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
——缅怀谢觉哉同志的崇高品德
李在藻 魏泽同
今年4月27日是谢觉哉同志诞辰105周年，我们对他老人家备感怀念！
谢老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任民政首长——原内务部部长，是新中国民政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谢老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其中，最珍贵的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崇高品德。
谢老主持全国民政工作的开始，就面对着遍及16个省（区）的大水灾这么一个使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揪心、使广大灾区群众忧愁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叮嘱谢老：一定要好好抓救灾工作，这事就交内务部主管。谢老迎难而上，全力投入了战胜灾荒的斗争。向全国提出了战斗目标：“不许饿死一个人。”为调动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谢老主持召开了由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成立了中央救灾委员会，选举董必武副总理为主任，谢老为副主任负责实际工作。有关的省（区）、地、县也相应成立了地方救灾委员会来开展救灾工作，调动了各有关方面的积极性，汇成了同灾荒作斗争的巨大力量。经过发动群众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以工代赈并辅以必要的教育，使灾区群众就地战斗而不逃荒，灾区社会秩序安定，不仅使“不许饿死一个人”的口号落到实处，而且为下季、下年度农业生产的恢复创造了条件。几个月时间，一场特大灾害即被克服。与解放前的有灾必有流亡、必饿死人、必有人卖儿女的惨状，恰成鲜明对比。
我国几乎年年有灾，谢老主持民政工作的10年间，也是年年强调做好救灾工作。他老不仅组织和督促干部深入灾区工作，而且经常亲临灾区视察工作并慰问群众。
谢老始终重视搞好优抚工作，并关心革命老根据地的建设，他老念念不忘军属、烈属、残疾军人、复员退伍军人和老区人民对国家作出过的贡献。建国初期，谢老即向中央建议，教育干部不要进城忘了乡、下山忘了山，要关心老区、经常有人去老区视察。中央十分重视谢老的意见，1951年决定组织中央访问团到各个老区进行慰问，并由谢老任访问团总团长。从全国抽调组成了63个剧团、44个电影队、8个曲艺队、5个幻灯队、2个摄影队、50个医疗队连同一批党政领导干部共8400多人的慰问队伍，分别建成9个分团，分赴各个老区，代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向老区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亲切慰问。
谢老率访问团深入基层，深入家户，问寒问暖，交流心声。访问团带来的是问候和鼓励，播下的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种子，掀起的是团结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访问团随时征集群众意见，谢老将有关农业生产、文教卫生、加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等方面的问题，系统向中央做了汇报，促进了有关问题的解决。
谢老认为优抚工作必须制度化、经常化。早在1950年第一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谢老就主持制定了5个有关优抚工作的条例，使全国优抚工作有法可依，依法办事。谢老一直强调优抚工作的政治意义，它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紧密相连，做好了就能使保卫国家的人民军队无后顾之忧，使中央领导在加强国防建设上无后顾之忧。做好了还能使烈属、军属、残疾军人、复员退伍军人的生活得到保障，使他们无生活贫困之愁，有逐步改善之望。
谢老认为：对于生活困难的城市贫民和残疾人，也应给以社会保障。这也要有长远打算。基本的办法应以组织扶持生产自救为主，辅以必要的国家救助。应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加社会保障工作。谢老认为：只靠国家拿钱包起来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各城市民政部门按照谢老的指示，组织扶持残疾人和贫困户从事生产，逐年有所发展，经由临时性的生产小组发展到固定型的生产单位，1 956年确定为社会福利生产的性质。谢老以极大的热情推动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壮大，于1958年举办了相当规模的全国社会福利生产成就展览，得到各方面的赞誉和支持。谢老亲自写文章并到处宣传，指出社会福利生产是中国的一种特殊生产事业，既为残疾人就业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又为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积累资金，这是民政部门发挥社会保障职能“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已经走出来的一条可行的路子。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反复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利国利民的路子，是一条使国家少拿钱多办事、甚至不拿钱也办事的路子。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专制影响的国度里，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既极为重要，又极为困难。谢老总是勇挑重担，迎难前进，在建国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抓紧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政权这项根本性工作。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指导各地抓紧基层民主建政工作，保证翻身农民真正掌握“印把子”，当家作主。1950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号召：一定要把人民代表会议开好。