化美化的人群。中央民族学院的400多名大学生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来到北京新图书馆周围，栽下了“民族团结树”。50多名在京台属子女在圆明园栽下了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相思纪念树”。30多位专家和100多名少先队员在德胜门外城楼两侧，共同栽下了“希望树”。800多名少年儿童参加了“北京少年爱北京，人人争做绿色小卫士”的活动。今天一天，全市共计植树近200万株，清扫绿地100多万平方米，对200多万株幼树进行了灌溉和扶育。除此还组织了绿化咨询等活动。
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部级领导干部和驻京部队军级以上干部，参加全国七届一次人大、政协会议的部分代表和委员，以及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同首都军民一起参加了植树活动。（附图片）
4月3日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军民一起在景山公园参加植树日活动。本报记者 王景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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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机关干部去向选择发生变化
不恋仕途 热衷实业
电子部干部提出去新部工作的不到20％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通讯员任卫东、记者李安定）我国政府部门机关工作人员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不恋“仕途”，热衷“实业”，正成为越来越多面临机构改革的国家干部的选择。
这种转变，在机构连续两次重大变动的电子工业部明显表现出来。一年多以前机构精简中80％的干部想留在机关，而这次组建新的机械电子工业部，主动提出要去新部工作的人不到20％。
出现这种观念转变，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企业、事业单位的吸引力。电子部去年由机构精简下来的人员组成的一批公司和中心，在一年之内就做到了不要国家补贴、自负盈亏。中国计算机发展公司开发出国产长城微型机的两代产品，产量已占全国微机的1／3，年产值达10多亿元。走出机关的同志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促使那些有抱负、求发展的人放心大胆地要求到这些机构中一试身手。
目前机关干部待遇低、奖金少的现象也使人们改变了到政府部门工作是最佳选择的传统看法，转而注重实惠。此外，一些机关干部认为我国近年来机构变动频繁，现在变，以后还要变，倒不如到一个企业求得相对的稳定。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也要求人们抛弃以往驾轻就熟的一套作“婆婆”式的管理办法，而重新学习宏观管理、为基层服务的一套新本领，这也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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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西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
班禅就民族问题发表意见
本报讯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代表3月29日在西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发言，他的发言摘要如下：
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李鹏代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务院其他3位负责同志所作的报告，总的来说是很好的，坚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也体现了党的十三大所确定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这是正确的。我首先表示完全同意。我希望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为贯彻这次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和任务，为建设繁荣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我相信全国各族人民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本人除“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段时间外，从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起，一直到现在，都是全国人大的代表，可以说是一个老代表。因为我是一个老代表，所以，我感到这一次会议的民主气氛比过去任何一次会议都要浓，都要好，开得很生动。比如，在选举7个专门委员会成员时，就有一些代表当场站起来发表意见，这在过去历次大会上是没有的。对于这种现象，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的人认为是好的，有的人感到奇怪。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代表大会的两千多位代表，从全国各地聚集到首都北京，是来讨论我们国家大事的。这样多的代表，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正如藏语谚语所说的，“百人百思，百牛百角”。能够发表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是好事，是正常的，不可能大家都是一个意见。固然，这些不同意见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但是经过充分的讨论，集中了正确的意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才能够真正作出正确的决定。我们常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我们的国家在过去搞过很多政治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发生过很多过火的行为、过火的作法，以致犯了许多的错误。在一定意义上讲，犯这些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缺乏充分的民主。当然，民主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限度的民主，就成了极端民主化。我们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是一个完整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没有集中不行，而集中过多没有民主同样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按照完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办事。
