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科学地评介布哈林
——读《布哈林传》
王怀超
一位著名诗人曾经吟诵过这样两句寓意深刻、富有哲理的诗句：有的人，尽管已经死了，但仍然活着；有的人，虽然还活着，却已经死了。事实的确如此。苏维埃国家的开国元勋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曾被列宁誉为“学识渊博的经济学家”、“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就属于前一类历史人物。
今年，是布哈林诞辰100周年，也是他不幸离世50周年。50年前，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在审判布哈林的法庭上声称：“时间将会流逝。这些可恨的叛徒们的坟头上将会长满野草，荒凉一片。他们将永远为最忠实的苏联公民和全体苏联人民所唾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的恰恰是同维辛斯基的意料完全相反的结果。人们不仅没有忘却布哈林，而且愈加怀念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尤其是斯大林逝世之后，在苏联国内，接连不断地掀起了为布哈林恢复名誉的呼声。这种呼声很快便越过了苏联国界。1978年，正值布哈林诞辰90周年和遇害40周年之际，要求为布哈林平反昭雪的声浪几乎遍及世界各地。一位历史人物去世后，在国内外引起如此巨大的风波，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在我国，这些年虽然出版了几本布哈林的论著，翻译和介绍了国外研究布哈林的成果，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但总的说来，对布哈林及其思想的研究还是相当薄弱的。令人欣喜的是，华夏出版社最近推出了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评介布哈林的专著《布哈林传》（范玉传著）。这标志着我国理论界也开始了对布哈林及其思想的系统研究。
由于布哈林一生的主要活动是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因而作者在本书中以较大的篇幅系统介绍了布哈林的理论和思想，从而使这本传记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作者这种安排是适当的，他突出了布哈林首先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个基本事实。半个世纪来，在国际上所以形成研究布哈林的热潮，不仅由于布哈林的思想和著述在社会主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由于他的许多见解和主张至今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鉴于此，作者在书中把布哈林的主要理论观点归纳为早年的经济思想、新经济政策是“唯一的无产阶级政策”、过渡时期阶级斗争问题、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俄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形式”、使农民富裕起来的政策、
“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平衡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和政策、对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世界革命过程的多样性”、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等专题，逐一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这样，虽然难免有所疏漏，但可以说概括了布哈林的基本思想。
本书的另一个特色，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就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客观地反映了布哈林的生平和著述；涉及当年的争论，也力图如实地表达了历史的真相和论战双方的原意。例如，对于十月革命前后，布哈林与列宁在国家问题、民族自决权问题、工会问题以及是否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的争论，本书首先是客观介绍了双方的观点，然后进行评析，并指出布哈林当时屡犯“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激进主义、脱离实际和未能掌握唯物辩证法。本书还依据布哈林思想发展演变的进程，把1921年作为一个转折点。就是说从1921年以后，他在列宁的影响和帮助下，注意克服原有的弱点和“左”倾错误，倾听实践的呼声，把理论研究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迅速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理论家。对于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以及斯大林的争论，作者均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可能加以客观的分析，澄清是非，既鲜明地指出了他的正确的观点，也毫不含糊地分析了他的不足之处。从而澄清了一系列强加于布哈林而又流传很广的不实之词。
例如，对于“发财吧”这个众所周知的口号，长期以来被认定为布哈林的一条罪状，似乎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极端右倾机会主义的口号。本书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指出这一口号是有其具体针对性的。1921年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有所恢复和振兴。但是，占农村人口50％的中农阶层仍然心有余悸，疑虑重重，恐富心理相当普遍，不敢放手发展生产，增加积累，改善生活。显然，这种心理状态对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是极为不利的。因此，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繁荣，走富裕之路，就成为当时农村工作的当务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布哈林提出“发财吧”（或
“富裕吧”）的口号，既符合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与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所以，把这一口号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是对富民政策的否定。