谢老以极大努力，不断督促各级民政部门投入到落实这一号召的积极行动中。谢老在调查总结先进地区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经验的基础上，亲自主持起草了省、市、县、区、乡等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省、市、县、区、乡等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通则经法定手续通过并颁布施行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初步地得以普遍展开。1952年中央决定建立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谢老受中央委托亲自主持起草了我国第一部选举法草案。谢老又不失时机地于当年12月召集各大区民政部长开会研究部署民政部门协助地方党政领导推动普选运动的开展。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两次接见与会人员，后又给谢老指示，提出了“这次普选运动是要全党参加，政府出面，训练干部、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认真选举，以达到民主建政的目的”的方针。这一方针就是通过这次会议传达贯彻下去的，它保证了普选运动的成功。对中央负责和对群众尽职，为中央分忧与为群众解愁，在谢老身上是高度一致的。他老总是认真关心和深入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集中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寻求解决的办法。这些办法谢老区分为“动手”的和“动口”的两类，认为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以内的事要动手，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以外的事，或虽属本部门职责范围但仍应向中央反映的事，要动口，即向中央反映和提出建议，或向社会呼吁，不能袖手旁观。这样做的时候，谢老往往置个人风险于不顾，在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期，谢老提出过加强乡政权管理合作社的职能、制止以社代政的意见。在地方政权建设工作中，谢老提出过党政分开的合理建议，主张通过制定方针政策和提高党员模范行动来体现党的领导，地方党委不必过多地干预行政工作，以避免以党代政从而削弱党的领导的偏向。我们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并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自上而下地实行党政分开，回头来看老一辈的正确主张，能不敬服谢老的远见卓识吗？
官僚主义是给中央增忧和给群众添愁的祸害，谢老对之深恶痛绝。他老在一首诗里表达了要扫尽官僚主义的心情，诗曰：“政情民隐应常通，咫尺间如隔一城，安得浮云都扫尽，长安虽远若门庭。”这里，谢老称民间疾苦为“民隐”，喻中央为“长安”，喻官僚主义为将中央与群众隔绝开来的“浮云”，本来，中央与群众近在咫尺，经官僚主义作怪，有如一堵城墙，使之隔开，一经把官僚主义扫清，中央与群众关系密切，思想交流，就有若门庭如市了。
谢老离开我们18年了。今天，谢老留下的“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这份精神遗产，应该为一切共产党员和号称“人民公仆”的公职人员所公有，共同继承，发扬光大！
谢老诗一首
（摘录）往事历历不可说，遗我碧磷和黑铁；金鸡一唱天欲晓，宝剑长埋地犹热。革命道途志不移，革命斗士白头稀，前仆一兮后起百，伫看旷宇生光辉。
作于1944年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为的是争得一个新中国
——沉痛悼念刘亚雄同志
刘晓 陈桂荣 杨蕴玉 丁一
春节假期，正月初三下午，我们当年山西女兵连的几位战友，惊悉原女兵连指导员刘亚雄同志病危，都争先恐后赶往北京医院看望。当我们先后走近她的床头时，看到心电图监测器上显示的线条还在有节奏地跳动，人工呼吸也还均匀有力，只是她闭着眼睛静静地躺在那里任医护人员采取着各种措施，却未意识到我们站在她的身边。家属说，发病几分钟后便开始抢救的，并未耽误治疗。我们多么寄希望于现代医学起死回生的技术，使病人脱离险境，转危为安呀！谁知我们尊敬和爱戴的刘大姐在2月21日即正月初五早晨8点34分心脏停止了跳动，竟同我们永别了，噩耗传来，我们都泪如泉涌，抑制不住深沉的悲痛。
（一）
亚雄同志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走完了87年坎坷的旅程。她一生历尽人间沧桑，饱受各种磨难，但她不畏艰险，对自己的信仰从不动摇，劈荆斩棘，执著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早在青年时代，亚雄同志还是太原女师学生的时候，北京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受其影响，她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和石萍梅等进步同学一起投入到划时代的革命洪流之中。后来，亚雄同志考入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受李大钊、鲁迅等著名教授的影响，政治觉悟继续提高到新的境界，成为1924年发生的震动全国的女师大风潮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之一。1 926年初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3月18日，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横行霸道、炮轰唐沽，侵犯我国主权的强盗行为，在共产党人李大钊、陈毅等的领导下，数千人到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了游行示威，亚雄同志作为女师大代表是此次大会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段祺瑞反动军阀政府开枪镇压，造成了血腥的“三·一八”大惨案。已经是三年级大学生的亚雄同志，由于政治身份暴露，被女师大开除了。她怀着对反动当局弹压爱国运动、扼杀进步学生求学机会的愤恨，依依不舍地告别久已慕名并为之战斗过的母校。