我们是西藏代表团，我个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代表，对于民族问题谈些看法：我们的国家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国家，除汉族以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56个民族有共性也有个性。所谓共性，就是我们56个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起来，为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具有两个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共同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就是我们的共性。另一方面，我们又都有各自的特点，有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比如今天在这个会上，我讲藏语，有的同志讲汉语；有的同志穿的是藏装，有的同志穿的是自己民族的服装。这就是说，我们各有各的特点。有自己不同的思想和意识，不同的情感。对于这些特点，应当互相尊重，不尊重，民族之间就会出现一些矛盾。民族是会发生衍变的，在未来的岁月里也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许多民族，有的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民族分成了几个民族，有的是几个民族合成了一个民族，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的衍变，这种现象今后还会有的，但是我们反对人为的同化。我们过去在民族问题上犯过许多“左”的错误，例如，拿西藏来说，有完整的藏文藏语，但是30多年来，对藏语文的使用没有很好地重视，以致于我们的有些藏族同志既不懂藏文，甚至也不会讲藏语，对于这种情况，广大群众很不满，我本人也有意见。去年我和阿沛同志去西藏，共同建议作出了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定。但是对这个决定的执行是令人不满意的。当然，这期间由于发生了骚乱事件，受到一定的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前不久我到西藏去，人们就在讲，阿沛和班禅作出了关于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定，他们一走，把这个决定也送回北京（讽刺不执行）了。所以说，在民族工作中，有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民族问题方面，需要回顾过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真正解决存在的问题，使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名副其实。
《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在西藏制造骚乱事件所采取的方针、政策，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对于我们在民族工作中存在的和所出现的问题也要积极地加快解决。前些时候西藏出了些麻烦，从去年的9月底到今年的3月先后闹了几次，这些做法是极端错误的。我曾经先后发表声明，发表谈话，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但是应该指出，这是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制造的，而不是藏族人民制造的。我最近听说，由于西藏发生了这样的事件，有不少人对藏族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看法，他们说，对他们好了，就不老实，压一下就老实了，所以应该狠狠地压才会老实。这些话是极端错误的。对有这种思想的人，要进行教育，否则会破坏汉藏民族的团结，误国误民。我希望汉藏民族以及各个兄弟民族之间，消除互相猜忌，互相戒备的思想，真正团结一致，建设我们的祖国，这是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不可战胜的根本保证。我个人几十年来是这样做的，我希望并相信我们所有的代表以及各个兄弟民族的人们都能够为我们整个民族的紧密团结作出努力。
在宗教问题上，大家都清楚，一个时期我们同样犯了“左”的严重错误。但是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过去这些“左”的错误得到了纠正，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恢复和贯彻。正因为这样，不仅信仰宗教的人们都感到很高兴，而且我们党在国际上的声誉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我们的宗教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地完善，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有“左”的思想的人认为做宗教工作是不需要的。这种思想是危险的。它的危险在于脱离群众，尤其在西藏那样一个全民信教的地方，宗教政策贯彻执行得如何，对于群众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因此，今后我们对西藏的宗教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过去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前段时间，西藏发生的几次骚乱，都是由极少数喇嘛带头搞起来的。但是马上有许多群众追随，这就说明宗教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宗教工作。对于那些“要狠狠打击喇嘛，关掉寺庙”的说法，我不得不在这里提出警告，我们决不应再掉进过去所犯错误的泥坑里去。值得我们高兴的是党中央和西藏的领导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清楚的，头脑是清醒的。