又如，关于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长期以来也被认为是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作者经过考证，没有发现布哈林曾经使用过“阶级斗争熄灭”这一提法。布哈林在认真研究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后，认为在这个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总趋势是逐步走向缓和，最后归于消失。布哈林不否认在一定条件下阶级矛盾激化的可能性，而是强调这种矛盾和斗争不是日益扩大和加剧，而是趋于缓和。在这个过程中，阶级斗争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直到社会阶级的划分最终消失为止。现在看来，尽管布哈林对于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发展规律的表述并不十分准确，但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愈加尖锐的公式相比，无疑更接近真理。
此外，对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平衡论”等理论悬案，作者也都一一进行了分析和清理。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经过发掘和研究，从布哈林的著述中概括出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精辟论点。布哈林博学多才，兴趣广泛，从不囿于成见和定论，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在许多理论问题上都提出过颇有见地的新见解。他是最早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形式”，并告诫人们不要回避这一客观事实，也不应怨天尤人，而应该根据这个特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提醒人们，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度，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在他看来，在一个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艰难的过程。
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布哈林是十分重视的。他深感俄国科学文化的落后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一再呼吁必须把文化建设看成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中心任务。他鉴于历史上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总会最终征服和战胜野蛮的、落后的民族这一事实，指出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其出路就是要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以造成无产阶级的文化优势，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应当解决的第一个最基本的任务”。为此，他指出，国家的各级领导者都应当成为文化拓荒者的榜样，成为有文化、懂业务的内行。布哈林坚决反对党的领导人对科学文化领域的具体业务横加行政干预，提出解决文化领域中的是非问题，只能采取自由争论和学术批评这一类方式，而决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手段。最后，布哈林对于无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关注，尤其是如何防止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官僚集权”的论述，也甚为精辟和深刻，今天读起来，仍能给人不少启迪。
要真正科学地评价一位历史人物，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尤其是要为布哈林这样一位生前和死后一直是很有影响又多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传，难度就更大了。因此，作为一本布哈林的传记，这本著作内容似显单薄，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拓展。由于本书是两年前所著，作者对于布哈林某些理论观点的评述，也还不够鲜明与充分。
第5版(理论)
专栏：党史人物
我党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
罗绍志
早在党的建立初期，上海有一名湖南籍青年，常以“钳工”身份在报刊上代表工人发表议论。他就是我党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
李中，原名李声澥。1913年秋，他与蔡和森一同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一师，他不仅与蔡和森很要好，还结识了毛泽东、罗学瓒等同学。在这些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他刻苦钻研功课，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15年，毛泽东在一师发起的驱逐校长张干的活动，李中是参与者之一。他还协助毛泽东领导一师的学友会。1917年11月，学友会举办了一所工人夜学，李中任乙班的管理。因此，学校附近工厂的许多工人都熟识他，亲切地称他“李先生”。
李中在一师毕业后不久去上海，在一家古玩商店帮工。这期间，他经常为店主到浦口、南京去收购古董。1919年初，毛泽东去上海路过浦口时，身无分文，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被偷了，没有车票，无法离开浦口。这时，恰好在车站外碰到了李中。李中慷慨解囊，为毛泽东解了燃眉之急。后来，毛泽东在跟斯诺谈话时，曾很有风趣地回忆这件往事。毛泽东说，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
五四运动后的上海，新文化、新思想广为传播。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后，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在这里扩大发行，吸引着从各地来沪“谋出路”的青年。李中成了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他打听到陈独秀的寓所在渔阳里二号，便经常前往拜访。陈独秀经常送给他新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并启发他到工人群众中去传播。当时，上海江南造船厂拥有三千多工人，该厂系曾国藩和李鸿章所创建，来自曾、李家乡的工人很多。李中与曾国藩是同乡，在这里可以找到不少湘乡籍工友，所以他毅然离开了古董店，进入了江南造船厂。他一面当钳工，一面通过同乡工友广泛联络工人群众。他的这种行动，很得陈独秀的赏识。为了共同筹建工会组织，陈独秀邀他到渔阳里二号同住。从此，李中不仅与陈独秀接触更多了，还通过陈的关系，广泛结识了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李启汉、包惠僧等人。
关于李中的这一段革命活动，毛泽东是很赞赏的。1919年12月，毛泽东送蔡和森、向警予等赴法勤工俭学，率领湖南驱张（敬尧）代表团赴京时，曾途经武汉，绕道上海；翌年3月，他们在北京完成请愿和宣传驱张的任务后，又到上海。毛泽东这两次在上海期间，都在渔阳里二号住过。李中向毛泽东介绍了自己在江南造船厂帮助陈独秀筹建工会的经历，畅谈了当工人的体会，并劝毛泽东入工厂。毛泽东很想入厂做工，但为了“湘事”，不久就赶回了湖南。