当年9月被党组织送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从此，她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28年底，亚雄同志从苏联完成学业回国，先后在江苏省委宣传部、中央组织部、河北省委从事地下工作，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斗争环境极为艰苦，革命者顾不上考虑个人的终身大事，亚雄同志直到1931年30岁时才和一起工作的陈原道同志结婚，由于叛徒告密，新婚夫妇相继被捕入狱，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坐牢一年多，终因敌人拿不到任何证据才被释放。夫妇二人结婚两年，一起生活的时间总共不满半年。陈原道同志二次被捕，在南京雨花台从容就义后，亚雄同志将刚满5个月的遗腹子纪原交给父母抚养，为争得一个新中国，自己又只身去南北奔波。她未再组织过家庭，无论是战争年代，无论是和平建设时期，她都勇担重任，专心致志，兢兢业业，出色地为党工作了60多个春秋，成为党内杰出的妇女工作者、社会活动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贞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对亚雄同志始终怀着敬佩的心情，她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高级干部，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二）
我们和亚雄同志相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在太原“女兵连”她担任政治指导员的时候。那时期，国难当头，华北危急，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气焰刺痛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但国民党反动派头子蒋介石却不许军民奋起抗日，实行
“侈谈抗日者杀勿赦”、“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镇压人民的反动政策，全国各地一片白色恐怖，地处中原的河南省统治当局镇压学生抗日活动尤为残暴。我们中有的同学被学校挂牌除名了，有的正在被追捕。河南那样大，竟容不下我们一张书桌。在党组织直接间接帮助下，从1936年冬季开始，我们河南的许多同学便投笔从戎，三三两两相继奔向太原参加了“女兵连”。
1937年3月5日成立的这个“女兵连”，是继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代武汉黄埔军校及十年内战时期四方面军红军女兵连队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唯一的、由女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一支女兵连队，学员来自京、津、东北、河南、河北、山西等16个省、市的爱国知识青年，前后共有190余人，亚雄同志就是这个连队里的指导员。这个革命连队在老奸巨滑的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能够存在，完全是由于以薄一波同志为首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忠实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成功地与阎锡山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缘故。“女兵连”是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产物，这一形式决定了“女兵连”的训练方式。亚雄同志和阎锡山派进连里的旧军事教官一起担任训练任务，并且为了革命大局的利益，还必须安排阎锡山指定的某些课程，但亚雄同志善于以巧妙的方式和灵活多样的办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以达到灌输青年们正确认识和提高思想觉悟跟着共产党走的目的。那时，我们正面学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公开合法的，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课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每当应付统一战线的要求学习阎锡山编纂的
“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物产证券”等的小册子后，亚雄同志总以指导员的身份给我们作辅导，拿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与阎锡山的主张作对比，深恐我们分不清是非上当受骗。那时我们都心领神会地把亚雄同志的辅导看作是“消毒”。我们从窒息人的河南来到处处洋溢着革命气氛的“女兵连”，真如鱼得水，喜不自禁，有个同学半夜在被窝里还高兴得唱国际歌，亚雄同志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她并未批评我们，却十分友善温和地告诫我们要唱抗日救亡的歌曲，而且应在白天唱，以免引起麻烦。我们来太原的河南同学们，过去多半是反蒋抗日的思想，对“双十二”事变放掉蒋介石并不心悦诚服，经过亚雄同志循循善诱的政治思想工作，才使我们彻底转变，真正理解了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从而更加信仰和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
有着亚雄同志作指导员的“女兵连”，简直比我们自己的家还感到温暖，她对我们体贴入微。1937年旧历除夕的晚间，亚雄同志怕值夜班的政治工作员思念家乡，给端来一个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丸子火锅，风趣地说：“吃了火锅不想家！”有位同学从连里派到外县的一所中学以文体教员的身份去进行革命活动，不久被山西旧势力以不继续发给聘书的方式排挤出来，亚英同志不加任何非难，仍然安排她回原班继续学习，在亚雄同志热情关怀下，这位同学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曾三进三出“女兵连”。