今天我还想讲一点，现在国际上有少数人对西藏打主意，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我看，还是收起这一套为好。我们在西藏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完全是我们内部问题，用不着你们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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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特写
景山又添新绿
本报记者 张述圣 颜世贵 齐欣
春光融融，景山又添新绿。
4月3日上午10时，一辆大面包车驶进景山公园前山脚下，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等走下车来。紧接着邓小平、李先念、杨尚昆等也乘车来到。他们说笑着拿起工具，同园林工人一起，参加北京市义务植树日活动。84岁的邓小平是我国全民义务植树的倡导者。他身着蓝色中山装，领着孙女羊羊和孙子小弟，兴致勃勃地走到一棵2米多高的油松树前，一锨接一锨地给油松培土。羊羊、小弟在爷爷身边起劲地铲土提水，干得很欢。邓小平高兴地鼓励他们：“劳动、劳动！”
首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单昭祥告诉邓小平：“您在十三陵栽的白皮松比这棵树粗了，长得相当茂盛。”听到这个消息时，邓小平显得很高兴。在一旁植树的陈希同希望他有空儿去看看。
给油松培完土，邓小平又和羊羊、小弟一起浇了两桶水。园林工人说“您的任务完成了”，邓小平风趣地说：“哎呀，劳动够了？”说完哈哈笑了。
身着灰色夹克衫的赵紫阳给一棵白皮松培完土，问：“这样可以啦？要压一压吧！”园林工人答：“是的，还要浇水。”
赵紫阳栽完第二棵树向又一棵油松走去，遇着杨尚昆和他的小孙女靓妹一起为一棵桧柏培土。赵紫阳笑着问靓妹：“栽了几次树啦？”杨尚昆代靓妹作答：
“她每年都来，今年是第6次了。”姚依林也在这里，和他们一起干。
赵紫阳栽完第5棵树时，有人问他看过北京的森林公园没有，赵紫阳问森林公园在什么地方，对方回答在大兴县，是在沙荒地上建造的，有1万多亩。赵紫阳对此很感兴趣，询问那里有没有水、栽的什么树……。他还对万里讲：“陕西榆林一带沙荒地植树成活率很高，现在是沙的面积在减少，土地面积在增加。可是全国还不行，沙还是向地进攻。不过，这几年植树有一定成效，我们很有希望。”万里笑着表示赞同。
赵紫阳听说他今天的植树任务完成了，笑着说：“我们植树是倡导一种精神，靠我们种树呀，大概种一棵都够呛，特别是挖坑。”赵紫阳又说：“小平同志80多岁了，还年年带头植树，是一种倡导嘛！”
李先念同胡启立、秦基伟合种了两棵树，准备种第3棵树时，李先念扶锹远眺，赞扬北京市绿化工作搞得不错。
李鹏一连为3棵油松培完土，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哎呀呀，看来我是劳动得少啦！”他边铲土边笑道。园林工人劝他休息一下，他却直起身倡议：“怎么样，再完成两棵”。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同声说好。
嚓嚓的铲土声和愉快的笑声，倾注着领导同志绿色的希望。今天，在这里为景山添绿的还有李锡铭、吴学谦、宋平、丁关根、宋任穷、芮杏文、阎明复、温家宝同志。他们共植树150多 株，为绿化美化首都作出了表率。
景山公园位于北京市中心，是游客们喜爱的园林。今天栽下的油松、桧柏、白皮松和侧柏，用不了多年，一片苍翠，将与公园原有的绿树红墙溶为一体，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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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震在教师奖励基金会理事会上强调
全社会献资出力发展基础教育
赵紫阳李鹏等领导同志会见理事会理事
本报北京4月3日讯 记者魏玉凤报道：今天上午，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紫阳、李鹏、胡启立、李铁映、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亲切会见了出席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第二次理事会全体成员，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在今天召开的基金会第二次理事会上，理事长王震说，中小学幼儿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最基础部分，今天的中小学学生和幼儿，都将成为开创我国21世纪大业的生力军。我们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
王震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将逐年增加教育经费。但是，我们国家还不很富裕，还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献资出力。我们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表彰我国优秀的中小学幼儿教师的功绩，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鼓励他们终身从事社会主义基础教育事业，推动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教育。
他说，千万名中小学幼儿教师，肩负着培育全国两亿多青少年、儿童的重任。广大教师在比较清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含辛茹苦、呕心沥血，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并决心以教书育人为终身光荣的职业，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