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为了培养党的后备队伍，又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李中在江南造船厂帮助陈独秀筹建机器工会，在工人中名声颇大；他又是“沪滨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之一，第一批加入了青年团。不久，又入了党，成为我党最早的一名工人党员。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在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设立了团中央临时机关。为培养青年和团的干部，临时团中央在党的领导下，组织青年团员和沪滨工读互助团的成员，有的在复旦大学旁听，有的在华法教育会、夜校授课，有的在外国语学社听课。李中既是外国语学社的学员，又是该社的外语教员。但他这一时期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工人运动上。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工人刊物《劳动界》。李中在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人运动的同时，还积极为《劳动界》组稿、撰稿，通俗地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宣传，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教育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斗争。1920年9月26日，他以“海军钳工”李中的署名，在《劳动界》第七册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深入浅出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观点，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一些党员、团员在工人中的宣传教育，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迅速提高，组织起来的要求十分迫切。为适应这种发展的形势，李中受党的委托，第一个在江南造船厂发起组织机器工会。他还把自己与陈独秀共同起草的《机器工会章程》抄送给电灯厂工人陈文焕，陈文焕按照章程的要求，在电灯厂积极开展工会的筹建活动，也成为机器工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上海机器工会于1920年10月3日在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社召开发起会，11月21日开了成立大会。据报载，发起会与成立会均由筹备会书记李中担任临时主席，陈独秀到会演说，并请陈独秀为经募处主任，推李中等为办事员。这个工会发起时，只有七八十个机器工人参加，到正式成立时，发展到三百七十多人。为加强机器工会的思想政治工作，李中还倡议工会事务所出版了工会刊物《机器工人》。在机器工会的影响下，上海印刷工会、纺织工会等也相继建立。
党的“一大”后，李中继续在杨树浦主办机器工会。他曾与印刷等工会协商，准备组织上海各业工会的联合团体，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成功。后来，李中的革命意志逐渐消沉，很少活动了。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李中被逮捕，经营救被释放。从此，李中脱离了党的组织，回到湖南。全国解放后，李中几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参加党的工作。毛泽东曾接连三次回信，邀他来北京。1951年7月，李中于赴京途中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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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团体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陈金罗 佘德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结社的热情空前高涨，各种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对社会团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
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是我国
社会生活逐步民主化的标志
社会团体是指人们为着一定的目的，通过结社成立的各种社会组织的总称。社会团体是社会进步尤其是社会生活民主化的产物。“结社”一词在中国一千年前就见于文字。但在高度封闭的封建社会里，结社既不可能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要求，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容许社会团体的存在和发展。只有社会发展到比较开放、法制比较完备的资本主义阶段，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已经确立，人们对自身利益有了足够认识，国家法律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社会团体存在的社会条件下，社会团体才能产生并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社会团体最初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但它并非资本主义的专有产物，而是社会进步尤其是社会生活民主化的产物。
社会团体在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表明：凡是社会生活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度或该国在政治上比较开明的时期，公民结社就比较活跃，社会团体发展就快，规模和覆盖面也就大。因此，人们往往把社会团体的状况作为衡量一国社会生活民主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全国性的各类社会团体近千个，绝大多数是1981年以后成立的。据上海市1984年的统计，1981年前该市有各类社会团体628个，到1984年猛增到2627个，增加了三倍还多。其他省、市、区的情况也差不多。试想：如果没有这几年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逐步完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搞活方针所造成的民主空气，人们是不会有这样高的结社热情的，也不可能涌现出这么多的社会团体。这几年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搞活方针的结果，是我国社会生活逐步民主化的标志。