“七七”事变爆发后，我们坚决要求上前线，亚雄同志支持我们，但同时教导我们不能光凭热情做空头的革命家，得有前线需要的真本领。她一面让我们认真学会打枪，还要学会如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保家卫国，一面指定我们中的一位同学带领连里一部分女战士去太原陆军医院学习救护伤员的知识和为受伤战士进行包扎、治疗的具体方法。就这样，经过亚雄同志的辛勤工作和精神熏陶，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意志坚决，能文能武的女青年干部，分别派赴到各条战线上去：有参加青年抗敌决死队（即山西新军）或组织游击队直接从事武装斗争的；有参加战地服务团上前线担任救护、慰劳工作的；有直接派到地方上搞民运和政权工作的。“女兵连”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我们和亚雄指导员从此分手了。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幅员辽阔的祖国领土，虽然使我们和亚雄同志的联系不那么密切了，但是她离开“女兵连”后的情况我们都是清楚的：她组建过游击队、担任过晋东南妇救会主任、曾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位女专员；日本投降后，她到东北担任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长春直辖市市委书记；建国后担任过中央劳动部常务副部长等等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曾从“造反派”编造和散发到各地的“叛徒”名单中看到有亚雄同志的名字，可以想象到她所受的残酷迫害和严重摧残的情景。
（三）
我们和亚雄同志重新见面，是在党中央拨乱反正、加在我们大家身上的“莫须有”罪名得到平反，都重新被安排了工作之后。亚雄同志担任交通部的顾问，虽年事已高，她仍然兢兢业业，勤奋学习和忘我工作。我们每次去看望她，她都热情接待，对于过去“女兵连”的老战士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也都两鬓花白了，她却还是当年当指导员时那般关怀着大家的各方面。我们中有两位同学因偶发的病情住过医院，亚雄同志不顾自己年老体弱，都曾亲往医院探望。
1981年4月的一天，她听说我们中一位离休同学要开饭店做生意，她深恐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她当年的老部下中有人经不起金钱的引诱误入歧途，便立刻亲自去找那位同志了解情况。该同志住在崇外大街一座八层楼上，可巧她去时停电，没有电梯，她竟一层一层爬了上去，她那时已是80高龄的老人，眼睛又是高度近视，好不容易上了楼，该同志偏偏未在家，她特地请邻居转告该同志一定到亚雄同志家去一趟，有要事相谈。当天晚上该同志去了她家，亚雄同志委婉地对她说：“共产党员绝不能当资本家，听说你要开饭店，不知是什么想法？”该同志曾长期在医院里担任过党政领导工作，医院几个退休的医务人员想为人民办点好事，打算开个名叫“药膳”的保健饭馆，以饭菜治疗慢性病，由于该同志与各方面关系熟，把这些退休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后，帮助他们办理了开业手续，自己没有参加经营，也未贪图和接受过任何不义之财。亚雄同志弄清了情况才放心了。亚雄同志经常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全国人民都还需要艰苦创业，尤其是国家干部，尚不应讲吃讲穿，铺张浪费，她自己就一直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
在我们重新和亚雄同志有联系后，从在她身边的人员口中听到了许多值得向亚雄同志学习的生动事例：还是周总理对她提出要她做套毛料子服接待外宾，她才做了一套，只在接待外宾时才穿，平时仍然穿着普通的衣服；她爱人陈原道同志的弟弟来北京看她，想申请组织补助路费，她听说后劝阻了，她拿自己的工资解决了陈弟往返的路费；她的老母亲瘫痪在病床九年，她从未向组织上申请过补助，就靠个人长期节约生活开支的办法来为老母治病。她自己非常节俭，对帮助别人却不遗余力：还是在人民公社化时，她劝父亲刘少白同志把2800元积蓄拿出来帮助解决家乡农村生产中的困难；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一个老部下由于受迫害，停发工资生活十分困难，穿着破烂而单薄的衣服跑到北京来找她，亚雄同志除将这位同志安置在自己家里吃住外，还为该同志购置了衣服；亚雄同志在长春市当市委书记时，有对夫妇因感情不合离婚了，将小女孩判给男方抚养，男同志不会带孩子，也影响工作，亚雄同志就收养了这个小女孩，调北京工作时把这个小孩也带进北京，抚养到该上小学时才被其父接回长春，这个女孩如今已成长为国家干部，她回忆起往事时常说，对她感受最深的是，小时候她和亚雄同志唯一的儿子在一起生活，亚雄同志从来没有用公家配给她的汽车到幼儿园和学校接送过孩子，假日里她和纪原哥哥去公园游玩，都只能乘坐公共汽车，亚雄同志处处教育孩子不要特殊化。亚雄同志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长期和一般干部同住在一个大院里的几间平房中，从未想过要调换一个条件更好的住处。我们常听她说自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亚雄同志从不居功自傲，而是谦虚谨慎，虚怀若古，她的人生价值观是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典范。
亚雄同志和我们一起参加的最后一次活动，是1987年5月“女兵连”成立50周年的史料座谈会，她参与了全部筹备工作。大会期间由全国各地来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的当年女兵共70多人，从大家沟通的情况和掌握的资料表明，当年的190多名女兵，由于“女兵连”的一段训练，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在日后的斗争实践中，经受住了各种锻炼和考验，成长出不少杰出的人才，如在抗日战争中奉献出年青生命的民族英雄李林、朱淑荣等等，就是“女兵连”的光辉代表。当年的女战士更多的是成长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还有成长为专家学者的，亚雄同志对此特别感到高兴。去年她已经是86岁的高龄，身体又不好，在一周多的时间里她基本上坚持大会必来，还亲笔写出讲话稿，在大会上对大家宣讲。她对50年前这些女知识青年出来参加革命的原因进行分析说：“回想当年投笔从戎，为的是什么？我认为为的是争得一个新中国”。是的，“同志们血没有白流，汗没有白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是争到了，但是，按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我们坚信：在党中央英明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指引下，经过几代人的继续努力，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社会的远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亲爱的亚雄大姐，安息吧！