王震希望社会各部门乃至全体公民一定要真正重视教育，继承和发扬我们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为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踊跃地献资出力。
基金会自去年成立以来，已收到62个单位3600多人次的捐款。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工人、农民、战士，以及许多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国际友人都纷纷热情捐助。
出席今天理事会的还有周谷城、周培源、雷洁琼、钱伟长、霍英东、马万祺等基金会领导及特邀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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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研究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资料
宝鸡发现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遗址
可看出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最早征兆
新华社西安4月3日电 （记者王兆麟）陕西省考古工作者不久前在宝鸡市西郊福临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早、中、晚三期遗址，为仰韶文化中期向晚期的过渡提供了少见的新资料。
福临堡位于陕西西部渭河北岸的第一阶黄土台地上，总面积达18万平方米，1984年至1985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在1300多平方米揭露面上，共发现房址12座、陶窑12座、墓葬45座、灰坑133个，出土生产、生活器物1600多件。
遗址内涵丰富完整，包括了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早、中、晚三个连续发展阶段。在此之前，仰韶文化中期的文化遗存发现较少，中到晚期过渡的文化遗存更为少见。福临堡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它们之间的重要缺环，考古工作者据此提出了仰韶文化的新类型——福临堡二期类型。
在晚期的文化层中，发现了罕见的石祖和陶祖各一件。石祖长约13厘米，与男性生殖器酷似，系用青石稍作加工；陶祖长5厘米多，前端有小孔，形如尿道口，系捏塑而成，根部和两个睾丸粘接在红色陶钵的内侧。专家认为，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仰韶文化晚期，出现了对男性生殖的崇拜，说明当时男性地位已逐渐提高，是进入龙山文化的父系氏族社会的最早征兆，它的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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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手记
企业有法 发达有望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听了关于《企业法（草案）》的说明，我这个在工厂里滚了30多年的人民代表，不禁心潮翻涌，浮想联翩。
1949年建国，屈指已39年。近4个10年来，遍布神州的企业还没有一部保障自己权益的法律，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企业法》终于将要诞生了。在
“终于将要”四个字后面，饱含了多少企业的苦恼，多少企业家的艰辛，多少职工群众的热望！
想起往事，企业无法，带来多少日子难熬。谁都可以当企业的“婆婆”，谁都可以向企业发号施令，乱摊派，就连街道办事处的“指令”你也得听。眼看企业有自己的根本大法了，实在令人高兴。高兴的还不在于企业拒绝各种名目的乱摊派有了法律撑腰，至关紧要的是《企业法》规定了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原则。
“两权分离”，是我们中国人在改革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马克思主义老祖宗那里有理论依据。将它明确写进《企业法》，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突破。
往昔，人们常说厂长难当。企业属全民所有，你虽是厂长，但许多事情说了不算。于是，“全民”干不过“集体”，“集体”干不过“个体”。企业越大，头儿越窝囊。
说厂长难当，却也好当。企业亏损，干不下去了，换个单位照当一“长”，即便“长”当不上，原有级别、待遇保留，工资照升。无权无责，反正天经地义。
如今不同了。“两权分离”上了《企业法》，而且旨在强化企业经营权，不执行就是违法行为。企业家们拥有了权力，当然也承担起巨大的责任和压力。把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真正办成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获取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责无旁贷。
“两权分离”，是政企分开的前提，两权分离的实施，还需要进行配套改革、配套立法。其中，关键之一是要改变投资体制。投资来源由单一化转变为多元化，投资主体由国家转向企业，将投资决策权适当地交给企业，势在必行。相应地，财税、信贷等方面的条块分割，基建、技改双渠道投资的局面，亦应尽快改变。
依我看来，中国企业家的智商系数并不低，胡作非为乱来的则更是极少数。而他们需要社会更多的理解，信任他们能够依法将国家的企业经营得更好。
近读《参考消息》，看到有人担心《企业法》有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对此，我却持乐观态度。只要我们上下左右，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依法办事，切切实实掌握这一法律武器，“一纸空文”之说纯属杞人忧天。
随着《企业法》的颁布和贯彻实施，数以千万计的企业——国民经济的细胞，将会在共和国的机体中更加活跃地发挥出应有作用。
耿胜杰
本文作者为七届人大代表、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解放汽车工业企业联营公司董事长兼经理。（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