社会团体是建设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社会团体在我国的存在和发展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消除了社会成员间在利益上剧烈对抗和冲突的经济基础，实现了全体人民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但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人们在职业、收入、爱好、习惯、种族以及心理文化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因而各种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是客观和必然的。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为全体人民的总体利益服务的，但在制定政策时也要充分考虑各不同社会群体人民的具体利益，需要听取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各不同群体的人们也有向党和政府及社会反映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愿望和要求。作为不同社会群体代言人的社会团体，正是适应这样的社会要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社会的需要，是社会团体生长和发展的土壤，也为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目前我国的各类社会团体正以高度主人翁的精神，活跃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领域并发挥着作用。事实证明，社会团体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社会团体是党和政府同广大人民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他们既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活动的社会组织，又是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和愿望的代表者，这种中介性的地位，决定着他们是党和政府同各群体群众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我国的绝大多数社会团体能够积极地向党和政府及时反映它们所代表的群众的呼声、愿望和要求，也能够积极及时地把党和政府的路线政策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为密切党和政府同各方面群众的联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社会团体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社会团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在自愿基础上成立的能够有组织地表达其意愿的法人组织，它通过向党和政府经常反映来自群众的呼声、愿望和意见，提供咨询性意见，对党和政府的决策有重要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团体的发展，拓展了人民民主的范围和程度，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个重要渠道和形式。
社会团体又是党和政府的助手。近几年来，随着各项改革的深入，政府的原有职能尤其是经济管理职能在许多方面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行业性社会团体应运而生，他们不受条块的限制，应变能力强，适应社会化管理的要求，在协助政府管理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政府部门一时无力顾及的情况下，许多社会团体积极参与，承担了许多政府部门管不了也难以管好的社会事务，兴办了许多社会公益事业，解决了许多社会性问题，成为政府的有力助手。
另外，许多社会团体还发挥自己与群众联系紧密、知识密集、信息灵通、灵活超脱等优势，在宣传改革、普及科学思想和民主意识、培养人才、协作攻关、搞活企业、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对外交往等方面，起到了政府部门难以起到的作用。
加强社团立法，保障
社会团体更好地发挥作用
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宪法中，一般都有结社自由的原则，并且通过有关法律对公民结社作了许多具体规定。我国建国后的几部宪法，都把结社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政治权利规定下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还没有一部调整公民结社的法律。
近几年来，我国人民行使结社自由的意识在日益增强，社会团体也已初具规模，并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用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来衡量，应当承认，我国人民行使结社自由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都还比较薄弱，在行使这一权利和自由时还容易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偏向。很多社会团体带有较浓的“官”气和行政化倾向，这与社会团体的性质是不相符合的，也妨碍其作用的发挥。许多社会团体因其地位和权利义务未经法律确认，还没有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其作用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政府部门对社会团体的管理也存在许多问题。
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抓紧制定结社法律的要求，体现了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的一致愿望。尽快制定结社方面的法律，使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的权利具体化和法制化，使公民结社有法可依，对社会团体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享有的权利及应承担的义务予以法律确认，是社会团体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根本保障。
第5版(理论)
专栏：出版消息
《徐霞客家传》
吕锡生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根据新近发现的《梧塍徐氏宗谱》与地方志对照整理而成，介绍了徐霞客先祖十六世及子孙二世计48人的生平小传。书中大部分资料是首次发表，为徐霞客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书前还附有介绍徐氏宗谱源流的文章。
（俞慈韵）
第5版(理论)
专栏：出版消息
《苏联怎样引进和利用西方资金与技术》
邢书纲、李允华等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本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分析了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在各个时期利用贸易、信贷、科技合作、工业合作、合资经营和补偿协定等各种途径和方法，从西方引进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情况。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具有工具书的参考性能。
（施玉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